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编新《经典释文》可行性论证

重编新《经典释文》可行性论证

一

公元6世纪80年代，陆德明（约550—630）“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序录》），成《经典释文》三十卷（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成书于589年隋灭陈之前），该书“兼载各家义训和传本异同，集训诂、音韵、校勘、目录、考据之学于一书”（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遂成为汉唐学术资源取之不尽的矿藏，一千四百余年来备受学界重视。

20世纪末，选堂饶宗颐（1917—2018）远绍陆氏，提出重编新《经典释文》的宏伟构想。饶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我曾设想出土文字与经典互勘，异文异体，每含新义，清人晓得利用汉碑，撰《汉碑征经》一类著述，我提议，宜疏理出土文献，重撰新的《经典释文》。若干简帛上的已佚旧书，正须作综合性的异文异训的结集，大可补陆德明之不逮，并以考证旧训，以求改进之方。”（《从楚简〈易经〉谈到新编〈经典释文〉的建议》，首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高雄）

在2001年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饶先生的学术思想进一步成熟，他郑重阐述了关于建设中国新世纪“新经学”的思想体系，并预期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此项工程的起点在于重编新《经典释文》。试看饶先生之论述：

在整理简帛经典的过程中，最令人困扰的是“异文”的复杂性。陆德明当杨隋统一南北，总结六朝人的训诂工作，编著《经典释文》一书。我曾建议应该利用简帛的新材料，参考清代学者对异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编一部新的《经典释文》。这不仅是语文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也是某一语汇的探讨，是文化史重点问题来龙去脉的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程，以后可能引导出许多新的发现，对于了解某一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可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是“新经学”的提出。

饶先生大力呼吁学界对出土简帛经籍异文作全面的重新审视与细化梳理，落脚点完全在于语言文字的训诂考证，即对新出经籍下足够的传统“小学”的工夫。就这一点来说，其内在的学术理路与陆德明一脉相承。

然而这项基础工程的建设，不仅直接关涉到上古汉语语言文字，而且能烛照更广袤的学术天地，关系到经学传承、古史考辨、思想探原等相关学科能否取得，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前沿性的突破与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典释文》所蕴涵的潜在学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新经学”实际上带来的是对整个中华文明研究的内在推进，其影响势必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

二

当年陆德明撰作《经典释文》，为十四部典籍“摘字注音”“因音辨义”，即摘出经典正文及注文中的单字给予音释，并据以辨字析义。此例有两点应特别予以揭出，一是陆氏为出处显豁便于按寻起见，一般不但摘出被注单字以作字头，并连带摘录前后数字或一句；二是陆氏在记音的同时对其所见之各版本文字差异亦多所载记。由此即为后人保留了大量先唐故籍之异文材料。据林焘、陆志韦《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1950）统计，《释文》所录普通异文6170条，特殊异文1780条，共约7950条，后陆先生于每类均有少量补正，故总数约在8000条，因此，万献初称《释文》“保存了大量的异文旧读，是研究异文和假借的宝库”（《〈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2004）。饶先生之所以远绍陆氏，缘其重心，同样在于经籍异文。

饶说前有所承。18世纪中叶，清乾嘉学派之领军人物戴震（1724—1777）“尝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并“令其族子时甫”及高足段玉裁“从事于此”，惜戴氏“稿未就”（段玉裁《答顾千里书》）。段玉裁（1735—1815）秉承戴业，先后撰成《诗经小学》三十卷（上海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均藏有抱经堂刻版，臧庸删纂成四卷本辑入《清经解》）、《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周礼汉读考》六卷、《仪礼汉读考》一卷（段氏于八十高龄完成《士冠礼》一卷，后由陈光煦续成十七卷，1909年石印本）等，广稽群经之异文、汉读并逐一作出详尽疏通，对传世经典字辞系统地下了一番文字形音义考据的工夫，“使得段氏研究古文献所注重的范围从音韵扩展到异文、正字、俗字、古今字、通用字、方言、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校勘、石经汉碑等领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虞万里《段玉裁〈诗经小学〉研究［下］》，1985），最终得以于古稀之年成就传世名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说文》段注之撰成得力于经籍异文之处甚巨。戴、段之后，有意识地将异文用于研究者日增，成果频见。将异文用于古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者当数钱大昕（1728—1804）于古声纽之推导。钱氏证“古无轻唇音”，汇辑“非母古读帮母”“敷母古读帮母”“敷母古读滂母”“敷母古读並母”“奉母古读帮母”“奉母古读並母”“微母古读明母”八类异文材料共计79条；证“古无舌上音”，汇辑“知母古读端母”“知母古读定母”“彻母古读透母”“澄母古读定母”四类异文材料22条（《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钱氏据异文通假以立论，得出震烁古今之古声纽两大定律，乃前无古人之贡献，为后继者导夫先路。纵观钱氏一生，对异文之考异可谓贯穿始终，钱氏著有《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廿二史考异》等，另《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将几千个碑刻异体、俗体一一录出，详作推求，又《声类》则将经史文籍之异文以类相从。

