最好的总是艺术
太太供职的出版社新出了一本《100个奥运冠军的童年》。样书带回家后，五岁的女儿一有空就抱着看。女儿爱看书不说，还爱提问题，因此所在幼儿园的小朋友送了一个“问号虫”别名给她。每当女儿读书之际，我就会在心里提早作好防范，以免被她的那些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弄得哑口无言。读书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用各种各样形式提问的过程。读不出问题来，要么是脑子不叫脑子，要么是书不像书。这一点，热爱阅读书籍的孩子在各方面都会强于电视看得太多的孩子。那一天，捧着书香的女儿突然问：“梁艳是谁？”梁艳还能是谁，不就是老女排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但在各种媒介的陈述里，总说成是所谓女排精神承前启后的那一位吗？我将有关中国女排的英雄史凭着记忆说了一通，譬如排球和足球、篮球的区别；譬如当年中国的体育运动是如何逢赛必输地虚弱；譬如那一次老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如何兴奋得又是哭又是笑。女儿对这样的回答一点也不满意，继续提高声调地说：“我只是问——梁艳是谁？”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看似最为普通的问题，所指向的却是变革时代社会形态与大众文化心态的本质。在当年那些振奋人心的胜利，以及和胜利一起诞生的那些振奋人心的口号下，作为个人的价值存在于哪里？老女排们泰山压顶般的重磅扣杀，是激扬起一个民族奋起的力量，抑或正好相反，是一个正在奋起的民族潜质，通过生逢其时的一批人，得以恰如其分地展现？老女排们鲤鱼跳龙门般的跃身救险，是在以那些不算强壮的青春年华，挽夜色苍茫垂垂老迈之文明于既倒，抑或是几千年来文化的生生不息绵绵无绝，通过这样一批女子而昭示自己正在到来的新生？还有老女排们最为鲜明的招牌——天安门城墙般的网上拦截，到底是人类在物竞天择互为淘汰的新一轮攻防中，所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还是双方在一定游戏规则之下，以自娱的方式，最终达到娱乐所有人的一次美妙竞技？
一位到美国去过多次的前辈作家，谈起美国时，说自己来来往往于大洋两岸，对美国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发达，不是它的现代化和强大，而是那个国度里一个普通人做的一件极小的事。那次他去白宫观光，在离白宫只有二百米远的街边上，站着一个老人。是那种蓝眼睛、鹰钩鼻子的纯种美国人，而不是异族移民。老人胸前挂着一只皮包和一块纸牌。纸牌上用英文写着：“我有一个梦想，这辈子要在银行存足一百万美元，现在，我已经存了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还差一美元，请你们帮帮我！”老人面前围观者不少，和通常什么怪事也难留下美国人匆匆脚步的情形不同，大家都乐得看老人一眼，并且一个个笑眯眯地掏出一美元，放进老人胸前的皮包里。老人也笑，且无丝毫别的表示。其实这也是一种乞讨，老人是在求别人给自己一美元，可他那开心的乐呵呵的样子里，丝毫没有那种被施舍的感觉。原因就是构成乞讨的双方，都在参与一种行为艺术。老人的幽默，深藏起自身的无奈，他没有强求别人为自己付出，而是用自己的付出来换来别人的回报。在老人与旁观者之间，乞讨的含义还在，但它已经退至不甚紧要的地方，浮上来的是二者彼此间相互欣赏。在艺术的魅力之下，腐朽也能化作神奇。
进一步由排球想到，足球为什么总是魅力无穷？根本原因就是它已成了一种成与败的艺术。人们说一场足球赛如同一场战争，但人们总在咒骂战争，因为战争是以敌方的毁灭与消亡为代价的。足球不是这样，它是亿万人都会使用、都会欣赏的一种行为。成败的结果固然很重要，过程则更关键。假如没有过程，人们肯定宁可选择玩抓阄与老虎机。通常人的行为中，脚步是不能上大雅之堂的，可在芭蕾舞台上，脚比手还美妙动人。那般风情万种，韵律千回，教人如痴如醉。球场上每当有人飞身做那匪夷所思的绝技，总会赢得成千上万人的喝彩。这喝彩并不在乎那球踢进了没有，它在乎的是生命在那一瞬间里迸发出的辉煌。无论怎么地久远，这样的时刻都不会过时，它总是经历中最美的，因为足球里顶尖级的东西，无一例外全是艺术的极品。足球让男人那双酸臭难闻的脚变得出神入化，千万遍地上演一曲曲动人心魄的壮歌，非艺术，是不能够让某种东西流传得那么广那么久远！
于是这个世界就出现一种足球的天命：只要有足球在，不管它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活着，我们总会因为它而联系到巴西。
