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命的历程
十有五而志于学/所谓问礼老子/创办私学，收授弟子/高昭子家臣/公山弗扰/诛少正卯/夹谷之会/“堕三都”/去鲁适卫/匡、蒲蒙难/子见南子/离卫赴陈/陈、蔡绝粮/归鲁/《诗》《书》《礼》《乐》《易》《春秋》/驾鹤西去
客问：先生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并回答我的提问，非常感谢。我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先生的诞日向来有两种不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您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的记载则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司马迁的记载没有月日，而《公羊传》和《穀梁传》记载的月日又不相同。请问先生，您的诞日到底是什么时间？
答问：一个人的生日只能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记载有分歧，那肯定可以说有的记载是错误的。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年份是正确的，我确实是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世本》一书也是这样记载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之所以早记一年，大概与秦汉时用“寅正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把“十月庚子”理解为上一年的后十月有关。可是司马迁未记我的出生月日，《公羊传》记为“十有一月，庚子”，但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这一年没有闰月，那么十一月中就不可能再有“庚子”，所以《穀梁传》所记“冬十月，庚子”，是正确的。这样，我的出生时间就是鲁襄公二十二年鲁国历法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你们现代人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推算，把这个时间换算为公历，就成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所以，现在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我的出生纪念日了。
客问：先生曾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后面引用《论语》内容时只列出篇名）。因为语句太简括，又缺乏另外的佐证材料，所以后人对您这句话的理解就不免产生分歧。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十五岁为入大学之年（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也有人认为：“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此独言志学，不言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杨树达《论语疏证》）更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您从十五岁那年开始“立志要做官”（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请问先生，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说的是您真实的生活经历？
答问：这句话说的当然是我的真实生活经历。把“十有五而志于学”理解为十五岁为入大学之年，那是封建经学家的话，试想我这个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怎么会有入贵族子弟大学的特权？蔡尚思先生的理解是根据《说文解字》：“仕，学也。”但这个根据很不可靠，在我这里，“仕”和“学”一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的学生子夏就很明白这一点，他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真不知道许慎以“学”训“仕”的根据是什么。至于杨树达先生的解释，也有点牵强附会。钱穆先生虽然也说：“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矣。”但他又说：“志者，心有所欲往，一心常在此所欲之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钱穆《论语新解》）这话倒是说出了我当时的心情。事实上，我所说的“志于学”仅指立志学习，而且是自学，因为除了自学，我当时确实没有其他办法，而自学的内容就是礼、乐、射、御、术、数（所谓“六艺”）。至于“志于学”是否就等于“志于道”，我当时实在没有细想过，由“学”而得“道”，那是学习由浅入深的过程，也倒是在情理之中的。
客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先生在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欲参加鲁国执政季武子举行的招待士的宴会，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阻拦。唐代司马贞否认此事的存在（《史记索隐》），清代崔述也怀疑此说，认为当时令堂刚过世，按周礼，居丧三年不饮酒食，轻丧不与人乐，您不会如此非礼（《洙泗考信录》）。而现代学者又多持肯定态度，比如像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等。请问先生，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答问：这件事确实是真实的。当时主要因为自己年纪太轻，对社会人事的了解还不够透彻，社会影响也还太小，仅仅认为家父生前身为武士，我自己又好学上进，于是就大着胆子直闯季府了，结果受了挫折。后人之所以对司马迁的记载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断句问题。如果把这一问题纠正过来，把“孔子要绖”句属上文读，而将“孔子年十七”接在“孔子由是退”之后，对事情的理解就不一样了，而这样理解也才符合事实。因为我于季府受绌是发生在十七岁那年，家母去世则是几年前的事了。这一点近代学者蒋伯潜先生有很好的意见（《诸子通考》），只是他的说法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而已。不过，受绌于阳虎也不是什么坏事，从此以后，我在自学的道路上更加勤奋了。
