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诗旅
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
——［英］威廉·布莱克
一
此行缘起非常之早。
2005年5月25日——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记住这一天，是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好日子：在这天中午睡午觉的时候，我一连接到两个电话，全都是好事。其中一个电话是一家海外出版公司的女老总打来的，要一次收购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尚在写作之中），另一个是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已经不是）打来的：说澳大利亚翻译家西敏接到英国一个诗歌节的信，信中说想邀请我去英国参加他们的活动，西敏正设法与我取得联系。
很快我便收到了西敏本人的邮件，信中说：英国曼彻斯特诗歌节欲邀请我和他参加他们的活动，今年或明年，问我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西敏说他今年的工作已经排满了，那就明年吧。结果到了“明年”——2006年却没了消息，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敏在2006年底带给我的好消息是来自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这个邀请让我在2007年夏天独自一人成行了。一晃到了2007年底，英国那边又有了消息，很快正式的邀请函也寄到了，是向我们两人同时发出的，邀请我俩参加在2008年11月7-9日举行的第20届奥尔德堡国际诗歌节。
拿到邀请信，我才知道是奥尔德堡诗歌节，而不是什么“曼彻斯特诗歌节”，而西敏兄还糊涂着呢！他要再过几个月方才恍然大悟：我们将要参加的诗歌节跟曼彻斯特没关系！至于他脑海里怎么蹦出了一个曼彻斯特，他也讲不清楚。
西敏真是我的福星！
实际情况是：此次英伦之行、去年荷兰之旅、以及我的头一个正式的英译本诗集在英国的出版……所有这些好事的缘起都要归到西敏这里。2003年，我们在中国的西北相遇相识，我送给他新鲜出炉的《伊沙诗选》（青海人民版）；2004年，他选译了其中的10首诗并挂在由他担任编辑的国际诗歌网上——我的上述好事便是由此而起，由西敏所译的这十首诗而起！
二
听说，英国的签证是最难拿到的（比美国还难拿）——当然，这是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而言。那么，我究竟要签几次证才能到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英国驻华大使馆所辖的签证中心位于东直门的东方银座大厦上，我在两个月中两赴北京三次进过那座楼，两次正式递交申请材料，一次拒签，一次获签。那种疙里疙瘩七上八下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伦敦希思罗机场五号航站楼的入关处，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的小姐看了我的护照问我：先生，为什么曾遭拒签？我用幼稚的英语回答：诗歌节要付我两百英镑，签证官认为这不对。制服小姐让我坐在英国境外的一张椅子上等待，她要去打一个电话——我不知道她是要给英国驻华大使馆打还是给英国诗歌基金会或奥尔德堡诗歌节打，只好老实等待，听天由命。还好，在五分钟漫长的等待过后，制服小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喊我过来，举起大印，在护照上狠狠地盖了一下，然后说：谢谢！再见！
真不容易——我是说：不论是作为一名中国公民还是一名中国诗人。过去是“这边”不让出，现在是“那边”不让进，东方亮了西方不亮。身为一名中国公民，我该承担别人对我所持护照的傲慢与偏见；作为一名其志也大的中国诗人，我应当承担得更多——对我来说，这毫无问题，早已想通，老子认了！
尽管此行，我比四年前申请赴美遭拒签的那一次想去得多：这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的诗歌节不说，对我个人来说具有突破意义的英译本诗集将在这个节上首发！还有便是：主人的热情让我感动，尤其是到后来，他们执着地提出：如果我最终未能拿到签证而无法成行，他们想让我以网上视频的方式“参加”这届诗歌节，朗诵我的诗！
这近乎悲壮了！
三
五年之中，我最大的变化是成功地减了肥，但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五号航站楼的出口处，西敏还是一眼便认出我来——他提前两天经过22小时的残酷飞行先到英国就是为了接我！西敏还像五年前那样高，略微老相了点，但却老得很有味道，反倒让五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显得有点生涩，那一个像博士，这一个像翻译家。西敏大我五岁，是1961年生人，他后来两次十分自然地说自己属牛，说得我直想乐：汉学家很难说是“老外”，他们的一部分意识与思维已经中国化了……
西敏的身后站着诗歌节的女司机，与我握手寒暄，她说经过两天刚跟西敏先生混熟了，但是一听他跟我讲中文，又令她感到很陌生——从此开始的两个多小时里，她的这份陌生感只会加剧。因为从希思罗机场到奥尔德堡的高速公路上，西敏跟我说了一路中文。
译者深知作者心——因为原本就同此一心，一上车西敏便说：书出来了！说着便从座位上操起一本给我看——我的第一个在国外正式出版的英译本就在眼前（西敏带着它来接我）！说实在的：我真想亲它两口！西敏说他很喜欢这个封面——布拉达克西书社的主编很喜欢英籍华裔画家盛奇的作品，向我提供了几张让我选定，我选择了目前这张相对平和不事张扬的《红喇叭》，因为觉得与书名《饿死诗人》（定此书名是西敏的主意）很合，可谓是：芸芸众生，饿死诗人！
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记得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家中翻箱倒柜大动干戈地将自己1988年正式创作以来的数千首诗全都找出重读一遍，重点是那些从未发表或出版的篇目，并从中精选出适合翻译的300首发给西敏，西敏与另一位译者陶乃侃（他是中国大陆出去的华裔）最终译成了120首，其中118首构成了手中的这本书。他俩用半年的时间就译成了，应该算快的；而布拉达克西书社在其网页上将本书的封面连同我的照片和评介文字挂了快一年了，所以让我觉得久。
我手摸英文版的《饿死诗人》光滑的封面跟西敏说话，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仿佛任何话题都会让我们兴奋得说个没够！
车内飞扬着中文，车外的天空已经全黑（这里的天黑时间是四点半），再加上又是在全球都一模一样的高速公路上疾驰，让我怀疑是否到了国外，只是迎面而来的车流在黑暗中形成的璀璨的“灯流”，是我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
汽车绕过一大片灯火，女司机说：这便是伊普斯威奇——我马上反应出这是距奥尔德堡距离最近的较大的城市了，在普通的英国地图上，是没有奥尔德堡的。女司机介绍说：伊普斯威奇的足球队不错，在1978年获得过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那时候还不叫“英超”）。开过伊市之后，她将车停靠路边，用手机发了一个短信，发完后再继续开车上路。
车子向前开去，女司机的手机上回过来一条短信——是诗歌节主任内奥米·佳法女士发过来的：她说她简直不相信我即将到达这事儿是真的！来之前，西敏曾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初遭拒签让主办方很是沮丧，再签成功则令他们非常振奋——当时我以为这更多说出的是西敏本人的心情，现在全信了！
说到便到了，车子穿过空无一人的小镇，停在白狮酒店门前——我在英国旅游网上已经查到了即将下榻的该酒店，看过它的玉照，所以一点都不觉其陌生，反而还有几分亲切！女司机在说吃晚饭的事，我说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晚饭，而是抽一支烟——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因为我的打火机在首都机场出关安检时被搜走了……
我们仨在酒店门前合影留念，用女司机的手机。就在一百米外的黑暗中，便是北海的涛声——此处有诗，在此不表。
女司机走了，西敏带我走进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他提前两天来，对这里的一切已经相当熟悉。他住28号，我住34号，我刚在房间放下行李洗了把脸，西敏便来告诉我说：大老板打电话来，说马上就到酒店门口，她说她要陪你抽支烟，然后带我们去吃晚饭。
几分钟后，我们便在酒店门口见到了热情洋溢的“大老板”——诗歌节主任内奥米·佳法女士，竟是一个美人儿！令我想起鹿特丹诗歌节的两位策划：帅哥安科尔和美人曼娜——在这些遥远的地方，天之涯海之角，喜欢我诗的都是一些美丽的人儿，叫我说什么呢？本来嘛！
内奥米为我点燃一支烟——是我到达英国之后的第一支烟，但却没有抽出滋味，因为忙于寒暄。主人忙于了解我在饮食方面有何忌口有何讲究，我的“我又不是穆斯林”的回答让她乐了，听她说诗歌节请到的某诗人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要吃全素，搞得他们有点头疼……
抽完一支烟，内奥米开车带我们去不远处一座叫作“诗人之家”的小楼中，几分钟便到了。那里已经聚集了几个诗人，专门聘请的厨娘已经做好了饭，厨娘用汉语的“你好”跟我打招呼，厨娘说了两种饭菜的名字让我挑选，我只听懂了鸡肉和米饭便要了，她将米饭和鸡肉盛在一个大盘里——这种吃法有点像中国的盖浇饭，鸡肉中加了些橄榄但并无奶油之类的怪味道，所以我还能接受，喝的是意大利牌子的啤酒。
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桌边吃饭，有一男一女两位美国诗人，他们是一对夫妻，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英国男诗人，有一位伊朗裔的英国女诗人，还有这项诗歌节的创办人和老主任，他也是个诗人，刚刚参加完一场朗诵，诗歌节的节目已经于今日白天开始了……伊朗裔的女诗人咪咪·科哈瓦提听内奥米说我抽烟，便邀请我到门外去抽一支。老太太1944年出生于德黑兰，十几岁便随家庭移居到英国，现住在伦敦，母语波斯语只会说不会写，她受的是完整的英式教育，自然是用英语写作的，得过前进诗歌奖，还进过艾略特奖的决选名单。抽着烟，她问我是否认识毕飞宇，我确定她说的是中国作家毕飞宇后，说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上个月在我母校北师大开会时见到过，就在电梯里。她说她在美国见过他，如果我再能见到他的话，替她问候他——那我就在这里替她问候了！
抽完一支烟，我们又回到了屋里，大家聊得很热烈，但困意却不断地朝我袭来，我偷眼看了一下我那在下机之前已经调成格林威治时间的手表：晚上九点，相当于北京时间凌晨五点——难怪！这本是我睡得最香的时刻！耐着性子又坐了一会，我和西敏便告辞了，老主任亲自开车将我们送回白狮酒店。
上二楼经过西敏所住的28号时我小停了一下，主要是向他发出一个请求：能否将他手中带去接我的那本英文版的《饿死诗人》借我一夜？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他手里仅此一本，他作为译者领到的样书已经被他从镇上的邮局寄回到澳大利亚去了。他满足了我的请求，将书郑重地交给我。我抱着书欢天喜地地回到了我的34号！
回到房间我却没有立刻睡觉，用酒店供应的咖啡袋冲的一杯咖啡不会影响我的睡意，都是这本诗集给闹得！我没法不想起我在14年前所出的那本中文版的《饿死诗人》（那正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那一本是从六年的诗中精选而出，这一本是从二十一年的诗中精译而成，我没法不回想自己走过的历程……
后来，我搂着自己的诗集睡着了。
四
第二天一早，正如我在几天前完成的《诗之堡》一诗中所写到的：
海鸥的叫声唤醒我
起床下地扑向窗棂
提起窗梁探出头去
却见一树乌鸦
我迅速起床，独自一人遛出酒店，大步流星地扑向北海……
沿着海边转了一小时回来，与西敏在酒店的餐厅共进早餐。餐厅里很空，没什么人来吃，更不见一个诗人。由于今日白天诗歌节无活动，我和西敏打算做一天“驴友”，早餐后便出发了。出门后沿着滨海路一直向着镇中心的南面走，我们冒着零星小雨来到奥尔德堡书店，在书架上看了看：还没有我的书。西敏说：布拉达克西书社已经发来几十本到这里。离开时我才注意到店外橱窗里摆放的是威廉·布莱克的精装诗集，格外惹眼，看来我在“细读”单元中选择布莱克的诗真是选对了！这时候，我们正好碰到伊朗裔的女诗人咪咪·科哈瓦提，西敏提议到前面一家挺好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她说对不起她还有事：她报名参加了诗歌节的“工作坊”，活动在十点钟开始。这个诗歌节的“工作坊”是干吗的？我始终没有搞懂。只记得鹿特丹诗歌节的“工作坊”是“翻译工作坊”，便觉得自己玩不了，“细读”还是他们通过西敏向我转达了期待的意思，我才决定参加的。书店和不远处基金会办公室的橱窗中还挂出了“诗传单”，出席诗歌节的每个诗人都有一首短诗被制作成这样的“传单”，我的是《生逢毛时代》：
我无法选择自己
肚脐眼的模样
并要求它
不要生得这么丑
我也不想老是
把肚脐眼里的
藏污纳垢翻出来
展览给人看
这完全是他们的选择——我也甚觉满意：它像是一则宣言，满含着一个中国诗人的尊严！既有中国的，又有诗人的！
在温暖如春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之后，我们俩继续上路，到小镇的各处去转。中午时分，我们刚好走到“诗人之家”吃午餐——奇怪的是：还有米饭，我就又吃了一顿鸡肉米饭。还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与早餐时的情景相似，仍然不见其他诗人！西敏说：难道诗人们都不食人间烟火吗？饭后，我们走回白狮酒店休息。我素有午觉癖，三点钟时，正睡得香，西敏来敲我的门，说：这个英国，四点半天就黑了，我们利用天黑前的时间再去转一转吧！
这一次我们向北走，走了一段路，便看见海滩上摆放着一个黑乎乎的玩艺，有人在其进前拍照留念，西敏说：那是已故的英国著名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的纪念钢雕——哦！我一下想起来了：来之前我在网上搜奥尔德堡的信息时搜到过此人：他于1948年创办了奥尔德堡音乐节，如今已经61届了，是世界顶级的音乐节之一，古典音乐的发烧友懂得：奥尔德堡音乐节是他们要收藏的版本。布里顿还是个同性恋者，于1968年在本地去世。哦！一个举办了61届的国际音乐节和一个举办了20届的国际诗歌节，恰好组成了一对翅膀，让这个地图上没有的小镇飞向了世界……
钢雕像贝壳，又像留声机的喇叭，用镂空的手法留下了布里顿的一句话——西敏给我翻了：说得很牛B，可惜我忘了。
在钢雕前互拍了两张照，我们便离开了那里，向着远处的一座美丽的村庄进发，走到半路，感觉天色渐暗，天边已是黄昏景色，怕天黑走不回来，便从另一条乡间小路折返回去……
六点钟，在“诗人之家”吃晚餐时总算见到了两位诗人：一位老先生、一位长得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老先生听说我从北京飞来，便说自己十天前还在北京，我问他是否受邀去参加某项诗歌活动，他说不是，他是作为游客自己去玩的。他问我对北京熟悉吗？西敏说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北京的楼盖得太西方化了——我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没说什么。
饭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诗歌节的活动：也没什么开幕式，各项活动就此全面展开，有一个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家庭朗诵”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们便去了七点多钟在皮特·皮尔斯画廊举行的“细读”活动，主讲人叫克里夫·杰姆斯，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诗人，算是西敏的老乡。画廊里来了40多名观众，从十分正式的穿着上看，倒像是他们要登台似的——我觉得这一点十分可爱！杰姆斯在讲一首诗——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是：他竟然把“细读”搞得十分幽默，画廊里不时响起观众的笑声……十五分钟的“细读”很快便结束了。
退场时有人走到我面前来打招呼，用汉语叫着我的名字，我定睛一看：是一张亚洲面孔的中年人（画廊里也就我们两张亚洲面孔），他一定是看了诗歌节的几种宣传资料，才知道我的，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孟元勃，是个画家，是德国出生的华裔，现在住在爱丁堡，他太太是位英国女诗人，他是专程陪太太来听诗的，我们寒暄一番，便道再见。
退场后我们随着人流来到同一条街上的银禧厅——这个能够容纳三百人的厅是需要买票入场的，每张票价14英镑。我和西敏作为受邀者都发有胸牌，凭胸牌可以免票进入诗歌节的各个活动场地。我想起来之前，诗歌节的组织者曾发给我一张节目表，问你希望观摩哪些节目，为的是最大限度的将座位留给买票入场的观众。我和西敏在靠后较高的座位上落座，眼见整个大厅很快便坐满了。
此处的主持人是诗歌节主任内奥米女士，她介绍了今晚前半场朗诵的两位诗人——正好是昨晚刚到时在“诗人之家”见到过的两位：苏格兰诗人格瑞·卡姆布瑞格和伊朗裔的咪咪·科哈瓦提。接着便是两位相继登台朗诵，每人25分钟。由于没有大屏幕出字幕，我比去年夏天在鹿特丹时更像个聋子，只能纯看人家的表演了，到后来竟然酣然入睡！直到中场休息方才醒来，邻座上的西敏很知道照顾我，说别听下半场了，回酒店休息。离开前，我们跟“主人”内奥米打了个招呼，我趁机将我从中国带来的礼物送给她——是一个十分精巧的秦代铜车马的模型，她问我可以打开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打开看过之后她显出很喜欢的样子，说她很爱骑马……
离开时我和西敏还在门厅的“诗人墙”前留了影，那上面贴满了所有受邀者的照片。
走在回白狮酒店的夜路上，路灯下西敏点评道：苏格兰诗人的朗诵有口音；咪咪的诗太甜了，写的是爱情，用的是古波斯的一种传统诗体，还是押韵的……
回到房间我便睡了——看来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
五
又是海鸥的叫声将我唤醒，又是窗外晨曦中湿漉漉的景色——但我深深地知道：今天不似昨日，因为今天是我的朗诵日。
11月8日——从三、四个月前我在诗歌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节目表的那一天起，这个日子就在我心里种下了，那时候签证还没影儿呢！我后来遇挫愈奋地再次去申请签证，就是为了通向今天！
早餐时的情景也和昨天不同：人很多，有多位诗人在此就餐，其中一位很招人，诗人们都纷纷起身过去跟他打招呼，我觉得他有点面熟，想起《诗报》上有他的专访：此人可是今年英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明星”：T.S.艾略特诗歌奖与前进诗歌奖的双奖获得者，就这两项重要的诗歌奖他都不是首次拿，名叫格奥格·斯兹尔特斯，我记得中国的媒体上也有关于他的报道……
早餐后，我和西敏到诗歌节办公室报账领钱。我的往返机票是由主办方提供的电子客票，不过钱，我报的是西安至北京的往返路费和签证费，除此我还领到了250英镑的劳务费——正是在邀请函上写明的这250英镑，叫我差点来不了！签证官认为这构成了一种非法雇佣关系，是他自己忽略了诗歌基金会乃非营利组织。
领了钱，我们便去同一条街上那家挺好的咖啡馆“喝一杯”。然后到银禧厅去听十点多钟开始的朗诵——今天和昨日不同：星期六，全天都有活动，节目表上密密麻麻排得满满的，是三天诗歌节里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将在今晚朗诵的最后一个出场——由此便可看出主办方对我们这个节目所寄予的希望。经过银禧厅一侧的停车场，见一辆有点眼熟的小车的门开着，透过窗玻璃正看见诗歌节的内奥米主任正在车内念稿子——她一定是在为今天的主持做着准备，看见我们，示意一下，继续准备……
果然还是内奥米主持，她介绍了上半场出场的两位诗人。首先出场的是一位叫做提法妮·阿特金松的高佻美女，从小册子上的简介上看：她1972年出生于柏林，生在军人家庭，1993年后移居到威尔士，在威尔士大学任职。她2006年出版的处女集为她赢得了杰伍德·奥尔德堡第一本诗集奖——每年一届的此奖的颁发也是本诗歌节的一项内容。她开始朗诵，每首诗前需要讲很多话，努力把观众逗乐，观众也就乐了。她在一首诗中忽然喊出一声“fuck！”，令我我感到十分突兀，西敏的现场小声评点是：不自然。第二个出场的是爱尔兰诗人丹尼斯·奥·德瑞斯考尔，他生于1954年，已经出版过八本诗集，我感觉他像是一个实力诗人，果然，西敏也喜欢他，说他的诗写得比较好，加上爱尔兰人讲的英语很好听，朗诵起来有优势。
中场休息我收获颇丰：内奥米提了两袋共12本英译本的《饿死诗人》给我——那是布拉达克西书社转给我的样书；我看到英语世界颇居权威性的《现代译诗》杂志上刊登了我五首诗作，便自己掏了9镑买下一本；我从大厅边门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发现男洗手间里贴满了“诗传单”，叫人边小便边读诗，我的《生逢毛时代》被贴在男洗手间的门上；在门厅的小卖部，西敏买了一杯桔汁给我，画家孟元勃过来跟我们交谈，并将其太太介绍给我们认识……
下半场的朗诵者是昨晚在“诗人之家”见到过的去过北京的老先生，基金会出的《诗报》和诗歌节印的小册子上都没有他的采访或介绍，西敏说他是顶替另外一位老诗人来的——那位老诗人临时因健康原因而无法到会。与昨晚所见迥异：出现在台上的老先生一下子变得话多而幽默，还是西方诗人的老一套玩法，在读每首诗之前都要插科打诨地说上很多话，都是一些故作幽默取悦观众的废话，诗到未必是幽默的……由于全能听懂，西敏的反感比我更甚，他质疑道：难道观众真的喜欢这种诗吗？一个老男人喜欢上了一个小女人，诸如此类的人生烦恼……
终于结束了。
