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与雪

肉体与雪

很久前,一位年轻的舞女,抱着传播舞蹈的梦想来到一座偏僻的小城。在小城的广场中央,她轻移脚步,翩翩起舞。

然而,一切并非如她所愿:路人头也不回地从旁路过,显然对她的表演并无兴致。仓促间,她想到了一计。她一边舞着,一边褪去了自己的衣物。旋即,有人回过了头。女孩心中暗喜,试探着褪下了更多……不久,全镇的居民闻风而至,围观这难以置信的表演。胜利在望,她看着一道道猎奇的目光,又重新穿回衣裙,继续起舞。

不料人群渐渐骚动起来,不时传来零星的怨声:“怎么又穿上了……”“再脱啊!……”“搞什么把戏……”阵阵哗动中,她强忍着委屈,继续表演……不久,乏闷的人群悻然散去,情节又回到了开头的那幕。女孩这才明白:群众想看的,不过是她的身体。

故事且说到这里。这些年,女孩的身影不时在我脑中飘荡,仿佛她就是真的。也许,她确实是在向我警示着什么;也许,女孩就面对着我此刻的世界。

在娱乐化盛行的当代,古典音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边缘化的处境在我看来,倒并非由于“过时”,而是它作为一门复杂的艺术,与当今愈发快捷、便宜的消费文化格格不入。因而不少人认为,倘若要在主流文化中幸存下来,倘若“普及”变得越来越必要,那么它首先就需要一副便捷的新面孔。他们坚信,这样才能为古典音乐打造一扇亲和的门,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入其中。每每遭遇这样的观点,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个赤身的女孩。虚伪正在于此:那扇亲和的大门,究竟是为了古典音乐的生存,还是为了迎合主流?当一切涌向潮流的怀抱,又何尝不是在纵容潮流自身的盲目?

还是那句话:吸引众人目光的,不过是女孩的身体。

其实在当今,古典音乐并不乏普及的途径。各类通俗易懂的音乐节目层出不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小心维护着同一个美丽的假象。但只需稍稍观察,真相就在那里:当那些人需要一遍遍强调古典音乐“很简单”时,难道不意味着事实相反,揭示了它其实“并不易懂”吗?而其中一味泛滥的煽情主义、文艺腔,不也印证了只在被煞有介事地调味、美化后,古典音乐才能被接受、被欣赏?消费的幻象一如海市蜃楼,颠倒现实……所谓普及,究竟是在普及音乐,还是某种廉价的情怀?

想来,古典音乐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即便对音乐家而言,它的面貌也是暧昧不明的:一方面作为表演艺术,它关乎个人的直观体验,而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系统的专业,它又涵盖复杂的学术理论知识。显然,这两个层面都阻碍了普及的可能。倘若它得以阐发意义,也只有在那第三个方面,即它作为一段记忆,一段镌刻着精神与思想的记忆,是如何在千百年间与宗教、政治、哲学及其他艺术形式相辅相生的。所幸是这个方面,决定了它作为一门艺术的核心,也只在这里,“普及”才具有价值。虽然触摸这些历史的印记并不能让我们直面音乐本身,却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它。是的,思考,真正持久的思考,不仅作为一种过程,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在当今消费时代越发稀缺的态度。

当然,对一门跨越两千多年的艺术,一切叙述都不免片面。我所能做的,仅是抽取部分话题作为切入点。它们或涉及音乐史与思想史之间的种种关联,或指向声音作为表演艺术的诸多特质。而后,我也会将目光移向自己偏爱的若干位作曲家,谈谈他们作为各自时代的代表人物,给我个人以怎样的触动或启示。

此外,即使尽力忠于客观资料、权威史实,我的视角也脱不开身为演奏者的主观局限。为避免学术问题的繁杂琐碎,许多内容我也不会深入详述,某些出处也未及一一说明。对本书中可能存在的简略或疏漏,请大家谅解。

