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天山北坡，玛纳斯河畔的石河子市，也有一尊很有名的铜雕——“军垦第一犁”。
雕像坐落在石河子市的开拓者广场。几个赤裸上身的汉子，犁绳在肩，几近匍匐于地的躯体奋力向前，拓荒者的艰辛和豪情融铸于此：“耕畜不足不发愁，八人拉犁气死牛”。
在兵团人建设的新城石河子、奎屯、阿拉尔、北屯、五家渠、图木舒克……面向社会征询城市雕塑方案，第一提案竟然全是“第一犁”。
第一犁，兵团人的图腾。
新疆大地，有多少第一犁的故事？
第一犁
一
1949年10月13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启程赴酒泉。这位兵团事业的创始人在遗作《忆新疆》中追记了这段历史——
我这个部队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它包括我自己，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三个团职干部，他们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和他们每人带的一个警卫员。此外，我带了杜为惠、张清臻等农林科技人员。最大的一部分，是约有三十人的一个在酒泉起义的测量队。再就是三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的驾驶员。我们全部武装只有五支驳壳枪，四支小手枪和两支卡宾枪。我们没有和别的部队靠拢行动，而是单独行动，离前面先走的部队相隔两天路，离后面的部队也有两天路。这支小小的“袖珍”部队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境的星星峡，在千里无人烟的公路上飞驰。
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呢？
两三天前，在王震同志的司令部里，我们共同站在挂满一面墙的军用地图跟前，他用手指点着新疆的许多地区，但都指的是荒漠数百里的空旷之处，最后，他把手指停在南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王震同志指定我迅速到达这些地方，进行查勘和做好生产准备。他说，已电告陶峙岳将军，将原新疆的农林水牧专家集中一批人，于数日后赶至焉耆与我会合。他还指示从酒泉带些技术人员去，其余怎样配备，由我来决定。
遍布天山南北的“军垦第一犁”
我到了前一天才被我军镇压了一股叛敌部队的哈密。我找来部队的负责同志问了情况，并第一次在新疆的土地上度过了甜蜜的一夜。次日清晨继续前进。我们开始了一日之间要穿过两三处村镇或县城的行程，所到之处，沿路摆着瓜果、烤饼和带咸味的奶茶，各族的男女老少，拥到我们周围，有的一手抚到胸前，有的笑里闪着泪花。他们知道自己解放了，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眼前行进。他们用好奇和感激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和蔼的脸。因为语言不通，我们用热烈握手和连呼“亚克西”（你好）“热合买提”（谢谢）来回答他们的友情。
张仲瀚率领入疆先遣队西进的路线，就是左宗棠当年出肃州舆梓亲征的路线，沿途不时有见郁郁葱葱的“左公柳”。
经鄯善、吐鲁番、托克逊，他们到了两座大山之间的一个小镇库米什。在宿营时，遇到从迪化来的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地质所长王恒升及其他农林水牧技术人员，面交了陶峙岳将军致张仲瀚的亲笔信。第二天，经和硕到达焉耆。这是一个人口不到一万的小县城，驻军是起义的一二八旅，旅长陈俊第二天上午送帖子来请张仲瀚吃饭，但张仲瀚已在清早出发到开都河南岸的荒地和南北疆山隘要道铁门关去踏勘了。
在张仲瀚前面，继续前进的是我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后面相继到达焉耆、库尔勒地区的是第六师，师部设在焉耆。
部队到达驻地的当天或第二天，就投入了挖渠、平地、积肥和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像每次打仗一样，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
这一天，谢高忠不会忘记，这一天，是他人生的一个拐点。
1949年11月，入冬后的开都河南岸空旷辽远。策马四野，极目天际。跟着师长跑了几圈，谢高忠看着虎拉山也没刚见时那么高了。
这一天，师长张仲瀚勒马虎拉山下这一片叫“哈拉毛墩”的荒原。