客问：先生受绌于阳虎后的生活中有一件事始终是人们所关心的，那就是先生是否曾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左右赴东周京师洛邑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对此记载颇详（《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崔述完全否定这一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记载“皆杨朱之说”，是“托诸老聃以诎孔子”（《洙泗考信录》）；张恒寿认为即使先生曾问礼老子，那个老子也一定不是著《道德经》的老子（《孔子》）。那么请问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问：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我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确实去过东周京师洛邑，主要目的是查阅周室所藏图书档案资料，同时进行学习考察，并没有问礼于老子。司马迁作史，向以“爱奇”著称，他的记载很可能杂有民间传说的成分。再有，汉代初期黄老之学盛行，司马迁受黄老之学影响，或者黄老派学者篡改司马迁著作，也未可知。总之，说我问礼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
我讲这样一个事实你就明白了。众所周知，《庄子》一书常常站在道家立场上任意描写和改造我的形象，在《庄子》笔下我简直成为道家思想的义务宣传员了。但是，在我是否适周问礼老聃的问题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载（《庄子·天道》）。如果我真的曾问礼于老聃，那还不知会被他们描写成什么样子呢！蒋伯潜先生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庄子，道家也；苟孔子果曾见老子而问礼焉，《庄子》断无不载之理。”（《诸子通考》）所以钱穆先生也做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的结论（《先秦诸子系年》）。这个结论比较接近事实。
客问：先生青年时代就以好学而著称，甚至在乡党中赢得“博学”的赞誉（《子罕》），您能否具体地给我介绍一些您当年刻苦自学的事，也好让后人有所效法？
答问：我一生中做过不少事情，也有过不少理想，仔细回想起来，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说起青年时代的自学故事，我可以给你举这样几个例子：
一是我少年时代（崔述《洙泗考信录》）向乐官师襄学琴。一连十来天我只弹一首曲子，师襄认为可以改学新曲子了。我认为曲调虽已学会，但弹奏的技巧还没学好。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我的技巧已经学好，可以改学新曲了。我认为技巧虽已学好，但还没能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我已经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可以改学新曲了。我认为曲中志趣神韵虽已领会，但还没能体会出曲作者是谁，以及他的为人风貌。等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从朦胧中恍然明白，曲作者的形象似乎就在我眼前，他就是周文王。等我把这种感受说出来时，师襄连连作揖说，此曲的名字正是《文王操》。（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等）
二是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我二十七岁时，东方小国郯国的郯子来鲁国朝见鲁公。宴会上，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何以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引征自黄帝、炎帝以来的远古传说，对官职命名的历史演变做了详尽的解释。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前去拜见郯子，向他讨教少昊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左传·昭公十七年》）结果，我收获很大。
三是我刚刚进入仕途的时候（朱熹《论语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我乘入太庙助祭的机会，见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请教，以致有人竟认为我不知礼。我自己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凡遇不懂的事就向别人请教才符合礼（《八佾》《乡党》）。
从这三件事，你就能了解和体会我青年时代是怎样勤学好问、刻苦自学的了。
客问：由于先生青年时代刻苦自学，遂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创办私学、设教授徒的著名教育家。但是先生究竟何时开始收授弟子，历来说法不一，唐代司马贞说是三十五岁（《史记索引》），清代江永、狄子奇说是二十二岁（江永《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而近世学者多认为是在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请问先生，您开始收授弟子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答问：在我何时开始收授弟子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时间久了，产生各种各样说法是难免的。但在有关我的生平事迹的记载中，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即我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曾阻止琴张往吊宗鲁（《左传·昭公二十年》）。宗鲁被杀的经过，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不用我多说。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此时琴张已经是我门下的学生了。由此你们就不难明白，在此之前我已经开始收授弟子了。
我所说的“三十而立”（《为政》），主要指的就是我三十岁时在创办私学、收授弟子方面获得了初步成功，能够靠办教育而立足于世了。关于这一点，近世学者如钱穆先生（《孔子传》）、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蔡尚思先生（《孔子思想体系》）、张秉楠先生（《孔子传》）等，都注意到了。因此，把我开始收授弟子的时间确定在三十岁左右，从研究的角度看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更确切的时间应该是三十岁之前。汉代的班固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汉书·艺文志》）意思是说我主张从十五岁开始读经，每三年学一经，到三十岁的时候，五经的学习钻研就达到一定水平了，就可以立足于社会了。他或许认为这就是我说的“三十而立”的意思。我觉得他不妨这样理解，但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何况，《春秋》是我的作品，我对它花费的心血，可不是就像一般研习者那样，仅仅是拿来学习。