至20世纪中叶，积微翁杨树达（1885—1956）又一次提出系统整理我国古籍之计划，其中第一项即为“编纂经籍异文假字误字考”——“宜取古籍之有异文者，以及清儒说经诸家之卓然可信者，将其说通假之处逐字胪列”，并“取古籍中误字一一录之，附诸异文假字考每字之末”（《拟整理古籍计划草案》，1945）。可惜杨说至今未能实施。

20世纪以来，地下出土简帛屡屡问世，饶先生延续王国维“二重证据法”（1926）的思想，明确提出重编新《经典释文》的构想。如果说陆德明《经典释文》辑录的主要是两汉六朝经籍传本异文，那么新《经典释文》则凭借时代条件，可将收录的范围往前扩展到战国时期。这样，经籍在早期传衍过程中出现的诸种差异将得到尽可能齐全的汇集。试举一例以作说明。

《易·困卦》末两爻有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陆氏《释文》详载所见他本之异文曰：“荀、王肃本‘劓刖’作‘臲’，云‘不安貌’。陆同。郑云：‘劓刖’当为‘倪’。京作‘劓刽’。”“臲，《说文》作‘’，牛列反。薛同。”“卼，《说文》作‘’，云：，不安也。薛又作杌，字同。”（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卷二）陆氏所见《说文》同今小徐本，大徐本《说文·出部》“”下则曰：“槷，不安也。从出臬声。《易》曰‘槷’。”由《释文》保留了西汉京房（前77—前37），东汉许慎（约58—约147）、郑玄（127—200）、荀爽（约129—192），三国吴陆绩（187—219）、魏王肃（195—256）、薛虞（生平不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认为乃魏晋间人）所见本之经文差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简帛中又有马王堆帛书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本两种载有此爻，文字形体亦有差异，这就将《周易》经文钞本的得见时代上推到了战国时期。另熹平石经所存残字中保留该爻最后十三字亦可作为对照。由此可将各本对应异文列表如下：

续表

此两爻中的“劓刖”“臲卼”词义甚为接近，均形容危险不安之貌，这两组近义复合词逐渐衍化成了一个联绵词，字形多异而所指相同，这是上古汉语联绵词构成的典型类型之一。其中，上博竹书第二字正处于竹节处，墨迹漫漶，难以辨认。熹平石经“劓刽”，据屈万里《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1984）卷二。若追溯各异文构词理据，可抽绎得其内在两条谐声通转建构体系：

疑纽月部“臬—毁（省声）—埶”：臲—、劓（臬、鼻或作）—倪—槷

疑纽物部“出—兀—月（物月旁转）—会（疑见牙音）”：—、卼、、杌—刖

传世文献所载异形九体均可在此音义通转系统中得到充分解释。对此，我曾写过一篇专文（《〈易〉“劓刖”“臲卼”、〈礼〉“槷”“”“贰”异文构成分析》）讨论这一组异文群的字形音义关系，于2006年11月赴台湾辅仁大学，在“第五届先秦两汉学术两岸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做过交流，恕不展开。