西敏建议：不要去“诗人之家”吃那一成不变的鸡肉米饭了，回白狮酒店去吃。我坚决赞同，说最好吃点带有本地特色的东西。结果我们都点了鱼——百分之百都是从北海里打捞起来的新鲜鱼，只是做法不同而已。我的那份配有薯条、扁豆、沙拉酱，味道相当好，我们还要了本地盛产的苹果酒，想不到的是：这种酒竟然很厉害，只喝了一小瓶，我已经面红耳赤地有了几分醉意……这顿饭是我在此次英伦之行中吃得最满意的一顿饭！饭后是我结的账，两个人带小费，40英镑，贵是贵了点，但是很值。饭后，西敏要去听一位英国诗人同时也是英-法语的翻译家的一个关于翻译的讲座，我说我什么也不听了（反正听也听不懂），回去好好睡一觉，然后为晚上的节目好好准备一番……
回到28号，我一觉睡到四点钟，起来后沐浴、更衣，将晚上要朗诵的诗的中文部分一一找出来——今晚要朗诵的篇目是这么定下来的，我来之前选了20首，交给西敏定，让他从英译文的好坏以及读者的接收考虑，他经过一天一夜的考虑，刚才在与我共进午餐时，一口气给我报出了十首诗名，连顺序都排定了……我将原文找齐后，又逐首默念了一遍，一切搞定之后，我给西敏所住的34号打电话，他在，邀我过去坐坐。
在这座滨临北海始建于1563年的古老的小酒店里，我们住得很舒适，如果说我的房间像春天般温暖，那么西敏的房间则像夏天般火热——原因是这里的暖气片是可以调节的，他将温度调至最高，调到了可以穿衬衣的温度，他毕竟是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飞来的，那里正是盛夏酷暑，日最高温摄氏40多度……
我问他午后那个关于翻译的讲座如何，他说令人失望，又是插科打诨，一点实在的内容都没有。之后，我们便聊起晚上我们自己的节目，我发现他也是在做准备，便说我念错了都没关系，主要是把情绪传达给观众就可以了，关键在你，你可以读得慢一点，让他们把诗的内容听清楚。他说没问题。
六点钟我们去“诗人之家”吃晚饭，午餐吃得好，我什么都不想吃，只要了一小瓶意大利啤酒。餐桌边坐着三位年轻的女诗人，显得气氛都不一样。其中一位就是吃素的那个，她是今年杰伍德·奥尔德堡第一本诗集奖得主，吃素者总是爱宣讲吃素的好处，她吃的可真是“大素”：鸡蛋、牛奶也不进，但却喝酒，还说自己特能吃辣，显然不是皈依了佛教。我跟她讲了“食不过午”的好处，她听得很是专心，估计回去就照办。她人很瘦，头上戴了一朵小黄花。
七点钟我们到达了银禧厅，先到舞台上卖书处转了一圈，发现了我的诗集已经码了两堆在那里，然后照规矩坐在了头一排，与今晚的另外两位朗诵者坐在一起。出版我诗集的布拉达克西书社的人终于出现了，当面交给我四百英镑的前期稿酬，并让我在一个接收单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内奥米很可爱，她过来刚要跟我说什么，一看到我们正在接洽钱的事，便一声惊呼：哦，钱！然后马上回避。办完手续，布拉达克西的人说：去年诗歌节，他们在此首发了诗集的一位黎巴嫩老诗人很会朗诵，大受观众的欢迎。我明白他的意思，心说：您就瞧好吧！
今晚第一个上台朗诵的是坐在我左边的英国男诗人，他同时还是英-法语的翻译家——西敏午餐后就是去听他的讲座。从简历上看，他得过前进诗歌奖，还是英国一家著名文学刊物的编辑，但我感觉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诗人。内奥米在台上介绍他和另一位美国女诗人时，他老冲那个美国女诗人看，还扮鬼脸，好像他承受不起主持人的溢美之词似的。上台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西服内兜里取出一个扁扁的金属酒盒，拧开盖子，喝上一口，然后将酒盒搁在放水杯的桌子上，清清嗓子开始说话，照例是每首诗前都要说上很长的一串故作幽默的废话，然后开始念诗，西敏说又是老男人爱上小女人的烦恼。我刚想到：他肯定不会忘记酒盒这道具——果不其然，他就自己找过去了，再喝上一点酒，接着瞎侃、念诗，其实他的诗一点都不幽默，就靠这点小动作和诗前的玩笑，逗观众一乐了。他在另一方面倒是挺霸道的，那就是对时间的侵占，到最后我看了一下表：他超时了有十五分钟。下台时他自然不会忘记带走他的道具——那个酒盒一定陪他到过很多朗诵会……
第二个上台朗诵的是坐在西敏右边的美国女诗人芭芭拉·哈姆贝——她是我在抵达当晚就在“诗人之家”见过的那对美国夫妻诗人中的女方。从简历上看，她出生于新奥尔良，却是在火奴鲁鲁长大，现任教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她的诗人丈夫叫做大卫·科比。我感觉她女人味不足，有点中性，是个典型的女知识分子，叫人不由得不敬而远之。她那冗长的诗体在本届诗歌节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她的最后一首诗：几百行，写的还是日常生活——让我不免起疑：这是什么样的诗呀？我想起中国的“第三代”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那种“生活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天生“丑陋”的诗体，属于口语写作比较初级的阶段和比较低级的一类。她朗诵完下台坐到座位上之后，隔着西敏，我伸头看了一眼她手中的诗集，想看清楚她这种诗是如何排列的——分行还是不分行？如何分行？但是晚了，她合上了。
中场休息。
半小时的时间我需要做三件事：喝水、抽烟、入厕。考虑到门厅买饮料的小卖部前的小长队，只好取消第一项——我想：我等上了台，去喝专为朗诵者准备的水吧。上完厕所，我到边门外抽烟，见到伊朗裔的咪咪和德国生的提法妮，后者跟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在一起，很是亲昵……
抽完两支烟，我回到场内自己的座位上，将准备朗诵的诗稿和诗集拿出来，这时，孟元勃忽然浮现在我面前，用很激动的口吻说：伊沙，这是最好的观众！最可爱的观众！你不感到激动吗？你要为他们朗诵！我说：我为你和西敏朗诵，只有你俩听得懂中文，我会好好享受这个时刻！他拍了我一下，就到后面去了。
舞台上的格局变了，增加了两把椅子——那自然是为我和西敏准备的。我俩提前上台就座，都到这会儿了，都到舞台上了，我听见内奥米还在问西敏：伊沙喜欢朗诵吗？西敏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内奥米听罢很高兴。
时间到了，全场顷刻间便安静下来。
六
我想另起一节来写我们的朗诵。
既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又符合文章结构的均衡。
主持人内奥米再度上台，专门介绍我，她的话与她在《现代译诗》杂志上所写的一篇短文中的话大同小异——文中是这么写的：“我们于2004年首度发现他那惊世骇俗的作品（在“国际诗歌网”上），感到非常震惊，立即被他那出乎文化意料的诗作给迷住了。四年之中，在向布拉达克西书社做出一个成功的推介之后，奥尔德堡将举行伊沙在英国的首次朗诵——他将在他的澳大利亚翻译家西敏的陪同下——并且发布他在中国境外的首部英文出版物。”
在内奥米作介绍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的我得暇望了一眼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孟元勃所说的“最好的”、“最可爱”的观众！该厅能坐下三百人，其中二百五十人是买票入场的普通观众，今晚三位诗人朗诵的票价是14英镑，现在他们满怀好奇满含期待地望着我——望着诗歌节二十年来所请到的第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第一位汉语诗人……
接着是西敏讲话，他首先讲到了我诗集的翻译，特别感谢另外一位远在澳洲的译者陶乃侃先生。他还讲到了我的签证问题，台下的观众笑了——对他们来说，包括英联邦和欧共体国家的公民而言，签证也能成为问题？确实是可笑的！
然后朗诵便开始了。
这种形式包含了内奥米、西敏和我三人的意见：西敏先用英语报出诗名——譬如《车过黄河》："Crossing the Yellow River"；然后再说上一两句导读语——譬如：黄河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母亲河”，相当于泰晤士河之于英国人；再然后，便是我的中文母语朗诵；最后是西敏的英语译文朗诵。以此类推。
西敏很会选诗排序，让《车过黄河》打头无疑是高招，这既是诗集中我最早的一首诗，也是我最具标志性的一首诗（此时此刻我无从知道：就在同一天晚上，在遥远的祖国，该诗当选了深圳《晶报》评选的“30年30首诗”，后来又被影响更巨的新浪网读书频道评定为改革三十年十大“流行诗歌”），事实上这首诗在2004年昆明举行的“中国-北欧诗歌周”的朗诵中已在异国同行面前经受过检验，瑞典著名诗人斯蒂格嘎嘎的笑声犹在耳际！这一次，当我读完中文原作的时候，只听台下观众中喊出了一声汉语的“好！”——很像是京剧观众的吆喝声，那一定是孟元勃喊出的，台下的观众都笑了——轮到他们真正的为诗而发笑，是在西敏朗诵英译文的时候，在《车过黄河》的尾声，他们这一笑，我心里已经有底了。
紧接着上《结结巴巴》也是很对的——这首曾在去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开幕朗诵中大放异彩，也是我最有把握的一首，今晚的情况是：我朗诵中文的时候，观众就笑了，因为结巴，仿佛RAP。西敏朗诵英文的时候，他们就笑得更厉害了，搞得我也偷偷想乐，因为西敏对结巴的翻译和模拟都很到位，朗诵起来比我更结巴！
第三首《假肢工厂》：如果我的记忆无错的话，此前我从未在公开场合朗诵过该诗，是西敏把它选进来的，效果竟出奇的好，观众的情绪完全跟着诗句在走，在该有反应的地方全有反应，我想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是一首标准的“现代诗”，写的是异化内容，用的是荒诞手法，充满现实感，又具有超现实的味道。
第四首《星期天》的情况与上一首类似：从未朗诵过，是我自己将它选进来的——当时我看到诗歌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介绍我的时候选的是它，果然，现在它被印在诗歌节专印的小册子上，观众手里边有，可以对照着听。效果又是出奇的好，因为观众有文化——在对梵高、高更了解的深入上，非国内的读者所能比，还有一点：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喜欢！
趁西敏朗诵英译文的时候，我喝了一杯水，是因为在朗诵到上一首诗的结尾处，感觉喉咙有点干、声音有点涩，我这次的嗓音状况不如去年在鹿特丹的时候，是因为来之前去太原参加《语文报》的社庆活动，一不小心感冒了，到英国才刚刚好。还有就是，此次是和朋友在一起，说话多，费嗓子。
第五首《1972年的元宵节》是我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这是我作品中少有的一首玩意象与意境的超现实的“纯诗”——我想把这样的一首诗选进来，会取得意外的效果，也能向异国的同行们展示自己的功力。此诗写得静，也赢得了静！
第六首《等待戈多》是注定要赢得欢笑声声的：取自于西方的文化典故，又作了一番富有中国特色的恶谑。结尾处观众爆笑。我读之前，有个插曲：我忽然找不到这首诗的原文了——其实下午在酒店的房间里做准备时我就没找着，竟然忽略了，我急出了汗，端着青海人民版的《伊沙诗选》走到麦克风前，在开读前的最后一秒钟，才翻到印有此诗的那一页！
第七首《中国人的清明节》是我本来就选了的，是我对中国人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示与阐释，我不是文化符号贩子，我写的中国文化与当下有关与日常有关与吃喝拉撒有关，既不粉饰美化，也不故作姿态地做出一番浅陋的批判——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诗人起码应有的尊严！
说起第八首《自杀的小孩》，我首先应该感谢我优秀的译者西敏，2004——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二年，他最先翻译的我的十首诗中就有这一首，作为“国际诗歌网”的编辑，他在一篇评介我的文章中还特别评到了这首诗，让我在多次重读之中发现我自己对它认识不够——现在看来，这是一首被我自己忽略掉的力作！此时此刻，观众的反应先是震惊，后是爆笑，可谓“又惊又喜”——我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惊！内奥米所说的“惊世骇俗”的“惊”！
对于第九首《诞生的秘密》，下午我在西敏的房间小坐时曾有过犹豫，我问西敏：不会有小孩在场吧？前两场好像没见着（但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有孩子们在场的照片），因为这一首写到了孩子，但并不适合孩子听——
小时候我问父亲
“爸爸
我是怎么来的”
父亲回答说
“我吐了一口痰”
我记住了他的话
记住了这个有关
诞生的秘密
后来是儿子问我
“爸爸
我是怎么来的”
我也回答说
“我吐了一口痰”
我想起父亲的话
想起当年的他
不曾糊弄我
可是我的儿子
没有当年的我
那么朴实
听完我的解释
他立刻跳了起来
大着嗓门嚷嚷
“我们老师说了
不许随地吐痰！”
台下的观众笑疯了。与他们前面听到的那些庸俗浅薄的性玩笑相比，此诗可是太高级了，直指“生命的真相”——对了，西敏就是这么译的。
在读最后一首之前，我抬腕看了一下表：快到30分钟了——也就是说：我们略有超时，但我们毕竟是双语朗诵，容量折半，大家定会谅解！西敏的选诗之妙还体现在这最后一首《交流》上：
在奈舍的湖畔公园里
黑头巾包不住她的美丽
一位荡秋千的阿拉伯妇女
我走近她的时候
她开口和我说话
用的是英语
我听岔了
以为她是在催我远离
催一个无事可能
生非的男人
尽快远离
我正在迟疑
却又听明白了
她的后两句
她是在问我
荡不荡秋千
意思是她可以
让给我玩
我真想走上前去
搭把手
加点力
把这位荡秋千的
阿拉伯妇女
荡得更高一些啊
但想了想
又决定放弃
此诗首先感动的是正在读它的我！我确实是个“有话要说”的诗人——以上便是我对今日之世界想说的要紧话！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诗人们接二连三地撰文倡导所谓“中国经验”的时候，我已在“世界意识”的写作实践中走到了远处与高处，这就是我的特点：不理论，埋头写，出文本！我甚至有点感谢毛泽东，他教育我们那代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这种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被我用在这儿了……
当西敏朗诵完它的英译文之后，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将我俩送到了台下，在掌声中我向观众（我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最可爱的”的观众）鞠了三次躬——是一种不落幕的谢幕，我感觉自己都有点快像日本人了，这长时间的掌声才渐渐停止……
内奥米说：非常精彩！以前的中国诗我读不懂……主人的满意是重要的：观众满意了，主人自然就满意了。
孟元勃说：你的诗好，他翻译得也很好……同时精通中英文（还有德文）的他是全场惟一一位有资格对西敏和陶乃侃的翻译工作作出评价的人。
美国诗人大卫·科比在五米开外，先是冲我做了个伸出双手到处放枪的动作，然后再朝我伸出大拇指——不需要语言，我已经明白了：他是在说《自杀的小孩》好！
观众们涌到台上卖书处去买我的诗集……等我从洗手间出来，被两个手拿诗集的青年观众堵在洗手间门口签名——结果那里变成我的签名地点，一口气签了十几个。感谢第一名观众教会我签名的最佳方法：先签一个与书上作者名相一致的YISHA，再签一个汉字的“伊沙”，他们觉得汉字很好看……看着他们心满意足的离开，我也感到很高兴！回到场内，又遇到两位中年妇女索要签名，后面又跟了十几个……
签完名，我感到自己很需要抽一支烟，就跑到正门外去抽，在那里我目睹了观众退场的动人场面，看见一个年逾九旬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中，我一次次为老年观众拉门，他们发现是我——刚才台上朗诵的那名中国诗人，面露惊喜之色，要求与我合影……
做一名诗人的幸福感像北海一样汹涌澎湃。
在走回酒店的路上，还有观众在向我俩道贺，其中一位在赞美我们的同时还不忘批评今晚朗诵的某个诗人，看来“最好的”、“最可爱的”观众也是有好恶并且要表达出来的……此举加强了我近年以来的一大悟性：我追求做得好，是因为厌恶做得差……
回到房间我更加平静。对于今晚甚至不做回味。一切都是预料中的。西敏将我的自信总结为经验积累——此话并未触及本质：我知道“深通人性”、“直指人心”的好诗长得是什么样子！从今以后就更知道了！
七
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上午到中午，我和西敏还各有一个节目，需要连续作战。
西敏说：早餐应该多吃一点。
早餐时，诗歌节的专用摄影家皮特来找我们，说是要给我拍照。我早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事实是：从我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就盯上我了，端着他的大炮筒，在多个场合抓拍我的镜头，连我在银禧厅外抽烟的样子都没有放过，听西敏讲：他是英国有名的摄影家。我感觉他那白发飘飘风度翩翩的样子，更像一个指挥家。
早餐后，我们仨一起去到海滩上布里顿的纪念钢雕前去拍照。
十点钟，等我们来到镇中心的电影院，正好接上西敏的讲座。讲座被安排在电影院二楼温暖的小厅里，来了有四十多个观众，都是花了7英镑买票入场的——西敏讲座的题目叫《诗在中国》，公开印在小册子里的节目表上——也就是说：这些观众都是冲着中国诗来的。为了给我的“亲密战友”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我坐在头一排，开讲前西敏问我：伊沙，你能把“关关雎鸠”那首诗当众背诵一边么？我随口背了一遍，说没问题。看来，他要从古代的传统讲起。到底是昆士兰大学的职业教师，西敏滔滔不绝讲得非常专业，观众也听得很入迷。中间，孟元勃貌似抬杠的插话也搅活了气氛。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西敏很正确地给观众留了提问的时间，看着观众那么认真地就中国诗的问题向他提问，我作为中国诗人一时感慨万千：一个澳大利亚人不远万里来到英国，向英国的观众宣讲中国的诗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我还是那句话：汉学家不完全是“老外”，至少有一半是中国人，他们像爱着好吃的中餐一样爱着中国的文化！爱着中国的诗歌！
讲座结束后，一个谢顶的记者要采访我们，要对我俩做个录音采访，他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有点挑战性：是说昨晚朗诵的《结结巴巴》那首诗是否有讽刺残疾人的嫌疑？我的回答是：我写作当时没有这样的企图，现在读了也不觉得有。我还举了一个例子：我的一首诗（《阳萎患者的回忆》）因被认为有讥讽犹太人的嫌疑，那家发表它译文的澳大利亚英文刊物从此封杀了我的所有作品（某个一贯正确的中国知识分子诗人得悉此事十分委琐地说：我们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事实上，我非但没有讥讽犹太人，我还在批判希特勒法西斯对其身心的戕害！我说健全的社会应该对艺术家的创作应该给予更高的道德宽容度——我回答当时没有造出这个词，现在给丫补上：西方文明病——特装B！
距“细读”还有一段时间，我和西敏离开电影院，来到镇中心那家热闹的咖啡馆准备“喝一杯”。到了咖啡馆门口，从里面出来的顾客还不忘称赞我俩昨晚的表演，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问西敏为什么诗集中不印上我的中文原作，她并不懂中文却要看原作，西敏觉得她的意见有点奇怪，但还是给她写了“国际诗歌网”的网址，告诉她那上边我的诗是双语对照的。我记得我这本诗集最早说的是出成双语的，后因排版软件转换麻烦而放弃了。在此过程中，西敏给我的意见甚合我心：就是尽量多的收诗，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充分了解你。我老婆也是不赞成出双语的，觉得在经济上亏欠了读者，挺厚的诗集挺高的价码，但只有一半可以读懂。我不知道刚才那位读者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但她的意见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今后再出的话。
这家咖啡馆的生意真是太好了，里头人满为患没了座，我俩只好在门外的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在北海吹来的寒风中喝着热咖啡的感觉，我已在《诗之堡》一诗中写过了，在此不赘。
“细读”节目是在皮特·皮尔斯画廊举行，我们提前赶到那里，在那边主持节目的是诗歌节的副主任，他对我很友好，对我来说他可是在诗歌节发给我的两封邀请函上签字落名的重要人物。我在前面的文字中不厌其烦地提及“朗诵”、“讲座”的门票价格，我知道一些读到本文的中国读者，会对300人的朗诵会和40人的讲座撇撇嘴，做不屑一顾状，仗着自己是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里——那我想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收费，考虑到人均收入消费水平的差距，不说收14英镑就收14块人民币（讲座收7块人民币），还会有几人来听？这里老收观众的钱，我这个中国诗人有点不落忍（因为不习惯），所以听说“细读”节目免票时，我一下变得很高兴，反而想更加认真地去讲，作为对观众的回报。
组织者将我要“细读”的诗印成传单散发到观众的手中——那是威廉·布莱克的《天真
的预示》的英语原文，宗白华先生的中译文如下：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
副主任主持节目，宣布开始。我和西敏同时上台，各拿厚厚的一叠资料，我一看他资料的首页心中便暗笑了：那是我上个月写给他的一封信，全信如下：
西敏兄：
这里是这段时间以来，我在网上搜集到的布莱克的相关资料。
我想“细读”这个节目可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一、请你先用英文朗诵布莱克这首诗的原文（前四句），我再朗诵中译文的几种版本。
二、我来做讲解，请你来翻译。
三、最后，请你再朗诵一遍原文。
我的讲解部分会涉及到以下几点：
1、布莱克的这首诗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情况，我会提到资料中上海地铁对它的展示。
2、布莱克为什么会在中国的同行与读者中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喜爱？一首130多行的诗为什么会被翻译者与读者留下四句来传播？在这里我会从两个方面分析：（东方）诗学、佛学。
3、这首诗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笔名“伊沙”是从祖父起的名字“一砂”谐音而来的，在我诞生的“文革”那年，祖父一定没有读过布莱克，但他一定知道“一砂一世界”的佛语。
