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导师胡乃武教授做学问

跟着导师胡乃武教授做学问

杨瑞龙[1]

6月10日一早接到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的电话,告知我恩师胡乃武教授已于9日深夜驾鹤仙逝,一开始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感到震惊,之后悲从心来。胡老师在太原期间我曾专程赴太原探望过他,当时觉得胡老师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没有想到从太原回北京两个月后就撒手人寰。作为胡老师的博士生开门弟子,我不禁悲从心来。我是1987年来到人民大学投师于胡老师门下的,1990年博士毕业留校,在胡老师麾下从教,与胡老师朝夕相处34年,胡老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于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思考毕业去向时,一方面考虑到自己对学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希望步南京大学经济系的洪银兴、金碚等师兄后尘,打算到人民大学进一步深造,在做了一番功课后我打算报考时任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胡乃武教授的博士生。50岁不到的胡老师是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前三批博士生导师中最年轻的博导之一,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胡老师,对于能否被胡老师看上心里直打鼓。当时正在卫兴华教授门下求学的洪银兴师兄向胡老师推荐了我,我随即把我在南大读书期间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寄给了胡老师。当时在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周振华也申请胡老师的博士生,周振华的发表记录也相当不错。胡老师看了我们的申请材料后,对我们两位都有兴趣。为了同时把我们招募到人民大学,胡老师专门到研究生院申请免试推荐名额,但只争取到一个免试指标,他建议我们两个商量分享一个免试指标。结果我只考英语,周振华只考专业课,我们两个都顺利考入人大,成为胡老师的博士生开门弟子。

胡老师在校图书馆前与吴晓求、杨瑞龙、邹正方、郑超愚、韦伟、王辰、王庆等学生合影

胡老师培养学生不是采用“放羊式”的培养模式,而是严格把握每一个培养环节,经常来宿舍督促我的学习进度与科研状况。记得当时我住在东风二楼,胡老师经常会在晚饭后散步来到我的宿舍,名义上说是顺道来看看我,其实我想是来督促我学习的。由于胡老师来我宿舍是随机的,因此我都不敢随意离开宿舍,以免给胡老师留下“偷懒”的坏印象。胡老师来我宿舍既会谈论学术问题,也会讲他的学术生涯与工作经历,同时也会传授生活上的经验。在胡老师的“督促”下,我几乎没有“放纵”自己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努力学习。三年的博士生学习生活很充实,我读了很多经济学文献,学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博士生的第一年就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博士生第一年课程学习结束后就开始考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入学之前我主要从事的是微观方面的研究,而胡老师从事的是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因此,如何既能发挥自己的研究专长,又能纳入导师的研究方向,是我当时要考虑的问题。在胡老师的指导下,我最终把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核心内容是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来重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胡老师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我先做一个文献综述,把研究的难点重点问题及逻辑理清楚,争取形成一本专著,为开题做准备。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前期研究经整理后变成了一本专著并正式出版了,加上后来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三年学习期间出版了两本专著。开题报告完成后,胡老师邀请了若干高手来指点,几经修改才确定了写作提纲。然后我埋头写作,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初稿。胡老师仔细审阅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改正了一些笔误,也纠正了标点符号。后来在胡老师的争取下,我获得了教育部资助赴海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名额。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进修的那一年期间,我读了很多相关文献,特别是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参见《杨瑞龙学术自传》的相关内容),我又对博士学位论文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胡老师(左一)、蒋学模教授(左二)在山西五台山与青年学者合影,右三为杨瑞龙,右二为韦伟

如果有人仔细查看我的个人简历,会发现我的留校工作时间要早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间,原因是我于1987年4月出国学习,7月应该是我博士毕业的时间,但此时我还在昆士兰大学进修。胡老师觉得我今后适合做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建议我留校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博士是非常稀少的,我入学的那年人民大学总共仅招收了四十多名博士生,因此博士学位获得者是个“香饽饽”,基本上是想去哪里工作就可以去哪里工作。但在胡老师的召唤下,我也没有做任何其他选择,同意留校任教。胡老师就在我出国期间帮我办理了留校手续,于1990年8月入职人民大学。我于1991年5月初回国,正好赶上论文答辩季。胡老师审阅我的论文后同意推荐我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于是我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胡老师凭借他在学术圈的好人缘,邀请到了经济学界的大牛卫兴华、厉以宁、张卓元、周叔俊、周叔莲、钟契夫、董辅礽(按姓氏笔画排名)参加了我的答辩会,组建了后来很难有其他博士生可以比肩的超级豪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这让我终生难忘。答辩委员既充分肯定了我的论文的理论创新,也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最后全票通过了我的论文答辩。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拍照的相机发生了故障,意外曝光导致这么珍贵的图像没有被保留下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同意把我的论文列入当时在经济学界名气颇大的“经济科学文库”后,我又根据老师们在答辩会上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大幅修改,有些章节几乎重写。《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后多次加印,发行量超过一万册,这在纯学术著作中并不多见,一般研究非均衡问题的论文大多会引用我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春节在昆山老家度假期间我接到了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短信,她告诉我商务印书馆拟重版一批改革开放以来优秀的学术著作,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被选中,问我是否同意由商务印书馆重版。我自然非常欣喜。该书毕竟是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于90年代初,经过了将近30年的时代变迁,无论是我国的体制模式还是经济研究范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务印书馆能够把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优秀学术著作之一重版,既是对我当时学术研究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胡老师培养博士生质量的一种肯定。我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再次感谢了导师胡乃武教授的培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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