“你们看——”英气勃勃的师长兴奋地说，“多么大的一片土地啊！老谢，你这位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哈拉毛墩不知比南泥湾大多少倍，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来开发！”
张仲瀚点将，在谢高忠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谢高忠十五岁投身革命，自津南自卫军与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并，就跟随张仲瀚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王震司令员命令六师组织先遣队提前进疆，为大部队进疆后开展大生产做准备，张仲瀚师长点的第一个人就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张仲瀚对他说：“你和我一起先进疆。抗战中你立过功当过英雄，现在看来再当战斗英雄的机会不多了。你也是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到新疆去，那里大得很，不知有多少个南泥湾，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施展拳脚。”
谢高忠却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九死一生打下了江山，枪林弹雨刚走出来，就要放下枪杆子，手握锄把子了？
开始几天，谢高忠一言不发，但心里却想得很多。部队驻扎的焉耆，说是一座古城，却满眼破败、荒凉的景象。出城便是荒滩，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一样摇荡起连天的白浪。他寻思着大部队抵达如何安营扎寨？
年轻的师长却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强多了吧？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的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河山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
谢高忠不知所云地哦了一声。
张仲瀚立即向他发难：“做梦？还是昨晚失眠了？嗯，是想大妹子尊夫人？”张仲瀚的玩笑如一瓢凉水灌顶，谢高忠赶忙辩白：“不是，不是。一不是做梦，也不是想老婆。我是担心这穷地方，部队一来，住无房，吃无粮。向前进连一条路也没有，这可真难呀！难得我直发愁。”
张仲瀚说：“军令在身，任何忧郁、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
第二天凌晨，他们便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了。一跳上焉耆马宽阔的马背，这些腾跃如虎的生灵好像理解骑手们的心情，一溜小跑便进入了茫茫草原。军事地图对张仲瀚来说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刻在心上。沿着开都河直奔开来渠边的哈拉毛墩，即使没有向导他也不会迷路或迷失方向。他能凭山望水判定方位，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地理坐标。谢高忠惊奇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高招，谁都知道他没有踏进过军校。
哈拉毛墩算什么地方，开来渠也不过像一条自然形成的水沟。张仲瀚给谢高忠介绍说：“别小看这地方，这里曾经是左宗棠屯兵的地方，开来渠就是他的部下开的。他懂得边塞一方土，唯屯田才能养兵安民，唯民安方有国泰，不过他的谋略终成泡影。你谢高忠就带十七团来哈拉毛墩。”
谢高忠听到师长指名道姓要他屯驻哈拉毛墩，心中委实一震，脱口惊呼出：“要我？！”
“是要你。这里除了数顶蒙古包，便是一座喇嘛庙。你就把司令部安在这里。你身后是虎拉山，左侧是开都河，南去是铁门关，凭高临险，有山、有水、有地、有关。北扼和静，东镇焉耆，南拒铁门，西边的山便是你十七团的天然后盾。只要发动同志们干起来，你谢高忠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三千棵，叫诗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亿万棵。我们要留住春风绿边疆。老谢，还有什么顾虑呢？”
“没有，没有。服从命令就是胜利。”谢高忠毫不含糊地回答张师长的询问。