4、总结起来：一个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近现代浪漫主义（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诗人，却用现代诗歌的形式说出了佛语，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它说明：文学艺术与宗教的相通性，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通性。这个结果当然更能反证出布莱克的杰出，是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因为他像佛陀一样说出了真理。
情况大致如此。
至于讲解方式，我会沿用自己的讲课和说话方式：深入浅出，绝不引经据典，翻译起来不会太难。这些资料，你浏览一下即可，不必细究。
祝好！
伊沙
2008.10.6
信末的日期提醒我：给西敏写此信正值我首次申请签证遭拒签再次申请尚未去的那段时间，尚不知最终能否成行，却有着如此认真细致的准备，在一瞬间里，我有点被自己的执著所感动……
但此刻却没工夫感动。我要给观众讲讲布莱克。
此信也是提纲。我就照着早就想好的思路在讲。
讲一段，西敏译一段。
有一段讲多了，西敏就打断我，惹得观众发笑。
观众真是太好了，我每讲一段，他们脸上都有掩饰不住的兴奋表情。
我注意到美国诗人夫妻双双到了，坐在观众中——他们真好！
一刻钟的时间转眼就到了，该讲的差不多都讲了，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时间请西敏领着全场观众将《天真的预言》齐诵一遍——那是我们事先想好的绝妙尾声！那会是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可惜未能实现！
“细读”结束后，皮特又在现场给我和西敏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女司机用车将我们带到“诗人之家”吃午饭。
这天中午，“诗人之家”很热闹，餐桌边坐满了诗人，已经没有座位。我端了一盘鸡肉米饭，坐到隔壁客厅的沙发边用餐，其间，爱尔兰诗人丹尼斯和美国女诗人芭芭拉先后坐过来称赞我的诗，后者用到了“力量”一词，可惜我有限的英语不能与之作深入的交谈，而西敏正在与别的诗人交流……
我的毛病是一吃饱就晕饭，便不辞而别地回白狮酒店睡午觉去了。下午还有三位诗人的朗诵，我已没有精力去听了……
八
告别从晚上开始。
其实下午就有人走了，那个有点男孩气的青年女诗人已经提前返回伦敦去了。
八点钟，“诗人之家”有个闭幕晚宴，我和西敏准点到场，发现里面已经人声鼎沸济济一堂。几乎所有的诗人与诗歌节的工作人员都聚在这里。正式邀请来的诗人都坐在餐桌边，有点正襟危坐，还在讨论着什么，工作人员和一些有点陌生的面孔都在隔壁的客厅里，沙发上地板上坐得东倒西歪非常随便——我选择了这一边。
有红酒、啤酒和蛋挞、布丁之类非常好吃的甜点，我取来一些。皮特的太太是两位厨娘之一，她是葡萄牙裔，正宗的蛋挞便是她的杰作——她特别提醒我要享用她的杰作，我告诉她我已经吃下两块了，她听了非常高兴。
有位中年妇女，也是诗歌节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我的诗——不仅仅因为她告诉了我，是我在气氛中明显地感觉到了……我说不出更多的话，便主动提出与之合影留念。
副主任、还有皮特，大声叫着我的名字——也没什么事儿、什么话，就这么叫上一声，表示一下：我们是哥们儿！奥运会一办，搞得人人都会说汉语的“你好”——发音则千奇百怪，要多怪有多怪，笑破我肚皮！
那几张陌生的面孔十分年轻，像是“80后”——我猜测他们是“新声音”那个单元请来的诗人们。诗歌节正式邀请的22位诗人年龄都不小，1966年的我在男诗人中要算第二小的。于是便给年轻的诗人们另辟了一个单元，可惜我无暇去听他们的朗诵。其中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特有意思——
那个女孩会说极少的一点中文（肯定比我会说的英语还要少），但她却在顽强地说着（真值得我学习），一个词想半天才能蹦出来，她给我写名字时，我发现她芳名中间有个VAN，就问她：你是荷兰人吗？她说：我爸爸是荷兰人、妈妈是英国人。她告诉我：在中国诗人中，她喜欢韩东，她在2006年的鹿特丹诗歌节上听过韩东朗诵。我告诉她：韩东是我的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到门外去抽了一支烟，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我们边抽烟边聊天，一个长得像中年金斯堡的男孩过来了，将一瓶喝了一半的意大利啤酒非要塞给我要我喝，盛情难却，我就喝了，然后我俩用英语好一通狂聊，我感觉他的发音有点怪，不大规范，但是却说得很溜，到后来，他竟然对我的英语水平大加赞赏，说我应该说得更多一点。抽完烟，我们几个又回到屋子里去，聊得更加热烈，我告诉他：你长得像金斯堡。小哥们儿听罢，做出特愤怒特绝望的表情说：我长得像垃圾！——这哥们儿是在诗歌节上所见到的诗人中最像诗人的一个，人的状态很high，我很想知道的是：这些年轻的诗人们在写什么？从小册子上看那22位“正式代表”的简历，职业几乎全是教授或大学教师，一方面说明大学是能养诗人的地方，另一方面就存在着一大问题：他们是我这种对教授和学院充满警惕与自我批判的人么？还是以为知识多就有优越感并为此而沾沾自喜的“知识分子”？我还有一个发现：他们中很多都是移民（尽管是用英语写作），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上述各堆的交流活动，都是伴着美妙的音乐进行的——这音乐出自西敏的吉他弹奏和苏格兰诗人格瑞·卡姆布瑞格多种乐器的吹奏，后者是个吹奏能手，正如我在《诗之堡》诗中所写的：“苏格兰高地来的诗人/未穿裙子/擅长吹奏/他像变戏法一般/变出了随身带来的所有乐器/逐个吹奏它们/都能吹出风笛的味道/将所有的曲子/都吹成了天籁般的《一路平安》/吹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吹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吹得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把离情吹成了爱情/把爱情吹成了伤情……”——这种特别小资的沙龙场景，如果移植到中国去，就会显得很酸很装B，但是在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美好，叫人心旌荡漾，陶醉其中而无法自拔！真是什么土地长什么东西！
每个人对于别人对他的态度都是敏感的，但有时候却未必正确，我刚想到：这个格瑞可能不喜欢我的诗，从第一晚的见面开始，他就没有跟我说过任何话……西敏却告诉我：格瑞买了我的诗集，他想请我签个名……话音未落，格瑞已经拿着诗集过来了，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诗人，吹奏是他与大家在交流！
诗歌节的老主任也坐过来与我交谈，我向这位奥尔德堡诗歌节的创办者请教了两个问题：一、奥尔德堡诗歌节是不是英国历史最久的？他回答说是，他说伦敦还有一项比较久的诗歌节，但是双年一届的。二、我是不是奥尔德堡诗歌节邀请来的第一位中国诗人？他回答说是，他说他们以前还邀请过东欧的诗人。我笑了，看来中国和东欧是一类的。
后来，我去上洗手间时，看见内奥米正在门厅与人交谈，便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与她告别——我的方式是不提“告别”二字，过去跟他们再热乎一阵子，照几张合影，然后兀自隐退……内奥米，希望你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哑巴在跟你告别！希望有一天，你能读懂我留在送你的诗集扉页上的那一行漂亮的中文题字：有缘千里来相会！
走到门口，借着路灯的光亮，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十点多了……再见，“诗人之家”！
第二天吃早餐时，已经看不到任何诗人了，我和西敏吃得很慢。十一点，会有人来送我们去据此最近的萨克斯门德哈姆镇的火车站，搭乘开往伦敦的火车。我想买一只船模带走，带回西安去装饰我的新家，但卖船模的那家店十点半才开，所以在早餐以后我们还有时间再去看一眼美丽的像梦一样的奥尔德堡小镇。我俩在周一早晨空无一人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转着，无意之中竟走到了基金会的办公室，透过窗玻璃看见他们坐了一圈正在开会（估计是总结会吧），我们只好进去再向主人道一次别——一步跨入温暖的屋子，竟然踩响了一片掌声——他们全体起立为我俩鼓掌，于是便寒暄一番，再次道别，离开时透过窗玻璃，还在挥手……
西敏说：我们有点太受欢迎了！
我说：是啊，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西敏说：本来已经告过别的。昨晚，我十一点才回来，路上已经没有人……
我说：你肯定告别得很充分，我知道你们西方人的告别是很仪式化很繁琐的。
西敏说：咱们怎么转着转着就转到了这里？没说要来啊！
我说：这就是命！命中该来！包括刚才我们走到银禧厅的背后，看了一眼曲终人散后空旷的大厅……
——这是此次英伦之行中我第一次说到命，第二次说起时已在伦敦——那是在伦敦三日中唯一一段与诗有关的旅程：诗歌节的另外一位女司机最后送我们上火车的时候，送给西敏一册非常详细的伦敦地图——正是在那册地图上，西敏查到了布莱克的墓地，他说：我们的诗之旅应该在那里结束。正好我也是一个喜欢仪式的人，于是便去了——
这是一个冬阳暖暖的上午，我们先步行走到头天曾来过的圣保罗大教堂，在其附近有一片看似普通的公墓——一身黑色装束的上班族赶着匆匆忙忙的脚步从中间的小径上穿过，我们走进去，最终来到一高一矮相对孤立的两个墓碑前，其中高大的墓碑是小说家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的，矮小的墓碑则属于诗人威廉·布莱克，布莱克的墓碑上写着：此处躺着一个人的骨头和灵魂。我们没有带花，我将一支点燃的香烟放在布莱克的墓碑顶上，等它燃尽……
后来，我们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我再一次说起命：这就是命，让我们“细读”过的布莱克来结束我们的诗歌旅行。我还说到：金斯堡肯定来过这里，身为美国人，他到英国很容易，来英国必先到伦敦，不会不来拜谒他私自认定的诗歌导师……
我话音未落，墓园里一个巨大的橡树枝上忽然飞起了一大群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在我们头顶盘旋了一圈，向着伦敦少有的晴空深处飞去了……
我说：我们感动了布莱克，他显灵了！
西敏没有直说，但他肯定是在认同我的说法，他说：在他做《诗在中国》的讲座的时候，他提到有一本书，介绍了一百种敲钟的方法，他在讲敲钟的方法与诗歌写作的关系，这时候，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观众发出惊奇之声……我想起这个细节来了，当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作此反应。
2008年11-12月
桥——第50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诗文志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你一定把我来埋葬
——前南斯拉夫电影《桥》主题歌
我平生所见最小的机场是哪一座？在2011年8月24日中午之前，我会告诉你是中国东北部的海拉尔机场，在此之后，我只能告诉你是我此行进入马其顿共和国的斯科普里国际机场：停机坪上除了从伊斯坦布尔飞来的我们所乘坐的土耳其航空的班机，只停有两架水上飞机……没有空中走廊，没有摆渡车，我拖着行李穿过空旷的停机坪，走向中国县城火车站般的候机楼，心中拔凉拔凉的……
庙虽小门槛却不低。入关时我们就遇到了麻烦——准确点说是两名中国诗人遇到了麻烦，同机抵达的其他国家诗人都过了关，连排在我们后头的那位日本青年诗人都先我们而过，我们却遇到了麻烦：人虽放过去了，护照却没有还给我们，还是走不了。严力猜测是我名字的问题：笔名与本名的出入造成了误会。那么，他又是为了什么呢？也许我们永远都猜不出他们的理由，正如他们永远拒绝向我们做任何解释。我只是嗅到了一股不对的气味，在北京马其顿大使馆签证时就嗅到过。感觉比两小时还要漫长的20分钟之后，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才交回到我们手上。
大概是心情被搞坏了之故，在从机场到诗歌节举办地斯特鲁加三小时的车程中，我并未觉得窗外景致有多美：感觉田野上的红砖农舍简陋得太像中国农民盖的简易楼了，而山景哪有秦岭美？心情是被人搞坏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人才能令其阴转晴：这个人是诗歌节派来接我们的司机，在中途休息时，他特别仗义地帮严力换钱——将美元换成这里的第纳尔，让我俩有钱可花，在干渴难耐中买到了可口可乐。那个司机用英语说：“跟中国一比，马其顿就是一座小山村。”
从位于北部的首都斯科普里机场驱车抵达位于南部边陲（与阿尔巴尼亚比邻）的诗歌节举办地斯特鲁加需要三小时。车中十余位多国诗人，是我首先看到前方地平线忽然变成蓝色的，大叫一声：“到了！”出国前我也算做足了功课，知道这项地球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诗歌节是在欧洲最深的奥赫里德湖畔小城斯特鲁加举行的，见到湖不就是到了吗？湖在前方，我发现连周围别的景致也跟着好起来——严力说这不仅是心情好了，自有其科学性，是大湖改变了周边的环境。
车入小城，几个诗人提前下车，几个诗人被车拉走，我俩住的是以城中之河命名的四星级的德林酒店——这是诗人在此所享受到的最高待遇了，但是且慢，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我们的心情又被搞了一下：我和严力被安排在一个房间——这在中国很正常，但在国外不正常——问之，答曰：诗歌节就是这么安排的。只好先入住再说，严力后来说：“如果不是你，换成别的谁，我就刷卡自开一个房间了。”
到我俩所住的401房放下行李，距酒店的自助晚餐开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俩便走出酒店四处转转，先去了湖滨，发现到处都是游泳和晒太阳的人，带了泳裤的严力问我带没带泳裤，我说没有，他说：“那你需要买一条了。”城中有几处诗歌节的广告牌，德林河的一座桥（这座桥就叫“诗桥”）上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工作，搭建舞台……我在诗歌节官方网站上看过往届的照片，告诉严力我们会在这里朗诵，老严开始兴奋起来……
第二天——即25日白天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在“诗歌公园”植树，不是所有到会者都植，只有每届的“金花冠奖”得主才有资格栽下一棵树，今年的得主是马其顿本国老诗人马泰·马特夫斯基，老人家在众目睽睽之下栽下了一棵树……这项活动，还有第三天上午在酒店会议室举行的为聂鲁达和布罗茨基补发“金花冠”的仪式，以及诗歌节历史图片展，给我带来了第一个诗的灵感……
树
在这个星球上
不是所有国家
都有一座诗城
不是所有城市
都有“诗歌公园”
严力，你我来到斯特鲁加
当我们一步踏进这里
首先撞见的是同胞、前辈绿原先生
1998年栽下的树
它因为长得矮小而被我们撞见
然后我们再去看那些长得高大的树
你找到了奥登、布罗茨基、希内、休斯
我找到了聂鲁达、桑戈尔、阿米亥、达维什
并非所有栽下树的诗人都已故去
有六位在世者和我们一起步入公园
我们和1992年得主匈牙利诗人尤哈斯
在他当年栽种的树下合影
陪同他前来的他的儿子
一直在念叨其父进入了某年
诺贝尔奖前五名的最后决选
整个活动中我们一直在找一个人
找他当年种下的树
他没有得过诺贝尔奖
只是你的朋友我的偶像
并且丝毫不比上述人等写得差
后来的三天里我们又三次来到这座公园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
此人名叫艾伦·金斯堡
有陈列室里的老照片为证
1986年，他乘机前来领取了当届金花冠
但却没有栽下一棵树
“他为何不栽这棵树呢？”
别人栽下的树拒不回答
严力显然是游泳爱好者，他看了一下日程表说：“下午没有活动，可以用来游泳。”于是我的泳裤成了当务之急，德林河畔到处都是卖游泳用品的小摊，奥赫里德湖滨也是。没想到，这条泳裤竟买出一首诗……
障碍
德林河畔
小摊林立
我们上午瞅准的摊位
出售彪马牌泳裤
我们上午遇到的摊主
是个十分友善的老头
他问我们：“中国人？”
我们回答：“是。”
“北京还是台湾？”
“上海”
“西安”
下午
等我们从银行里
换了足够多的第纳尔
去买那条泳裤时
老头年轻了三十岁
换成了他的儿子
说：“上午在这儿的
是我父亲”
还主动告诉我们：
“我是穆斯林
我父亲是土耳其裔
我母亲是阿尔巴尼亚裔”
哦，穆斯林
我很想告诉他
我妻子也是穆斯林
是中国的回族
这是一句并不复杂的英语
但我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
鸡尾酒会于晚餐时间在德林酒店的露台上举行，一块挺大的告示牌上用马其语和英语写着一句很煽情的话：“这是享受诗歌的时间。”——这个时间正好经历了从天亮到天黑的过程，华灯初上。这是那种典型的欧洲式的鸡尾酒会，端着酒随便走，想吃东西桌上有，我四下观察，发现热烈攀谈者有之，冷眼旁观者亦有之，我和严力在一起，站在中间地带，既不主动去跟人搭讪，也对来者热情有加。主动过来与我们交谈的有：惟一的俄国诗人，他竟然是第7次来到斯特鲁加，此次要替已故的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领取补发的“金花冠奖”；斯洛文尼亚诗人，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自出路费，他可以邀请我们参加每年一度的斯洛文尼亚作家节；墨西哥女诗人李娜（我给她译的中文名）刚刚到达，便出现在这里，她对我们讲述着此行的艰难曲折：先从墨西哥某个城市飞到首都墨西哥城，再从墨西哥城飞到保加利亚（马其顿邻国），再从保加利亚飞到奥地利维也纳，再从维也纳飞到斯科普里，脚都坐肿了，好在有她可爱的小侄女随行相伴，李娜热情如火，很受欢迎，她发给众人的诗集中的第一首诗附有十多种外语译文，日语、韩语都有了，尚缺中文，她的意思是：中国诗人，你们看着办？
盛大的开幕式于晚上9点举行，我和老严站在德林河岸观众中间看完了它的大部分，拍了很多照片，但我的诗却是来自于听觉……
声音
国家剧院的女报幕员
宣布：“开幕式开始！”
马其顿共和国
激昂雄壮的国歌高奏
女文化部长致辞：
“这里是诗歌的首都！”
“诗歌也许不会改变世界
但它是打破人际隔阂
增进彼此了解的一条纽带……”
男女主持人合诵马其顿已故诗人
康斯坦丁·米拉迪诺夫名作《望南方》：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
我将振翅飞翔
到祖国的海岸和故土
望我奥赫里德，望我斯特鲁加……”
“吹响我的心笛
啊！让太阳落山，让我死去”
国家交响乐团在演奏
男高音在高歌
（河流奔腾）水声不息
炮声响起（焰火升空）
晚九点三十分
唱诵《古兰经》的晚祷声
忽然想起
来自距桥最近的清真寺
多声部各行其道
交响于璀璨的夜空
26日上午在酒店会议室举行了为1972年“金花冠奖”得主聂鲁达和1991年“金花冠奖”得主布罗茨基补发金花冠的仪式，分别由智利驻马其顿大使和惟一到会的俄国诗人代领，接下来是听众对五位健在并且到会的“金花冠奖”得主提问，老人话多，都很罗嗦，抓住麦克就不松手，鲜有有趣的，好像只有去年得主保加利亚老诗人莱弗科夫的回答好玩一点，当观众问：“金花冠奖给你带来了什么？”他回答说：“让我这一年来一直处于敏感之中。”响起一片笑声……我来之前做了功课，知道希腊与马其顿有国名之争，保加利亚拒不承认马其顿语的存在，后来我在一条船上向一位马其顿女诗人请教过这个问题，她说保加利亚语与马其顿语基本相通。在此之后，是一位不知是何身份的马其顿人做了1998年“金花冠奖”得主、中国已故诗人绿原的主题演讲，泛泛之论，并且很短，其中说到“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我想以绿老的翻译成就当得起，但说到“他的诗对中国青年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严力和我私下的异议，严力说他从未读过绿原的诗，我说我读过，但没有受到过其丝毫的影响。
报到时我们没有领到本届诗歌节的官方诗选，我还为此抱怨说：“这一点还是咱中国人做得好，本月上旬我刚参加过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就是报到时领了一大堆书。”话音未落，我就被教育了——迟归迟，人家这边是由志愿者推着车子直接送到房间来，而且书之精美，非咱能及。为了此次“五十大庆”，书出了很多种，但只有其中一本为与会诗人所盼，并常带于手边，成为彼此认识的“诗歌护照”——那就是本届诗歌节的官方诗选《来自五大洲的诗》，收有所有诗歌节正式邀请诗人照片、英语和马其顿语对照的简历，2-3首诗，第1首是英语或法语与马其顿语的对照，第2、3首是马其顿语。我入选了三首，分别是《车过黄河》《结结巴巴》《独裁者》。创作于1991年的《独裁者》大家不熟，照录于此：
独裁者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当年我们欢迎过他
面带中国孩子
特有的矜持与微笑
在人丛中跳 摇着花
当年他笑 朝我们挥手
俯身亲吻了我们中
最幸福的一个
后来谁都不笑
他 一个独裁者
被人民所杀
我们还欢迎过马科斯
我们还欢送过博卡萨
一个中国儿童
所经历的光荣
多么叫人尴尬
选择这首诗，我是考虑到此次来到的马其顿属于前南斯拉夫，前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巨变后，经历了一场解体，甚至伴随着战火和杀戮。望着台上某些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金花冠奖”得主，譬如来自于古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的诗人，他们也都是上年纪的老人了，我很想知道：他们在写什么？是否也经历了一场巨变？他们靠什么获的“金花冠奖”？“金花冠奖”始创于我出生的1966年，前两届获奖的都是前苏联诗人，前五届获奖的诗人都来自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
手持《来自五大洲的诗》，阅读每位诗人的简介，就仿佛掌握了他们的底细。我很快便发现了一点破绽：欧洲诗人比较爱写自己得了什么国际诗歌奖（国内奖不写），似乎每人都得过，来自西班牙的那位“金花冠奖”得主获的最多，有三十多项——由此可见，欧洲有多少“国际诗歌奖”？中国诗人（尤其是本土的）要得一项“国际诗歌奖”，那可就不得了啦，非成为主流媒体上的一条新闻不可（像多多去年获的美国纽斯塔德国际文学奖），但对欧洲诗人，竟然十分普遍，“国际奖神话”不攻自破。我就不相信那位三十多项国际奖集于一身的得主（好像就差诺贝尔奖了）写得有多好，好得超出我的想象，我发现他还在不同时期拥有多项掌握权力的头衔——这就是破绽。
