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淑兰

母亲淑兰

黄昏的时候,母亲回来了。

她在薄暮之中推开了庭院的门。

母亲穿着一身棉布的碎花长袍,扎着棉布的头巾,身材微微发福,人到中年的样子。

她像往常一样淡淡地斜仰着头,像是骄傲,也像是疲惫。她的洁净和美丽,让我觉得,她除了是我的母亲,还是另外一个从不为我所知的自己。

我哭着拉住母亲的手问,妈妈,这么久,你到哪里去了?

母亲慈爱地搂住我说,孩子,我一直都在着呢。

可是妈妈,为什么,你只有在天黑的时候才回来?

母亲于是贴近我的耳边,神秘地、轻轻地说,那都是为了你们好。

我于是伏在母亲的膝上痛哭。她那摩挲着我的面颊的手,和她隔着棉布长袍散发出的温热气息,都让我终于相信,母亲是真的回到我身边来了。

我对母亲说,妈妈,人们都说你死去了,我说你没有死,他们不信,看,你终于回来了,我终于知道你是还在着的!

然后,梦境就戛然而止。

正午强烈的阳光,在睁眼的一瞬间,岩浆一般倾泻进来,把我在梦里反复印证的结果,一下子烧毁和掩埋,刚刚在梦里复活的母亲,又一下子失去了。

似乎有一双手,把我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生生地扭断了,拿去了。

我看到的,是沙发上母亲似乎刚刚脱下的一件外套,和书架上的一尊青铜鼎,里面装着几天前从母亲坟上带回来的新土。

一种痛彻心扉的悲伤传遍全身,我把自己完全地蒙进被子,号啕大哭。

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和我最爱的人,是真的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父亲是没有眼泪的。

他像往常一样,步履从容地从家里到医院,像个对世事一无所知的孩子,安静地坐在母亲病房的门口。

他并不进病房里去,似乎不愿意相信、也没有能力去承受离别的痛苦。

他一生都是从容的、散淡的,从步履到情感。父亲所有的怜惜,似乎仅仅勉强可以怜惜自己,或者说连怜惜自己都是不够的,因此也始终不能怜惜他人。

他的情感,一半给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一半爱了遥远而模糊的人类,却极少分享给身边某一个具体实在的亲人。如果有的话,也是他的学生和朋友,而不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或许在父亲看来,父母、妻子和孩子,是沉重现实的代言人,是俗世的缩影和烦琐的重负,而朋友和学生,却更接近于理想和精神。

父亲在病房外坐着,显得寂寥而疲倦。

我说,爸爸,回去吧。语气尽量轻描淡写,不含一丝紧张,也不含一丝愤怒。

于是父亲走了。

母亲在病房里,在她始终沉默的痛苦里,似乎也知道,父亲来过,又去了。

死亡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母亲。

我痛悔于自己,一年前,没有一意孤行地让母亲再冒一次风险,再进行一次心脏手术。那或许失败,但也或许成功。而眼前,生命只剩下不可挽救的痛苦和死亡,没有第二种可能。

我在内心里谴责自己,对母亲的爱不够狠,不够深刻,缺少赌徒般的疯狂和偏执,却以温柔和顺从,心怀侥幸地附和了母亲和亲人们的选择,造成了母亲这一刻无可挽回的离去。

母亲一直沉默。不可阻止的心衰在一寸一寸地蚕食着母亲,她不能平躺,毫无声息地在床上坐着,弓着腰,头抵在胸前。

可怜的母亲,她付出了一生的慈悲和善意,而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却低垂着头,像个罪人。她是背负着多么沉重的道德和人性的枷锁,才使自己供奉了那么多,仍对世界心怀愧疚。

母亲始终没有一句话。

她在即将离去的那一刻,就似乎已经在回归自我,而对眼前的世界,包括我们,都有了距离感和黯然升起的荒凉,有了一种结束某种契约和缘分的淡然。

我从身后抱住母亲,一只手揽住她的身体,一只手支撑着她的额头。母亲一向是慈爱的、亲切的,然而却并不狎昵,成年之后,我几乎再也没有拥抱过母亲了。我抱住母亲,感受着母亲的体温,似乎伴随着童年结束而中断的生命密码,又一下子链接上了。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最后礼物。

然后我们兄妹轮流抱着母亲,陪伴母亲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两天两夜。

我此生做过的最幸运的事,就是在母亲弥留之际想到了可以抱着她,让她在我们的怀里去世。以至我在此后的无数个梦里,只要见到母亲,都是幸福的,都是抱着她,可以感受到她的体温的。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怀着告知死亡的不忍,和违背母亲身后意愿的更大不忍,在母亲耳边轻声问,妈妈,你想到哪里去?