客问：司马迁说先生而立之后曾“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史记·孔子世家》）。清代梁玉绳认为，先生是圣人，绝不会做那种事，司马迁的说法是对您的诬蔑（《史记志疑》）。近人蒋伯潜引《史记考证》中余有丁的看法，也认为先生绝不可能做高昭子的家臣（《诸子通考》）。请问先生是否真有此事？您是什么时间从鲁国前往齐国的？
答问：我于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离开鲁国前往齐国。因为众所周知，这一年鲁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故，由季平子与郈昭伯两家斗鸡，而引起“三桓”一致对付鲁昭公，结果导致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这段史实史称“斗鸡之变”。鲁国国君出逃，鲁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鲁国的心情很不好，就来到齐国。对于您提出的我是否做过齐国贵族高昭子家臣的疑问，我现在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确实做了。因为考虑到要通过高昭子以接近齐景公，借助齐景公在齐国干出一番事业，所以就先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封建经学家常常以自己的理解把我理想化，所以理所当然地不承认我做家臣的事实，更何况高昭子的名声似乎也不怎么好（崔述《洙泗考信录》）。但是，在我身处的那个时代，士人做诸侯、大夫的邑宰和家臣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事，不存在耻不耻的问题。这一点钱穆先生就看得很透彻，他认为：“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先秦诸子系年》）这话深得我心，也符合历史实际。
客问：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先生在齐期间齐景公曾两次问政于您（《史记·孔子世家》，其中前一次又见《颜渊》），由于您的回答深得齐景公的赞赏，结果“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但遭到晏婴反对，从此齐景公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对您冷淡起来，您只好仓促离开齐国回到鲁国。清代崔述对此颇为怀疑，特别是对齐景公器重您的程度和晏婴反对景公意见的事实本身均不相信（《洙泗考信录》）。请问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问：齐景公两次问政于我，这是完全真实的。齐景公对我的器重程度，所谓“以季孟之间待之”，也是真实的，这在我的书中有明文记载（《微子》），崔述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问题出就出在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那段晏婴反对我的议论上。从我当时的体会看，齐景公相当器重我，要封赏我的企图是存在的，他究竟是否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给我，因为他没有明说，我不能完全肯定，但从他的态度看，我对齐国政治的建议确实打动了齐景公。至于晏婴对我本人和儒家学派的批评，我虽然不可能在他批评的时候恰好在场，但根据我在齐国两年时间的体会，话中的意见应该是晏婴提的。当然，经过司马迁的加工润饰，晏婴的话似乎更多了点战国辩士色彩。事实上，晏婴是站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立场上来看待治国为政问题的，而我则是一个学者、一个士人，两者对待政治的立场不同，态度和方法当然不可能一样。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一见齐景公不听从我的治国主张，再加上景公手下的大夫对我也很不友好，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我就果断决定动身回鲁国了。
客问：先生在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因为要参加季氏宴会而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斥责，三十年后，您又一次与阳虎相遇，这次阳虎对您的态度似乎与上一次完全不同了（《阳货》）。请问先生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先生为什么单挑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访他，这里面又有什么奥妙？
答问：我十七岁那年受绌于阳虎，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要不是阳虎的那次刺激，我的发奋精神、好学精神可能还不至于有后来所表现的那么强。三十年以后，也就是鲁定公五年（前505年），我又与阳虎打了一次交道。不过这次的情况与上一次大不相同，如果说上一次是我有求于他，那么这一次就是他有求于我了。因为三十年过去，我本人的学识、修养已非当年可比，特别是我努力兴办教育，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包括我到齐国去，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理想，却也增加了我的世俗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而长期在季府担任家臣的阳虎，此时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家臣了，当时鲁国的政治局面是，鲁国公室的权力被世卿季氏操纵，而世卿季氏的权力又被阳虎所掌握，这样鲁国的权力事实上是被阳虎所把持着的。
阳虎要在鲁国做大，我又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阳虎就想拉拢我，企图借我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他在鲁国的地位，这是他对我态度发生变化，几次求见我未果，就派人给我送来一只蒸猪的原因。对于王室衰微、权力下移的社会形势，我原本就很不满，而阳虎为所欲为的作风更让我感到反感。但是按照当时通行的礼节，凡是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因为士不在家而未能亲自接受，收到礼物的士就必须亲自到大夫家登门拜谢（《孟子·滕文公下》）。我了解到阳虎急欲见我的意图，为了既不失礼，又不和他见面交谈，所以才专门挑选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前去回访。可是很不凑巧，在我去他家的路上，正好和他碰了个正着。