值得关注的是，今得马王堆帛书本，两爻书字几同，再次证明后世传本字形虽异，实当为同一词；然此本前字从弋，后字从彖，谐声声符完全不符上列两条通转体系，显然与传世各本均非属于同一系统。此本保留字形尤可宝贵，《仪礼·特牲馈食礼》“门中西阈外”句郑注：“古文为槷。”武威汉简本作“”，声符从弋恰可与此互证。从彖之字与从会之字构成异文，则又如道藏本《淮南子·俶真》“跂行哙息”，其他诸本喙、哙互作（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史记·匈奴列传》即作“跂行喙息”，清人庄逵吉有谓“后人但知喙息，而改哙为喙者”。可见马王堆保存了《易》古本早期传衍之另一脉。

重编新《经典释文》的工作，就是要将出土文献本保存的对应异文补配入陆氏原有的异文系统中，并依循戴、段已铺设的途辙，尽量对差异缘由寻求合理的解释。

三

由上可知，重编新《经典释文》的基石在于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之异文互勘，其针对的主要是出土简帛与其所对应的传世本间的字辞差异；由此可与《经典释文》载录之经籍异文彼此参照，构成谱系。

经检索可知，20世纪以来出土简帛经籍单篇完整者共有9种28本，它们分别是：

1．《易》：①上博简（三）本经文（58枚，1806字），②清华简（四）《别卦》（7枚），③阜阳双古堆汉简残本（存3119字，可对照经文1110字），④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十四卦》（93行，4900余字）、《系辞》（46行，3000余字）及《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缪和》《昭力》等篇；

2．《诗》：①《上博简（一）·孔子诗论》引《诗》（29枚，1006字），②安大简（一）《诗经》（93枚），③清华简（一）《耆夜》所引《蟋蟀》，④清华简（三）《周公之琴舞》所引《敬之》，⑤阜阳双古堆汉简本（170余枚，涉及69篇），⑥海昏侯墓汉简本《诗经》（1200余枚）；

3. 《书》：清华简（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可对照《金縢》，14枚）；

4．《仪礼》：武威磨咀子汉简《礼》七篇（469枚，27298字，其中《丧服》有甲、乙、丙本）；

5．《礼记》（含大戴）：①郭店楚简《缁衣》（47枚，1156字），②上博简（一）《缁衣》（24枚，978字），③上博简（二）《民之父母》（14枚），④上博简（四）《内豊》（10枚），⑤上博简（七）《武王践阼》（15枚），⑥阜阳双古堆汉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⑦海昏侯墓汉简《礼记》类（约300枚）；

6．《春秋》：海昏侯墓汉简《春秋》及传（约200枚）；

7．《论语》：①定县八角廊汉简本（620余枚，7576字），②朝鲜平壤贞柏洞汉简本（约120枚），③海昏侯墓汉简本（约500枚）；

8．《老子》：①郭店楚简甲、乙、丙本（39、18、14枚，1000、380、260余字），②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本（169、252行），③北大简（二）本（221枚，正文存5200字）；

9．《庄子》：①阜阳双古堆汉简《则阳》《让王》《外物》三篇（8枚，残），②江陵张家山汉简《盗趾》（44枚，1692字）。

此外，其他简帛文句若有引用经文者，或用辞与经籍传本有对应互异者亦均当悉数收录。将以上文本对照所得的异文组穷尽辑录完毕，此为重编新《经典释文》的第一步工作。

第二步即对辑录所得的每一对异文组进行文字形音义的疏释集证，条理其间造成差异之缘由，采集众说，搜罗旁证，证成己说。第三步即将全部异文组按照较为井然的逻辑次序进行编排。通过这一路径，重编新《经典释文》的主体部分可基本完成。其中，第二步是重编工程的重心，将直接关系到重编本的学术水平。

当然，重编工程亦非平地起楼，前贤已有诸多成果可资参考。首先，饶先生所说的“清代学者对异文的研究成果”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清代朴学隆盛，以段王之学为旗帜的经史小学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当代学者其实并未予以充分参考，甚至很多学者率意提出的所谓新见往往早已被清儒所证实或证伪。

