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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回归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并满怀激动地再次坐在钢琴面前，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欠了一屁股债。离开了一个月，我抛下了自己的职责，留下一堆工作承诺没有兑现，欠朋友和同事的人情债堆积成山。随之而来的是一套例行仪式：日常世界通过一百种合理的要求，把我牢牢钉回平常所在的位置，而我则一一予以满足，因为达成这些期望的行动似乎有希望加快哀悼的过程。悲伤逐渐内化，没有留下任何外在的印记。与此同时，我习惯性地拿出了美国人典型的果决作风投入生活，向外界呈现一副积极乐观的形象，以期假象能够成真，一扫叫人难堪的哀伤情绪。我重新进入俗世，不是因为我已经走出了悲伤，而是指望这个世界和其中忙忙碌碌的兄弟姐妹带我走出悲伤。

假日季来了又去，越来越多让人分心的杂事随之而至。到了春天，我终于下定决心送我的狗去做安乐死了。我惊异地发现，在延长寿命这方面，人类给宠物提供的服务远远好过对待自己。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眼看着它一天天虚弱下去，于是对兽医说，一旦它活着所受的苦超过了死亡本身的痛苦，我就愿意让它一了百了。有一天，我感觉那一刻到来了，当天下午，医生那边也确认，叫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她来到我家里，结束了这一切。在爱与科学的佑护下，一个小小的生物就这样没有恐惧、没有留恋、没有遗憾地离开了尘世。母亲临终前曾一度恳求我对她做同样的事，但我不知道她这个请求是不是认真的。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沉迷于表演式的发言。“快杀了我。”她是这么说的。所以经过几小时的深思熟虑，我把一瓶安眠药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对她说：“你懂的，它会让你好好睡一觉。”但就在刚刚过去的那几个小时里，她的思路已经断了线，帮她解脱的请求也早就被抛在脑后。

母亲去世半年后，我们举办了一次追悼会，所以我又一次返回父母家。下飞机的那一刻，我记起在母亲生前我曾仔细设想过她走了以后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当时我想象到的一件事就是回家探亲时再也看不到她出现在机场——我想这会成为我最怀念的事之一。在跟母亲偶尔的团聚中，头几个小时她总是向我抛来各种问题，询问我过得怎样，这也总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开心到我甚至会对自己说：有妈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我又想到如果她不在了，以后回去就再也没有人在安检口外面迎接我了。但事实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期待过别人来机场接我这种事了，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自己有毛病，竟然在母亲尚未过世的时候就早早决定了要去怀念那种仪式。或许普鲁斯特会同意以下观点：当我们预见到某种即将到来的创伤时，总以为自己能先发制人，通过想象它的种种细节来战胜自己的惊惶与痛苦；然而当创伤真正来临的那一刻，它出场的方式永远都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

我们家族远远近近的亲戚在追悼会上齐聚一堂，与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叔叔婶婶和表亲们重逢的喜悦冲淡了追悼会的阴沉氛围，增添了一分喜庆。从不习惯在公众场合演讲的父亲以幻灯片的形式回顾了母亲的一生，我吃惊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画面我从来都没见过，而对于他们携手走过的人生轨迹我也几乎一无所知。那天下午，父亲看上去比过去几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年轻，我也为卸下一块心头大石而高兴——自从母亲病倒以后，我和姐姐们就一直为他担心：我们的父亲一直默默地活在母亲的阴影里，几十年来，他为我们创造了幸福家庭所需的一切条件，唯独无力让这个家庭幸福起来，我们真怕他会在妻子走后油尽灯枯，用不了多久就会随她而去。但现在他却站在这里，用我们没怎么见过的方式，用他自己的声音，而非她的回声，讲述着我们家庭的往事。他选取的都是母亲开心时的模样，或者努力表现得很开心，这似乎为我们对她的集体记忆打上了封印：红头发的妙龄美女嫁给了自己的初恋，一位来自爱达荷州的青年海军军官，之后和他生育了四个孩子，过上了自由富足的日子。没有人提起她的后半生，她的忧伤、她的愤怒和无理取闹，也没人提那些争执和口角，如果有谁能回看一下我们从未留存过的文字记录，就会发现每一次的争吵都始于她的牢骚、疲惫或暴躁。不提也罢。死亡斩断了我们与她的联系，也让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理解她的愤怒；如果不弄懂她的愤怒，我们势必理解不了她人生的其他部分。既然如此，何不用更快乐、更易懂的记忆来替代一个注定永远都解不开的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