客问：根据历史记载，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晋国大夫赵鞅和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此事遭到您的批评，您认为：“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对此，后代学者讨论得不多。郭沫若先生明确表示，这是“撰述这些故事者的润色”（《十批判书》），否认有此事存在。请问先生《左传》的记载是否真实？您对晋铸刑鼎持批评态度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答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是真实的，我听到晋铸刑鼎的消息后，确实发表过反对意见。
我当时认为，晋国原有的两部法典是好的，一是“唐叔之法”，二是文公在“唐叔之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被庐之法”。这两部法典虽有所区别，但两者都是晋国传统的治官之法，它们集中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是“贵贱不愆”，而这正是礼的核心。
而范宣子的刑书是范宣子于公元前554年至前548年任晋国执政时所颁布的，此法的内容是根据赵盾所制定的“夷蒐之法”修订而成的。这个法律中，除了包括“本秩礼，继常职”等用于贵族的秩礼以外，还包括“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等多用于庶人平民的刑法（《左传·文公六年》）。
我一向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为政》）。因为用道德和礼教的方式治国，人民才有廉耻心，也才会真正归服。而仅用政法和刑罚的方式治国，人民会越发不知廉耻，国家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晋铸刑鼎，把刑法公开化，老百姓可以看到刑法的具体条文，贵人就无法得到尊重，尊卑的次序界限也就打乱了。尊卑秩序一乱，国家的治理就失去了依靠。因此，我判断晋国会因此而真正失去秩序，亡国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后来晋国果然由六卿专权而终于一分为三，被我不幸而言中。当然，你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并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不管后人怎么评价，以礼治国的立场，我是一直坚持不会放弃的。
不过，我当时对晋国形势的发展仅仅是推测，而且是站在文化立场上的政治推测，并无一定的把握。
郭沫若先生以结果推原因，从而判断《左传》的记载为后人润色，这是缺乏根据的。一般说来，《左传》中有关我的事迹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
客问：先生在自己的书中曾记载有公山弗扰盘踞费邑背叛季氏请您参加一事（《阳货》），后来司马迁据此做了更具体详细的叙述（《史记·孔子世家》）。但是，清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这段记载为后人伪托，如赵翼（《陔余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直到近人蒋伯潜先生还因认为这段记载不真实而建议将《史记·孔子世家》从“公山不狃（即公山弗扰）以费畔季氏”到“然亦卒不行”一段删掉。请问先生，公山弗扰向您发出邀请，您也意欲前往，是否实有其事？您怎样看待后人对此事的怀疑？
答问：公山弗扰召我的事是有的。那是鲁定公八年（前502年），作为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因为不满于季氏而准备在费邑发动叛乱。公山弗扰向我发出邀请后，我确实有些动心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像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史记·孔子世家》）自己想趁此干出点看得见的事业，这是我当时的心情；二是公山弗扰当时打的是“张公室”以抗季氏的招牌（金景芳等《孔子新传》），这个口号也正和我的思想相合拍。因此，我的确准备接受他的邀请，我甚至还企图借此而把文、武、周公的事业在东方复兴起来。但是，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我的学生子路的反对。他直言不讳的反对态度，虽然没有立即让我放弃原来的打算，起码也使我原来的想法发生动摇。后来形势很快发生逆转，我发现公山弗扰原来就是另一个阳虎，也就彻底打消了前往费邑的念头。
后人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以费畔”时间的理解，比如清代学者赵翼就认为，如果是“以费畔”之前公山弗扰对我发出邀请，我有意前往的话，那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以费畔”之后对于我就是不可能的了（《陔余丛考》）；二是以我为圣人，认为圣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关于时间问题，公山弗扰向我发出邀请是在鲁定公八年（前502年），而公山弗扰据费邑真正发动叛乱则是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的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至于以我为圣人，凡不符合概念化圣人的语言和行为，就一概认为是对我的诬蔑，那就未免太迂腐了（匡亚明《孔子评传》）。另外，南怀瑾先生说我欲应公山弗扰之召而终于未去，“并不是子路把他挡住，他本来是逗逗学生说想去，事实上，他绝不会去的”（《论语别裁》）。解释新则新矣，但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免流于油滑。试想想看，这么重要的大事，哪能随便“逗逗”哟！
客问：司马迁记载，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桓子打井时挖出一只陶羊，故意告诉您他挖出的是一只陶狗，然后引出您对历史传说的一番议论。对于这件事，历史上人们或神乎其说，认为季桓子挖出的是一头活羊（《国语·鲁语下》），或认为其言不雅驯，事情纯属无稽（蒋伯潜《诸子通考》）。请问先生，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如何？您怎样看待后人关于此事有与无的不同意见？
答问：要回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要首先表明一个态度。我认为一切关于季桓子打井挖出一头活羊的说法，都是穿凿附会、无中生有。季桓子没有挖出活羊，即使有人相信这种道听途说的神怪故事，这个故事也不会和我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一生不语怪、力、乱、神，是我坚持奉行的一个原则（《述而》）。所以凡对我了解较深的人，都不会把这种神怪故事和我联系在一起。