母亲微弱却清晰地回答,回家。

我忽然想起,在母亲住院前夕,在毫无征兆的一次闲聊中,母亲对我说,你爷爷,一个人埋在东边的岭台上,你父亲是他的独子,我老了,一定得回东岭去。

等到远在黄河北岸的舅舅赶到时,母亲只对舅舅说了一句话:告诉咱爸,我不回去了。

也许她在当年执意作别父母的时候,是答应过要回去的,但再也没有回去。

也许在她的一生中,无数次地,在心里告诉过自己或者亲人,把生前献给丈夫和孩子,而把身后的自己,交还给父母,陪伴他们长眠。

然而最终,她把身后也交给了这片她所付出过的土地和亲人,而非养育她的父母。

被最后一丝气息支撑着,母亲回到了乡间老家,那座荒凉而温暖的庭院。

故乡的山村,已经阔别三十多年。

接到母亲要回来的消息,乡亲们早早地打扫庭院。其中有远房的亲戚,更多的是并不沾亲带故的村人,还有听到消息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人。

在日益凋敝的乡村,母亲的归来,再次凝聚了浓烈的温情。母亲曾经付出的善意和心血,历经三十多年的冲洗,依然保持着温度。

那座荒凉而破败的庭院,被细软的笤帚和抹布一遍一遍地抚摸和擦拭,终于变得柔和而清洁。

母亲回来了。

似乎从走进老家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包括母亲,都放下了,安心了。连日来肉体和精神的痛苦,那些焦虑、恐惧、悲伤和绝望,都被老家那阴凉安静的土坯墙,那带着微尘味道的地面和透着金属光泽的木质屋顶吸纳了、化解了、熨平了。那些过往的生活痕迹,和无数细小的回忆,都像从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伸出的触手,把母亲一下子揽入了怀中。

母亲在故乡的木板床上躺平,呼出最后一口气,像轻轻的叹息,又像是放下了所有的重负,睡去了。

她躺在那里,面容异常地安详,像个熟睡的婴儿。

在老家的土屋里,我为母亲化了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淡妆。

我抚摸母亲的头发,第一次感觉到,母亲那天生的卷发,像丝绸一样柔软,像苇絮一样滑顺,就像她温柔而隐忍的一生。

我端详睡在床上的母亲,她的安详里隐含着淡然和骄傲,无声地表达着她对苦难人生的超然和藐视。

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柔顺而隐忍的母亲,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和英雄主义者。她用一生的劳苦和艰辛,换取了青春岁月里最纯真的一段爱情。即使在这短暂的爱情背后,是生活如此漫长的沉重和残酷,她也选择对人性中最珍贵的东西的不妥协。

我这一生未曾见过父亲哭过。

我理解,父亲的冷清,源于他的表达情感方式的内敛,也源于他性格中的淡漠,和他对生命别样的定义。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以为父亲会哭。但他没有。他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似乎并不特别悲伤。

在此之前,我们护送弥留之际的母亲回家时,父亲正在睡觉。他从睡梦中被叫醒,问,一定要现在回家么?

然后我们不忍勉强。然后父亲就接着睡觉了。

父亲是第二天回来的。

那时母亲已经完全不说话了,只有一丝微弱的呼吸。

父亲走到母亲身边,垂手站着,微微地弯下腰,对母亲说,淑兰,我回来了。

没有拥抱,没有眼泪。父亲的语气,如此平静和平淡。但他的平静和平淡中包含着庄重。我也分明听得出来,父亲是来向母亲郑重告别的。

我不知道母亲那时还有没有意识。如果有,她还会不会在心中升起情感的波澜。

她听到这个她陪伴呵护了一生的男人简短的告别,不知会不会心酸,但我知道,母亲不会恨。她心中没有恨,只有慈悲和爱。

她一生都在保护和怜悯孩子一样的父亲。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孩子。他具有做一个孩子的信心,和对被他人接纳的信赖。这是天真而残酷的本性,是上天的设定。

这个世间,需要儿童和一些儿童一样的人,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净化剂和试金石。上天似乎特意设定了一部分孩子一样天真的人,他们与生俱来地纯洁、脆弱、敏感,而又对他人怀有无比的信任。

这样的人,似乎是带着天意而来,检验着人世间的善意,唤醒着人类慈悲的天性,使人类灵魂中柔软的东西保持敏感,以此拯救人类最美好的、最不可或缺的特质。

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会毫不怀疑地把自己投进浊世的熔炉,要么被践踏和毁灭,要么获得珍爱。他们像婴儿一样天真和弱小,以至于遇到他的人,总会在一瞬间产生怜悯,会把保护和庇佑他当作自己的使命。

这样的人,一经相遇,那遇见他的人,就被套上了命运的枷锁,终其一生,用自己生命里所有的善良和母性,来包容这个婴儿一般的人,像是宿命。而且越善良,就越沉重。

父亲就是那个试金石般的人,而母亲,就是那个遇见他、背负人性之善重负的人。

小时候,我曾以为母亲是被虚幻的爱情所蒙蔽,对父亲缺乏了解而走进了一场并不怎么现实的婚姻。成年之后,我才明白,母亲恰恰是因为对父亲有足够的了解,才带着一种悲壮和崇高感,做出陪伴父亲一生的决定。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注定是充满了牺牲和奉献的。