下午没有活动，先睡了个午觉，不长的午觉中，竟然还做了一个梦，叫我两年来正在倾力而为的大作《梦》系列延伸到了南欧：
梦（167）
沈浩波
圆脑袋
不光
长出了
发碴
问我：
“西娃
是如何发现的？”
我吃力地想了想
答道：
“不是我发现的
她出来混
好像比你还早”
起床后，我对严力说：“我做梦了，梦见跟《新诗典》有关的事情。”——我人在这里，《新诗典》的推荐工作却一天未停，我提前写好了9位诗人的推荐语，留给家中的妻子按时发布。这个梦来得比较浅显，很好分析：一个多月前，沈浩波曾在网易微博问过我：毓梓是怎么发现的？我当时如实回答：徐江向我推荐的。
继续游泳。湖滨全是人，有家庭组、情侣组、孩子组，好不热闹。比较刺激眼球的是三点女郎，令我想起小时候（我长篇小说《中国往事》写的那个年代），在父母嘴里听到海滩上的三点女郎也是南斯拉夫式修正主义的罪证——即是说别人一直如此这般，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享受生活和生命也是光明正大的，东南欧斯拉夫语系的人、包括现在古巴人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更强的身体性也令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味道不同，是性感与浪漫的社会主义。东方人的社会主义则是帝王式宗族式家长式清教徒的，过去的中国、柬埔寨，现在的北朝鲜都是如此，好在我们也已经翻过了这一页，变成了我们曾经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甚至更加过分，走得更远……在湖滨的躺椅上日光浴时，我的目光老是投向奥赫里德湖的西南岸……
远山
在马其顿
在斯特鲁加
在奥赫里德湖北岸
向西南方向望去
大湖尽头的远山
就是阿尔巴尼亚
那里有我的童年
有着不止一代
中国孩子
露天电影式
快乐的童年
“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
“我代表祖国和人民
判处你死刑！”
遥想当年
暗号一出
我们就接上头了
满世界都是
我们的革命战友
你好！阿尔巴尼亚
我的童年没有恐龙
但有你这只山鹰
游完泳，吃晚餐，对不起，我的诗兴又来了：
地雷
旅居海外半辈子的老严
很有经验
像个老游击队员
将两颗地雷状的方便碗面
带到巴尔干
到达后第三日的晚餐
我已经受不了啦
拒绝去酒店餐厅用西餐
向其讨要了一颗地雷
抱在怀里拉响
嘣的一声
炸得我涕泗交流
炸得我大汗淋漓
炸得我七窍全通
炸得我飘飘欲仙
祖国啊
你就是碗面做的地雷
我体内的胃
我胃里的酶
我重新找回的魂儿呀
从下午六点开始的斯拉夫语国家诗人朗诵会到晚上八点仍未结束，酒店会议室里有空座，我便遛进去听到完。参加国际诗歌节，甭管听得懂听不懂你一定要好好听，尽量多听，听了必有收获。我听了半小时的感受：同一个语系内部语种的差异比我想象中大得多，还有那个戴眼镜颇有书卷气的中年女主持，在每个诗人朗诵完各自母语的原文之后，由她一人包办马其顿语的译文，她朗诵得全情投入而富有感染力，听了她的朗诵连我都想朗诵了。一张亚洲面孔坐在里头听得兴味盎然，一定令这些斯拉夫语诗人觉得很奇怪……
梦（168）
我在德林宾馆
自助餐厅用餐
满眼都是来自
五大洲的诗人
一位中年妇女
从天而降
来到面前
我不禁
叫了一声：
“大姐！”
是我妻子的大姐
如何从中国河南的南阳市
来到了马其顿的斯特鲁加
我纳闷道：“你怎么来了？”
她双目圆睁
用豫剧的唱腔道：
“为了俺妹妹
俺也得看住你呀！”
我从梦中醒来，睁眼一片黑暗，看我的夜光表是凌晨四点半——在马其顿的五夜中，我每晚必醒，并且都在四点半前后，严力认为这是时差造成的：四点半相当于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半。但其实另有原因：四点半附近清真寺的早祷声就会准时响起，我要么闻声而醒，要么提前醒来等着它。严力据此说我与伊斯兰教有缘。也许是吧，娶回族的女儿为妻，我血管里还流淌着八分之一哈萨克的血。
早上七点钟，我再度醒来，看见老严醒在床头，若有所等——我想起来了：他此行带了手提电脑，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等待转机时上网，染上了病毒，写不了中文，他只好用英文写信给妻子，让其小女儿打电话过来，时间在这里的早晨7-8点之间，我进入卫生间洗漱时听到电话打进来了，索性洗了个澡，多让他们父女隔空唠唠。等我洗完澡，走出卫生间，看见老严靠在床头，一脸满足地抽着烟，我说：“这下完美了？”他说：“完美了！”
早餐后，我们俩去了此前未曾到过的小城商业区以外相对僻静的另一片转了转，清真寺很多，路上行人十分友善，市民生活得也不错，人家这种地方很可能是国贫民富，即使富不到哪儿去，幸福指数并不低，与我们正好相反。我们走到一家医院的院落中坐下，又聊到汉语诗坛上的一些人事、一些掌故、一些闹剧……有一瞬间，我恍若回到了二十年前，每隔一个季度，我都要骑一辆旧单车到距西外两站地以外的小寨邮局领取严力从纽约通过海邮发来的50本《一行》（去晚了还要被邮局罚款），然后再分发给本地或我遇见的诗人，每个季度，我还要向严力组一批国内的诗稿，新老口语诗人们就是通过我这条线登上《一行》的……那个时候我初入“诗坛”，万万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和我喜爱和敬重的诗人一起出现在此“世界第一国际诗歌节”上，诗歌给我的馈赠就像这南欧夏日上午和煦的阳光一样，所有的挫折、委屈、怨气、不平，都被它晒化了……
上午十点钟，全体诗人在酒店门前乘车去了大湖西岸的卡利斯塔圣母修道院参观。按照日程表上所写，要在这座修道院前举行“国际诗歌朗诵”——这是来自五大洲的诗人们登场亮相的时刻，我感到身边的同行们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概是因为室外的阳光太强烈了，朗诵移至最近的一家饭馆内举行。朗诵从十一点开始一直朗诵到两点半，大概进行了一大半诗人，还没有轮到我和严力。也不可能轮上，因为东道主遵循了这么一个顺序：多次出席的老朋友、前南斯拉夫国家（其中包括大量的马其顿诗人）、东南欧斯拉夫语系国家、欧洲其他国家、美洲、大洋洲、中东、远东。远东来了中国、日本、蒙古各两位诗人。日本老太太是诗歌节的老朋友，早早朗诵了，日本年轻诗人是本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办的“斯特鲁加之桥”奖得主，被安排在多处地方朗诵，不在乎这一地；两个蒙古人，一个是旅居马其顿的翻译家，无须朗诵，我看见他仗着自己关系熟去跟主持人说，于是那个蒙古诗人也被安排了。如果以国家论，好像就中国没出场，我觉得他们至少先安排一个吧。等得不耐烦的我想起两年前，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湟源县的庭院中举行的一场朗诵，我也是等得不耐烦，所有外国诗人都排在前面，所有中国诗人都排在后面——这好像是中国人的正常礼仪，但是外国诗人至少是双语甚至还三语朗诵，一人要占两三人的时间，天色已晚，还有些凉，主持人当机立断，草草进行了两三个中国诗人（都是主持人的朋友），随即宣布朗诵会结束，我顿时傻了眼。或许真有大国与小国的分别，但都一样叫我不舒服，不公正只会叫人不舒服。惟一的区别是中国诗人并不像外国诗人这样：几乎人人都喜欢朗诵，视朗诵为荣耀。相当一批中国诗人参加诗歌节或诗会的目的，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再泡上个“新红颜”啥的。
在附近一家酒店（一部分诗人住在那儿）的露台上站着吃了点东西之后，我跟老严怀着勃起了却不让射的郁闷随大队人马乘车回到了德林酒店，老严说要抓住最后一次游泳的机会（因为明日要集体出游），于是我们回到酒店就直奔湖滨。老严游泳比我强多了，据他说跟少年时代随父母下放到湖南有关，所以他游得多，我游得少，主要以晒太阳为主，还不能睡着，因为我俩的护照和钱全都在我的随身包里，沙滩上人满为患，我得看住。这一看，就看出了诗：
丹麦诗人
他背包而来
在沙滩上
找了把空躺椅
正好在我前面
他把包放到空椅上
将身上的T恤脱了
露出了他的啤酒肚
别看他肚子大头半秃
顶多也就四张
在此老龄化的诗歌节上
该算青年诗人
他脱光上身
却不下水
从包里掏出小本和笔
在躺椅上坐下
望着湖光山色
沉思良久
然后奋笔疾书
从我的位置
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写的是一些
分行的文字
不是英文
那便是丹麦文了
（安徒生的文字！）
写完了
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烟
是本地产的WEST
取出一支点上
美美地抽完
然后站起身来
再将T恤穿上
仿佛已经游完泳
背上包走了
离开时的表情
心满意足
蒙古诗人
他俩站在沙滩上
望着眼前的大湖
一脸茫然
手足无措
其中一位
送给过我
他的双语版诗集
我的包里有我的
便取出两本
送给他俩
两人如获至宝
站在沙滩上
读起来
阳光将他们的影子
照在沙滩上
像是四个人在读
我让我的蒙古同行
在湖滨
在陌生的水面前
有事可干了
他们一前一后
结束阅读
抬起头
望着大湖
依旧茫然
如果面前绿色的大湖
是一片草原呢
如果再牵来两匹骏马呢
一切都将改变
他俩的O形腿
让我看到马腹
温柔的轮廓
刚果诗人
嘎嘎嘎的笑声破空而来
大伙的开心果来了
是一位刚果诗人
体壮如大鲨鱼奥尼尔
但这条刚果河里的大鲨鱼
却不会游泳
他在几个白诗人的陪伴下
慢慢朝湖里走
他主要是在法语系的诗人中玩
围着法国人转
现在这些人
全成了他的粉丝
法国佬爱红酒
每餐饭都要自买一瓶
法国佬都是葛朗台
绝不会给别人倒半杯
开心果除外
因为他会用法语讲笑话
开心果对大家也很友善
对任何人都充满热情
这条大鲨鱼
堪称诗歌节的吉祥物
此刻他已走到湖的深处
湖水就要淹没他的黑头
他嘎嘎嘎的笑声更加嘹亮
惊飞了湖对岸阿尔巴尼亚的山鹰
最后一次游泳结束。六点钟，我和老严准时来到酒店门口候车，准备参加下一项：去奥赫里德观光。发现大巴已经提前半小时开走了，酒店大堂贴了通知，我们游泳去了没有看到。漏掉了十几个诗人，诗歌节临时调来一个小巴。于是，我们便在夕阳的余晖中抵达了大湖东岸的奥赫里德。这是一座老城，比斯特鲁加大，也繁华一些，据说比首都斯科普里还要繁华。诗人自由活动，我和老严在老城的集市、街道上转来转去，按会方要求的八点钟赶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得知“金花冠奖”的颁奖礼还须一个小时才能举行，我们就在附近找了家不错的餐馆大吃一顿。酒足饭饱，回到大教堂，已经没座位，但就在颁奖礼开始前，后排两个观众起身走了，给我们空出了两个座位。我刚一坐下，诗就来了，来自于我身边的小女生：
美人儿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
金花冠奖的颁奖礼上
当主持人朗诵
米拉迪诺夫名作《望南方》
坐在观众中的她
也在小声地跟读
当她读：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
我将振翅飞翔
到祖国的海岸和故土
望我奥赫里德，望我斯特鲁加……”
我还在平静地想
这首诗估计是她学过的课文
当她将声音提高
随台上主持人读至该诗的尾声：
“吹响我的心笛
啊！让太阳落山，让我死去”
我便侧身看着她
使劲地看啊
美人儿，美人儿
你就是一首诗
我们进来时见有身材魁梧但面容年轻的保镖，等主持人一介绍才知是马其顿共和国总统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来了。总统没有讲话，一个该国科学院院长之类头衔的人物发表的讲话无比冗长，叫人恹恹欲睡；据说是该国第一男高音的演唱还不错，这种意大利语的美声在教堂里演唱的效果真是太棒了。我刚才吃下的一大块牛肉汉堡太咸了，让我一直忍受着干渴，到颁奖环节终于忍不住了，私自遛出去，到一家小超市买了一桶可口可乐，坐在教堂外的长椅上享用起来，这时候我又看到了一首诗：
克罗地亚诗人
昨天早餐时
我们碰巧坐在一起
并且交谈过
我问这位年轻的淑女：
“你来到马其顿
是否会意识到
二十年前
这也是你的国家？”
她回答说：
“我生于1986年
当我记事时
已经分开了
我不会有这个意识
也许我的父母会有”
现在，我看见她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外
徘徊复徘徊
显得格外孤独
在这个倚老卖老的诗歌节上
越年轻似乎就越弱势越孤独
此时此地
我自作多情地想
或许是因为
我这个陌生人的冒昧一问
她现在已有了故国的感怀
看看这老城
看看这老街
这里曾经是她的国家
看看这男人
看看这女人
他们曾是她的同胞啊
早退还有一个好处，我目睹了总统携夫人的提前离场，也就四个保镖跟着，走了一段石子路，进了一辆黑色轿车，在四周群众众目睽睽之下，这一块也没戒严……然后诗人的大队人马出来了，虽是在夜色中，路灯下，但我还是一眼便认出了老严，在这个地方，像我们这种亚洲面孔，非常稀少，很好辨认，在斯特鲁加曾有几个小孩追着我俩说话，一群小美女要跟我们合影。我们随着诗人的大队向前，又将刚才来的那条老街再走一遍，去乘坐返回斯特鲁加的大巴。墨西哥女诗人李娜从身后追上我们，对严力说：“没有听到你的朗诵，我很不开心。”李娜今天白天朗诵过了，她在朗诵前说：“我跑了那么远的路，却只朗诵这么短的一首诗。”她的那首诗写得很好，译成了十多种外文，还缺中文，严力回国后译了，我也再译一版，过过翻译瘾：
伟大祖国
【墨西哥】李娜·则让
伊沙、老G 译
我生活在如此之大的国度
一切事物都遥不可及
教育
食品
住房
我的祖国如此辽阔
公平正义不足以覆盖国土
这下李娜该高兴了，她此次遇到两位中国诗人，她的得意之作便收获了两个不同的中文译本，路再远也值了。等候大巴时，那个年纪较轻的蒙古诗人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跟我开起了玩笑，说刚才在路上碰到一位马其顿妇女拉扯着三个孩子，正在四下找我……老严对他开的这个玩笑很不以为然，我倒无所谓，我估计这个玩笑是从蒙古草原上移植到此的，所以才显得生硬。
回到酒店房间我先用严力带来的手提电脑上网，电脑出问题时我一般都去酒店的媒体中心，后两天没问题了，上起来很方便，主要是去我的网易微博《新世纪诗典》，看看今天推荐的是谁，再发送一些我和严力拍的诗歌节活动的照片——这是国际诗歌节首次以微博形式向国内做图片转播，让国内同行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这边的情况，时代在发展，诗歌在前进，很多事情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而大部分国内诗人的做派还像过去一样老土，参加国际诗歌节想让人知道又怕让人知道，搞得鬼鬼祟祟的，不偷都像贼……李娜刚才的话肯定刺激了我们：在这里不出场朗诵是要被人同情的啊！临睡前，我和严力同时在看日程表上明天的安排，看看我们还有没有登场亮相的可能，可怜天下诗人心！
28日一早，大概是我们都意识到了：这是诗歌节在斯特鲁加活动的最后一天，便决定早餐后再去重温一下这座小城相对繁华的河岸一带，刚从酒店的后门出去，就在花园里遇到了一个人——一首诗：
阿根廷诗人
“中国人？”
她问我们
“是。”
我们回答
“我爱你们的国家”
她脱口而出
“那是个伟大
而美丽的国度
三十年前在北京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际部工作
做西班牙语播音员
我最美丽的青春
是在你们美丽的国家
度过的……”
“我也爱你的国家
尽管我从未去过阿根廷
但是我爱博尔赫斯
但是我爱马拉多纳……”
——这段话用英语说
并不复杂
但是
我又一次没有说出口
在斯特鲁加街道上又碰到一位友好的市民，一位老者：“中国人？”“是”“北京还是台湾？”“北京。”“好！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严力说：“他们现在看我们，有点像过去看日本人。”严力又说：“他们现在看我们，眼睛里终于有嫉妒的成分了！”——后一个“他们”指的是诗会上的各国诗人，1985年就开始旅居美国的老严观察起来肯定比我有经验。
十点钟，全体诗人在酒店门口乘车，大部分人选择去码头乘船，游览奥赫里德湖，前往圣·瑙姆修道院参观，少部分人（估计是诗歌节的常客）选择不游湖，乘车从陆路直接去修道院。乘坐大巴前往码头的路上，我又拾到了诗：
一念之间
一个小动物
死在公路边
仔细看
黄鼠狼
我陡生
复仇快感
四十年前
我养的一窝
小鸡娃
一夜之间
一只不剩
就是被这
可恶的黄鼠狼
一窝端
但是一瞬间
我便放弃了
仇恨的念头
那是抬眼看
天空湛蓝
阳光灿烂
大地辽远
公路笔直
仿佛画卷
死者仿佛
卷轴上
一滴浊泪
上了轮渡，我们选择上二层晒太阳，三天的游泳已经让我俩的肤色很有度假感了，再巩固一下。前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马其顿诗人，开朗而健谈，等于给我们充当了导游，尤其是那个男的，是个已经移居瑞典的文物商人，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并且十分热爱中国，因为他在瑞典曾经有位中国情人，是位上海姑娘。其间还有一位保加利亚老诗人过来坐了一会儿，女诗人介绍说：老头还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童话作家，她小时候读他的书，现在她女儿在读他的书，他的作品以想象力丰富而著称。一语又道出了保马两种语言的相通性。大湖美丽，据说是欧洲最深的湖，而我一直很关注位于我们右侧的阿尔巴尼亚沿岸，岸上的群山……
半山坡上的修道院，坐落于湖光山色之间，在此修道，或许真能修成？一个唱诗班正在院落中排练，圣歌的歌声特别给气氛。我和老严忙于参观、拍照，一转眼大队诗人不见了，原来他们全都悄悄下山来到一座绿得惊心的公园，寻桌而坐，等待就餐。侍者拿着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任你挑选，菜肴和食物摆放在园子正中的大长桌上任你取用，比利时诗人杰曼主动过来和我们坐在一桌，边吃边聊，两年前我们在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见过面，他主持的原点出版社出版了中英文双语对照版的《中国诗歌前浪》（海岸主编），严力和我都是入选作者，他与大陆、台湾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有交往，热爱中国……
酒诗赛开始了。诗歌节主席发邀请函时附了一个表格，接受邀请者都要填写，其中一项是：你是否参加酒诗赛？我当时打的是对勾，并在提供作品时加入了一首与酒有关的诗，我看女主持手里拿着两页纸的表格，就请严力帮我看看有没有我的名字，一看有，我就向她表示我愿意参加朗诵，并看着她在我的名字下画了一道横线。我的名字在第一页表格的中段，但是朗诵了好多人还是轮不到我，有的诗人不在现场（估计是餐后到小河里泛舟去了），连喊三遍名字不见上场，给主持人带来了尴尬，但还是叫不着我，一个花枝招展的英国女诗人，是诗歌节的另一颗开心果，被叫上去了说：“这首酒诗忘了带来，在斯特鲁加的酒店里。”下去了，准备了一会儿，又上来，唱了一首老掉牙的英文歌，《音乐之声》里的。不断有人临时报名参加朗诵，一报立即上，就是不叫我。我又嗅到了昨天的那种气氛，那女主持就是叫到斯基或维奇这种名字亲，大卫和约翰也算亲戚，跟中国诗人有仇似的，难道是因为我们名字太短她看不见？我都看到一个男的在对她耳语——估计是说：时间差不多了，准备结束。我都对自己说：怎么莫名其妙又没戏了！这时候，突然叫我了——我没有亲耳听见，是严力在叫我上场，于是我在平生最有客场气氛的一个大客场登场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在一个将朗诵搞得神秘莫测的诗歌节上，在一个有人回回不落有人一次机会都难得的诗歌节上，在一个将偌大中国当作远东之远的诗歌节上，一个不远万里从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诗都长安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到伊斯坦布尔再从斯科普里乘车来到斯特鲁加的中国诗人终于他娘地出场了！我命令自己沉着，上台走慢点，朗诵读慢点，我先用英语说了句：“各位好！我读中文。”——就开始了：
感恩的酒鬼
一个酒鬼
在呕吐 在城市
傍晚的霞光中呕吐
在护城河的一座桥上
大吐不止 那模样
像是在放声歌唱
他吐出了他吃下的
还吐出了他的胆汁
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驻足 目击了这一幕
忽然非常感动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
对生活的感恩方式
（1996）
我命令自己拿出最高的朗诵水平来呈现中文之美，在一堆崩豆似的语言丛中，真的，在我看来，拼音语言适合说RAP，汉语适合读诗，在此得之不易的场合中，诗太短了，让我觉得不过瘾，但我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尽了全部的努力来确保朗诵的质量。我刚站在麦克前，那个年轻的蒙古诗人就大叫我的名字，我说“我读中文”，他又吆喝了一声，挺哥们儿的。我朗诵的时候，除了听到最近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我很想知道他是谁），全场一片安静（比别人朗诵时安静多了），最终我听到了还算热烈的掌声。我回到我的桌边，一位罗马尼亚女诗人跑过来说：“中文太好听了！”她很想要我手里的那页诗，刚好是中英文对照的，我就送给她了，然后互留邮箱。我记得严力早年写过一大组《酒故事》，还出过一本中英文对照的集子，他没有报名参加这个酒诗赛，我动员他临时报名朗诵两个片段，因为感到机会得来真是难于上青天！老严拒绝了。坐在我们这一桌的杰曼就是临时报名朗诵的，无关酒，是关于一个汉字的诗（他真的很爱中国），读完后一片掌声。
等到一个男的出场宣布酒诗赛的获胜者，我才发现我是倒数第4个出场朗诵的——好悬啊！明明我在名单第一页的中间，为什么非要扔到最后？除去临时报名的，可不就是最后嘛！一个特爱给美女拍照的立陶宛诗人获胜了，奖品是一桶本地产的葡萄酒。我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想获奖，尤其是在客场气氛如此浓郁之地，我想的是：获奖或未获奖的酒诗，不会有《感恩的酒鬼》出色，即便按照他们的标准——上帝的标准。
回程中，起风了，奥赫里德湖像大海。严力告诉我他观察到那个日本青年诗人又一个细节，等于送给了我一首诗：
日本诗人
前天夜里
他穿风衣
走出酒店
双臂伸展
像只蝙蝠
扑进黑暗
昨天正午
奥赫里德湖畔
他将随身包
放在地上
端起相机
咔嚓一下
今日黄昏
就在刚才
轮渡离岸
他孑然一身
对着青山招手道：
“撒扬娜拉！”
起初我们以为这是一个装逼犯（就像我在鹿特丹和青海湖两次遇到那个日本诗人），后来发现人家是真内向，活得很自我，犯不着跟别人玩。我俩还联想起顾城，不免为这小哥儿们的明天捏一把汗。