至于说这件事本身有与无，以及后人对此事有与无的不同看法，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本身是否发生过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它不提供导致对我评价产生重大分歧的证据。按照韦昭的解释：“获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而测之。”（《史记集解》）司马迁记载此事，正是通过季桓子对我的测试而显示我的博闻广识。从情感态度上讲，这样的记载无非是为了多侧面展示我的才能，以便使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更与众不同。而蒋伯潜先生认为此事荒诞无稽，提出要予以删除，其潜在的想法也无非是为了维护我形象的神圣性。没想到，差不多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两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但是，这个现象倒呈现出一个对历史如何看待和理解的重要问题，即历史事象本身和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不完全等同的。司马迁所说的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而历史的事象本身从理论上讲原本是不可知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我是事情的当事人，我还得告诉你，关于这件事，司马迁的记载是真实的。如果我绕了那么个大弯子却不回答这个具体问题，你会不高兴的。不过，我前面的话可不是随便乱说的呀！
客问：关于先生在鲁国的为仕经历，是了解和研究先生的重要事件，司马迁记载先生于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始做中都宰，一年以后因为政绩突出而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狄子奇认为您于鲁定公九年做中都宰，鲁定公十一年（前499年）为小司空，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为大司寇（《孔子编年》）。崔述则只承认您做过司寇，而不承认您做过中都宰和司空（《洙泗考信录》）。请问先生究竟是哪一年开始担任官职的？在鲁国的为仕经历如何？
答问：我于鲁定公九年担任鲁国的中都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担任官职。在中都宰任上，我对丧礼做了一些改革（杨景凡、俞荣根《论孔子》），对养生送死的制度做了明确的规定（《孔子家语》）。由于政绩突出，所以一年之后，我就由地方官提升到鲁国中央，做了小司空。我在小司空任上还没干多久，就又被提升为大司寇了。对于我的这段经历，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准确的。狄子奇关于我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和由小司空升为大司寇的时间的表述都不够准确。崔述否认我做过中都宰和小司空，更是缺乏根据。不过，我在鲁国为官时间并不长，从鲁定公九年担任中都宰，到鲁定公十三年辞官适卫，前后只有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此，钱穆先生辨之甚详（《先秦诸子系年》），我就不再聒噪了。
客问：荀卿曾说先生“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荀子·宥坐》）自荀卿此言一出，此后刘安（《淮南子》）、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刘向（《说苑》）、王充（《论衡》）等人都纷纷采录书中，而且在转述过程中又生出种种异说，如您由原“鲁摄相”变为“鲁司寇”，少正卯由“鲁之闻人”变为“鲁大夫乱政者”，甚至把您诛杀少正卯的原因归结为办学中门人“三盈三虚”。请问先生，所谓“诛少正卯”是否实有其事？其真实情形如何？
答问：关于荀卿说我杀少正卯的事，我也早有耳闻。一直有澄清事实的想法，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就如实说来，以正视听，也借此为我自己平反一桩冤假错案。首先，少正卯其人我并不认识，在我为官鲁国期间，鲁国政府中根本没有一个叫少正卯的大夫，我甚至怀疑荀卿说的这个少正卯本为子虚乌有。其次，我在鲁国担任的最高官职为大司寇，不是什么“鲁摄相”。再次，我一贯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轻易杀人，此事与我的思想主张不但不合，而且完全相反。对于荀卿记载的不真实问题，历代学者如朱熹（《舜典象刑说》）、叶适（《习学记言》）、王若虚（《五经辨惑》）、尤侗（《看鉴偶评》）、崔述（《洙泗考信录》）、梁玉绳（《史记志疑》）、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都从不同角度做过考证，匡亚明先生对上述学者的意见予以归纳，主要有三，不妨引征过来：
一、 孔子诛少正卯，仅见于《荀子·宥坐》《史记》《孔子家语》等书，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所谓“经传”。虽不能说凡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的都不真实，但像所传孔子诛少正卯这样的大事，竟于经传不留一点痕迹，那是不可能的。
二、 孔子秉政七日，以一大夫（孔子）而杀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
三、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坚决反对轻易杀人，所以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也遭到孔子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如果孔子秉政七日就“诛乱政大夫少正卯”，这和孔子的一贯思想不是全然不相吻合吗？（《孔子评传》）
由此可见，说我诛少正卯是没有根据的。荀卿自称是我学说思想的传人，所以起初听到他说我杀少正卯的消息，我确实感到震惊。但我后来通过考察他的为人和思想，发现他不仅继承了我的某些思想，也继承了法家的很多东西。从法家立场上看问题，编造一个孔丘杀少正卯的政治故事，以说明法治的必要，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个杜撰的故事，两千多年以后，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政治扒手所利用，以讹传讹地造成政治和文化的双重伤害和损失，这在荀卿虽始料所不及，但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惭愧。