以母亲的智慧和家世,她不会看不透父亲这样一个人,会给她带来怎样的人生。但她遇见父亲,就像遇见了一个被遗弃在荆棘丛中的婴儿,从看到的第一眼起,就再也不忍心放下了。

遇见即是命运,命运即是枷锁。母亲戴着这枷锁,行走了一生。而她的枷锁,却是父亲人生的护栏,为父亲隔离了生活沉重的真相。

父亲对母亲的爱情适于思念,适于遥望,适于爱而不得的叹息,却恰恰不适于真实地去付出,在柴米油盐里陪伴和温暖一个人。

他是一个天生带有超越凡俗人生品性的人,只有大的爱、虚空的爱,从来不曾给予过母亲俗世的温情。父亲具有世界上所有文人的天赋异禀和劣根性,他的孤僻、挑剔、急躁和敏感,带给了母亲无穷的烦恼。而他的不切实际、不懂世务、不理家事,又使母亲担负了几乎所有家庭的重负。

他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对母亲具有强烈的依赖。因为爱情,母亲从神坛上走了下来。而父亲仰望的,依然是那个神坛上的偶像。

他爱母亲,爱她的幻影,更准确地说,是爱自己的幻想。母亲只活在他的精神世界和诗歌里,而对眼前布衣钗裙、两鬓烟火、扶老携幼的妻子,却缺少应有的体恤和怜惜。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不曾穿过光鲜的衣服,也少有悠闲幸福的时刻。父亲永远是一副对生活厌烦的样子,似乎平凡而真实的生活,是他理想主义的绊脚石。在我儿时的印象里,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往往是以父亲的责难为开始,以母亲的哭泣为结束。

这样的生活,使我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荒凉的底色,也使我从有独立意识起,就刻意在人间烟火的裹挟中,掩盖自己的孤独感。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经以一个审视男人的眼光,在心里把父亲列入了不可爱的范畴,转而向往一种质朴、温和的情感。

我也一直认为,父亲和母亲是没有爱情的,从来没有。我在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对母亲怀抱同情和热爱,对父亲,则怀有深切的质疑和怨恨。

这种怨恨的情感,在母亲去世后达到了极限。我在母亲的灵柩前守候时,内心无数次地想,如果母亲遇到的不是父亲这样一个丈夫,她会过得幸福、优雅,会活得更长久。

我守在母亲的灵前描画一幅未曾完工的睡莲,那是我的女儿准备送给姥姥的最后礼物,准备放进棺木的陪葬物。我一笔一笔描着,听着父亲和前来吊唁的宾朋轻松地交谈,泪水无数次在心底层层涌起又咽下。

母亲葬礼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坟前点燃祭品。我冷眼看着父亲,他在用一支竹棍,挑着燃烧的纸钱和元宝,那种安详的神色里,几乎不自觉地带了几分孩童的兴致。父亲一辈子都担心失去母亲,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在父亲的潜意识里,或许只有把母亲埋进黄土,父亲才安心了吧。我甚至想,倘若母亲的一生在父亲之外,爱过另外一个人或被另外一个人爱过,我会为她感到幸福。可惜她没有,她一生都只爱了父亲一个人。

然而怀揣怨恨的我,只要一转身面对父亲,看到他那孩子一样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就会在一瞬间原谅和怜悯。

我悲哀地意识到,在母亲去世之后,我将成为父亲的第二个母亲。

母亲去世后,我陪着父亲到故乡的山里散心。

父亲说,他从小喜欢山。

父亲一路走,一路讲述着母亲,语气一如既往地平淡,像在讲书里的故事。

我在父亲的讲述里,也才第一次知道,父亲和母亲曾经是深深相爱的。他们拥有过世间最纯粹、最纯真的爱情。

那时,刚从大学毕业的父亲在黄河南岸的一所高中教书,母亲正好在那里就读。

父亲在年轻时是极为英俊的,他长身玉立,俊眉修目,白衣白裤,热爱文学和小提琴,神情里夹杂着孤傲和孩子般的单纯,具有一种诗人的忧郁气质和干净品性。

父亲说,那时学校里常常开展学科竞赛,他带的班级几乎总是赢在前边,可又总是屡屡败给一个班,只因这个班里有一名成绩极好的女学生。那个女学生,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那时正在她一生最好的年华里,长发及腰,笑靥如花,学业优秀,喜欢唱蒲剧,也喜欢参演话剧。母亲上高中时,原本富裕的家庭被划为资本家成分,外爷被劳改,但靠着外婆时不时变卖藏下来的首饰,母亲仍然穿得起金丝绒外套,吃得起零食,保留着大小姐的生活习惯。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母亲在学校愈来愈多地受到冲击。倔强而自尊的母亲,一怒之下退了学,回到山西的家。

一直远远地关注母亲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用俄语给母亲写了一封短信,鼓励她重新回校学习。

母亲很快用俄语给父亲回信,然后重新回来上学,再然后考上了医学院。

父亲说,他和母亲之间,写了一百多封书信,那是他们的纯真年代。那些书信在“文革”中丢掉了,很可惜。

父亲笑着说,一开始,他和母亲总是互称老师和同学。有一次,父亲在信的开头用了俄语“同志”的称呼,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回信说,云泥之别,怎敢称同志。而且随着回信,寄来了她的照片。