二军六师谢高忠率队踏勘包头湖荒地
“吃苦是明摆着的，我和你谢高忠同战士们完全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但我们又不是农夫、牧民或和尚，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特殊的地方，即我们是负有长远使命的革命军人！你谢高忠在南泥湾是呱呱叫的人物，今日要你屯驻哈拉毛墩，你当然不会败走麦城。你能带头吃苦，战士们就无苦不吃；你同战士们一道渡难关，难关的那一侧就会是胜利与丰收。”
他的激将法用得好啊，谁心里不清楚啊，哈拉毛墩不就是个大芨芨草滩嘛。六师的底子是三五九旅，在延安就是中央警卫部队，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三五九旅和中央纵队不离左右，战斗在一个战壕。老旅长王震一声令下，军人的命运全变了。“说心里话，当时我也有些想不通。”谢高忠说。
“不是怕苦。打了十多年仗，天天枪林弹雨，死都不怕，种地那点儿苦怕个啥呢？能苦过南泥湾吗？是太留恋部队，想去国防军。”
张仲瀚这个人，没有他不懂的，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张仲瀚说，左宗棠经营新疆就是四个字：力行屯田。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又有“百里不调粮，千里不调草”的忌讳。左宗棠收复新疆深有体会，“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他要在哈密“力行屯田”。他对屯田实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听师长说着说着，谢高忠突然记起了彭老总在酒泉召见师团干部分析全国战局，特别是西北解放战争形势的时候，张仲瀚端庄地坐在位子上，目光炯炯有神，十分专注地聆听彭老总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在逐字逐句地吸收着，消化着，领悟着，像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在听彭老总的报告时，已经把棋子捏在手中转了又转。他已跨进了明天的门槛。随同这位先遣队司令进疆的人员中，除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外，还增加了一批工程勘测设计和农业技术人员。
张仲瀚讲得好：新疆这么大一片国土，你不来，我也不来，丢给谁？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你不守，我不守，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睡觉能踏实吗？
部队进驻哈拉毛墩当天，就投入开荒、挖渠、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
万事开头难，创业阶段真比南泥湾还苦。每天都要十几个小时，只有刮风下雨才休息。晚上收工回营地，一个班的战士要牵着手往回走。为什么？劳动强度太大，供给一时跟不上，缺粮，缺盐，营养不良，许多战士得了夜盲症，走着走着就迷了。
接手新疆后，彭德怀、王震面临这样一个局面：
境外势力支持的匪患、叛乱猖獗，六师师长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到达哈密的前一天，抢劫银行、洗劫市民的国民党叛乱部队刚被火速赶到的二军五师镇压；百年动乱造成的民族隔阂亟待化解，刻不容缓；人民政权要尽快建立；“三区革命”组建的民族部队，必须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体制整编；国民党十万起义部队的整编、改造……
百结待解，百废待兴。
粮食，是所有矛盾中首先要化解的焦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部队立足、社会稳定的基础。
策划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饿死，葬身黄沙旷野之中！”
1949年岁尾，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又一次赴京，去向总理要银圆，给驻疆部队买粮吃。新疆军区成立后，甘祖昌每个月都要从北京运一趟银圆购买粮食。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年关难过。1949年年底，除西藏、台湾外，解放军已经解放了绝大部分国土。军队也激增到五百二十万人，军费开支已占到1950年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九。
