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仲夏的南京，酷热难耐。然而，灯下展读雪岗君的这部书稿，却似有习习凉风拂面而来，令人有一种欣然神会的愉悦。

雪岗君随我读书治学，是从他读硕士开始的，接着是读博士，前后六载。他博士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亦时来问学。雪岗读书治学的特点是从文献出发，细致、深入，不尚空谈，所以往往立论切实，而又能融合贯通。这部在他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书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以先说书后的附录：《〈汉书〉札记》。这其实是此书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南京大学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第一学年，必须读几种先秦两汉的基本典籍，如《诗经》、《楚辞》、《左传》、《史记》等等，往往视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而定，没有一定之规。雪岗自然也是如此，《汉书》即其当时所读书之一。而现在附在书末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的《汉书札记》，正是他那时研读《汉书》的心得。

这部分内容相当丰富，读起来也饶有兴味。比如，“三皇五帝”条，指出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律历志》全袭刘歆《三统历》。“古者重武官”条，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应断句为：“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而不是说古代重武官。“班固以李悝、李克为两人”条，举《汉书·艺文志》、《古今人表》等，谓李悝、李克实有二人。“袁盎与晁错”条，认为二人在《汉书》中虽合传，却为两类人。“宣帝与陈遂博弈”条，辨析二人博弈究竟是宣帝负还是陈遂负，颇为有趣。“匡衡说《诗》解人颐”条，则指出匡衡之所以说《诗》解人颐，是因为其《诗》学原无师法，常附会时事的缘故，等等。这些札记，既重视内证，又能援引其它多种文献，疏通贯穿，所以其说法也就能让人信服。像“爵位价值的下降”一条，《汉书》、《后汉书》之外，就徴引了《风俗通义》、《九章算术》、《敦煌汉简》、汉乐府诗《上山采蘼芜》等，反复辨析，触类可通。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的这些札记，还能注意从一些具体的生活现象中，发现和揭示当时的社会思潮和风气。如“阴阳家”一条，指出元、成之时所重阴阳之学，已成为当时的一般思想知识。“陈圣刘太平皇帝”条，谓“陈圣刘太平皇帝，”表达了汉哀帝再受命于天以中兴刘氏的愿望，后来王莽仿之，都反映了汉为尧后的观念。“杂说”条，指出《春秋》杂说类著述，乃经师杂糅阴阳五行等多家之说而解《春秋》者等等，皆为其例。

实际上，正是在对《汉书》作了上述如此深入细致的研读的基础上，在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思想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变迁进行了反复的思索和考量以后，雪岗才最终选择“两汉之际社会与文学”的论题，展开他的研究的。

自汉武帝起，开始有意识地大规模制礼作乐，显示出其承天命而为圣王，修三皇五帝之业，致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至西汉中后期，政治上渐生危机，于是便有一些士人称引天道，绍述圣统，批评朝政，以维护圣人受天命而治的社会理想。像眭弘引述其师董仲舒“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的话，提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刘向上书言：“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非独一姓也。”甘忠可谓：“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甚至有汉哀帝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等，就都是杂引谶纬等诸家之说，试图获取不同社会阶层和禀承不同学说、信仰之人的支持，以便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

西汉后期的政治、社会思潮既已发生变化，自不免会影响到学术和文学的发展。雪岗从汉为尧后、为火德之说的产生及其与西汉后期政治的联系入手，进而把握两汉之际政治、社会思潮，当日礼制、士人思维方式和历史发展观的影响，探索经学注疏的变化，探究命定观对士人个体意识自觉的推动作用，探讨汉大赋创作倾向的由讽谏向颂扬的转变，揭示两汉七言体小而俗的特色及其与谶纬的关系等，就都顺理成章而言之可据了。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今之读书治学亦然。深入研读、体会作品，才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有所创获。雪岗此书，既已不乏深造有得之言，它日左右逢源，取得更大成绩，当是可以期待的。

是为序。

巩本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