晚餐竟然有炒米饭，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盘，我的胃早就在思念祖国思念我的长安了。老严只喝热汤，不敢吃饭，因为他一回来就开始泻肚，晚上的闭幕式也不准备参加了。吃饭时，日本老太太告诉我们说：闭幕式在桥那边的那个酒吧举行。我独自一人过桥时看见大队诗人正在往回走，怨声载道，怨气冲天，孤独的德国诗人对我直做鬼脸，问我：“中国的诗歌节会如此吗？”我肯定地回答：“不会。”原来，闭幕式的地点又临时改在“诗桥”上举行了，而这里的舞台还未搭起来。我看见好多诗人都穿起了民族服装，手中握着诗集，我心里很感动：他们从世界各地跑到这里来，最大的要求就是朗诵自己的诗！我决定跟他们一起等，结果又等了一小时，闭幕式才开始。首先还是颁奖礼，“金花冠奖”又重新颁发了一次，然后是米拉迪诺夫兄弟奖——即马其顿一年一度颁发的国家诗歌奖，然后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办专为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设立的 “UNESCO-斯特鲁加之桥奖”——为此联合国的官员来了，桥附近有保镖，还有便衣，就站在诗人中间。听诗人们私下说，此番“五十大庆”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少许诗人被请上台去就座，是哪些国家的诗人呢？伊拉克、苏丹、科索沃……对不起，我的诗又来了：
科索沃诗人
有个穿花衬衣的
中年男诗人
围着斯特鲁加市长转
围着诗歌节主席转
跟大多诗人都认识
像个交际男
朗诵用法语
花衬衣三天不换
惹人讨厌
有个黑头发的
青年女诗人
确实是美女
姗姗来迟
一帮老少爷们儿
苍蝇一样飞过去
感觉人人都想泡她
像朵交际花
可是
当我突然得知
他们来自科索沃
所有感受都变了
所有信息都被重新解读
哦！他们的朗诵都有着真实的沉痛
我还注意到：除去三十多个马其顿本国诗人，所有被邀请的国家都没有超过两人，只有科索沃来了三个诗人，另外一个青年男诗人的朗诵也是沉痛的，朗诵一完，一位马其顿中年女诗人立刻过来对他表示关爱……在这里，每个诗人都是国家代码，绝大部分诗人，我压根儿记不住名字，我只记得他（她）来自哪个国家，于是他（她）的所作所为便与所属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我知道：世人眼中暴发户的中国，是万万不会被请到主席台上去的，我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为祖国和自身而感到高兴！如此这般被请到台上去的诗人舒服吗？他（她）的不舒服就是所谓“承担”吧？中国诗人什么时候曾被请上台去过呢？哦，那些“流亡诗人”，老“承担”这个对于自尊心较强的个体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是在利用他的祖国，而祖国也在帮他……我先在河岸的观众中看了一会儿，又来到桥上诗人中间，诗人们都站在桥上台下等着朗诵，包括那些七老八十的“金花冠奖”得主们。这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加纳诗人大模大样走上台去，坐在一把空椅上，打开他的手提电脑看起来……也不知道是工作人员通知他上台的呢，还是他自己上去的——据我判断是后者，这是一个抗议的行动。这个行动感染了我：说老实话，我很想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大舞台上向德林河两岸虔诚的观众朗诵我的诗，展示好听的汉语，但如果让我这么干站着等上两三个钟头，我还是算了吧！再说我现在最该做的是回到酒店去看看老严身体如何……想到这里，我掉头而去。
好汉也怕三泡稀。回到房间，房间黑着，老严昏睡在床。他已服下自带的黄连素，我赶紧将我带的诺氟沙星拿出来，氟哌酸对我是一贯灵，诺氟沙星是氟哌酸的最新一代，老严说他从未吃过，那就会更灵。老严旅居国外26年，对西餐比我适应得多，怎么就吃得闹肚子呢？问题就在适应，他食量没我大，但吃得比我广，所有奶制品我是不沾的，老严各种奶酪都能吃，我怀疑问题就出在这里。药吃下去，人不再泻；睡觉前，老严精神好多了。从阳台可以听到“诗桥”上的朗诵一直在进行中，怎么一些朗诵过的家伙又在朗诵？丹麦另一个玩形式主义的诗人——我一耳朵就听出是他！而一直没有出场的中国杰出诗人严力，却没有任何人来通知：今晚该你朗诵了……这个混乱不堪的诗歌节如何成了“世界第一诗歌节”？我真是闹不懂。
第二天从早餐开始，就不断有诗人来告诉严力：昨晚台上的主持人在叫你朗诵……老严乐了：“所有诗人都知道严力没有朗诵——这个广告做的，好像玩了一个行为艺术。”——我为老严高兴：大家知道严力的分量，在期待着他的朗诵！他没有出场朗诵便成了一个事件！没有人说叫了我，那就是没叫，我在酒诗赛上的出场就算朗诵过了……对我们真是吝啬啊！但对有些人又何以那么慷慨？至此，我《感恩的酒鬼》遂成了汉语在第50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惟一的发声！
我们按照会方说的八点半到酒店门口等车，便提前办理退房手续，又被添了一把恶心：前台经理拿出一张194欧元的小票让严力付款，说严力是诗歌节正式邀请的，我是严力带来的，所以为我要付这笔钱……这一瞬间，我猛然想起在此得过“金花冠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果戈理》一诗的最后一句：“离开这国家！”幸好我所有的文件（包括邀请函复印件）全都在随身包里，马上拿出来给他看，他极不情愿地看了，又打了一个电话，这才没事了，连句道歉都没有。但是麻烦接踵而至，说好八点半去机场的车七点钟已经走掉了，昨晚他们贴了通知，老严病了，我没注意看。老严找诗歌节主席交涉，主席却半天找不来车，最终一个在大堂等活儿的出租司机等到了载我们去机场的活儿。来之前便有朋友警告过我：到此前社会主义国家，你会碰到与你去过的那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的意外——真是高人指点，这下我全信了。诗歌节主席最后跟我和老严分别握手、拥抱，他英语不好，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同车去斯科普里机场还有两位女诗人：一位来自捷克、一位来自荷兰，都是70后，都是大美女，住在另一家酒店，提起这个诗歌节，都是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捷克女诗人等了大半晚上，也没有等到朗诵，等她索性回酒店睡觉去了，主持人在台上叫她的名字。荷兰女诗人被安排在“诗歌公园”种树时朗诵了，也照样有意见，她说那个被邀请上台的苏丹诗人也很有意见，说回去要办一本杂志，将这个诗歌节的种种不是全写出来，我说我不用先办杂志，回去就写。有两位美人相伴，一路上很愉快，还有一个好玩的司机，让我收获了诗：
南斯拉夫司机
他叫“XXXXX斯基”
他是司机
他英语比我还差
几乎不会
俄语稍好一些
学习自社会主义的
南斯拉夫时期
刚好捷克的美女诗人
既懂俄语又懂英语
便做了他的翻译
这是个纯爷们儿
两个美女一上车
他就变得无比亢奋
话语多多
没词也说
让两位中国男诗人
也跟着沾了光
譬如横穿首都斯科普里
没有美女在车
他不会这么做
他是最好的导游
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
每到一个山头
他都要告诉我们
现在的海拔高度
用手指将阿拉伯数字
写在车的前窗玻璃上
车在途中休息时
我们一起抽了根烟
严力送他一盒中南海
他非要搞清楚“中南海”
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脱口而出：“毛泽东的房子”
又说：“毛和铁托是朋友”
这一下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车子向前行进
他双手同时离开方向盘
做出了一个砍去双臂的动作
说南斯拉夫一分为七
小成现在这个样子
让他很伤心
让他一点自豪感都没有了
哦！给人民自由、民主、独立的世界啊
忘记了人民还需要一个强大国家的自豪感
亲爱的斯基！为了给你自豪感
我特意提到了马其顿国脚
在国际米兰踢球的潘德夫
并在这首诗里
把你称做“南斯拉夫司机”
而非“马其顿司机”
这一路上，这位司机，让那个诗歌节在我心中变小了。但离开这个国家的愿望还很强烈，一路上我都怕赶不上我们的班机，那样我们又会有麻烦，因为签证多一天都不给，我们必须在今天离境……正常出境时又会有麻烦吗？好在这两个担心多余了。在机场巴掌大的候机室里，我们又见到了早上七点出发、已经在此等候两个多小时的日本诗人、蒙古诗人，还有土耳其翻译家——他来时在奔赴斯特鲁加的中巴上，跟老严聊了一路，他到过中国黄山的一个诗歌节，与老严在那次认识了，就因为不住在中心酒店，矮了三分似的，见着我们就躲，现在还躲躲闪闪……这个诗歌节需要全面反思！登机前，老严给我要了一杯热咖啡，他自己泻肚不敢喝刺激性饮料却给我要了一杯，他说：“我感觉你需要喝一杯。”——没错！他一定看出了我走出海关的一脸紧张，我将那一小杯意大利浓缩咖啡一饮而尽，在此为老严赋诗一首：
中国诗人
严力，我们是一样的
都属马，相差一轮
都是路遥知马力的好马
两代人中的劳动模范
咱俩出版的书加起来
足有一百本
严力，我们又是不同的
对生活我得过且过
任何事你一丝不苟
如果是我一个人
踏遍商店去找热水器的事
是不会干的
严力，我们还是一样的
觉得自己写得比谁都好
不卑不亢
庄敬自强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哪怕明知会吃亏
严力也让那个诗歌节在我心中变小了。与老严这样伟大的朋友、我命中有缘的贵人共同旅行一周，哪怕去的是无人的荒岛也是很好的收获，就是那句俗话：去的地方不重要，关键要看跟什么人。飞机起飞后，我没有看舷窗外的山河，全身上下如释重负，前方的土耳其在我心中陡然成为一个多元开放现代时尚的大国……
一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和来时一样，我们要在机场的国际区等候7个小时，然后转乘去上海的飞机。在来时的7个小时里，我们已经逛遍了这里的免税店，为亲人看好了礼物，所以，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进商店买东西……这大概耗掉了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准备去入境口旁边的一个咖啡馆坐一坐，那里还可以上网，可以耗掉更多的时间。一步踏进咖啡馆，我一下愣住了：两位以色列诗人就坐在正对门口的座位上，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看起来真像是一对老夫妻……我马上向他们扮出灿烂的笑脸，尽量地灿烂，正对着我的老太太以微笑回报我，然后，我们就走进去了，在有电源插座的墙边找了两个空位，落座。刚才猛然见到这二位，我为什么愣住了呢？因为我对他俩的上一个印象还是五天前到达时从斯科普里机场到斯特鲁加的中巴上，中途下车休息时，我请老太太先走，她冲我微笑了一下……整个诗歌节期间，他俩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没有听到他们的朗诵，甚至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哦，我前面说错了一个事实，不光科索沃诗人，以色列诗人也邀请了三位，除他俩外的另一位诗人却是十分活跃，是个中年男子，我至少见他朗诵过两次，每次都不忘声明：“我是来自以色列的阿拉伯语诗人”——从形象看也是阿拉伯裔，那么这两位就是以色列的希伯来语诗人了，从形象看显然是犹太裔，前者活跃异常，后者人间蒸发……这真是国际诗歌节特有的文化啊！也是当今世界文明的窗口！我写诗：
犹太诗人
你们坐在咖啡馆里的样子
真像是梵高名画
《吃土豆的人》
在政治正确的诗歌节上
清真寺林立的斯特鲁加
你们消失到哪里去了？
整日待在酒店房间里
读诗、写作、祈祷、赎罪
只有这里是最安全的？
哦！犹太诗人在马其顿
像两面移动的哭墙
民族性格与节日焰火的反差
又像是受审的罪犯
那么谁又是审判官
每天升起的太阳无处不在的空气
哦！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咖啡馆
请接受一个中国同行无邪的微笑
他的心中没有这些正确的垃圾
这两位犹太诗人就像一面古老的铜镜，照彻了诗歌节上的种种现象：因有阿拉伯多国诗人在，他俩只好低调至无；因有科索沃和前南诸国诗人，塞尔维亚诗人就颓掉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诗人与那惟一的俄国诗人绝对不玩（尽管他们都懂俄语）；美国驻马其顿大使馆是赞助单位之一，但美国诗人一个不来，恐怕绝非偶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同属大英帝国，但绝不一伙；德国惟一的诗人比较孤独，好在他老婆对他崇拜有加；古巴诗人苦大仇深，比较受人照顾；前殖民地与其宗主国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以法语系、西语系最为典型……那么，中国呢？一个世人眼中的暴发户，并且带有威胁性，意识形态又与人不同，我俩不可能因国籍而受待见，若要求荣，只好自己作了，严力不应该说自己来自上海，而应该说自己来自纽约，事实上他有一半时间住在纽约，扮作苦大仇深，诈称“流亡诗人”，那么我呢？应该冒充中国作协负责人，这个诗歌节过去一直是向中国作协发邀请的，我国也多次派出作家代表团前来参加，这边重视得不得了，大使馆派人来，新华社住外分社来报道……我来之前做功课，将这些过往的历史了解得倍儿清楚。现在，我想动员英语一级棒的老纽约客严力陪我过去跟两位犹太诗人聊聊，我列举了一大理由是我的希伯来语译本五年前在以色列出版过，我说：“我为我的诗进入圣经的语言而自豪。”严力说：“你该为最聪明的民族选择了你的诗而骄傲。”于是我们决定过去聊聊，但是再一看，他俩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两个空空的座位……
2011年9月追记于中国长安
城春草木深——第二届澳门文学节散记
“热爱你的祖国，祖国就会照顾你”
——贾梅士诗句（镌刻在澳门通往中国内地的关闸的门楣上）
由于西安到澳门没有直航，我需要先飞到珠海，然后从陆上通关。从珠海拱北海关进入澳门时，竟然过了两道关卡，颇为耗时，令我心有别扭……三日后，内地作家与澳门本土作家的座谈会，海报上印着《边缘内外》，节目单上却写着《边界内外》——“到底是边缘还是边界呢？”主持人——一位澳门老作家说：“依我看应该是‘边界’，‘边缘’谈不上内外，只有‘边界’有内外，不过大家还是想谈‘边缘’谈‘边缘’，想谈‘边界’谈‘边界’吧……”结果，那个大榕树下的黄昏，不论澳门作家还是内地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谈‘边缘’，我未能免俗，在发言中也是大谈“主流”与“边缘”的关系，而我心中却有着两道明晃晃的有点刺目的‘边界’……
美丽的大海边。漂亮的科技馆。“隽文不朽——第二届澳门文学节”在此开幕。开幕式上有中国南粤特色的舞狮表演，但环顾四周观众：还是金发碧眼者居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商云集到此，我心有纳闷：既然盛况空前，并且如此国际化，为何不叫“澳门国际文学节”？六天下来，我自释然：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澳门’二字本来就带有‘国际’色彩，这里距世界比边界那边更近，五百年前就成为世界的一分子……
来自六个国家或地区的七位作家，在主席台上就坐（我有幸忝列其中），在通晓三文四语（英文、葡文、中文、粤语）的美丽的女主持的主持下，自由讨论一个专题：《全球化影响下的作家视野》。最令我有感触的是那个光头的东帝汶作家，他说：“全球化与东帝汶没什么关系。我们刚独立，不担心民族性会在全球化大潮中丧失。”——当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一组西方记者拍摄的“黑镜头”：在雅加达街头，成群结队的印尼暴民正手提砍刀追杀一位东帝汶少年，最终将其追到死胡同，当街砍下其头……恍惚间，我觉得：这位光头作家就是这位少年长大后的模样！
每天，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跨过大海，目光掠过海岸上一座座巨无霸般的赌场，奔赴大中学校去给孩子们神侃文学……无论如何，这都像是一个春天的童话。
在圣若瑟大学，我说我是一名来自古长安的诗人，并为师生朗诵《最后的长安人》；在澳门大学中文系，我直言批评大学生们写的诗“像裹小脚的现代少女”，我并不为我的直率而后悔；在培正中学，讲座结束后，一位修长的男生一直追到离去的车边，问我诗歌与散文的最大区别……
我再一次领悟到这种西方式文学节的精髓在于：为人民服务——便以更大的热情和负责的态度投入其中。我欣然地发现我比其他来自中国内地的嘉宾更适应于这种给你使命也给你自由的文学节，比那些体制化的小说家和自由散漫的诗人。
文学节交给你的是一段暂住澳门的美好时光，这很像我参加过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那一次，我是在活动之余去了别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海牙）甚至别的国家（比利时）旅行，这一次我是一得空闲便徒步行走于澳门的大街小巷，像一名普通的游客，甚至像本城的居民……
大街是一座城市的脉搏，小巷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在不大的澳门尤其如此）——你只有像血液一样流过去，才敢说自己触及了它的身体。
而什么是澳门的灵魂？大三巴吗？——这座城市最大的标志物是否就是它的灵魂？此前我很怀疑一堵墙（又非耶路撒冷的哭墙）——一截残垣断壁怎可成为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今我来这里，才知道它的地下有名堂：那几十位殉教身死——被日本天皇像耶稣一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圣徒的遗骸，是否就是澳门的灵魂？
我没有登上大炮台去瞻仰，我发现我不大爱看炮台，不论是八年前在旅顺，还是今年初在台湾，不论那座炮台是朝向大海还是调转过来朝向大陆……
我来到世界上最大的赌场——威尼斯人。那里有一颗黄金的地球仪和金碧辉煌的环境，那里有比威尼斯城更干净的流水和更绚烂的黄昏的天空——我初见那封闭的虚假的天空时有片刻的神往，继而便是无以名状的压抑……在威尼斯人，我看见的人全像假人、蜡人，他们的脸上全无笑容，仿佛钞票上的人脸；在威尼斯人，我想起了庞德名作《地铁里》：“人潮人海中面影的幽灵闪现；｜雨天里湿漉漉黑黝黝的枯枝上绽放出花瓣。”——似乎也可叫做《赌场中》。
我不赌。一来觉得自个儿无端的好运气向来不多，得省着点儿用；二来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座超级赌场，整个人生便是赌局，大事小情全都在下注，已经够累了！我非赌徒——或许，我是更大的赌徒也未可知？
与曾留居澳门的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贾梅士的塑像合影。同行的小说家为我掌镜，我说：“我给你也拍一张吧。”小说家想了想回答说：“我就算了，我……不是诗人。”
在那颗树枝上长满绿叶的大榕树下，在与澳门本土作家们座谈时，来自内地的剧作家说：“澳门的皮鞋真好，在这儿能买到最好的意大利皮鞋。”我把头低了下去：能不能不说这个？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家能否不向资本主义作家们做此汇报：我是如何补上物质这一课的？能否不在诗歌节的车子接你去讲座时，正奔波在买皮鞋的路上？
在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中，最懂礼节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女诗人，令我等对“中华民国”感慨万千：“那才是我们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来自法国的中年男作家——文学节上惟一葡语系之外的外国作家，写的是战争，谈的是战争，我有点怀疑：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专写他不可能经历的二战，在餐桌上我问他：“朝鲜半岛会不会打起来？”他回答：“这要看中国。”
来自巴西的女歌手，人与歌声像月光一样忧郁——我回来之后才在文学节的报道中看到：她并非来自巴西，而是来自克罗地亚，于是她在我的记忆中幻化成忧郁女神，前年我去过马其顿——哦，为什么所有前南国家的人民都让我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感？
此刻的澳门，城春草木深。木棉花满城开放——“那人间的画板上｜调制不出的红啊｜热烈的忧伤｜性感的寂寞”（拙句）——无不说明此处是南粤大地的一部分，还有那更为精美的粤菜，无处不在的粤语，当地朋友告诉我：澳门人从未有过对其自身身份的怀疑，他们从来都自认：“我是中国人！”
七天六夜，我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十楼，从我房间的窗子望出去，是这座城市的背面：左边是一座正在施工中的大楼，右边是一片低矮、陈旧的简易小楼，有一天，当我从窗口望出去时正看见其中一座小楼顶上，一个衣着朴素身材窈窕的少女在擦玻璃，她的动作上上下下极富韵律感……远处，高耸入云的正是形似鸟笼的老葡京赌场……这幅画面，便是最后定格在我心中的澳门。
文学节的海报上画着一个拉手风琴的少年，拉出了一页页稿纸；文学节的现场真有一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踩着极高的高跷，向路人发放节目单，路人匆匆而过，懒得伸手去接，他吃力地弯下腰来，却并未散出去这一张……此情此景，便是这个春天定格在我心中的文学。
中国当代诗歌：从“全球化”说开去
请允许我将“文学”化小为“诗歌”来谈，是基于这样一个把握十足的预见：在这种研讨会上，不论专家还是作家，在发言中谈到的“文学”一般都会特指“小说”，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小说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这来自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秩序的矫枉过正，也来自于1949年以后新中国文艺的政策方针对于“大众化”的极端强调，当然，也和中国当下以市场份额为基准的商业气氛对于文学的冲击脱不了干系——基于此，“诗歌”往往置于被遗忘或忽略的境地，甚至比带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载道”散文更不易被人提及。
我是诗人，应该负起责任——哪怕是制止这不合理的现象在这一次会上的重演。