近二十万驻疆部队加上政府留用人员，一年需供应十万吨粮食。
新疆军区后勤部做了一个调查：迪化近郊的农民，平均一户一把坎土曼，一把镰刀，六户有一张土犁，如此低下的生产力。口粮难以自给，哪里还能承担军粮供给？
关内调运，从兰州到哈密，运价已是粮价的七倍。
从苏联进口，最保守的估计十万吨粮也要三千万卢布外汇，新生的共和国难承其重。
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把银圆交给甘祖昌时再三说：人民解放军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
新疆军区干部大会上司令员王震说：驻守新疆，兵少了不够用，兵多了养不起，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走南泥湾的道路。
1950年1月21日，王震发布命令：
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
二
随着黑羽翎的红公鸡的啼鸣，刘来宝就出了家门。钟表一样准点，一年四季天天如此，除非他躺在床上动不了的日子。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边上，树木、农田、房屋、道路，就是天上的云朵朵，也都与黄沙相依相伴。立在团部广场上的进军和田纪念碑，总也是蒙着一层粗粗细细的沙粒。
老兵刘来宝，出了家门就往广场上的纪念碑跟前走。
走到这方纪念碑前，老兵们用了一生时间。
五师十五团诞生于1929年，湘鄂赣苏区。后来成为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主力，参加过秋收起义、黄麻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在云水庄战役、广灵县战役、广平县战役显神威；南泥湾大生产是英雄。而后，“南下北返”，“中原突围”。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转战西北战场。
和田解放的第五天，12月27日，十五团即挺进喀喇昆仑雪山达坂，接管边防戍守防务。
1950年初，十五团一营奉命开赴昆仑山，修建新藏公路。部队克服气候多变，山高缺氧，供给困难，提前完成三百一十公里路面铺设任务。西南军区授予十五团“解放西藏军功章”。
老兵刘来宝说，打荒造田可比行军打仗苦。几万亩庄稼地全是芨芨草滩上一坎土曼一坎土曼挖出来的。
南疆春来早。
1950年春节刚过，各个连队就按团里的规划去了紧挨着塔克拉玛干沙丘连着沙丘边的夏尔德浪——维吾尔语“黑色戈壁滩”的荒滩野地垦荒造田。
新中国的屯垦，始自南泥湾。三五九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新疆的屯垦是在芨芨草滩上用坎土曼挖出来的
年前，十五团奉命调防，有说回阿克苏师部，有说去迪化城保卫首长。两个营上车出发了，一个营打好了背包等车呢，一道紧急命令下达，十五团继续驻防和田。军令如山，上路的军车又开回营区。后来才知道，是老旅长王震的电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田局势复杂，十五团驻防和田万不能调。从此，刘来宝们的人生轨迹再没离开过这片沙土地。全是芨芨草红柳缠绕的盐碱滩，一坎土曼下去，见不着土。撑不上一天，坎土曼的刃卷了。没几天，一双双拉枪栓的手血泡叠着血泡，拿不住筷子，端不住碗。
他们的老旅长王震来了。他鼓舞大家：
你们在塔克拉玛干，不是听说了一个传说吗？大沙漠里有一个城堡，很富有，树上长的都是金苹果。不知何年刮了十天十夜黑风暴，掩埋了整座城堡。只要能找到这个城堡，遍地都是金银财宝。如果你想把它们拿走，对不起，城门就关闭了。这个大沙漠就叫“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城堡，我们人民军队找到了，也要把它还给和田人民，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城堡。
讲到这儿，老旅长停住了，两只眼睛瞪得很大，雷达一样扫过他的老兵。突然，老旅长声高嗓大地问：“有决心没有？”
“有！”
“哎呀，这就是军令啊！军人能不听令吗！”刘来宝回忆当时的情景叹道。
一个团四个月不领津贴，顿顿是盐水煮黄豆，苜蓿拌盐水，攒下钱买农具，买种子。
荒滩上砍桑树条，红柳条，削扁担，编粪筐。
“革命胜利了，不打仗了，原想着该回家种地娶老婆了，说不想家，那是假话。没让回呀！放下了枪杆子，拉起了犁绳子，一拉就是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就是扛枪打仗，开荒种地。”刘来宝说。