我忽然想起,母亲的相册里,有一张长辫子的全身照,秀挺地站着,斜仰着头,带着笑意,目光越过头顶,似乎在仰望和倾听来自天外的声音。照片背后,有一行模糊的字:送给吴老师。那闪闪发光的笑意显示着,母亲是热爱父亲的,热爱这样一个相貌英俊、内心洁净的男子。

我听着父亲的讲述,眼前闪现出母亲那张照片,泪水猝不及防。

父亲坐在我对面,正在吃一块雪饼。旁边一个清洁工看看父亲,说,老先生,这么干的雪饼,你不喝水,咽得下去么。清洁工一边说着话,一边把捡到的金属易拉罐一个一个跺扁,扔进编织袋。

我在噼噼啪啪的声音里扭过头,展开手掌遮住面颊不让父亲看见,一边泪如泉涌,一边淡淡地对父亲说,这里风景很好啊。

我感觉到,我对父亲的怨恨,在山水间的讲述里,被泪水冲刷稀释了,从一块坚硬的冰块,变成了一片薄薄的冰片,偶一触及,仍会割出血来,但不再沉重了。虽然父母在现实的婚姻里并不温馨浪漫,但他们在灵魂里纯粹地爱过,而且从未彼此辜负。

母亲是三月份去世的,没能观赏到四月的牡丹。她一向喜欢花,每年牡丹盛开的时候都会去看,不因花儿年年岁岁如期开放而有丝毫的厌倦。母亲每次站在花前,都会有一种孩童般的喜悦,对花、对春天由衷地赞叹。她灵前的遗像,就是一张站在牡丹花丛中笑意盈盈的照片。

父亲是不喜欢看花的。为了排遣父亲的忧伤,我买了花会期间越剧《红楼梦》的票,让他去看戏。然而父亲执意不去,我只好一个人走进了戏院。

那出戏,好像是特意为我演出的一般。

当看到宝玉,那个同样脆弱的、透明的、纯洁的、敏感的少年,终于从俗世蛛网一般的蒙蔽和缠绕中,从温柔而残忍的捆绑中挣脱出来,奔赴黛玉的灵前,祭奠自己的灵魂知己,那摧肝裂胆、痛彻心扉的绝世一哭,让我泪如雨下。

我在那一刻彻底原谅了父亲,也理解了母亲。

也许,这世间有些爱情就是这样的,为了一个美好的人、美好的一刻,付出毕生的辛苦劳顿也在所不惜,否则就会终生遗憾,虽举案齐眉,也心意难平。

我想,宝玉如果娶了黛玉,也会有一地鸡毛的烦恼,也会有不可应对的生之艰难和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宝玉超然物外的秉性,大约是给不了黛玉俗世的安稳和幸福的。

而黛玉呢,她在婚姻里可能毁灭,可能夭折,也可能凭着那份拼却性命的真爱,会超脱、成长,从弱不禁风的闺阁女,成为坚强成熟的妻子和无坚不摧的母亲。

我相信黛玉这个灵魂有坚硬质地的女子,会是后一种嬗变,因为母性的强大,会超乎他人和自己的想象。

我相信黛玉,是因为我的母亲也经历了这样一种嬗变。她的所有勇气,都源于爱和慈悲。

母亲是美丽的。

母亲年轻时的美丽,不仅仅是明眸皓齿的秀雅,还带着一种高贵和英气。

小时候,在母亲出诊的夜里,姑姑和表叔们常常会主动到家里来,陪着我们这些孩子。除了讲那几个听了无数遍的鬼怪故事,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描述母亲年轻时有多么美。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母亲进村的那一天,站在父亲家的庭院前凝望,然后把长长的辫子往身后一甩,就抬脚迈进了门槛。

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是没有得到外爷和外婆祝福的。外婆反对至爱的女儿远嫁,而阅尽世事、目光如炬的外爷,也丝毫不看好诗人气质的父亲。

父亲曾经远赴黄河北岸母亲的家去找她,却被外爷和外婆拒之门外,而后绝望地离开。

也是在那时候,半生革命生涯的爷爷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了公职。父亲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上山担柴,下田劳动。

从未干过农活的父亲开始了他的劳作。爷爷心疼他的独子,每天到山路上等着父亲,半道接过他的柴担。爷爷还为父亲寻下一门亲事,让父亲订婚。父亲没有拒绝,却一下子病倒了。

爱情和理想的双双毁灭,让父亲变得异常暴躁。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变得不修边幅,他不理须发,形容憔悴。他会因为微小的事情发很大的脾气,因为白茶壶上的一个墨点,掂起茶壶就摔得粉碎。

母亲写过信来,得知父亲的状况。然后,母亲就休了学,孤身一人,找父亲来了。

从母亲的娘家到父亲的家,从黄河北岸到河南洛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交通不便的上世纪 60 年代初,先要乘小船渡过黄河,然后步行,坐车,再步行,再坐车,一路颠簸数百公里。