在此，必须做个界定：我这里所讲的“中国当代诗歌”既包括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本土写作，也包括旅居海外的中国诗人的写作，甚至包括已经加入他国国籍的汉语诗人的写作——所以，准确地说，我在此所谈的应该叫做“当代汉语诗歌”更为合适。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本土的诗歌舆论基本持有宽容和健康的心态，几乎无人会认为美国公民北岛、新西兰公民杨炼、荷兰公民多多等不是“中国诗人”，正如无人会认为法国公民高行健不是“中国作家”一样。或许，一个文学家的身上原本就有着“双重国籍”，一个是社会化的，一个是文学化的，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世界大同”的时代来临之际，国家的烙印开始变淡……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全球化”。
将“全球化”这个“庞然大物”与“诗歌”这个“小器”拉在一起谈——从文字表面来看，似乎有点荒诞，甚至有点滑稽。有人因此而拒绝这样的思考和讨论，更有甚者会诗人脾气一耍说：“这是伪问题！”——他（她）碰巧说对了：问题也许是伪的，现实却绝对是真的：“中国当代诗歌”就像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物一样已经无可辩驳地置身于“全球化”的大现实中！
不是所有的中国当代诗人都原意参加到这样的思考和讨论中来，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不得不接受这个异常强大的现实，甚至于享受着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不知道这是否与那段“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非常岁月有关，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那么热衷于制造“二元对立”，即便感性十足的诗人也概莫能外，甚至更而甚之，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大潮，有人欢呼雀跃，高叫“福到了！”；有人忧心忡忡，惊呼“狼来了！”
那么，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当代诗歌”来说，这所谓“全球化”究竟是“福到了”还是“狼来了”呢？有人宣称：网络拯救了中国当代诗歌——如此煽情的话语指的是怎样的一种现实？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诗歌”与“中国当代小说”还有其他文体的最大不同和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发生现场的民间性和非体制化，始发于《今天》的自办民刊的传统，从上世纪的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并在世纪之交与正在迅速普及的网络相遇，在网上建立一个诗歌论坛所需要的费用要大大低于办一本民刊，而容量却要大得多，从此中国当代诗歌走进了一个因为提早到来而显得十分奢侈可以堪称伟大的“‘自由发表’时期”——这便是为什么有人要用“拯救”来说它。再后来，随着博克（blog）的出现，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后在90年代纷纷下海去做生意的诗人在完成了他们个人的原始积累以后开始恢复写作——尽管他们今日的写作已经很难对中国当代诗歌给出实质性的贡献，但却带来了资金，搞热了气氛，制造出一派虚假的繁荣，给外界一个错觉：诗歌在回暖！连自称“对互联网了解不多”的谢冕先生都承认：“网络给了诗人机会”。
于是乎，一个看起来十分荒诞可笑的场景出现了：高喊“狼来了”的这拨人，是吃着狼肉、喝着狼血、寝着狼皮在喊的，比此一典故中那个撒谎的孩子还要“可爱”！而那些以为是“福到了”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福”找到了他们呢？是诗歌的福分吗？近年来，在中国诗歌的坛子上，活跃着一批“交流狂”，整天飞来飞去地开会，我称其为“会虫子”（马雅可夫斯基早有诗云：开会迷），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对我说：“这一年下来光会都开不完！”另一位则公然对媒体讲：“今年真是玩疯了！”大家想想看：小说界是更加体制化更有组织性的一个领域，但他们现在开的会却远远没有诗歌界多，加上小说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需要大量的整块时间，小说家们对这种游山逛水的会必须有选择，否则作品出不来。事实上，即便是最平庸的小说家也都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他们在劳作，所以在当代中国小说家瞧不起诗人也是有道理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在开这样那样的会兼作公费旅游呢？有些诗歌网站（譬如“诗生活论坛”）上有诗讯专栏，其中各种会讯占据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你把参会者的名单综合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是一小撮人，是一些职业的开会者：由现在几乎无诗的著名诗人、几无文章的著名批评家、文学杂志主编、诗编、各大学掌管新诗中心的教授、博士，专门办会的诗歌活动家、以诗人面目出现的出资人等组成——开会的是这一批，写诗的却是另一批，中国当代诗歌在21世纪的生力军不在会上，而在网上，而最滑稽的是：整天忙于在这种会上发言的人还要批评整天在网上发表新作的人“太浮躁！”所以说，“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愈加频繁的交流机会并不一定是诗歌的福分到了，甚至养育出了新一轮的寄生虫！
即便衍生出了上述“毒瘤”，但以“全球化”为大背景的日常生活网络化带给“中国当代诗歌”的好处也是有目共睹的，它甚至根本性地改变了一个诗人的存在方式。比方说过去，一位作者写了诗——那怕是写出了很好的诗，这还不算完，你要让读者读到这些诗（通常这是一位诗人为其诗负责的正常表现）的话，就还需要做好另一件事：为谋求发表而作的投稿工作。于是一个作者就需要充当两重角色：写诗的“诗人”和投稿的“公关者”。但是其中有些人显然无法做好或者不屑于做那第二重角色，于是第一重角色也就做不大了。现在好了，你完全可以只把第一重角色做好了，写出好诗来朝网上（论坛或博克）一贴，立刻就有人读，阅读的环节在第一时间即可实现，读者中还包括纸质媒体的诗歌编辑。网络刚兴起的前几年，我注意到一个“老诗人新成名”的奇特现象，所谓“老”指的像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还大点的196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诗人，照理说他们本来应该在1990年代在所谓的“诗坛”崭露头角，但却不得不跨越世纪，为什么呢？我经过了解和分析发现：在网络时代以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正是做不好向编辑老爷毕恭毕敬地投稿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的人——他们因为做不好这诗外的“第二重角色”，所以也就做不成这诗内的“第一重角色”：诗人！有人说：是网络救了这拨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除了发表和展示，诗里诗外的信息也是重要的。我记得19年前当我从这所学校（北师大）毕业准备返回原籍西安去工作的时候，我的恩师蓝棣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搞学问最好留在北京，搞创作到哪儿都一样——叫我如何理解这句出自恩师的宽心话呢？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没有理解错：他指的是信息。信息对于搞学问的重要性势必要大于搞创作的，但搞创作的就不需要信息吗？搞创作的真的到哪儿都一样吗？幸亏我具备这样的常识：中国较为纯正的现代主义诗歌起源于当年作为批判材料印制的“黄皮书”——这就是那一代的先驱者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在一个信息闭塞的环境中，信息的重要性已达致命的程度，越闭塞就越重要。因此我回到西安以后，丝毫不敢懈怠，身为一名外省的诗人，需要随时了解北京的动向，如果有机会到北京或是在西安见到北京来的诗人，那就只有瞪大眼睛伸长脖子听对方讲的份儿，连名家逸事或男女绯闻都得听他们讲——因为人家讲得最权威！那时候，北京信息的权威性并不单单意味着它来自“中国的高层”，还因为所有来自于国外海外世界各地的信息都会首先到达这里甚至也只到达这里，北京成了了解世界的“窗口”。我记得那些年我特别珍视一些有限的在海外（主要是台湾）发表作品的机会，发表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当你经常性地收到刊有你作品的某本印制精美的刊物时，你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信息平台，那是在北京之外了解世界的“窗口”。这种闭塞的状况一直到世纪之交才有所改变，到了新世纪的某一天，我再去北京的时候便愈加发现：他们掌握的信息，我已经掌握了（还掌握得比他们准）；而我已掌握的信息，他们却未必掌握（甚至一无所知）。这像是一夜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为什么呢？个中原因简单得有点庸俗：互联网开始普及了。所以我想指出：是网络实现了外省与北京、大中小城市甚至于农村在文化信息上的基本平等和机会均等。有一件我亲身经验的事，尤其能够说明网络化前后的状况对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某汉学家飞到北京，向他最先接触到的一圈北京诗人打听我的联系方式，他们居然连我居住的城市都给他指错了。十年以后，这位汉学家在中文网站上问诗爱者，这才打听到我的电子邮箱并跟我联系上。我应邀出席世界著名的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事也很有网络时代的特点，在此之前，我的十首诗作被澳大利亚翻译家西敏译成英文并发布在他担任编辑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基金会办的“国际诗歌网”上，诗歌节的决策者看到了觉得好，就决定邀请我去参加，向西敏要了我的邮箱就向我直接发了一封邀请函。如此再正常不过的国际化的程序竟在事后引出了土鳖式的质疑和是非，说穿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不习惯于这种“正常”和机会均等。因为在我之前，参加过鹿特丹诗歌节的中国本土诗人似乎都有那么一位推荐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名诗人或者是著名的汉学家），而我既然背后无人，那就有点来路不正。因为他们早已习惯的方式是这样的：在1990年代，五位北京诗人请一位某国来的汉学家吃饭，席间，其中一位对他大言不惭地介绍道：“中国最好的五位诗人全都在这儿了！”——曾经，中国本土诗人“走向世界”的机会就埋伏在这种北京式的饭局上或使馆区的文化活动中，这是北京诗人的“地缘优势”。
现如今，“全球化”是各类研讨会的一大时髦论题。
纵览这些会议的论文集或发言纪要，我有一个发现：只要是文学界的研讨会，尤其是论及诗歌的研讨会，“全球化”的大话题最后都要化小或具体为“翻译”的小话题，这让口头上对“全球化”的反对与声讨之词显得十分虚假，为什么要一边骂着“全球化”一边又在探讨有关“翻译”的具体问题（哪怕是在宣布“翻译”的不可为）呢？说明心里还是渴望交流的甚至带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球化”在中国的先声）的焦虑！
那么，请允许我也沿着这条约定俗成的思路来谈一谈作家诗人们如此关心的“翻译”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曾指出过：这是一代书生的写作，抄写着西方现代派的讲义，等待从现代主义的课堂上毕业。用我最新的话说：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曾遇到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我们不过是遇到了一代毫无真心诚意的书呆子罢了。比方说一提到“翻译”，中国的当代诗人们会集体性地想到一条在业界非常流行的“大师语录”——即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说过的：“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与此同时还会用T.S.艾略特（T.S.Eliot）等人诸如“诗歌不可译”之类的话来加以佐证——用“大师语录”互证，在中国当代的诗歌界不但可以而且相当具有说服力。所以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翻译”的问题早有定论，是“不可为之”的。对其中绝大部分的诗人来说，原本就很少能够得到作品被翻译的机遇——即很少能够接触到翻译这项工作，所以便更愿意相信这个“定论”的合情合理合法性，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在翻译中获得的内在经验，这个“定论”便失去了被修正的可能性。在此，我愿用自己十分有限的经验所引发的思考来与佛氏的这句“定论”较一下真。为了探讨问题（而不是为了揭人老底），我无法回避佛氏是英语诗人的事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我看来，一个英语诗人对翻译的否定犹不可信，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的心态是十分可疑的——那是因为操持着一种世界通用的大语种（产生于该语种的辉煌的文学体系也有推助力）而带来的强势心理在作怪，在中国以汉语写作的诗人们对此翻译否定论照单全收奉若定论才是滑稽可笑的。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英语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的不在乎（好像瑞典语除外，原因不言自明，艾略特还是受益者），就像中国的汉语诗人对于自己的作品翻译成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在乎一样——刚好我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的新疆，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不懂汉语而以维吾尔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都是拿到土耳其去出版的（哪里的读者能够读懂），有一个欣赏我诗并通晓汉维两种语言的朋友，将我的诗作译成维吾尔语拿给他们看并得到了他们的喜欢——这件事让我在得知的当晚十分开心，开怀畅饮，但很快就抛到了脑后，甚至想不起来告诉除我之外的第二个人。可是，每当我的作品被译成英语的时候，情况却不是这样，它所带来的兴奋会延续不短的时间，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句话：“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毫无疑问，翻译这项工作最大的风险与挑战就在于：它是把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全权交付给作者之外的另一个人，并指望他（或她）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从零开始将它重建起来并竭尽所能使之接近于原作的风貌——所谓“翻译”便是这样的一场语言转换的游戏。要说“丢掉”，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然后再看那个翻译者能否将它们一一寻找回来，而用于寻找的“线索”必须由作者本人来提供。于是，这又是一场由作者和翻译者共同参与的还原游戏。我也曾十分认真地思考过：在翻译中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不易找回的东西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语感、口气、节奏……而不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容易找回的东西又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词语、思路、事实……相较而言，似乎“软件”更容易“丢掉”，而“硬件”不容易“丢掉”，也就是说：以“硬件”见长喜欢玩“硬功”的诗人受损率低相对较低，算是沾光了；而以“软件”见长喜欢玩“轻功”的诗人受损率相对较高，算是吃亏了。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经历：2002年，我和另外三位中国诗人应邀出席在瑞典南部小城奈舍举行的第16届奈舍国际诗歌节，我在诗歌节上先后朗诵了十首诗作，很受各国同行和当地观众的欢迎。有一个情况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十首诗作只有一半是从我的汉语原文译成瑞典语的，另一半则是从我提供给组委会的英语译文转译成瑞典语的——这让我在朗诵之前很是狼狈，因为我压根就没把这后一半的原文带过去（我带去的那本诗集里正好没有这五首），怎么办呢？我拿什么朗诵呢？我记得同去的一位中国诗人还开玩笑说：“你就背诵几首李白的诗吧，反正他们也不懂汉语。”我知道这是在开玩笑，当时启动的“紧急预案”是：将我瑞典语的译者之一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夏谷教授拉过来，让他从瑞典语译文逐句给我讲出中文的意思，花了整整一个中午的时间，才将我的那五首诗的汉语原文弄出来，而且还很不准确（也怪我对自己的作品并不熟悉——骨子里不是个自恋的诗人）。我就这样应付了我的朗诵，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诗却大受欢迎，反而是这五首由英语译文转译过来的诗似乎更受欢迎，我记得夏谷教授声情并茂地朗诵我的《创新真难》那首诗的瑞典译文时，全场笑了个前仰后合，其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竟然笑出了眼泪，他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擦眼泪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心中。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的英语译者美国诗人、汉学家、翻译家梅丹理先生的翻译是多么出色了，稍微了解一点翻译常识的人都知道，“转译”是一大忌，诗歌的“转译”更是大忌中的大忌，那等于磨损率陡增了一倍！在如此之高的磨损率面前，我诗的一大特色——幽默感竟然如此之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在对幽默天生敏感的异国观众那里激起了比在自己的祖国更为热烈的反响（有人在事后告诉我：北欧人其实并不幽默）。正是这件事，让我不再无条件地信奉佛式语录给出的那个“定论”，经过两道翻译，连幽默感都没有“丢掉”，那保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更多，台湾女诗人叶觅觅在其文章中如此描述我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的表现：“Shota和伊沙的诗都很受观众欢迎，几乎每首都可以让大家发笑，可是那笑点又是非常不一样的：给Shota的笑声较轻盈，给伊沙的笑声则较深沉……”——难道这不是我想要的和我的诗该有的正常效果吗？反倒在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同胞面前，这个效果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我甚至想到：我的写作就是要加强那在翻译中不容易“丢掉”的东西：加强“硬件”建设，修炼自己“硬功”。口语诗中的某一支或某几支都过于强调“软件”和“轻功”了，翻过去就成了思想苍白毫无内容的咿呀学语——这种诗还是留在母语内部自我消化满足自恋吧！
我相信积极开明但又不是急功近利地对待翻译，只会给自己的写作本身带来好的影响。我听到过一种听起来有悖于翻译常理的说法：说汉学家杜博妮翻译的英语译本比北岛的原诗还要好。明明北岛是大家公认的某个时代最杰出的中国诗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将其在世界上所得到的承认归结为在翻译这个环节上的好运气——这就是典型的心态问题。我很早就触及到这个问题：“有人如此分析北岛在国际文坛上声名卓著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侯选人的文本因素：即其诗在被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文字时抗磨损性强。但我以为这不是偶然得来的幸运，是由北岛牙雕般精密的语言所决定的——他如此精良的技艺，综观中国诗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所谓“抗磨损性强”不是别人的话而是我自己的发明，而“牙雕般精密的语言”也不完全是我的话，在更早以前黄翔就有过相似的表达（尽管他是在批评北岛的诗）。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渴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渴望“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渴望在对外交流中让你的诗找到它应该获得的读者，比较在乎翻译这件事的话，你就该在写作中提高自己语言的“抗磨损性”，加强“硬件”建设，修炼自己“硬功”，而不是消极地拜托给运气——指望碰上一个翻译大师；但如果你对这一切真的毫不在乎，那就闷头写你的吧，也不必对此大放悲声。
