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双胞胎

10年前，我脸上的笑容离我而去，游弋在外面的世界。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在讲述我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找回微笑，也是在讲述我如何与自己和解，让身体遵从自己的本心。

生命的诞生往往意味着希望，我的故事就是从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开始的。那天，我穿着松垮的睡袍躺在病床上，肚皮上涂着凉凉的耦合剂，医生正在仔细地给我做超声检查，看看我是否已怀孕。我已经有一个3岁的女儿，正期待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与此同时，5个月后我创作的戏剧将在百老汇上演，这两件关乎“诞生”的大事接踵而至，让我感觉有些紧张。

突然，医生指着屏幕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什么？”我说。

瞬间，上次失败的怀孕经历在我的脑海闪现，那次就是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产科医生告诉我，胎儿看起来不太对劲，可能撑不了多久。

“不过，嗯，不要出去喝酒，”医生用一种不是玩笑的语气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要以防万一。”

“嗯，别担心。”我说。特别想知道是什么让她觉得我会出去喝酒，浪费那个周末。

所以这次，我躺在那里，紧张至极，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医生指着我看不见的屏幕说：“看！有动静，有心跳。”

我心想，有心跳很好啊！为什么医生皱着眉头，是有什么问题吗？是感到惊讶吗？哦，等等，她又高兴了吗？

“您做过生育治疗吗？”她问。

“没有。”我说。

“嗯，”她说，“您怀了双胞胎。”

“哦！”我说。

“您家有双胞胎的基因？”

“没有。”我还处在震惊中不能自已，试图唤回自己。

“您可以去候诊室了，”她说，“我给您列一份新的医院名录，您现在是高危孕妇，不能再在我们这里做产检了。”

事情一时让我接受不了——我现在怀了两个宝宝，又被认定为高危孕妇，而且他们担心我因此会患上先兆子痫（一种孕期疾病），想让我尽快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以免连累他们。

我穿好衣服，独自去赴约。本来我跟先生约好了午饭后见面，如果胎儿正常，那么可以庆祝一下，如果不正常，还可以互相安慰一下。然而现在，我一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只想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先生——托尼。但是，这么重要的消息在电话里说显得有点不正常，还是当面讲比较好。

我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给托尼发了一条消息：“我们不去莱斯了，去格拉梅西餐厅。”

“双胞胎？”他问。

由于格拉梅西餐厅中午闭店，托尼和我只好按原计划去了莱斯。我们俩都为我怀上双胞胎而震惊，托尼的原生家庭有三个孩子，一直梦想着我们也有三个孩子，所以他在震惊之余，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而我的原生家庭只有两个孩子，所以我更希望有两个孩子。

之前读过艾丽斯·沃克的文章，她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女作家还想继续创作，只要一个孩子就可以了：“有一个孩子，你还可以继续工作，有两个以上，你就只能当全职妈妈了。”从这点上说，我甚至希望只有一个孩子。吃午饭的时候，我跟托尼说做检查时想起了那次失败的怀孕经历，还讨论了怎么抚养三个孩子。我告诉他我的担忧：一是怕我的身体承受不了，二是怕我再也不能写作了。但他对我的体力和脑力都充满信心。吃完饭，我得到了一盒幸运饼干，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释放内在，才能拯救自己。”

对于我怀双胞胎这个消息，每个人似乎都非常开心，我却要被压垮了。在书店看书的时候，读到多胞胎的章节，看到喂养三胞胎的图片，我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实在不想再往下看。更让我难受的是，我仿佛马上要从独立女性变成奶牛了，除了哺乳就是换尿布。我真担心我不再有精力照顾3岁的女儿安娜，我更担心我的身体无法承受同时孕育两个宝宝的辛苦，我甚至担心靠我写作也养不活三个孩子。

我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这个消息，并问道：“怎么会有双胞胎？”我有点困惑。

母亲停顿了一下，说：“嗯，你的姑姥姥劳拉就生了双胞胎。”

“为什么我不知道？”

“他们夭折了。”她说。

双胞胎的基因来自母亲那边，隔代遗传给我。可怜的姑姥姥劳拉，失去孩子的时候该是多么伤心欲绝。在20世纪50年代，她把孩子埋葬在艾奥瓦州平原上的某个地方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起过他们。他们的坟墓上恐怕早已长满了青草。不知道姑姥姥有没有给他们起过名字，因为她早已去世，我也无从得知了。在我怀孕的日子里，这对夭折的双胞胎形象想必会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我告诉朋友们我怀了双胞胎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我亲爱的朋友凯瑟琳，是一位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剧作家，她安慰我说：“我喜欢大家庭，相比之下，小家庭太无聊了。”凯瑟琳有两个女儿，她跟我分享了各种培养孩子的经验，比如教她们使用便盆，还有为了各种事情发脾气。她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是“我确信这只是一个阶段”。我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对她来说也变得很简单，“我会帮你的”。我相信她会的。

怀孕后的3个月，也是担惊受怕的3个月。在科德角，我拜访了前编剧老师宝拉·沃格尔和她的伴侣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后者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生物学家。她们说：“快来吧，我们正要烤鱼呢，放轻松，我们会照顾好你的。”我当编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宝拉。她有着战斗中将军的勇猛，街头表演者的欢乐和幽默，以及母亲般的温柔。那个星期，她用纸巾做成小人给安娜玩。安娜高兴极了。我沉默着。宝拉注意到我，并问“怎么了？”。她的眼神仿佛有魔力，吸引着我。

“我还会再写作吗？”我问她。

“当然会。”她笃定地说。我看着大海，想起几年前宝拉就秉持这个观点。那时，宝拉邀请她的研究生们到她位于科德角的家，让我们站在窗前看窗外风景，然后像念咒语一样对我们说，这样的风景就是她通过写作换来的。

那个秋天，我的第一部百老汇剧本就要排练了；可我不仅怀孕了，还怀了双胞胎。多么幸运，多么满足。得到这么多，为什么我不高兴呢？

我又想到了那盒幸运饼干：“释放内在，才能拯救自己。”

难道说如果我不放弃这两个孩子，我会有性命之忧？

或者意味着某些更玄妙的东西？

怀孕期间我一直想，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救我的命？

这个问题我花了10年时间才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