我曾经无数次在脑海里重现母亲孤身一人一路走来,风尘仆仆站在父亲家门口凝望,然后把长辫子一甩走进家门的情景。

母亲甩过辫子,就像作别了安逸的过往和青春,义无反顾地扑进了生活的汪洋,挽住了在汪洋中挣扎的父亲。

婚姻对母亲来说,是困顿的,几近残酷。

母亲面对的,是整日被批斗的爷爷、积劳成疾的奶奶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姑姑。

而最让母亲困窘的,是诗人气质的父亲,面对政治环境的压迫和生活的艰难,变得神经质般的敏感。他把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焦虑,以及他曾经对母亲爱而不得的担忧,都一起投射在母亲身上。这对母亲而言,几乎就是精神上的折磨。

所幸父亲很快恢复了教师的身份。母亲先是跟着在乡里教书的父亲,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铁锅,在烟熏火燎中开始他们所谓的新婚生活,然后就回到村里,开始履行一个妻子和儿媳的责任。

她脱去了金丝绒外套,换上了粗布的棉衣棉裤,用曾经拿笔和手术刀的手,拿起了陌生的农具,学会了纺花织布、打草喂猪、割麦磨面,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农妇一样。

唯一能够显露她曾经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地方,就是不断地替爷爷写悔过书,写无穷无尽的汇报材料,细心地为爷爷粘好他游行时戴的高帽子。

生活所裸露的一切真相,似乎都没有超越母亲的想象。她淡然地、安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成为这片满含着苦难的土地上的一株植物,活得隐忍而顺从。

然后生了大哥,成为一名母亲。

像普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她就把自己供奉在了祭坛上,拥有了神性和担负一切的勇气。

在母亲少年和学生时代的照片中,母亲是美丽、高贵、骄傲的。我喜欢翻看母亲的相册,相册里的母亲像是童话般的存在。

母亲去世后,在老家的旧箱子底,我捡到一张母亲普普通通的照片,那显然不是出自照相馆,可能是父亲哪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随手拍下的吧。

母亲那张初为人母的照片,深深地刺痛了我。

那是在冬天,寒意萧瑟的院子里,母亲半蹲着,单膝跪地,抱着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大哥穿着笨拙的棉衣,戴着缝缀了铃铛的棉帽,无知无畏地凝视着镜头。

而母亲,面颊消瘦,头发凌乱,长辫子剪掉了,只随意扎着两把刷子。母亲的棉衣又瘦又短,袖子的地方磨破了,长长地裸露着手腕,而且显然棉衣里面没有衬衣,也没有围巾,空荡荡地露出脖子来。

最令人不忍的,是母亲的表情。她羞涩、拘谨,带着一种惊魂未定的茫然和胆怯。

她从一个骄傲的女子,变成一个惶恐的母亲,像一株秋后被吹落了花朵和叶子的树、一只被剪了毛的羔羊,在生命苍凉的风里,水落石出般地显现出命运的光景来。

然而母亲是那个在屠刀下哀鸣依然仰望祭坛的人,是被踩在脚下依然拂去踩着她的那只脚上的灰尘的人。她慈悲,因为慈悲,认可了一切,承受了一切,也超越了一切。

在此后的生涯里,慈悲的母亲付出了无穷的心血,支撑和庇护了一个家,也挽救了乡村无数的生命。

母亲对他人的悲悯,超越了自身的苦难,因而即使在贫穷和困顿之中,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母亲的美丽,大约就是源于这种光辉吧。

最早没有村人知道母亲是医生,她刻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母亲祖上是医药世家,母亲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大夫。精湛的医术和厚道的为人,不仅使他们获得了尊重,也积累了殷实的家底。

作为长女,母亲的童年生活是优渥的。她的家拥有药店、土地和骡马,有管家、账房、厨师和为数不少的店员,也有干农活的长工,母亲还有自己的奶娘。

聪颖美丽的母亲,从小受到祖父的宠爱。年迈的祖父因青光眼失明后,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他对所有人发火,却单单对母亲和颜悦色。四岁的母亲成了祖父最好的朋友。她每天陪着祖父品茶饮酒,祖父饮一杯,她就抿一下,喝到微醺,她给祖父唱歌,祖父则教她背诵药典。

我在童年几乎从未见过母亲饮酒。成年后,有一次带母亲到饭店吃饭,我小心翼翼地问母亲,能否小酌一杯。母亲喝了小小的一杯,笑笑说,放心,我有很好的酒量,是打小陪你老外爷时练下的。

因为祖父的偏爱,家族打破了祖传医术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母亲在少年时代学习了家传的中医,又在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医学院。

母亲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开明和智慧的人,他悬壶济世,厚待乡邻,解放后又主动捐出了所有的家业,由政府改造成卫生院,自己被任命为院长。但即使如此,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中,也仍被划成资本家,未能幸免被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

外爷去世的时候,上面不允许乡邻到家里吊唁。出殡那天,乡亲们纷纷在路边设祭,沿途送行。

母亲说,她从小到大,就不曾看见过身为大夫的外爷吃过一顿安心饭,要么和店员、长工们一桌吃,要么忙起来干脆就直接瞅空到厨房,匆匆忙忙吃过一碗饭就继续忙活。

也许是因为母亲深为劳累一生的外爷感到痛惜,她决计不再当一名医生。以至于多年以后,当我的姐姐报考大学志愿想学医时,母亲阻止了她,说,当医生一辈子太苦太累了。

母亲在乡间从不提起她的家、她的学校。她像任何一个村妇一样劳作,从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个中西融通的医生。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村头遇到了那个悲伤而绝望的年轻妈妈,抱着她奄奄一息的孩子。