客问：先生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期间，曾于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陪同鲁定公出席鲁、齐两国在夹谷举行的双边会谈。由于您担任这次外交活动的傧相，所以使力量弱小的鲁国面对强大的齐国反倒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但关于夹谷之会的具体情况，《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和《史记》的记载互有出入。请先生谈谈这次会谈的真实情况好吗？
答问：夹谷之会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不管对齐国还是对鲁国来说，其意义都非同一般。从齐国方面讲，作为当时的东方大国，为了与晋、楚两国抗衡，急需得到周边中小诸侯的支持，特别是鲁国为齐国的南邻，缓解齐、鲁两国的紧张关系对齐国来说实在是当务之急。由于鲁与晋同为姬姓诸侯，自从齐桓公霸业衰落之后，鲁国一直是晋国的盟国，现在齐、晋争强，齐国当然希望把鲁国拉到自己一边。而对于鲁国，国力上自知难敌齐国，但利用齐国当时争取支持者的心理，可乘机讨还几年前被齐国强占的土地，并以此为条件与齐国媾和。因此，齐、鲁两国都对这次会谈寄予了厚望。
为赢得这次外交胜利，鲁国在会谈前做了充分准备。经再三考虑，鲁定公决定由我陪他出席会谈，并任命我担任会议活动傧相。照鲁国惯例，这样重大的外交活动一般都由上卿担任，这次破例由我担任，是因为我自幼习礼，十几年前又去过齐国，见过齐景公，对齐国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接到这个任务，我深感此行责任重大。为了保证取得这场外交胜利，我向鲁定公建议：“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同意了我的意见，命两位将军率兵随行。
齐国听说鲁定公派我随同前来参加会谈，认为我“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左传·定公十年》）。所以齐国一开始就暗藏杀机。按照预先商定的日期，鲁定公来到夹谷，鲁、齐两国国君登坛相见。然后，齐国傧相一声呼唤，一支手持兵器的莱人舞队拥到坛下，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我见形势不妙，就快步登上台阶，边行礼边责问齐景公：“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史记·孔子世家》）此时，与会的齐国大臣都把目光投向齐景公。齐景公自知失礼，就挥手示意让舞队撤下，气氛稍稍缓和。随后，齐国傧相又请求齐景公同意“奏宫中之乐”，于是一群侏儒小丑又拥上前来嬉戏吵闹。我再次跨上台阶厉声质问：“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无奈，只好下令杀掉那群侏儒小丑。
齐国人见劫持、愚弄鲁侯的计谋都未得逞，就在未经鲁国同意的情况下，在盟约上加了一条，即齐国出征时，如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随从，即为毁盟。我也让大夫兹无还加上一条，如果齐国不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也将同样被视为毁约。最后，齐景公要宴请鲁侯，我担心发生意外，就对齐国大夫梁丘据说：“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齐景公见我说得有理，只好作罢（《左传·定公十年》）。齐、鲁两国的夹谷之会，就这样结束了。
我在盟会上有理有节的斗争使鲁国终于赢得这次重大的外交胜利。会后不久，齐景公就派使者来鲁国，把包括郓、讙、龟阴在内的汶阳之田归还给了鲁国，并以此向鲁君表示谢罪（参见金景芳等《孔子新传》）。这就是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的具体情况。司马迁说此次会谈齐国与会者中还有晏婴，那是不对的，因为鲁定公十年晏婴已经不在人世了（蒋伯潜《诸子通考》）。
客问：先生在担任鲁国大司寇期间，除了陪同鲁定公出席齐、鲁夹谷之会，为鲁国赢得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以外，在鲁国内政方面还推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那就是“堕三都”。对于这一事件，《左传》《穀梁传》记载为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司马迁记载为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请问先生，这件事究竟发生于哪一年？事件详情如何？
答问：“堕三都”的前因后果牵涉的时间比较长，就计划的实施和结束而言，那是发生于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的事。《史记》记载为下一年，或许因为传抄过程中将“定公十二年”讹误为“定公十三年”，也未可知。
“堕三都”计划的提出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从当时鲁国的整体形势看，三桓执政，公室衰微，家臣又僭公卿而专国政，阳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具体环节上看，叔孙氏郈邑马正侯犯于鲁定公十年（前500年）秋杀死邑宰公若藐，发动武装叛乱，据郈邑对抗叔孙氏，在鲁国上下引起巨大震动。鉴于家臣、邑宰连续发生叛乱和抗礼公室的行为，我认为：“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何休《公羊解诂·定公十二年》引孔子语）于是就向鲁定公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堕三都。
所谓“三都”，是指季孙氏的采邑费、叔孙氏的采邑郈、孟孙氏的采邑成。三都原是三桓为加强自己实力在采邑兴建的高大城郭。但因为他们长年居住在国都，坚固高大的采邑城郭反倒成了邑宰和家臣兴风作浪、据以对抗公卿的堡垒。因此，我建议“堕三都”，即拆毁三个城郭，此举得到了三桓的支持。但是，我的本意并不仅在此，而是企图通过“堕三都”同时削弱三桓的实力，这一点又得到了鲁定公的支持。
“堕三都”计划于鲁定公十二年首先从郈邑开始，因为叔孙氏刚刚吃过侯犯叛乱的苦头，所以叔孙氏的态度非常积极，堕郈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但郈邑被堕却惊扰了长期盘踞在季孙氏费邑的公山弗扰等人。他们眼见形势不妙，就先下手为强，公山弗扰与叔孙辄率费人突然包围鲁国都城曲阜。这一举动大大出乎定公和三桓的预料，费人到来，定公和三桓慌作一团。我见此形势，果断地命令大夫申勾须和乐颀与费人死战，又指挥鲁国公室军队从外面反包围。结果费人被公室军队击败，公山弗扰和叔孙辄被迫逃往齐国，费邑城郭被拆除。