好了,循规蹈矩的介绍完毕,可以说点私人的体会了。

2019年10月,时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讲课的我,得知那时正赶上“第九届OCT-LOFT国际爵士音乐节”。经好友的推荐,我有幸在一家爵士乐酒吧聆听乐手们的演奏直至凌晨。说来惭愧,那是我第一次现场聆听自由爵士。不同于经典爵士,自由爵士的即兴并不依照任何常规的爵士风格,只是在某种“空”的自然中寻找可能的灵感。这也许是为何他们即兴作出的音乐,不论精彩、粗劣,总流淌着某种动人的真实。

不过,这并非那晚我最大的触动。

就是在自己被那些音乐深深吸引的同时,我想到了古典音乐。也许是反差太过强烈,或是跳出了经久麻木的惯性,我头一回这般清晰地感到它对我的意味——如果说自由爵士的即兴是关乎“新生”,那么古典音乐的演奏则指向“死亡”。是我太主观、太绝对了吗?

但我想到《论语》中的那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不正是对古典音乐的写照吗?谱曲者早已代代作古,一页页乐谱也不容辩驳——我所奏的不过是作为美的记忆,是美的消逝。在爵士乐中,乐手们总期待着下一个瞬间的奇迹。而在古典音乐的现场,视角颠倒了。正因它早已不是当下的事件,而是对某刻往昔的再现,使每个瞬间都变得珍贵、迫切起来。一个个音符在触及我们心灵的刹那,又一个接一个成为过去。过去接连着流向过去,直至聆听的尽头;我们就这样在时间的悬置中,完成了对回忆的致敬。所谓现场,不就是这样一种关乎“消逝”的艺术吗?大提琴家马友友曾说过:在演奏第一个音符之前,我就已经想到了最后的那个音。那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演奏正是从那最终的流亡开始,走向了它的故乡。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另一门与音乐毗邻的艺术:诗歌。自古,“诗”与“歌”便紧紧相连。而除了两者相近的抽象特质,诗的意义不也在“消逝”中吗?不妨回想,我们是怎样从一首诗的第一句开始,就已预感到了它的终结。我们又是如何在诗的世界中遭遇了某种更真实的存在,而它同时又离我们而去。在与词的遭遇中,诗人为他身处的世界重新命名,精神的流亡就这样“在场”了;即便在现实中,它终究是缺席的。

难怪许多诗人都爱“雪”这个意象,爱以它为象征,来隐喻写作自身的处境。雪不就是某种曾经在场,又最终缺席了的存在吗?是它刻下了我们的旅途,再将这旅途埋入我们对自身的追忆里。在词与词消融的刹那,诗意发生了——欧阳江河写道:“雪落下因为我预先感到它要落下。”木心写道:“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博纳富瓦则这样形容:“她来自比道路更遥远的地方。她触摸草原,花朵的赭石色。凭这只用烟书写的手,她通过寂静战胜时间。”

在众多对雪的赞美中,中国诗人张枣的组诗《一首雪的挽歌》最令我感动。在其中一段,他这样写道:

这些尘埃。别怕,人啊人

坚守自己,永远诘问

手套、节日和别的人

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中国当代诗歌的“盛世”。如今,它已离我们的时代很远了。更为遥远的,是古典音乐。

但我相信,某些事物作为隐喻,永远还在那里。人的精神不就是一场漫天的飘零吗?回忆里,我们摘去那副阻断了真实的手套。我们去触碰寒冷,在孤独的坚守中,永远诘问我们所身处的现实。

莫扎特钢琴协奏曲K. 491手稿(局部),作于他去世前五年。
写到重复段时,他不再标出每一个音,只在每一行间画下“笑脸”。据史料记载,作曲家此时生活境遇不佳。这些脸是画给谁的:自己、出版商,抑或后世的演奏者?此处沉郁的小调音响下,谁又能听出这些谱上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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