种子入了土，刘来宝们扎了根。
南疆受孕的土地结出果实的季节，老兵刘来宝和战友们也品尝着爱情的甜蜜。
那年三十七岁的刘来宝真是个老兵了。战友们为他着急，老战友给他介绍了驻地的维吾尔姑娘努尔莎汗，努尔莎汗是个苦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只见了刘来宝一面，十七岁的努尔莎汗就答应做他的新娘：“他是解放军！和我一样，他也是个苦命的娃娃。他是试我呢，你看一看，他哪有那么老？后来，努尔莎汗知道刘来宝真比她大了这么多，摇着头说，哎呀呀我的来宝，胡大给了你这么一张娃娃脸，还有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最后骗了我的大眼睛，你这个甘肃洋芋蛋……”
订婚礼物是一块黄底白花布料，努尔莎汗用它缝了一件嫁衣。地窝子里安了家，一个小橱柜是这个家最值钱的东西。婚后，努尔莎汗按维吾尔的礼俗，在自己名字前加上了丈夫的姓。
嫁给了屯垦戍边的军人，自己的人生就和屯垦戍边分不开了。努尔莎汗先是分到基建连，一天要打六百五十块砖坯，累得直想哭。怀孕十个月还去庄稼地里干活，降生沙棘丛中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
这之后，努尔莎汗很多年都怀不上娃娃，她很害怕给老兵刘来宝留不下个娃娃。一家河南老乡要回老家，想把不到半岁的小女儿送人，找到了努尔莎汗。
努尔莎汗不想要：“胡大眼睛长着呢，我们老头子这么好的人，胡大不给我们娃娃吗？”可是，她一看见那个瘦得皮包骨的娃娃，母爱涌上心头，抱上这个瘦弱的女孩再没放下。没两年，努尔莎汗连着生了两个女儿。都说努尔莎汗的心好，胡大又给了她两身贴心的小棉袄。
庄稼一年比一年收得多了，娃娃们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了，老兵们一年比一年老了，一眨眼的工夫，一辈子快走完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年从十五团走出去的老领导陆续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闲下来的老领导怀旧之心日重，专程来和田看望当年一起穿越沙漠的老部下。
老领导看着一个个也和自己一样雪落双鬓、满脸核桃纹的老兵，当年的挺拔英气一丁点儿也寻不见了，真是百感交集，一时老泪苍然。一起躲过了不长眼的枪子儿，一起走过了死亡之海，一搭儿躺在一棵树没有的田边地头，头对着头，树叶子卷的莫合烟你一口我一口……
老领导连问当年的老部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
老兵们左顾右盼，都说好着呢好着呢。是呀，一起扛枪打小鬼子的，一起西进新疆的，一起走过沙漠的，牺牲了多少好战友老伙计啊！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能活到今天已经是占了大便宜了，还有啥计较的？最后，还是刘来宝说，想去月亮湾看看。
当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屯垦戍边的老兵刘来宝和他的妻子努尔莎汗、小女儿刘莲花以及外孙、外孙女
老领导一脸茫然，这个月亮湾在哪里呀？
刘来宝说，当年进驻和田时，眼见沙漠边边的一湾清水，水岸上的梧桐叶子还没落完，黄艳艳的，真是美得很！只一眼，几十年再没忘记。
老兵刘来宝念叨的月亮湾，就在和田市一处林木为主的公园里，一泓形如弯月的湖面，当地维吾尔族兄弟叫“月亮湾”。
老兵们自从进驻和田，再没有走出过沙漠，没坐过火车没进过城，没去过百里外的和田。
闻之，老领导泣然。
1994年国庆节，当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驻和田还健在的十七位老兵，从他们的农场到了百十里外的和田，刘来宝终于又见了念叨了一辈子的月亮湾，然后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第一次坐火车，他们感叹火车就是个坐着能走的家嘛！从乌鲁木齐又坐火车到了早就听说的“戈壁明珠”石河子。他们去了开拓者广场，走到王震将军雕像前。步履蹒跚的老兵列队肃立，向他们的老旅长行军礼，向他们的司令员报告：“报告司令员，二军五师十五团的老战士报到，你交给我们屯垦戍边的任务，我们完成了。”最后，老兵们唱起了他们唱了一辈子的《走，跟着毛泽东走》，围观者无不动容。