其次，现当代学者对出土简帛等的研究也有诸多很好的成果，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就武威汉简而言，自1959年出土至今，对其主体部分《仪礼》七篇进行了系统的校释者，先后有（1）整理者陈梦家（1911—1966）的释文、校记（《武威汉简》，1964），（2）刘文献《武威汉简仪礼校补》（1965），（3）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1967），（4）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1990—1992），（5）徐富昌《武威仪礼汉简文字编》（2006），（6）张焕君、刁小龙《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2009）。其中，刘、王、徐三位分别代表台湾地区学者在三个时期内的学术水平。沈文倬之考释尤为精湛，简本与今传郑注本间之异文关系，以及两汉礼学典籍传承中的疑难症结很多已涣然冰释。借此机会，正待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汇辑，是者采之，疏者补之，非者斥之，有疑者识之。

再次，在编排体例上，应当打破《经典释文》逐句载释的固有方式，在现代学术系统中选取更为合理的逻辑框架。林焘、陆志韦曾对《经典释文》异文构成之类型作出穷尽梳理，采用现代学术框架重新分类，今试抽绎《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1950）全文之逻辑理路，谨依二先生之分析列简表如下：

林、陆此框架草创发凡，依汉字形音义三分，由此逐层分析类下分类，迭出四级层次，各类下穷尽胪列《释文》所涵盖之异文条目。

林、陆二先生之后，在理论上取得一定突破者当推向熹之《〈诗经〉异文分析》（1989）。向先生全面细致梳理过《诗经》文字之形音义系统，编有《诗经词典》。通过比较分析传世《诗经》各本异文，向先生条列出如下五大异文类型：

不能否认，向先生的归类尚有较多内部重叠和颇具争议的地方。然这两大框架足资后之学者梳理各类典籍异文作参考，今重编新《经典释文》亦当吸收其合理的精神内核。

博士学位论文《〈仪礼〉汉本异文构成分析》（2007）封面

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仪礼〉汉本异文构成分析》，2007）中，已完成对《仪礼》汉代诸文本异文的穷尽梳理，初步建立了异文组内在构成之形音义间架谱系。然该谱系主要由归纳汉隶通行后之钞本、刻本异文所得，对处理与解释先秦古文字钞本所载字形尚有诸多滞碍。目前正通过对《易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本与传世王弼本所构成的异文进行穷尽梳理，对前贤所得之间架谱系作出了全面的调整与修订。最终将形成的“简帛经籍异文构成谱系”一步到位，落实在汉字构成诸要素层面，以形音义为基础三级架构，级下分类，完全由底层开掘异文构成的内在机理。使由历时传衍、地域变异、学派分合、俗钞错舛等外在因素所造成的看似纷乱无序的异文形体，均能在这一构成谱系中得到合理的说明。对每一条异文组的解析可暂分如下五步进行：（一）开列异文组条目，并标注出处；（二）类征同条异文组或该异文组所对应的他本相关字形；（三）疏释该异文组构成的形音义关系（此步必不可少）；（四）提供疏释得以成立的相关重要旁证；（五）集解能说明该异文组构成的其他方案。材料未足者则可阙如若干部分。

当然，此项工程的最终完成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单人独力所能胜任，应当志同道合者共同步武前修，并肩前行。

四

重编新《经典释文》主体部分的工作几乎全部落实在文字形音义层面（即传统“小学”），此项工程将为文史哲各学科借助出土文献展开后续研究提供基石，饶宗颐之所谓“文化史重点问题来龙去脉”的若干症结问题，正期待着由此揭开尘封的面纱。在此就经学史的研究对新《经典释文》的预期价值，择其一端略作申发。

周予同（1898—1981）曾经概括中国旧有著述中三类近似于经学史的著作：一是以经师为中心，如胡秉虔《西京博士考》；二是以书籍为中心，如朱彝尊《经义考》；三是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如顾炎武《石经考》。然而周先生认为这三类都“只能作为辅助的或分门的参考资料”，所以皮锡瑞《经学历史》（1907）的诞生便“为经学史辟了一新途径”（周予同注释本序言）。皮氏以来，经学史著作不断涌现，细致程度和系统性已有明显的超越，如果对这些已有的经学史著述方式进行粗略概括的话，同样主要借助于三条思路：以事件为中心的可称之为纪事体，以人物为中心的可称之为传记体，以经注为中心的可称之为书论体。当然，每一部著作往往在有所侧重的同时兼而取之，穿插使用三种方式，如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1988）便主要采用传记体，更多地呈现出经学传授承递的流变关系，间或对经学界大事作整体勾画。又如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2001）则主要采用纪事体，从各类史籍中抉发了大量经学界史事，然在某些时段亦完整介绍若干位经学大家，或对某一部经注作全面的评价。新近，在这三类著述体例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主要论述思想流变的所谓“经学思想史”，由书论式又演化为抉发注释家思想的“经典诠释史”。