在母亲到来之前,故乡的山村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医生的。离乡卫生院尚有十几里山路的乡民,生命的依托,一半给了上天和神灵,一半给了村卫生室几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医学教育的兽医和接生婆。

在这样封闭的村子里,人们没有任何怨言地活着和死去,生命的诞生和消亡,是再平淡不过的事情了。尤其是女人和婴儿,在生育和哺养的过程中,死神随时都会探视,一次艰难的生产,一次寻常的感染,就可能带走一个女人和婴儿的生命。

村里那个可怜的年轻妈妈,在清晨天还不亮的时候,就抱着病中的婴儿,赶往十里外的乡卫生院。十里的山路,对一个抱着病儿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艰难和熬煎,在走到乡卫生院的那一刻,就几乎耗尽了心力和精力,也以为终于有了希望。

然而乡卫生院的医生看看她怀中的婴儿,说,这里治不了,你上县里去吧。

从乡里到县里,还有六十多里的路,而且没有车,何况可怜的妈妈口袋里也没有几个钱。

乡村里无数的孩子,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绝望的妈妈抱着,不是去往县里,而是走上回村的路。

他们的母亲或者父亲,一路走着,一路哭着,听着死神越来越近的脚步,抱着和他们只有几年、几个月甚至只有几天缘分的孩子,送他们小小的生命回归来处。

乡间有多少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路上死去了,又被肝肠寸断的妈妈,抛在了村口的山沟里。

那些无辜的婴儿,裹在襁褓之中,孤独地在山沟的草窝里安睡,小脸仰望着天,或者匍匐在地,对短暂的命运没有一丝抱怨。

黄昏时分,那位年轻的妈妈进村了。她满身尘土,抱着病危的婴儿,坐在村口哭泣。

母亲从田里归来,看见了,迟疑一下走过去,看看她怀中的孩子,轻声说,有救的。

就这样,那个婴儿,在遇到母亲的那一刻,远离了死神。再过几个月,就又成了活蹦乱跳的孩子。再有几年、十几年,他就成为故乡土地上的一个男人、一个父亲。

母亲救活那个濒死的婴儿,也因此再也没能拒绝做一名乡村医生。

母亲能够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她成了故乡人心中的活菩萨,成了驱散死亡阴影的神。

从那时起,母亲就再也没有一刻安宁了。

每天,家里都会有成群结队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坐在院子里等着她给看病,从早到晚,母亲忙得几乎顾不上吃饭。

来找母亲看病的,不仅有本村人,还有十里八村的乡民。母亲每天要看多少个病人是没有数字概念的,我只记得,我家的院子里时常放着两个割草用的竹篓,不出两天,里面打针用过的小玻璃瓶就会堆满,倒掉,再堆满。

母亲经常会在夜间出诊,我无数次在夜里醒来因不见了母亲而啼哭。有时候哭得厉害了,姐姐就会背上我去找母亲。她背着我在村里转悠,明明是走到了母亲接生的人家,却又佯装走错了,继续找,直到我在背上晃得睡着了,再背回家来。

也有时候,我在井台旁大皂荚树下的青石板上睡着了,母亲很晚才回来,找到我。母亲唤我的时候,我是知道的,却装作睡着了,为的是让她抱着回家。

还有的时候,我或许是病了,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喘息,感觉到母亲在凑近听我的声音,就故意喘得再重一些,以求得到母亲更多的关爱。

然而母亲似乎总是无暇对我们给予太多的照料,在无数个夜里,母亲被急促的脚步唤醒,等着她的,要么是危急的产妇,要么是病重的婴孩。母亲总是在那样的夜里,匆匆地披衣起床,踏着月光,踏着雨或者雪,匆匆地走了。

有时候母亲在凌晨回来,淡淡地说,生了,是个男孩,或者喜悦地说,是个双生子。

也有时候,母亲会在第二天、第三天才回来,疲惫不堪,还是那样淡淡地说,难产,大人不在了,女人太可怜。

贫瘠的乡间,衣物和棉被总是稀缺的,我们家缺少劳力,床单和棉被本就不足,却又常常是残缺不全的。有很多次,母亲去给人家接生,半中间急急地跑回家,拿起一件旧衣服,或者干脆拿起床单或者被面,撕下半幅,又急急地走了。

母亲说,生孩子的人家太穷了,竟然没有包裹新生儿的一块布。一件老旧的粗布衣服,老大出生的时候撕去了后背,等老二出生的时候,发现孩子爹拿出的半边衣服,只有缀了口袋和纽扣的前襟。