他们的大部分战友没能看到今天。他们也早已不再有战场上那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了。一块块碱滩荒地成熟了粮棉，老兵亦如投身暮霭烟树后的落日，去了人世彼岸：开荒时，神枪手孙春茂被毒蜂子蜇死在荒野；副连长伍兴云夜里巡渠落水再没有回来；饲养员宋长生过度劳累猝死在牛圈里……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任三连连长、十五团整编为兵团四十七团的首任团长王二春，临终前嘱咐儿女一定要把他送回沙漠边的老家，送回战友身边，送回“三八线”。
“三八线”是四十七团的墓园。
老兵进驻和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们整天嚷嚷着要跟彭老总抗美援朝，打过“三八线”。第一位归宿在此的是打鬼子时参军的老兵周元。1955年深秋的一天，战友们打着火把在这里找见他时，他趴在地上，嘴里全是血，手中还紧紧攥着坎土曼。周元开垦的这块田，宽三百米，长八百米，巧与“三八”合拍。战友们合计，周元死在战场，就埋在战场吧。这地界儿也就叫了“三八线”。这之后，哪一个西去了，都归宿这儿。生在一起，死聚一处。老兵们又在“三八线”四周栽种了一圈防风御沙的白杨，树木成林，风拂树梢，冬去了，春来了，不寂寞。
老兵们生前一年年绿染沙海，死后也要守望家园。
三
新疆的八月天，直射的阳光能拔出地里最后一点儿湿气，历经沧桑的老榆树也低下了总是昂着的头。大热天里，年近六旬的司令员陶峙岳风尘仆仆往小拐赶。他是听说，小拐种的棉花开花了。到了小拐直奔棉田，老司令说：“准噶尔盆地的第一块棉花不去看看吃不下饭！”
阳光下，棉花地绿油油的，青枝绿叶间现出了一朵朵白色、黄色、粉色的花朵，很是娇艳。老司令走进棉田，十分小心地拨开棉叶，坐果的桃子有核桃大了。有一棵结了十二个棉桃！他兴奋地握住了班长马志国的手，拉他一起坐在地头的田埂上，详细询问战士们是怎样种植棉花的。
小马告诉司令员，春播时，团长交给他几斤棉花籽，让他种一块试验田，棉籽是刘师长从南疆搞来的，团长命令他们“一定要试种成功”，他们知道这些棉种来之不易，一粒一粒精心挑选。在菜地旁边，坎土曼深挖出两三亩荒地。四月下旬，像在家乡种小麦一样把棉种撒进地里，播后十多天，棉苗破土了。一株一株棉苗金贵得都不知该咋侍弄，渠水没下来，战士们一担担挑水浇了头水，肥料堆得差点儿没把棉苗烧死，舍不得间苗，又差点儿害了棉苗。
到了小拐，老司令才听说还有一块棉花地的棉花也开花了，又奔向这块棉花地。
这块棉花地一亩见方，也是枝壮叶厚绿油油的。班长彭振忠去湖北探亲，从老家带回一些棉花种，播种后都担心出不出苗，天天去地里看。结果，出了苗，还开了花。
司令员又拉着彭班长在地头坐下，要他介绍这块棉花是怎样种植的。湖北汉子彭振忠十分憨厚，开荒挖渠蛮得像个牛犊，见了司令员却手足无措，搓手挠头地憨笑了一阵儿才说：“我这块棉花地是用‘满天星’的方法种的。就是坎土曼在满地里挖上点种的坑，一个坑挨一个坑。种子和土都推到了坑里，用脚踩一踩，往后旱了就浇水，草多了就拔草。棉花开花了。”
老司令听他说完，高兴地拍着彭振忠的肩膀夸奖他：“很不错！你不光是有把子力气，还肯动脑子钻研，棉花种植大有前途也大有文章，你要继续努力啊！”
老司令却也担忧棉桃能不能成熟吐絮。彭振忠告诉司令员，“花见花，四十八”，棉花从开花到吐絮要四十八天。马志国也是这么说，到9月下旬，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战士们很有信心。
“那我们就一起等好消息！”老司令很是欣慰。
世界植棉史有“北纬44度以北不种棉”的定论。这是因为，棉花的生长期一百五十六天以上，北纬44度以北地区的无霜期一般只有一百四十六天到一百五十六天。天山北坡玛纳斯河流域正处于这一纬度带，几乎是可以种植的极限。虽然，新疆天山北坡的日照长，积温高，玛纳斯河流域却没有种植棉花的历史。
二十二兵团九军驻呼图壁时，在当地住了几辈子的老乡告诉张仲瀚：“我们也想种棉花，河南的棉花种过，山东的棉花种过，人老几辈子了，种的棉花不结桃子，结上个桃子还青着呢，霜又白花花地一片了。剥的桃子花，只能捻个灯芯芯。”
当年跟随左宗棠西征“赶大营”到了新疆，最后落户玛纳斯的天津杨柳青的商贩，在这儿住了几辈人了，他们从没有成垄论亩地种过棉花，房前屋后点种几棵，剥点儿桃子花，搓个火捻捻，最多也就是絮个棉袄棉裤。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有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为严重的困难就是缺乏足够的粮、棉，特别是棉花的不足，内地纺织工业已由于原料缺乏而停止了生产。为此，国家对新疆农业方面的要求就是，种出棉花。
于军人，国家的号召就是将令。
金秋十月，马志国班的棉花丰收，雪白的棉花堆了满满一地窝子。一算，平均一亩地收获籽棉二百一十五公斤。
彭振忠班就没有马志国班那样幸运了，棉花秆粗叶壮，满枝子的棉桃咧嘴的少，一亩地最后只收了二十多斤棉花，这二十多斤棉花的意义却与马志国班一亩二百一十五公斤的意义一样——打破了“北纬44度以北不种棉”的定论。