郈、费两城被堕后，就只剩下成邑了，成邑宰公敛处父比较忠于孟孙氏，所以孟孙氏没有吃过受制于家臣的苦头，于堕都之事既不反对，也不积极支持。而公敛处父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经营多年的成邑，就向孟懿子献策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左传·定公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孟懿子认为有理，便在堕成问题上耍了手腕，表面上说支持，暗中却与公敛处父串通一气反对堕成。这时季孙氏和叔孙氏似乎也意识到“堕三都”对自己不利，因此他们的态度也开始消极起来，以致默认了孟孙氏对堕成的敷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派公室军队前去执行堕成任务。由于成邑城墙高大坚固，再加上公敛处父坚守抗拒，公室军队久攻不下，最后只好撤兵。“堕三都”的计划就这样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
对我个人来说，“堕三都”是我任职鲁国几年中实施的最大一项政治改革，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政绩，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鲁国公室的命运。但是没想到，正是因为我的学生孟懿子从中作梗，而导致即将成功的改革归于失败。事实上，“堕三都”的失败，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客问：看得出，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先生一提到“堕三都”遭受的失败仍然十分伤心，很抱歉。下面我想请问先生一个稍微轻松些的问题，司马迁两次说到您在鲁国公室任职期间曾“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清代学者崔述（《洙泗考信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那么请先生谈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问：所谓我在鲁国公室任职期间曾“摄相事”，不仅司马迁这样说过，荀卿（《荀子·宥坐》）、尹文（《尹文子》）、《晏子春秋》都有类似说法。我在前面谈及所谓“诛少正卯”事时曾经说到，荀卿在编造此事时，其中的失真之一就是把我在鲁国为司寇说成了“为鲁摄相”。事实上，我在鲁国从未“摄相”。《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晋杜预注谓：“相，会仪也。”此处之“相”显然是相礼，而不是相国，指我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夹谷，由我主持两位国君相会的礼仪。实际上，春秋时代并没有“相”这一官职，对此，崔述已言之凿凿：“季孙为鲁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为鲁相也。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谓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摄。”（《洙泗考信录》）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另外，梁玉绳说：“鲁之相，季氏尸之，孔子安得摄相乎？”（《史记志疑》）这也是事实。总之，春秋时代没有“相”这一官职，即使有这一官职，它也只能掌握在“三桓”手中，轮不上别人来做。很理解，也很感谢司马迁等人的美好愿望，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
客问：先生在鲁国实施“堕三都”计划失败以后，不久就离开鲁国到卫国去了。关于您去鲁适卫的时间，仅司马迁《史记》中就有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见《孔子世家》）、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见《十二诸侯年表》《鲁周公世家》）、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见《卫康叔世家》）三说。关于您去鲁适卫的原因，又有“齐人归女乐”（《微子》）、“燔肉不至”（《孟子·告子下》）种种说法。那么请问先生去鲁适卫的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您辞官离开鲁国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
答问：关于我去鲁适卫的时间，我于前面回答在鲁国的为官经历时曾经说到，是鲁定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97年。其他的说法都是不对的。
关于我去鲁适卫的原因，概括地说是一个大前提，三个小理由。这一个大前提就是，鲁定公十二年我在鲁国实施“堕三都”计划遭到失败，这在事后看来似乎也不难理解，但失败的结果当时确实使我丧失了在鲁国实行改革，从而革新鲁国政治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辞官去鲁已是势所必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那么此后不久发生了三件事，这三件事不仅成为我辞官去鲁的理由，也由此确定了我去鲁适卫的时间。第一件事是，鲁、齐夹谷之会以后，齐国虽精心策划，但却未占到任何便宜，反因失礼而陷于被动。于是，齐景公接受大夫黎弥的建议，在齐国选出十六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又挑选一百二十匹骏马，作为礼物派人送往鲁国。其目的是以此使鲁定公和季桓子荒于政事，从而离间我和定公的关系。结果，鲁定公、季桓子见到齐国送来的美女、骏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史记·孔子世家》）。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失望情绪又加重了。
第二件事是，齐国的美人计虽然扰乱了鲁定公和季桓子的为政之心，但鲁国毕竟是我的祖国，我仍然寄希望于鲁定公的醒悟。然而此后不久，鲁定公举行郊祭祀天典礼之后，按旧制应派人送给我的祭肉却没有送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定公、季桓子不仅无意推行我的治国之道，而且全然不把我放在心上了。
还有第三件事，“堕三都”失败之后，我有一个叫公伯寮的学生竟偷偷跑到季桓子那里去诽谤当时正任季氏家宰的子路。结果不久季桓子就解除了子路的职务。我主张“堕三都”，实际上是为了削弱鲁国“三桓”的势力。季桓子后来看到了这一点，我堕成受阻时他持观望消极态度就很说明问题。那么季桓子当机立断解除子路的季氏家宰之职，说明季桓子这样做并不仅仅是针对子路，而是针对我来的。
季桓子专政于鲁，失去他的支持，我在鲁国做事就困难了。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下，再加上连续出现的这三个具体事件，就促使我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了。因此，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天，我毅然辞去鲁国官职，带上我的一部分学生，怀着复杂凄楚的心情，到卫国去了。从此，我就开始了长达十四年颠沛流离的游学生涯。