在全世界喜欢足球的人当中，谈到哪个国家的足球最好，绝大多数人是会认定巴西的，巴西队第四次夺得世界杯以后，失败了许多次，每次失败都让许多人备感伤心，并在心里认定只有巴西队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才是绿茵帝国中的真正英雄。
巴西足球让人销魂，原因是他们在用艺术之心来对待足球。在巴西人的球场上，一会儿能听到贝多芬的英雄与命运的交响，一会儿又能听见施特劳斯那蓝色多瑙河与月光小夜曲的圆舞。在巴西人的球场上绝对见不到那些枯燥与乏味的东西，人生的才情总是不时地在眼前闪烁。对于足球来说，它与人生的问题总是一样。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这是每一个人都备感困惑的问题。属于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无限，如果说这是物质所决定的话，那我们就得换一个途径，从精神上去寻找出路。实际上，生命在降临这个世上时，它原本是纯物质的。物质的肉体极限值总是那么微不足道，只有当它假借精神的翅膀以后，生命才显出一种强盛。所以，人的精神是生命的精髓，平常岁月里的每一步行走都是由它来做出决定，躯干只是徒有的外表，而影响着人的精神的，最重要的莫过于艺术。摇篮曲为什么那样经久，因为它最早告诉每个初来人世、混沌未开的生命，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爱。细细小小的摇篮曲，能轻松地完成这一个重大人生课题，原因是它是艺术。
巴西人小时候肯定不知道自己踢球所将要承担的为了民族名节的重大使命，但是桑巴舞的节律与鼓点，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切都融于最早的启蒙中。
艺术所缔造的精神是最强大的。在人的成长中，注定了要让每个人无论绕多大的弯，总归要回到艺术中寻觅一片归宿。向往大海的，可以在心灵的大海中激荡。向往蓝天的，可以在灵魂的蓝天中翱翔。这是人在聆听第一声摇篮曲时就铁定了的。人越是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在自己唯一的人生旅途中到达别人尚未达到的境界。体育如人生，道理也是一样的。仅有一身力气，再加上手脚的几招鲜活儿，就以为懂得了体育，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赛场上也有帕瓦罗蒂的歌唱，赛场上也有阿炳的二胡和凯尼金的萨克斯旋律。只是平常人听不见。
多年之前，我们没有来得及思考梁艳是谁？以及那些与梁艳同场竞技的队友们是谁？多年之后，面对从最简单质朴的层面上质疑梁艳是谁的一代新人，从记忆深处重新翻出这些旧事，当年的激情不仅变恍惚了，甚至有点不明白，那时候为何会将一场体育赛事，象征为与天地一样大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伟业。如今的梁艳，在我心里的全部真实是，任何时候都是那样甜蜜的微笑，任何动作都是如此与众不同的优雅与洒脱。这样的怀想促使我更愿意将引发自己年轻时空前激动的因素，认定为一种绝妙的艺术出演。
人一生中相对于失败，胜利的机会总要少上许多。即便有少数人与此概率相悖，放在与生俱来只能将悲剧当做正剧演出的命运里，还是无法摆脱生命之美就在于它是悲情的这一恒定不变规律。在怀想中，老女排当年的五连冠仿佛一点也不重要。我明白，自己终将长久地记住那些在高水准的竞技场上出神入化，最终具备了艺术气质的难能可贵的品质。
我决定用以下方式告诉女儿：梁艳小时候像她一样爱撒娇，却一点也不怕摔跤和打针；梁艳长大后成了一位非常可爱的排球运动员；梁艳将排球场当成剧院，无论比赛和训练，都像教她跳芭蕾舞的那位来自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奥丽加老师一样优雅；梁艳打排球时格外认真，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像她弹钢琴的小手指那样，弹不错一个键。我没有告诉她哪怕一个字的关于爱国和振兴中华的事。口号除了永远是口号，有许多还成了蓦然回首时的笑料。几十年来，故国家园的巨大变化，是在人们日复一日的默默劳作中产生的。空谈无益，空喊更无益，要紧的是人皆能之、人皆亲近之的生活常态。女儿听后，很满意地亲了我，早上起来上幼儿园时，已经出门了，又返回来将那本翻开，指着目录要我好好看看第八十四页上介绍梁艳的那一节，并且一再要我写梁艳，也只能写梁艳，不能写别人。我答应了，因为我发现自己也很喜欢那个将排球艺术化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