从“全球化”的大问题一直谈到了“诗歌翻译”的小问题，现在我想重返到那个大问题上来结束我冗长的发言。我以为“全球化”这个时髦的话题在目前中国实在是没有多少讨论的必要性，因为所有反对它的人都没有多少真诚度，几重“特色”如此深重的中国还要反对“全球化”吗？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全球发展大潮并与之背道而驰的中国还要再反对一次21世纪的“全球化”吗？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辛酸有点荒诞啊？！但好在国民对此充满热情（他们才最相信自己的身体），国家正在与时俱进（不可能老是以自虐为乐吧），留下一小撮嚼烂舌头的小文人，徒有构成多元话语维护生态平衡显示民主进程的必要性。说老实话：当代一些抛头露面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国家话语和百姓话语，这才是新一轮的奇耻大辱！这些穿着一身从欧美的跳蚤市场上买来的二手名牌并不忘向国人炫耀的“复古派”，你愿意和他们讨论问题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王国维跳水以后，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待到太阳等不及了，我们才怒放”——布考斯基译史小记
我被委以信任，因诗歌的
兴衰发展
至少我被委以的信任，是因它
衰亡的部分
——查尔斯·布考斯基
一
我与至今尚未谋面的美籍华裔人文学者刘耀中先生建立通信联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起先是他在严力主编纽约出版的《一行》诗刊上读到我的诗作后写信给我，他在信中称我称为“中国的金斯堡”，令我青春的虚荣心得到巨大满足写作上也倍受鼓舞。他在后来的信中总要夹寄一份他发表于海外中文报刊介绍西方文学、哲学大师的文章复印件，他系统介绍的这些大师有我了解的，有我并不十分了解的，甚至还有我压根儿不知道的。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在评述这些大师时所动用的知识系统和丰富材料，是我在一般国内学者那里读不到的。刘耀中先生当时已是退休的年龄，而我大学毕业走进社会不久，我们靠通信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真有点“忘年交”的味道在里头。介绍艾伦·金斯堡的那篇文章，是他在我的请求之下写的。他在该篇文章的结尾处还写到：“去年西安青年诗人伊沙来信说，他很感谢我寄给他的那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巴利迈尔斯著的金斯堡传记，他希望我写一些关于‘被打垮的一代’的扫描及对金斯堡一生的介绍和评价，承蒙器重，特写此文以答谢！”
刘先生在信中提到的那部名叫GINSBERG：ABIOGRAPHY（SIMONANDSCHUSTER出版社）的金斯堡传记，是他在1994年寄赠于我的。这部英文原版书寄达之后激发的是我妻子老G将它译为中文的兴趣与冲动，当时国内的出版社似乎正处于刚刚懂得必须掏钱购买版权而又普遍买不起的阶段，出版几乎无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老G开始翻译这本书，我的前同窗和当年在大学校园里活跃一时的前女诗人深知金斯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很像是情话：“大不了我就当翻上一堆资料吧——供你私人使用的资料。”老G的翻译工作自那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节过后，因怀孕而告停。我由此得到了占全书四分之一的一堆中文资料，私下熟读，获益匪浅。我在反复阅读这堆“私人资料”时发现了妻子的翻译才能，尤其体现在译诗方面：“圣洁的母亲，现在您在慈爱中微笑，您的世界重生。在蒲公英点缀的田野里，孩子们裸着身体奔跑/他们在草地尽头的李子树林里野餐，小木屋中，一个白发黑人讲着他的水桶的秘密……”——这是老G所译的金斯堡名篇《卡第绪》中的片断，我发现比之漓江版的单行本多了些诗味和灵气，写过诗的人译诗和没写过诗的人到底不一样……当时我只想到了这些。
二
第二年——即1995年，在刘耀中先生的一封来信中，他夹寄了一篇介绍美国诗人charles bukowski（查尔斯·布考斯基）的文章。这是我此前一无所知的一位诗人，但这篇文章却叫我没法不激动：因为文中所引他诗的片断，也因为他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和他的人生态度，甚至包括他在美国文化中的际遇和地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注定要和我有点关系的诗人，正如我在1986年初读金斯堡时的直觉一样。在我的急切要求下，刘耀中先生很快寄来了一本布考斯基出版于1981年的原版诗集PLAY THE PIANO DRUNK LIKE A PERCUSSION INSTRUMENT UNTIL THE FINGERS BEGIN TO BLEED A BIT（ BLACK SPARROW出版社）——这本宝贵的书是他在加州格伦底尔城的一家旧书店里购得并转送于我的，书的扉页上还留有上一位读者的阅读心得，他（或她）用英文写道：“我能说什么呢？大师……生日快乐1983”。
老G在看完这本原版诗集后对我说的话与当年顾城的姐姐在看到《今天》时对顾城说的话有点相似，她说：“他写你这种诗。”——正是这句话使我急切地想把布考斯基的诗变成中文，与妻子合译布考斯基的建议也正是由我在当时提出的。说干就干，那年7、8两月，我们共同翻译出布氏诗作24首，其中23首后来陆续刊发于《西藏文学》、《女友》、《倾斜》、《中国诗歌》、《诗参考》、《葵》、台湾《创世纪》、《双子星》、香港《前哨》、美国《新大陆》等10余家海内外中文刊物——其中既有期发量两百万份的大众读物，也有非正式发行每期印数只有几百册的同仁诗刊——这便是布氏诗作在中文世界里的最早现身。也正是自那年起，我在中国当代的诗人圈中开始听到有人谈论布考斯基这个名字（一开始我还误听成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并听到越来越多的赞誉之声，我知道由我和妻子老G一起提供的这个译本并没有辱没大师的名字。
这年9月，我去北京出席诗刊社当年度“青春诗会”时，留在西安家中的老G经历了一次早产的危险，我被吓坏了——翻译工作就此告停。接着是我们的儿子在那年冬天的如期来临，接着是老G眼里只有她这个“作品”的漫漫七年。
三
七年中，我读到过布考斯基的第二种中文译版——只是一组诗，发表在美国《新大陆》诗刊上，是出自台湾旅美诗人秀陶的译笔——我觉得那是典型的台湾译风，他把布考斯基这条老硬汉搞软了，还搞得有点松松垮垮。七年中，诗坛流传的布考斯基一直是我和老G译出的那20来首——我确实感受到了它们的顽强，它们的生命力！
2001年的某一天，青年诗人魔头贝贝将其中的五首诗贴到《唐》论坛上来，据他所说是从某大网站读到并转贴过来的。布氏的诗在网上一出现，立刻激起青年诗人以及诗爱者们的强烈反响，他们的感受一如我在七年前：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大师！大师也可以是这样的：说人话讲人事，亲切如风！是网上所贴的五首诗在流传中引起的错误促使我在电脑上重新校对当年所译的这20来首，一边校译一边在《唐》《诗江湖》《个》《或者》《扬子鳄》等五家当代诗歌网站上同时发布，2002年4-5月，我在写作之余一直在做这件事。6月是如火如荼的世界杯。7月的一天，韩东打来电话，这位好友在6月到来前的一次电话中已经送我两单世界杯的“大买卖”，这一次的电话中又送我了比这两单“大买卖”更值钱的一条信息——那便是楚尘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策划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然后是我给前年冬天曾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的楚尘打电话；然后是我把已经译成的24首布考斯基灌到他的邮箱里；然后是楚尘简练而肯定的回答。7-10月，我和老G重拾译笔，译完了计划中剩余的76首布氏诗作，除去7月我到北京办护照的一周、在西安参加亚洲诗人大会的一周、8月去瑞典参加奈舍国际诗歌节的半个月——除去这前后加起来一个月，我和老G几乎每天都有为布考斯基工作的时间，国庆长假也不例外。对我来说，为诗工作有着永远的激情。而对老G来说，在繁琐的每天8小时行政工作之余，到了业余时间还要面对布考斯基老头，她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多地面对诗歌，她以为更多地面对诗歌就是更多地面对我。加上楚尘——这个韩东眼里的“工作狂”，我知道他为了此书独自去面对了很多我不知道的琐事——因为布考斯基和别的大师有所不同，他毕竟是美国出版界的一块宝，版权不是可以随便奉送的玩意。
四
七年中，我遇到每一个和美国和诗歌有关的人，都要问到查尔斯·布考斯基，2002年8月在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上，我问到一位颇具雅皮风度的纽约派老诗人，他笑了，马上举手仰头做出一个喝酒的动作。当我说出“布考斯基是我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时，他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布考斯基太有名了，无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无法回避他在美国当代诗歌中的巨大存在——每当感念于此，我就对国内翻译界的“引进”标准怀疑之至，终于不再相信。在1995年以前，中国读者为什么会对布考斯基一无所知？那仅仅是在被译成中文的任何一部“美国诗选”中都没有他的大名。而在美国，这类“诗选”又出自哪些人的编选？——学院与学会——他们仅仅代表着一个多元文化的一元而已，而布考斯基又正好是被这个元所排斥的，我注意到颁发了那么多届的美国三大诗奖（普利策、国家图书、波林根）长长的获奖名单中竟然没有布考斯基的名字，正像布鲁姆教授开宗明义拒不将金斯堡的作品收入他编选的《西方正典》一样，还人身攻击地说其是“假惺惺的伪君子”，在美国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中，这本属于正常，甚至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表现。但被一些人搬到中国之后则被当成了一种权威标准——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总觉着必然要有的一个标准！
从学院到学院、从学会到学会、从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从文坛交际家到文坛交际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条“暗道”，当这条“暗道”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读者面对的西方“大师”，要么是文学史意义上的，要么就是国际文坛意义上，诺贝尔获奖者中的大多数当属后一种——而这仅仅是两种。而那些正在发生的、其先锋意义正当其时的并在彼岸的本土文化中活力四射的作家和诗人，总是被这条“暗道”排除在外。以至于后来，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诗歌界恶化为一些“知识分子诗人”开始借大师之口布道和说事，推行他们信奉的权威标准，借此向诗坛和读者示威并施压，在“暗道”中“与国际接轨”。
也许没有上述背景，我这个惜时如金的“职业诗人”也不会对布考斯基的翻译工作倾注如此之大的热情。仿佛是一种欲望般的巨大冲动：作为诗人，我要自己去看另一位诗人，教授们、学者们、翻译家们——用不着你们可恶的指点了，统统都给我闭嘴！
五
七年中，我怀揣一份美国诗歌的地图，反复阅读着布考斯基。最终，我给了他“四星半上将”的军衔，而在我眼里，在此之上的“五星上将”也只有华尔特·惠特曼、T.S.艾略特、艾伦·金斯堡三人——如此评判势必会带入一个诗人在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的作用与影响来考虑，那么回到一个诗人纯粹的写作内部，布考斯基就该被追授他没有得到的那半颗星。也就是说，在我眼里，布考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金斯堡出生于1926年，布考斯基出生于1920年，后者甚至比前者还大6岁。考虑到他们大体上属于一代人以及诗歌走向上的大体相近，我对前辈论家爱将他们放在一块比较的做法基本认同。布考斯基35岁开始写诗时，金斯堡已快爆得大名了。一个是写得晚，出道更晚，另一个则在勇敢地当了一把文化逆子的同时，也旋即成为时代的宠儿。金斯堡是随着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应运而生的诗人，布考斯基则是一个天生的边缘诗人，与他所经历的任何时代似乎都格格不入。金斯堡一生中的大半时光，都是在世界最著名诗人的优越感中写作的；布考斯基则始终在一种大体不得志的落魄感中写完了自己的一生。《嗥》是金斯堡一生的顶峰，也是平生难越的一座高峰，他后来的写作都是在如何超越自己而不得的努力中。布考斯基则属于渐入佳境的一种，极为多产，泥沙俱下，越写越好，貌似不经意，却暗藏智慧，他的巅峰十分自然地出现在他的晚年。
以下所述是我身为诗人更为隐密的心得：金斯堡是“史诗”书写者、时代的代言人，他最为擅长或者说真正写得好的是《嗥》、《美国》、《卡第续》这类长诗或类长诗，他的短诗写得并不十分好，他的短诗都写得太“大”——我指的是他还是习惯动用“史诗”的架构和站在高处的语势来写。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那本《艾伦·金斯博格诗集》在得到时尚青年热买的同时，也让真正的诗人十分失望，这一方面有翻译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金斯堡的短诗远不具备你印象至深的《嗥》的水准。而布考斯基则正好相反，他是日常的、边缘的、个体的，他没有也无意建树金斯堡《嗥》式的文化里程碑，他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自己人生片断和生活细节信手拈来的好功夫，使他成为短诗高手，他不是传统意义的短诗营建者（讲求精致的那种），恰恰40-80行的中等篇幅是他更能发挥才华的一个空间，他善于把篇幅意义上的“长诗”做“小”——我指的是往人性的细微处做去。在这个篇幅之内，在这个世界上，我尚未见到过比他更好的诗人。与布考斯基相比，我以为金斯堡写的是真正知识分子的诗歌，真正社会精英的诗歌——我加个“真正”是为使在中国被严重歪曲与异化的两个概念还其本义；而布氏本人则体现为一种真正的平民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的作品充满着美国平民生活的强烈质感并将诗中的个性表现推向极端。金斯堡诗歌的先锋性太过依赖于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布考斯基则是绵长的，他的先锋性即使对美国对整个西方诗歌而言，也一直绵延至今。
六
正如我不讳言说出跟自己有关的诸多事情的真相，我自然也不讳言说布考斯基与中国诗歌的关系从我这儿开始——不是说我和老G翻译了他，而是说他首先作用于我，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回到1995年，或许有心的朋友还记得：我在前一年出版了我在1988-1993的六年诗选《饿死诗人》（中国华侨出版社），又在这一年和诗人严力、马非一起推出了一本诗合集《一行乘三》（青海人民出版社），其中收有我在1993-1994年的作品，那些诗与之前相比写得小巧精致，语言被打磨得十分光滑，外在的完美充分暴露了一个内在的危机：我诗歌的空间与身体的扩张相比已经显得太小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必须有一个重新开始——也正在这时，我读到了布考斯基的英文原作，他诗歌中所携带的极度自由的空间感和来自平民生活底层的粗砺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和宝贵的启示。从这年开始，我在略作调整的向度上，又重新写“开”了，布考斯基的影响是明显的：我写《每天的菜市场》——这几乎是我从未有过的角度和发现；在《一年记住一张脸》中，我如实记录下了焚烧亡母遗体的殡葬厂炉前工；《回答母亲》中那种看似漫不经心但却句句致命的对话方式；在《失语的理由》中，我写到家中请来的哑巴漆匠，我和妻子与之构成的一个绝妙场景——我在1995-1998的四年诗选《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青海人民出版社）记录下了布考斯基对我的全部影响，事实确系如此：是布氏的作品帮我开启了我诗歌写作的第二阶段。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大言不惭——我的第一阶段充满着金斯堡式的高亢、激越、紧张，是布考斯基使我冷静、下沉、放松。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布考斯基对我同辈以及后辈诗人的影响。我把后来的译作在网上发布后，这种影响变得立竿见影。显然，布氏的影响已达中国年轻一代的诗人，已达中国诗歌的生力军，这种影响目前正在升温，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他更多的诗被译成中文，这种影响将变得愈加广泛和深入。这种影响的发生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在文化的压力（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和某种光环的笼罩（诺贝尔奖及其它）下获得的，诗人们喜欢他——一个酒鬼，一个糟老头——仅仅在于：他的诗实在太棒！
七
请问我：布考斯基给了你很多，而你给了他什么？
请让我回答：我给了他汉语之内最美妙的语感，使他经过对诗而言最致命的翻译之后，仍然是一位有声音的诗人，尽管这声音不完全属于他自己。具体的情况是：我给他安的这条汉语的舌头，对比他在英语中本来的舌头而言，甚至显得过于精巧了。我的、老G的诗歌趣味被加了进去——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绝对的“信”在翻译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对那些已经涌现也必然会更多涌现的想要细数老头汗毛嗅嗅老头狐臭的“布迷”（他们一定是更为专业的诗人）来说，他们需要小心辨识。
好的诗译者必须为诗人的声音负责——这话说给国内的翻译界，恐怕也是没几个真能听得懂，由此可以见得我们自布考斯基开始的工作注定将构成一种挑战——但我们实在是无意于此，尤其是老G，她的初衷不过是想叫自己抱负不低的老公不至于眼界狭隘，感谢她多年以来一直以布考斯基的标准来看我的诗，不管我达得到达不到，但在终极趣味上还是尽早脱离了在国内的这个“坛子”上与人“打拼”。意义可以不管，但工作仍将继续，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继续认识异国的好汉，老G则抱定不想让自己的生活离诗太远……让我们好好看看——总之，在世界诗歌的“软”与“硬”之间，我们会当仁不让地选择“硬”，身在一个以柔克刚的文化体统中，我们会义不容辞地选择“刚”！
八
时间又过去了九年。九年前的那次出版机会最终还是因整个出版计划的搁浅而失去了，九年中又有一家出版社折腾了一回，但最终还是没有变成现实。九年中我把自己所有积压的作品全都出光了，布考斯基还是没有出来。我没有显得太过焦虑是因为主要心思还是在自己的创作上。九年来，又多出了几种布氏译本，台湾出版了他的多本小说集，布考斯基在中文世界里已经大名鼎鼎，他已经成了泛文艺青年的偶像。去秋某夜，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退休教授杨钟华先生访问西安，就布考斯基这个话题与长安诗歌节诸位同仁做了一夜交流，让我们见识了在我和老G翻译之外的一组布氏晚年作品，那一夜我大受刺激，有一种已经多年没有过的被人打败的感觉，再次重燃起翻译布考斯基的热情，秋冬之间一口气又译出了一百首，并暗自决定将布考斯基的诗歌翻译进行到底。经过这第三轮的翻译，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位诗人分量，现在在我眼中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我们在16年前遇到他，并率先将其拉入到中文世界来，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这个过程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更值得欣慰的是：一切都还将进行下去。
2012年1月于长安
恰同学少年
A．小学篇
我刚从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我的第三部“大长篇”《中国往事》的写作中解脱出来，许多儿时少时的记忆都随这部35万字的自叙传体的小说而复活了，但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读到小学高年级时就知道当时通行的投稿方法：将普通信封的右上角用一把剪刀庄严地剪去，将欲投的稿件封在信封里，连邮票都可以不贴，就可以丢在绿色的邮筒里，寄到你想寄往的报社或杂志社，之所以能有免费的待遇，是因为这些报社或杂志社都替你“邮资总付”过了……
小学五年级也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
但我却想不起来了：我在当时是否真的用这种方法投过稿子——如果真的投过的话，那我可太丧心病狂了！太让我失望了！要知道，当年的孩子可不像现在这么“早慧”，我小学四年级才开始写作文，难道才过一年到了五年级就开始向外投稿了不成吗？
