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是李白最重要的诗篇之一，是李白以诗的形式写成的诗歌演变史，表达了李白的诗歌发展观，并宣告了在大唐盛世以振兴诗歌为己任的宏伟抱负，即裴斐先生所说：“这是一首论诗诗，又是一首言志诗。”(1)关于此诗立论的要旨，自南宋杨齐贤以来，注家及论者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认为李白的核心观点是复古，以“大雅”为诗歌的最高境界，由此而下，一代不如一代，直至“圣代”始迎来文运的肇兴(2)。“复古”之说固然不错，但若认为李白心目中唐代之前的诗歌演变史呈一线直下之势而无任何起伏，则未必符合诗人本意。而且，对诗中某些关键句子的解读也还待商兑。我在研讨此诗的过程中，注意到近些年袁行霈先生和林继中先生发表了很有创意的新见，使此诗的解读获得重要进展。我们应该沿着此种进展继续前行，以求得对诗的内容更准确的把握。
一、诗之主旨
关于此诗的主旨，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谓“此篇即李白之诗论”，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谓“此太白对诗史的叙述和评论”，二说代表了研究界的“主流”看法。然而，在此之前，俞平伯先生曾提出：“太白这首诗叙他自己的怀抱志趣，主要的虽说文学、诗歌，却不限于文学、诗歌。……这诗的主题是借了文学的变迁来说出作者对政治批判的企图。” 又说：“他既想学孔子修《春秋》，何尝以文学诗歌自限呢。因之，局限于文学的变迁，讨论他的复古，是不易诠明本篇大意的。”(3)俞平伯先生将目光从诗歌、文学扩展到政治，对诗旨的理解自有其独到的深度，但他将诗的结尾四句“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理解为李白“想学孔子修《春秋》”，则是可以讨论的。近年，袁行霈先生著文指出，此诗所论“重点在政治与诗歌乃至整个文化的关系”(4)，对俞平伯的说法虽有所继承，但强调的是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则更切合于李白之诗的实际。此后，林继中先生又指出：“李白并没有将政治与文学打成两截子的意思：雅颂与盛世是一表一里，没有真盛世便没有真雅颂，倡雅颂必先呼唤盛世。……与其说此诗是借文学变迁批判政治，毋宁说是对大雅‘言王政之所由废兴’本质的感悟，而欲倡大雅正声以唤回盛世。”(5)俞平伯、袁行霈、林继中三位先生的观点先后承接而呈积薪之势，兹在借鉴诸位先生高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说：
探求诗之主旨，必须对诗的开首两句和结尾四句有正确理解。
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由孔子说起，展开“史”的论述，既指诗歌之衰，也指世道之衰。“吾衰”句由《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二句化出，“吾衰”二字实包含了“吾不复梦见周公”的意思。周公的时代，即产生大雅的西周时代，孔子感叹“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感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诗歌已经成为遥远的、不可企及的过去——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诗之第三句所说“王风委蔓草”的春秋时代。“竟谁陈” 即找不到同道与知音，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译成今语就是“说给谁听呢？”这是李白设身处地地想象孔子面对诗歌与世道双双衰落时无力回天的孤独和无奈。王琦解释“吾衰”句，认为“是太白自叹吾之年力已衰，竟无能陈其诗于朝廷之上”(6)，不当。首先，“吾衰”二字是孔子原话，太白在这里的用典十分明显，几乎没有做另外解释的余地；其次，此诗通篇取客观评论的立场及话语方式，到结尾四句始以“我志”领起，转为第一人称的自抒怀抱，只要将全篇反复吟咏，不难领会其内在的意脉。况且，如将“吾衰”二句读为太白自叹，则此处之衰飒与结尾处的意气张扬实不相类，一篇之中诗人意绪不可能有这样的巨大反差。
结尾四句“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诗人借孔子故事而自言其志。这里涉及了属于孔子的“删述”和“获麟”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是破译诗旨的锁钥。关于“删述”，有两个出处：一个出处是传为汉代孔安国所作《尚书序》：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孔颖达疏：“就而减削曰删……显而明之曰述。”“述”又见于《论语·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邢昺疏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老彭，殷贤大夫也。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著作，笃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尔。”今人杨伯峻释“述”为“阐述”(7)，张燕婴释“述”为“记述、陈述、承传旧说”(8)。以上“删”、“述”分说，虽各有所指，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指对文献的整理加工，而不是指原始创作。另一出处是《文心雕龙·宗经》：