小拐传来喜讯的时候，石河子总场也有鼓舞人心的消息。
司令员陶峙岳、政委张仲瀚去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发现了一连副连长徐德臣在一块老菜地上种的棉花，壮实的棉株普遍有一米多高，每株都结有几十个棉桃，最多的一棵结了一百多个棉桃！像彭振忠班的棉田样，棉桃吐絮的不多，一亩最多也就是二十来斤皮棉。产量虽然很低，棉株的长势却让人看到了希望。
这是湖南战士刘学佛和他领导的棉花丰产组1953年的合影。这一年，他荣膺兵团劳动模范称号。班长刘学佛带领一班战士，用手中的坎土曼突破高纬度禁区，在北纬44度以北的玛纳斯河流域试种棉花成功。1953年在1.61亩土地上创亩产籽棉1392斤的纪录。第二年，万亩棉田亩产皮棉110.6斤。今天，玛纳河流域已是有百万亩棉田的中国陆地棉生产基地。从左至右是：杨荣生、马世明、刘学佛、胡清富、宋云涛
他们详细询问棉花的种植经过。徐德臣告诉首长，回河南探家时，带回来一些棉籽，学老家的种法，棉籽喷湿后，用麻袋盖严实，闷种，种子发芽后，点播栽种。菜地过去是个老羊圈，土质疏松，地肥，每亩栽了两千多株，长势很好，花开一片，只可惜徐德臣和战士们都没种过棉花，不懂打顶整枝技术，棉枝疯长，棉桃开不了。
听徐德臣讲着，看愣小子一样往上蹿的棉株，首长们越听越看越兴奋，天山北坡能不能种植棉花，战士们的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
1950年2月16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战士们结束了诉苦运动之后，欢天喜地地吃了顿团圆饭。大年初三是雨水节，于惠民接到师部催促先头部队出发的命令，率领七十六团的一支先遣部队，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天由景化进驻小拐，为大部队垦荒做准备。
虽说时令已届初春，但茫茫塞外还是千里冰封，朔风肆虐。先遣队经绥来、三道河子、老沙湾，折向东北。玛纳斯河沿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部边缘蜿蜒向东，一过老沙湾，河床渐宽，千年洪水冲刷而成的条条沟痕向前延伸，直插准噶尔盆地的腹地；水枯断流时，就成了干河床。小拐就在玛纳斯河下游中段。这里留下了昔日拓荒者的足迹，残垣破壁的土房和牲畜棚圈的遗址隐约可辨。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燥热的季风使水源枯竭，流沙蚕食了农田，大自然驱逐了无力抗拒灾害的拓荒者。
部队宿营的第一个夜晚，就遇到难以忍受的严寒，冻得通宵难寐。被窝里俨然冰窖，两腿不敢伸展。
过了十多天的一个夜晚，二十五师机关和师直单位、七十三团、七十四团的指战员拉着爬犁，载着背包、十五天的干粮、步枪、子弹、手榴弹及少量生产工具，分三批先后离开迪化城里的老满城，踏上茫茫雪原。
三月的北疆，中午积雪融化，道路泥泞难走，入夜温度骤降，冰封雪凝。部队便利用冰雪路滑，拉着爬犁夜行昼宿。渴了，抓把雪；饿了，啃一口冻硬的干粮；累了，背靠背坐在爬犁上打个盹。
3月5日、6日遇到寒流，西北风呼啸，卷着雪花，迎头劈面扑来。战士们屏息顶风冒雪前进，鼻子、耳朵、手、脚都冻麻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春，于惠民率七十六团垦荒先遣队离开了迪化城里的老满城，一路向西，向西。
于惠民知道，迈出老满城大营房这一天，“当兵吃粮”的老皇历就翻过去了。要在西边的西边，开荒种田，自己种自己吃。这一天扬扬洒洒地飞着鹅毛大雪。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于惠民禁不住又回头望了望破败的老满城。
老满城，迪化城西八里许，妖魔山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城，名巩宁。始为满营官兵驻扎，日久，“巩宁”渐无人记得，“老满城”却叫出了地名。老满城是清政府辖统新疆的军事重地，迪化行政中心，镇迪道、迪化直隶州治所均设于此，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府。同治三年（1864年），西北回民起义军攻陷巩宁。盛世才统治时重新修整为兵营。1949年9月前，为马呈祥屯兵之所。
于惠民的先遣队要去的地方叫小拐，随后的大部队要去大拐、中拐、小拐，它们地处玛纳斯河下游，准噶尔盆地南缘。