缺衣少被的冬天,使本就寒冷的山村显得更为凛冽。从小本不会织布裁衣的母亲,虽勉强学会了这些手艺,却也没有足够的棉花和时间去制作。远在黄河北岸的外爷,总会在冬天长途辗转,为母亲送来过冬的衣服。有一年,大雪飘飘的深夜,母亲听见敲门声,看见原以为那年不会再来的外爷,满身雪花,背着一个大包裹,站在门外。

然而八口的大家庭,终归是捉襟见肘。小时候,我对乡村的寒冷感受深入骨髓。整个冬天,穿着那件并不保暖的棉袄,像披着一件冰冷沉重的铠甲,冷得身体不愿意挨近衣服,不停地咳嗽着。手脚上的冻疮也总是新旧相叠,从来就没有一个不被冻伤的冬天。

隆冬的早晨,为了让我们起床,母亲抓起一把床席下的麦草扔进火炉,趁着熊熊燃烧的短暂热气,催着我们赶快钻出被窝穿衣。

即使日子如此艰难,母亲也仍然时常接济比我们更贫寒的人家,有时是一件旧衣,有时是一瓢白面。

在母亲行医之前,故乡的婴儿死亡率是很高的。一个孩子从降生开始,随时都会面临死亡,或者三天,或者七天,或者百日,一个小生命就会因为一场感染离去。故乡人似乎已经看惯了生死,村庄里夭折一个孩子,或是死去一个女人,就像死去一头牛犊或者一只鸡仔一样地平静。人们哭过、埋过,就抹干眼泪,继续他们的劳作和生养,像田野里的庄稼一样轮回。

母亲的到来,亲手迎接了多少新生命的诞生,又让多少婴儿和女人逃脱了死亡。而且所有这些付出,都是没有报酬的。直到好几年后,母亲才在村卫生室有了赤脚医生的身份,每月有了五块钱的工资。

母亲在乡间有着极高的威望。有时候母亲出诊时带着我,走在村里,一路总有人不停地问候,热切地要拉往家里吃饭,或者往我手里塞吃的。我们家里,也常常有乡民来探望,他们或是送来新蒸的馍馍,或是用手绢包着几个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野果。每遇农忙,也总有人不请自来,到田里替我们家收割庄稼。淳朴的乡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更有不少的乡亲,希望把他们经由母亲接生和治愈的孩子,认作母亲的干儿。母亲全都拒绝了。母亲是一个内心温暖的人,却始终对世俗有着一种淡淡的疏离。

但母亲最终也不能抗拒地收下了一个孩子。这同样是母亲从死神手里夺过来的一个小生命。孩子的父母,执意要母亲认下他们的儿子,母亲又决意不认。然后,在大年初一,下着很大的雪,这对执拗的夫妻,竟然把他们的儿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用一个柳条编的簸箕端着,一大早放在了我家门口,然后转身走了。

母亲在清晨推开门,无比惊讶地看到了那个簸箕,只好抱起孩子,认下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干儿。

当母亲的灵柩在故乡停放时,她的干儿从外地赶回来,执意要和我们一样,在夜里守灵。

在乡间,我们的家与别人家大不一样,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多,来找父亲的学生也多。

父亲的精神气质对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能发现和激发他们天性中的灵光,使他们对人生萌生别样的理想和追求。在学校里,父亲的小屋总是挤满了学生,在家时,也总还有学生翻山越岭来拜访父亲。这些学生中,有他正在教着的,有已经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还有当年的下乡知青,返城后依然经常来看望父亲。

我每每在院子里看着他们骑来的锃亮的自行车,看着年轻漂亮的女学生飘来飘去的喇叭裤和连衣裙,听着他们轻声细语的普通话,都能感觉到异乡人所带来的新鲜气息。

母亲对父亲的学生们是喜爱的。每有学生远道而来,母亲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在食物匮乏的年代,母亲别出心裁地做出了腌白菜心、油炸黄豆拌白糖、水煎包,这些美食,都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赞美。

母亲每每说起这些学生,语气里就像说起自己孩子一样亲切。而这些学生,也总是把母亲和父亲一样当作先生,甚至对母亲更亲近些。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父亲被调回县城的师范学校任教,母亲也随之恢复了工作,成为一名教师,教授心理学。仍然有不少学生到家里来,其中深得父母喜爱的一位少年,是我们家的常客,多年后,竟然成了我的先生。这人世间的缘分,也许就是父亲和母亲一生热爱学生的福报吧。

他们的这个学生,的确是最质朴和厚道的那个人,在母亲晚年心脏病的生死关头,悄悄卖了自己唯一的房子,把房款尽数交到医院,为母亲做了手术,又在十年后母亲去世时,买了棺木,操持了葬礼。

父亲最初是不接受我们的,他过于看重师生的友谊,爱情的真相,似乎让他觉得此前的友谊成了假象。然而父亲终究是接受了,而且,先生在少年时代就和父亲建立起的那份师生情谊,更使他们在翁婿关系之上,拥有了一份朋友般的情感。有一次,先生从外地回来,给父亲买了一根拐杖。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却坚持要开车送去。隔天我去探望父亲,父亲拿着那根拐杖给我看,大声笑着说:我很喜欢这根拐杖,等我老去了,留给你用!