客问：先生辞去鲁国官职，外出游历，可选择的诸侯本来很多，您为什么首先选择卫国？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还有，先生当初首选卫国，但是在卫国仅住了十个月就离开，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答问：我离开鲁国外出漫游，确实有多种选择，除了齐国不能前往（因为我在鲁、齐夹谷之会上得罪了齐景公）之外，其他可去的国家还有很多。我之所以选择去卫国，大体说来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卫国是鲁国的近邻，而且又是与鲁国同为姬姓的诸侯。鲁国为周公之后，卫国是康叔之后，周公和康叔都是周文王和太姒的儿子。卫国的贤大夫公叔文子就曾说过：“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左传·定公六年》）因此，我认为“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鲁、卫两国是真正的兄弟之邦。
其次，卫国有我很多学生。如我的得意弟子子夏（卜商）、子贡（端木赐）、子羔（高柴）都是卫国人。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弟子如子开（琴牢）、子疆（句井疆）、子皙（奚容箴）、颜涿聚（颜庚）等，也都是卫国人。而且，颜涿聚又是子路的妻兄。有这样一大群学生以及由他们形成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影响，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条件。
再次，我本人在卫国有较高的声望。我在鲁国为官时，卫国著名贤大夫蘧伯玉就曾派使者专门到鲁国去拜访过我（《宪问》）。对于蘧伯玉的为人，我也认为他大有君子之风（《卫灵公》），是一个可以很好地合作共事的朋友。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子路的作用。因为子路的妻子是卫国人，其妻兄，也是我的弟子，颜涿聚，又在几年前回卫国做了官，所以子路也极力劝我到卫国去。正是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我下决心把出游的第一站选择在卫国。
关于我在卫居住十个月又离开的原因，司马迁曾认为是“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史记·孔子世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在卫国是因为卫灵公对我礼遇不错我才住下来的（《孟子·万章下》）。后来卫灵公对我“礼貌衰”（《孟子·告子下》），我自然就要离开了。如果真像司马迁说的我被谮而担心获罪的话，那么我既不可能在卫国住十个月才走，也不可能日后又回到卫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客问：据我所知，先生离开卫国准备前往陈国，在取道南行的途中颇不顺利。据司马迁说，先生一路上两次蒙难，一次是在匡地，一次是在蒲地（《史记·孔子世家》）。清代崔述怀疑司马迁所说您蒙难匡地的真实性（《洙泗考信录》）；近人钱穆则认为您匡、蒲被困是一件事，司马迁所说您“畏匡事，益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先秦诸子系年》）。请问先生，所谓匡、蒲蒙难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其详细情况又是怎样的？
答问：尽管多记起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多增加一份痛苦，但为了尊重事实，我必须坦诚地承认，所谓匡、蒲蒙难是两事而不是一事。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记载确实时有杂乱，但崔、钱二先生的考证，还不能完全说明匡、蒲两事为一。事实上也是二，而不是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的年底，我和弟子们离开卫国南往陈国，随行的还有一位陈国贵族青年公良孺。我选择去陈，一方面考虑到陈离卫距离较近，另一方面陈国的宛丘相传是太皞之墟，我希望亲自考察一下那里的古文化遗迹。我们师徒一行渡过濮水，南行来到匡邑。
匡邑原是卫国地盘，后来被郑国侵占。鲁定公六年（前504年），鲁国阳虎率师侵郑，攻下匡邑，匡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们一行人来到此地时，为我驾车的学生颜刻用马鞭指着城墙的一角说，他以前随军攻打匡邑时，就是从这里入城的。这话被路边的匡人听见，误认为我是阳虎，就报告给了邑主匡简子。匡简子接到报告，随即派人把我们抓了起来。我的部分学生被军队冲散，事后才相继回到我身边。颜回是最后一个找到我的，我原以为他在冲突中死了呢。他却说：“老师健在，我怎么敢死！”（《先进》）经过几天的了解，匡人才知道我是孔丘而不是阳虎，就把我们放行了。被拘押的几天，学生们很为我的安全担心，我劝慰他们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既是我让学生们宽心的话，也是我的真心话。对于作为周文化的继承者，我确实有这个自信。
走出匡邑，我对南下去陈的计划有些动摇，想先回卫国稍做调整，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又取道向北进发，不料途经蒲邑时，又遭到蒲人阻拦。当时卫人公孙氏被卫灵公驱逐后，正在蒲邑策动叛乱。蒲人见我们来到这里，企图胁迫我们一起参加。我对卫灵公的怠慢虽然不满，但要武装推翻卫灵公，我是绝不会干的。遇到这种情况，一路随行的陈国青年公良孺非常气愤，于是公良孺、子路等就率众同蒲人拼杀。蒲人见用武力占不到便宜，就提出一个条件，说：“如果你们不回到卫国的帝丘，就放你们走。”我当即同意，双方举行了盟誓。离开蒲邑以后，我吩咐大家继续向帝丘进发。子贡对此感到不解，问道：“刚才的盟誓难道可以违反吗？”我说：“那是在强迫情况下订的盟约，神灵是不会听的。”（《史记·孔子世家》）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又回到卫国国都帝丘。短短几天时间，我们竟两次遇险，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
客问：先生在自己的书中曾记载居卫期间会见过卫灵公夫人南子一事（《雍也》），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又说：“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史记·孔子世家》）由此，先生与南子的关系就成了后人争论的焦点。汉代刘安、桓宽认为先生会见南子，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淮南子·泰族训》《盐铁论·论儒》），扬雄则由此对先生的为人提出疑问（《法言·五百》）。而自孔安国对此事提出怀疑后（《论语集解》引），清代崔述、刘宝楠更完全否认此事的存在（《洙泗考信录》《论语正义》）。请问先生，所谓“子见南子”到底有无此事？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