思来想去，我想起了一个人：是我小学同级同学于兹全。原本也不在一级，他是一名“留级生”，但不是因为学不好留的级，而是由于身体原因（好像是得了肝炎啥的），他从上一级留下来，并没有留在我们班，之所以跟我走得近，是因为我俩都是校际学习竞赛的优胜者，一起代表学校去参加区上的比赛，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放学回家还可以互相串门……这名“留级生”不但学习好，而且懂得多，他父亲是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是当年从山东流浪到本地的，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却是个“文学中年”，我正是在他家里头一次见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好神圣啊）。有一年，他父亲到北京出差，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买到了打印的《今天》，带回来给我们看，那是一次记忆深刻的阅读——我读了那些陌生的诗，觉得有一个叫“芒克”的个别句子写得挺流氓，用了“怀孕”等叫人不好意思的词……于兹全虽说不能算是“天才”，但却绝对的“早慧”，那时候他就知道莎士比亚和“商籁体”了，并认识到鲁迅是深刻的（是他爸教的），我那时就懂得怎样投稿正是这小子教唆的结果。
当年有一件事曾被他严重地惦记过：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举办了一项有主题（主题是：爱）的儿童诗歌比赛，负责中国赛区选拔活动的是我们小学生人手一份的《中国少年报》，于兹全看了报纸上的启事就想参加，却怂恿我也投稿参加，在我看来：他是疯了！首先，我还没有写过诗，据我所知，他也没有写过诗，却要临时写了去参加世界性的比赛，这是极不严肃的事，而且没有必要啊——你非要参加干什么？！我在当时肯定连讽带刺地打击了于兹全，有一个揣在我心中的意思我肯定反复多次地表达过：别给中国的少年儿童丢脸了！在我眼中，诗是很神圣的东西，是很有难度的东西，刚学会写作文的人怎么就敢去写诗呢？
由于在我这里遭到了打击，于兹全也就放弃了，没写自然也没投——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当某一日的《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中国赛区的6件获奖作品时，于兹全做出后悔不迭状，连说这6首诗都没有他自己心中的那首“诗”（没有写出来）好，他要写出来投去了准能够被选上。对于他的话，我当然是不信了，但也多多少少被他给教育了：觉得天外有天但那天也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大，人外有人但这人也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强，那登在报上的六首诗我都仔仔细细地研读过了，当时在中国赛区这一关名出得最大的是十三岁的天津女孩田晓菲，她写得似乎比其他人要老练一点，但最后送到联合国一举将惟一一块金质奖章摘下的却是十一岁的武汉男孩刘倩倩，他等于是得了全球儿童的写诗冠军，这种少儿组别的世界冠军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稀有还很新鲜，刘倩倩一夜之间便成了新闻人物，我很快就在电视上看见了他：一个羞涩的男孩，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为大家朗诵他的获奖诗《你别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一首从安徒生童话脱胎出来的一首诗，非常乖巧，我又通过我的耳朵聆听了一遍，实在没觉得有多好……
从此以后，我很关心这两个同龄人中的成功者：田晓菲不时总有消息，因在其父做编辑的天津新蕾出版社出了一本诗集而一举成了“少女诗人”，十六岁那年就被保送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了，后来去了美国，现在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蒂芬·欧文的夫人，早已经不写诗了。“世界冠军”刘倩倩则再无消息，我还特意征询过个别消息灵通人士，对方也表示一无所知。
如此说来，我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在心里头开始我的文学活动了，心理活动我觉得也算，至少你见证了一些事情。
正是因为在小学时代目睹了刘倩倩、田晓菲这些同龄人中早慧者的成功，我便在尚未起步时觉得自己已经晚了——日后的每一步也老是有种迟到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作为一名天才，我生下来就晚了，所以啊，我不用急吼吼地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早！
B．中学篇
整个初中时期，我还算比较老实，对于心向往之的文学，至少没有开写，暗中的阅读却是一直在偷偷进行中的（因为父母的反对也渐渐开始了）。
一切似乎都要等到1983这一年。
这年我17岁，从高一读到高二，这个年纪已经大得跟天才-早慧（中国人对天才现象的理解也就是早慧而已）无关了。仅仅是在放寒假之前，语文老师把市里举办的一项中学生征文活动和一项群众性的影评活动当成作业布置给了大家，我不得不写罢了，开学将这两篇作业交上去，等到这一年的初夏时节，我忽然风光无限地变成了全校的“新闻人物”：在这两项市一级的征文活动中，我双双获得了一等奖。这年夏天，在大剧院中登上舞台领取奖杯的经历是重要的，在同学之中（尤其是女生面前）的荣耀感是重要的，我无不将其视之为偏爱文学给我带来的好处。
我的其中一篇获奖文章很快就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中播出了，朗诵它的是一位名叫“海茵”的著名女播音员（我在很多年后见到过已经德高望重的她），当时我在自己家中当着全家人的面听着自己的作文，忽然酸得有点听不下去了……这其实应该算作我的“处男作”，以有声的形式发表似乎不是我向往中的白纸黑字——但这个遗憾也很快得以弥补：所有的获奖征文被编印册。
这一年，我正是在去领上述一项征文活动的奖时，真正认识了同去领奖的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姜雁飞。几乎是与此同时，这个姜雁飞干出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情来：他居然在我们每人都订阅了一份的《语文报》发表了一首诗！在当时，《语文报》绝对是我辈中学生眼中的“第一大报”，他所发表的那首名叫《太阳礼赞》的小诗尽管只有短短的6行，可它毕竟是一首“诗”啊！在我眼中，“诗”仍然是比一般文章更有难度也更为神圣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地说，姜雁飞发诗事件在全校师生之中对我的刺激最大，我一方面对姜特别羡慕（或许还有一点嫉妒），另一方面却心有不服，我在暗中私自反复研读过了他的那首小诗，并在心里做出了“我也能写”的正确判断。于是，我在父亲单位他的办公室里夜自习时，面对窗外的万家灯火，忽然诗性大发，遂写出平生第一首诗《夜》，总共13行，写完了，稍事修改，我便将它工工整整地誊抄在一张方格稿纸上，因为父亲的办公桌上正好有一张《陕西日报》，我便抄了地址给投去了——我发现：这时候投稿已经必须要贴邮票了。
这是一件做过即忘的事。但是到了这年秋天的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上早自习时，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忽然回过头来，告诉我诗歌发表的消息，说是他父亲先看到我名字前的学校然后招呼他看的，但是他并没有将那张报纸带到学校来。课间休息时，我还溜进老师办公室去找那份报纸，但却没有找到，直到下午回到家中，我直接去了父母单位的图书资料室去找那份报纸，因为管理员是一位看着我长大的与我相熟的阿姨，我将报纸带回家中，但却没有告诉父母——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明确向我表示过不允许我学文。当天夜里雨还在下，我躺在床上无法睡着，耳听窗外的雨声，忽然有种想哭的感觉，但终于还是没有哭出来，那天夜里，我真正感觉到了世界美好前程远大得来不易……
之后我便利用课余时间偷着来做这件事：借助偶尔降临的灵感，写出一两首所谓的“诗”，然后用稿纸抄好，信封装好，再投出去……恰逢那一段的运气好得有点神，竟然每投必中，百发百中，那年头中学生常读的《语文报》《少年文史报》《少年文艺》等报刊都被我不费吹灰之力地一一攻克下来，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常发阵地，俨然成了一名“小诗人”似的。在学校里，我和姜雁飞、于兹全（他从我的小学同学已经变成了中学同学）、徐志民、杨建文等几个写诗的同学还做过一本手抄的诗合集，每个人把自己的习作抄在上头，这本手抄的诗合集连个名字都没有，但却成了一个抢手的宝贝，在同学里头传播着，听说有的女生读了我们的诗后还喜欢上了我们中的某某某……
我当年很反感现在却很感谢我的家庭给我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学校里注重学习以学习为上的风气，令我不敢因为课余的这点秘密创作而对文化课的学习有所放松（更不至于放弃）——我日后才知道：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一点——也正是这一点把我和当时潜伏在祖国各地中学生中的“小诗人”、“小作家”给区别开了，让我没有因为写作上的这点特长而丧失高考中第的能力，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为自己所打下让长远的写作受惠的坚实的文化基础！为此我将终生感戴他们！
所以对我来说，中学阶段的所谓“写作”不过是略施小计略展拳脚而已，主要还是随大流地学习，我和所有的同学一起承受着日益临近的高考压力，眼前黑压压的，弦都快绷断了。保送上大学的好事也找到了我们这所传统悠久的重点中学，在传言鼎盛的某个时期也曾让我想入非非：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给了一个文科生的免试名额，说是学校倾向于推荐我——我的学习成绩虽然并不名列前茅，但因有习作发表作文得奖这个“特长”。幸亏我没有太上心，此事后来终于没了下文，听说是被另一个学校动用市教育局的关系给劫走了。最终，保送的事还是跟我们文科生没有关系，被保送的都是理科生，因“特长”而被保送的学生也局限于体育方面的。
当年，我虽没有因为写作上的“特长”而被保送，但也在高考中因为这一“特长”而得到过不小的好处。就在我们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语文报》面向全国的中学生举行了一项名叫“我们这个年龄”的征诗活动，我也参加了并且获了奖。由于这项活动被算作是“国家级的学习竞赛”，按照当年高考的相关规定，其优胜者可以因此而增加20分——正是忽然多出的这20分让我上了重点线并有幸被北师大给录取了，否则的话，我只能去上一所普通院校。
当年，比较突出的保送生是南京梅园中学的王军，他因为写作上的“特长”而被武汉大学录取了——我在《语文报》上读到这一则消息时并没未感到羡慕和嫉妒，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收到了北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准备东渡黄河再北上到伟大首都上学去了。
C．大学篇
我是在一进大学给全校诗歌大奖赛投稿时首次起用了“伊沙”这个笔名的：我原本就叫“吴一砂”（“吴文健”是上学时起的学名），我用谐音字将它稍微改造了一下——取笔名的举动对我来说是非同小可的：说明我已经正式开始追求自己的“作家梦”了。
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是一个已经内定留校的五年级女生，不知是领受谁的指示，她在系里的“迎新会”上非常突兀地告诉我们这帮一年级新生：“北师大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教师的。”——这话乍一听似乎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辅导员所代表的校方是极富经验而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在当年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里头，像我一样怀揣“作家梦”而来的大有人在，甚至是非常普遍的，当时我坐在台下的新生中间，听到她说这句刺耳的话，就像自己心中的秘密被人一眼看穿了似的浑身上下的不自在，心中暗想：“屁！你培养什么我管不着，反正老子是当定了这个作家的！”
一切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因在全校诗歌大奖赛中获了奖而在校内展露头角，很快就取得了做一名“校园诗人”的身份，但却连遭退稿的打击——我敢投，所以这个打击便来得猛烈，我在这时所经历的是这样的阵痛：你以中学生的身份投稿时别人把你当孩子，但你以大学生的身份投稿时，别人就会把你当成人了，身份变了，你的稿件达不到成人的要求别人自然就会拒绝你。虽然偶有零星的发表，但这个艰难的时期持续得相当不短，头三年好像一直这样。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因为十分重要而弥足珍贵的时期，我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甚至连儿童小说都写过），扎扎实实地锤炼着自己。
我在大学的头两年中是住在西西楼305宿舍，跟徐江、侯马同室，桑克住在我们斜对门，宋小贤是比我们高一级的，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在后两年中跟徐江、侯马住在了一起，那么多的诗人都出自同一个学校——这似乎又容易构成某种诗人出世的传奇，但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比如说，侯马和宋小贤上学期间几乎就没写过什么，他俩真正开写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并且一路写过来的是我和桑克（他也曾在《语文报》举办的那次征诗活动中获过奖），在大学期间开始写的是徐江，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今天为你所不知道的人——反倒是他们在当时表现得更为活跃，领导着文学社和诗社并以“诗人”的名义泡妞啥的。世间的事都是如此。
现在回想起来，我想矫情一下——我想说：回首往事，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我的年轻的生命！我闭上眼睛可以告诉你：哪一年哪一学期我是专门用来写诗的，哪一年哪一学期专门用来写小说，哪一年哪一个学期书读得最多，哪一年哪一个学期思想最为开窍，而哪一年——是整整一年我不写不读专门用来恋爱，在恋爱之中玩遍了北京城……
大学时代的1988年对我来说就像中学时代的1983年那样重要，夏天，我诗如泉涌，忽然写出了《地拉那雪》等一批具有转折意义的——它标志着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种口语方式，标志着我在诗歌写作上的“长大成人”；冬天，我在女朋友的宿舍里写出了我的“成名作”《车过黄河》——如果说，此前我还只是一个“校园诗人”的话，那么此诗一写我就是一名真正的“诗人”了，甚至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了！我曾在另外一篇回忆性的文字中说过：我视《车过黄河》这首诗为我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毕业论文，写出此诗的我就可以从北师大毕业了！也是从这年开始，我的发表境遇有了明显的改善，个别发表的机遇甚至有点“一夜成名”的效应：比如，1988年10月号的《飞天》杂志，在其大学生读者最为关注的《大学生诗苑》栏目中，以《伊沙诗抄》为总题一次刊发了我《地拉那雪》等10首作品。在当年，《飞天》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诗刊》，《XX诗抄》又完全是名家抑或烈士才有的待遇，《飞天·大学生诗苑》历史上最隆重的一次发表让我出了一把名。
我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来信和约稿，主要是活跃在全国各个大学里的校园诗人。那年年底，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哈尔滨师大的来信，写信人叫中岛，他在信中邀请我去哈尔滨玩，也许是直觉对路吧，我竟在回信之中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还邀请徐江、桑克同往，利用寒假便去了。结果是我和中岛这个东北人中少见的小个子少见的不胜酒力者一见如故成了朋友。我当年就是只爱写而不爱搞什么活动的，对本校文学社、诗社的活动就不怎么参加，但因为中岛爱搞活动（或者说他有此擅长），我竟被他裹胁着做成了一项全国性的文学活动。
此事是我们在哈尔滨的冬天初次见面时就谈到的，我本来以为是酒桌上说说而已，不想开春以后，中岛拎着一个大皮箱到北师大找我来了，他在我宿舍关起门来将皮箱打开，只见里头装着两枚在马路边花钱刻的“公章”——他称之为“戳儿”，把盖章说成是“卡戳儿”，我戏之为用萝卜刻的：一枚是“中华全国高校文学联合会”，另一枚是“中国高校文学编辑部”。于是在这个春天，我们用这两个子虚乌有的“组织”的名义，又勉强说服了在当年很有影响的一家报社和一家杂志社，四家“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中华全国高校文学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身无分文，这个会也就这么开起来了，接到会议邀请的代表们在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里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公费资助参加”的待遇，少部分自己解决，个别无法解决的，由我们领回宿舍去住，我记得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我原本只能住7人的宿舍住进了10个人，臭袜子的气味中加入了一些陌生的元素。
我记得主要的一项研讨会是在北师大教七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开的，我们还请到了任洪渊、蓝棣之等名老师来坐镇。会议由我主持，因为我是秘书长，中岛自然是主席了，在会上红着脸致辞。然后在第二天，所有与会者都到圆明园去开了一个朗诵会，大家玩得很开心，最后在大水法的残垣断壁下留了一张合影——前些日子我碰巧将它翻了出来，看着看着竟不免发出一声慨叹，这些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校园诗人中的姣姣者，没有几个在日后的诗坛上真正地成名成家，绝大多数恐怕早就不写了……那天是3月26日，我们在圆明园里一直玩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很快便得知：正是在这一天的这一个黄昏，诗人海子来到山海关的一截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这只是一个巧合，但在当时却有人却将它隐喻化了——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代表着老一代人）在这天死去，下一代人在这天集结，意味着诞生……说起来是一个挺残酷的意思，可是这么回事吗？照片上的“新生儿”后来都不知到哪儿去了，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呢？
当年，我在其他学校认识的朋友，除了中岛，还有洪烛。在跟他见面之前，我已经在报刊上有关他的报道中知道了：这位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洪烛就是原来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的南京梅园中学的王军。他初次到北京来找工作，到我们学校原本是找另一个人的，没想跟我一见如故，此后再来就直接来找我了。洪烛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在半年里五次进京，基本上都是睡在我的那张床上。我们比较投机的原因是因为从文学少年开始的相似经历（当然还有对文学的相同的热爱），还有就是：我俩比其他同龄人更不避俗，注重投稿和发表，文坛意识和行动精神更强一些。而在当时，徐江、桑克还像纯洁的文学处子或理想主义者，只谈大师，不谈俗的。到后来，我们聊得越多，相互之间的了解就越多，我便发现出我跟洪烛还是不一样的，比如他说：如果他写出一行诗并马上意识到这一行会令全诗发表不了，他就会把这句删了。而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怎么能在写作中考虑发表的事呢？何况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发表不了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的模糊意识了。
踏破铁鞋有觅处，功夫不负有心人。洪烛终于抓住了最后的机会，被分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工作。我和我的女朋友衷心地为他高兴，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两个外省人想要留京那是门都没有的事，我们也非常识趣地不做此想，准备朝着西安的方向撤退。那是毕业前的最后几天，一个傍晚，晚饭以后，我们三人坐在北师大西南楼前的藤萝架下，谈起各自今后的文学道路，洪烛说他是要走白道的，我说我是要走黑道的，特别好的是：我们当时并不那么书生意气，没有争论是白道好还是黑道好的问题，只是说比较适合对方。
我的女朋友是这一番话的见证者，很多年过去了她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和洪烛的年龄分别是23和22，这番话说得真不是一般的成熟和世故——这大概正是两个老文学少年特有的一份成熟和世故吧？
若干年后在西安，又是我们三人在场，女友成了老婆，忆起这番话来，洪烛说：“我们都走成了！”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洪烛当年都攻打到北京到文联大楼上去了，所以他是一定要走成的；关键是：我也走成了，在外省的黑道上。
我听了更高兴的是：去年春天在北京，我和洪烛见面时，他谈起我的长诗《唐》，认为我是中国当代诗人中少有的“咬破了自己织的茧的蚕”。
2006年6-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