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緜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删述”在这里构成了一个词，也是指对文献的整理加工(9)。李白诗中“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二句上承“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六句，这六句是对圣代诗歌振兴局面的描述，因此，紧接着的“我志”二句在逻辑上和语气上都应该是针对圣代诗歌而言。李白之志的独特之处，是没有把自己置于“群才”之中，而是居高临下地观照、统揽全局。依照“删述”一词的本义，应该理解为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李白之志，其实是以诗坛领袖自居，在时代精神鼓舞下，他要干这样一件不朽的事业以回报“圣代”。另一典故“获麟”，出于《春秋·哀公十四年》：
春，西狩获麟。
相传孔子作春秋而至此绝笔(10)。李白在这里使用“获麟”典故，是否表明自己也要像孔子一样写一部《春秋》？愚以为李白使用“获麟”典故，仅取其“绝笔”之意，如同“杀青”，只是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而没有更多的意思。否则，按照杜预注，“获麟”原本包含了“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的意思，李白绝不可能以这样的否定眼光看待大唐盛世。况且李白在其他诗文作品中从未言及欲做史家、写《春秋》的志向——除了做诗人之外，李白更高的志向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即做政治家——因此，我们在这里实不必仅由“获麟”一典引申出李白要写一部《春秋》、要做史家的宏大意义。熟读李白诗可知，其用典往往着眼于一点而不及其余、甚至不及典故的主要意义，“获麟”即其一例耳。
李白将诗的首尾如此安排，是极富用心的。他明显是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归结为两句话，就是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圣代催生好诗，好诗又回报圣代，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
二、对汉赋及扬、马的评价
此指对“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四句的理解。多数论者认为李白在这里对扬、马及其大赋是持否定态度，如云：“扬雄与司马相如二人又激扬颓波，其作品文辞繁富而内容贫乏，此后诗歌衰颓如大堤决口，一发不可收拾。”(11)据我所见，当今论者最早发表不同观点的，是马里千《李白诗选》，其解释“扬马”四句说：“以上四句大意是扬、马崛起，力挽颓势，虽有深远影响，但几经盛衰变迁，诗歌的法度终于废弛。”(12)继而有康怀远，他认为“扬马” 二句“并不是对汉赋的指责和批评……诗中的‘激’字是‘冲击’的意思，指扬马汉赋对‘大雅不作’和‘正声微茫’的颓风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歌颂和讽谏是汉赋的两大特点，相对于楚辞它是变革的，相对于诗经它又是继承的”(13)。对这种正面取向的观点，十余年间未见响应。直至近年，始有论者发表相同取向的观点（但并未说明是对上述观点的回应），袁行霈曰：“意谓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激荡骚体已颓之波，变化出汉赋这种新的体裁，广为流传。……看字面的意思，李白用了‘颓波’‘荡无垠’，似乎是批评扬马，但是仔细琢磨，未必如此，倒是肯定了他们开流之功，至于‘荡无垠’那是后人的事。”又解释“废兴”句曰：“废兴万变，意谓有废有兴，兴者应当是指汉代扬马之开流，否则这句诗就落空了。”(14)林继中曰：“‘扬马激颓波’。历来注家以为贬语，盖上承《汉书·艺文志》‘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的意思。然而盛唐人对司马相如与扬雄印象不错，尤其是李白对司马相如的仰慕，其创作颇得力于汉赋。综观上下文，‘扬马激颓波’句法，用意与孟浩然‘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同卢明府泛舟回作》）同，‘激’是振起的意思。这里是从正面提出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汉赋具有雅颂的精神，能反映汉帝国盛世的恢弘气象，使文学从哀怨之音中振起。”(15)
这里的关键是对“激颓波”之“激”字的理解。多数论者及注家将“激”字注为“激扬”，固然是承袭了杨齐贤以来的说法，即使上引对诗句作正面解读的康怀远、袁行霈、林继中诸先生将“激”释为“冲击”、“激荡”或“振起”，亦均未谛。“激”字的本义、第一义，是遏制。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并不低的成语“激浊扬清”之“激”，即为遏制义。此解不假远求，《辞源》释之颇详，兹照录其“激”字释文于下：