如果有意识地反观历来的经学史著述，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空档，或者说被忽略了的薄弱环节，即对于经籍本身传衍变迁的历史缺乏细致梳理，对在传世定型本出现以前经籍钞本的承传情况缺少应有的认识。也就是说，一部经书从形成以来是怎样被传衍的？在一次次口传、钞写、刻印的过程中是否出现文字、句型或者体式的变化，怎样变化，有多大的变化？宋以后刊刻本的差异已系统地保留在历代校勘记中，汉以后钞本的差异也部分地存录在《经典释文》中，对早期古本的了解则有待于地下出土文献的新见资料与前两项资料互勘。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如此丰富的原始史料，就应该利用它们着手对经籍传衍谱系进行考索，弥补历来经学史研究中的这一不足。新《经典释文》的完成，将催生这一经学研究的新生长点。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黄永武《许慎之经学》（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70）立足《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传世文献，将各本异文与经学传授参互考察，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也得到了很多可信的结论；然而，因其考察的对象仍然是特定的一位经学家，局限性自不待言。

比如《周易》在今传通行的王弼本之前，各家经师手上所持的本子往往各不相同，《经典释文》中存录了王弼本之外陆氏所见的其他各本文字差异，如果将这些差异汇辑起来，与史书所载两汉经学传授脉络并相稽考，自能证实或辨析已有的若干成见。就上举“劓刖”“臲卼”各本异文来说，京房学承孟、焦，其本属于今文学系统，熹平石经本与之形同，恰可证实此结论；荀爽、王肃并传费氏古文学，故二氏所本其形亦同，郑玄之学承自马融，虽自费氏而来，然于古文之学颇有变异，已非费氏本学，故郑本形体与之稍异；许慎学从今文，然《说文》所引多与孟氏不合，向有争讼，此处异文正与京本不同，然与古文各本亦不同，恐出于今文其他系统亦未可知。今马王堆帛书本与上博馆藏简本的地域均为楚地，是史籍载录的中原、齐鲁等地之外的传衍系统，马王堆本形体全异，可再作寻证；然上博本的时代为战国，较其他各本要早得多，就其所保留的一字可知，其与同地域的马王堆本非一线所传，恐为两汉诸本之早期祖本，后世亦有直承此线者。

又如《仪礼》有出土武威汉简本，与今传郑注本相对照，异文的数量（去其重复者）有近千条，各种形体所显示的内在差异并不相同，通过细致梳理，可窥探得自简本所据母本至郑玄注《礼》时代经文传衍的若干踪迹。试以古礼制常见的“奠觯”一词为例作些说明。此二字简本钞写异形颇为复杂，“奠”字异形八体，可以分作三个层次：（一）《特牲》48简作“尊”，与奠本为一字，后由偏旁分化而成二字，此与《士丧礼》郑注“古文奠为尊”相合，反映的是今古文学派师法之不同；（二）《有司》37简作“设”、74简作“实”，与《公食大夫礼》郑注“今文奠为委”相类，均为近义词相互置换，所反映的可能是不同经师传授用词之不同；（三）《士相见礼》6简等作“鄭”、《有司》76简作“”，则是书手在钞录“奠”字时加设形旁，74简“实”字写作“宾”形则是书手在钞录时形近误写。简本无有作奠者，沈文倬曾推断：“简本作‘鄭’作‘’而无作奠者。此误写作‘尊’（按指《特》48简），可见其所据抄之本有作‘奠’，益信作郑作之为误加形旁也。”（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第203条）然我认为恐非尽如沈说。简本之所据本或正处于奠、尊分化时代，故两作之，书手见“奠”依例赘加形旁，见“尊”则不加，故简本留有作“尊”者，此形直到郑玄时代尚在民间所传古文本中有所保留，故郑注载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