我诧异于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如此轻松地谈论生死了。他在母亲去世之后,像一个被突然抽去了肋骨的人,感受到了生命寒风吹彻的冷意,惶恐不安,暴躁凌乱,而后在一场疾病中安静下来,也颓废下来。父亲对他的好友说:黑夜来了,死神近了。

我们尽心照顾父亲,把对母亲的愧疚,化作对父亲的关爱,以此来救赎自己那颗因愧对母亲而痛苦的灵魂,也以此好让母亲在另一个世界安心。

父亲终于在亲情里找到了安全感,走出了疾病带来的恐惧和黑暗。就像一个孩子,他一旦确认有一个母性的怀抱完全地接纳他,外界无论多大的风雨和危险,对他来说世界都是安适的了。

父亲变得越来越慈祥,也越来越安详了。他在晚年,像一棵落光了叶子的树,愈来愈显露出灵魂的样貌。而父亲的灵魂,是最不惮于裸露的。

有时候,看着孩子一样天真的父亲,我会忽然想到,上天是厚爱父亲、怜悯父亲的。而上天之所以如此厚爱父亲这样一个人,皆因他的灵魂过于洁净,也因为他的一生更像是一位乡村的布道者,用精神的光芒照亮了一群人,更是因为,父亲一生在世俗间坚守纯粹的精神世界,无知无觉,像植物一样不怀疑、不动摇。

所以,母亲爱他,爱父亲这样一个灵魂洁净的人,也是值得的吧。她对父亲的爱,是超越了人间烟火的,因而在心灵的一隅,拥有高于柴米油盐的精神品相。也因此,我常常能从母亲柔和的容颜里,看出些许藐视苦难的骄傲来。

父亲的一位学生给我说起他多少年来难忘的一个场景。他说,那时一个女学生要出国,临行前和他一同到乡间来向父亲道别。女学生是少有的漂亮和优雅,而且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从灶间忙完出来坐下谈话,穿着很旧的衣服,系着围裙,头上还带着未曾掸去的柴灰,但是,母亲坐在那里,那种高贵的美,却让身边的女学生黯然失色。

他说,你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美好的女性。

母亲是一个医者,更是一个仁慈的博爱主义者。

母亲是善良的,她的善良源于内心,没有任何的伪饰。

父亲不事农桑,家里的农活全凭爷爷。母亲心疼爷爷活重,在缺衣少食的岁月里,也总会千方百计每天让爷爷吃一个鸡蛋。因为爷爷的牙不好,母亲又总会在熬粥的时候煮上一个萝卜,让我们吃生菜、爷爷吃熟菜。

村里有个媳妇虐待婆婆,很多人指责她不孝。疾恶如仇的父亲十分厌恶她,以至于她每次到我家来看病,总要先在门外窥探许久,印证父亲不在家才敢进来。母亲不同,她从未指责过一句,依然和颜悦色给她看病,却又常常悄悄地把她的婆婆叫到我们家,坐在灶间,盛一碗饭吃过再走。

母亲又是倔强的,她对世俗的力量有一种温和的拒绝。

一个冬夜,村子里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搅乱。很快,有人来呼唤母亲。隔着窗子,我隐隐地听见,是发生了凶杀案,据说村里一个小队长,在深夜里被人用斧子劈开了头。

母亲很快就出去了。母亲拒绝了阻拦她的村人,对生命垂危的队长进行了急救,然后把他送到了乡里,保住了他一条命。

母亲说,只要是个人、是条命,无论众人评判他是坏人还是好人,作为医生,都要救。

外爷传给母亲的家学中,最为传奇的,是治疗不孕不育症。母亲在乡间,为无数家庭带来了孩子。甚至后来母亲到师范学校做教师的几十年间,也依然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求医。

其中,大多是从乡间来的农民,也有不少远道慕名而来的求医者。他们之中,有的在大城市的医院里,花费数万甚至十几万不曾看好病,在母亲这里,吃上几个月的中药,花费只有几百元,就欣喜地当上了父母。

我曾经问过母亲,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不建立一个患者档案呢。母亲淡淡地说,一个人若是不会生孩子,那是要命的短处,是抬不起头的,悄悄治好就行了,不可以建档案。

母亲配制中药十分辛苦,从购买原材、磨成细粉、炮制成丸,工序非常烦琐。我问过母亲,一服药能挣多少钱?母亲说,几乎不挣什么钱。直到 2013 年去世前,母亲研制的中药,四十天的疗程还不足五百元。这在中药价格飞涨的当时,几乎是不存在的了。

母亲也感慨过药价的虚高,同行的暴利。然而母亲终究说,人要讲良心。

在母亲生前,县里一家医院给母亲开出条件,请母亲到医院坐诊,每服药给母亲五百元的提成,至于医院卖多高的价,母亲就没有控制权了。

母亲淡淡地拒绝了。

母亲说,来找我看病的人,大多是亲戚朋友和乡间百姓,如果医院这样把药垄断了,那些贫穷的乡亲就再也吃不起我的药了。

母亲行医多年,没有做过任何宣传,但几经搬家,从村里到县里,从老城到新城,母亲走到哪里,求医的人就会追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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