激 阻遏水势。《孟子·告子上》：“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汉书·沟洫志》贾让奏：“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注：“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后因称石堰之类的挡水建筑物为激。《水经注》二八“沔水”：“沔水北岸数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
【激浊扬清】斥恶奖善。《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诏：“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贞观政要·二·任贤》：“王珪对曰‘……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
【激薄停浇】振作人心，遏制浮薄的社会风气。《梁书·明山宾传》：“既售牛（纬按，《梁书》无‘牛’字，《辞源》据上文增）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后脱发，去容不相语。’买主遽追取钱。处士阮孝绪闻之，叹曰：‘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
“扬马激颓波”，即扬、马遏制了颓波。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曰：“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李白所谓“激颓波”，意同卢藏用所谓“横制颓波”。韩愈《送孟东野序》云：“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这里的“激”即是阻遏的意思。开流，开汉赋之流。荡无垠，指扬、马大赋的宏大气象及对后世的影响。产生于西汉盛世（即汉武帝时代）的以扬、马大赋为代表的汉赋，乃王国维所谓“一代之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段辉煌的历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流波及于后世，魏晋南北朝代有佳作，历来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因此，“荡无垠”也非负面说法。李白自己也曾仿效扬、马写作大赋，其《大猎赋序》曰：“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接下去，虽然表明了超越扬、马的意思，但对“辞欲壮丽，义归博远”“光赞盛美，感天动神”的扬、马辞赋持肯定评价则是无疑的。
三、对建安以来诗歌的评价
此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二句。诗将建安以来的诗歌用“绮丽”一词概括，谓之“不足珍”，贬抑的意思是很明白的。这一点颇令后世读者费解，因为李白事实上对建安以来的诗歌（包括建安诗歌）并非全部否定，甚至对南朝诗人如谢朓推崇备至，以至“一生低首谢宣城”（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对这种矛盾现象该如何解释呢(16)？
俞平伯的解释是：“古人行文，抑扬之间，未可以词害意。”又具体地分为两点来说：“其一，有些批评只是相对的，看他对什么而说。如这里的‘不足珍’，对《诗》《骚》而言，并不必是真不足珍。其二，‘不足珍’的说法本身也是夸大的。”(17)“夸大”云云，似随意言之，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此诗评说建安以来诗歌乃是出于理性分析，明显区别于诗人抒情写景时常用的“夸大”手法。但“相对”之说却给人以很大启发，平伯先生曰：“就中国诗歌的整体来看，则《诗》为正，《骚》为变，太白这看法是很明确扼要的。”(18)以《诗》之“正”为参照，连《骚》都是“变”，遑论建安以来之诗！林继中先生也说：“此诗以西周盛世之雅颂为参照系，则屈骚及建安以来之绮丽哀怨皆属乱世、衰世的变风变雅，自然要落第二义。这是对时代的整体评价，并非对具体人事的评价。”(19)作为参照系，这里需要补充的，应该还有“扬马”。关于“扬马”，如上节所论，李白此诗所持评价是正面的、肯定的。那么，产生于东汉末的建安诗歌，在时序上直承扬、马之赋作，扬、马“辞欲壮丽，义归博远”“光赞盛美，感天动神”的大赋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直接参照，故而以“自从”作转折，表示从建安开始，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下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从汉末的建安直至南朝，政治形势是国家由统一变为分裂，诗歌发展趋势则是“绮丽”之风日益炽盛。李白以“绮丽”来概括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是极有眼力的。建安以来诗歌之“绮丽”，恰与扬、马大赋之“壮丽”形成鲜明参照(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