源出天山的玛纳斯河一路北行，在投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前，欲走还留三回头。一条河难舍的乡愁，造就了“大拐”、“中拐”、“小拐”。有了一方水土就渐渐有了人家。逐水草而居的蒙古准噶尔部游牧准噶尔盆地。小拐北，玛纳斯湖南，有条宽丈许，长百里的引水渠，当地叫“唐皇渠”。是唐代开掘的灌溉渠系，以供屯田所需。唐皇渠西岸绿树成荫，有佛寺遗址。清代小拐置县制，设“唐朝驿”，是绥来（玛纳斯）县境靖远驿为起始的驿道第七驿，北通阿尔泰，西通伊犁、塔尔巴哈台。
玛纳斯河两岸可见屯田遗迹。顶梁托柱的县衙，至今尚为兵团农工居住。十月革命前后，跨越中俄边境而来的俄罗斯人在小拐和毗邻小拐的“炮台”聚而成庄。国民党部队也曾屯驻于此，留有多处残墙断垣和炮台地名。
解放军第二十五师进驻时，炮台还可见炮楼，炮楼墙壁多有弹痕，想来是“三区革命”留下的记忆。炮台街面上的寺庙还算完好，只是不见了僧人。寺内大钟被正缺开荒工具的军人化铁铸犁。
三月的风轻拂原野，残雪已难禁大地的激情。化钟锻铸的坎土曼大大提升了垦荒部队的士气。
1950年部队在小拐开荒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一亩六，两亩六，坎土曼开荒气死牛。可见坎土曼的重要。
有一天，从团部领回一些坎土曼，许多战士没有用过，一看便摇头而去。只有机炮连二排五班班长郭景美粗中有细。他仔细地看了以后，先拿了一把到地里挖了几下，心里说：中！他回去把全班同志叫去每人领了一把。他们把坎土曼磨得亮亮的，把坎土曼把子刮得光光的，整整齐齐地和枪架在一起，光彩夺目。
经过紧张的筹划，机炮连的开荒开始了。工地就像战场，一班一排地一字形摆开。所有工具齐上阵，小圆锹、大圆锹、坎土曼，还有“二牛抬杠”，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天，用坎土曼的郭景美班就把那些大圆锹、小圆锹、“二牛抬杠”，远远地扔在后边。当天的战况，郭景美班的成绩是全连其他班的总和，光郭景美自己就挖了半亩。晚上开点名会，指导员大大赞扬了郭景美班。
第二天，库房里的坎土曼被一抢而空。
机炮连坎土曼开荒大获全胜，全连参加八十人，开荒四十八亩，人均开荒六分；五班人均开荒八分，郭景美突破一亩大关。
消息传到营部，教导员梁渐和同志号召全营学习郭景美班。那时部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干部白天和战士同劳动，晚上给战士送茶送水，政工干部晚上起来给战士盖被子。战士对领导一百个拥护，只要领导一声令下，再苦再累也不怕，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全连一致推选郭景美班为代表，去向营党委请战，向全营挑战，条件是每人每天开荒一亩，连战三天，就这样，一个坎土曼开荒大会战在二营展开了。
郭景美不算高，中等个，膀宽腰圆，四方脸黑里透红，说话有点小结巴，是个典型的河南棒子老犟头，再加上诉苦运动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坎土曼在他的大手里，真有点像黑旋风李逵耍大板斧。可这几天，他睡不好觉，感到压力很大。他先是怕五班落后，现在又怕全连落后。他的两手打满了血泡，血泡破了，染红了坎土曼把子，收工后他悄悄地把血擦去，恐怕战友们发现。劳动强度大，生活跟不上，人也瘦多了。这天晚上他躺下，浑身像散了架，翻来覆去，疼痛难忍。干脆起来。他悄悄地到铁工房给同志们磨坎土曼去。这时他才发现战士们的坎土曼把子上也被血染得红一块，黑一块呀！他明白了，难怪有的同志吃饭时拿着的馒头掉在地上，端一碗面条倒在脚上。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不也是硬邦邦的连筷子也拿不住吗？这么苦这么累，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郭景美这个汉子两眼湿润了，他用手擦了一把泪，拿起坎土曼霍霍地磨起来，迸发的火星儿和金石相砺的声音划破静静的夜。
三天的大会战推进了二营的开荒进程，开荒近千亩，郭景美最高的一天挖了两亩三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火红的年代英雄辈出。六连的李大兴一天最高挖了两亩六分，出席了兵团劳模大会，郭景美出席了师劳模大会。
三天的大会战，点燃了拓荒岁月的第一把火。此后，战士们与坎土曼为伴，面向黄土背朝天，早迎旭日东升，晚送夕阳落山，即使在断粮的七天七夜，坎土曼的响声也从未间断。小拐，这沉睡的荒原醒来了，第一年献出的粮食就使全团自给有余了。
冬季，郭景美被团里选送到兵团第一期拖拉机训练班学习。战友们赠送他一件礼物，就是他曾用过的那把坎土曼，希望他开上铁牛也不要忘记同患难共战斗的坎土曼。
拓荒岁月，生产遇到的困难很大，生活的艰苦也是难以想象的。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劳作几乎是超极限的，支撑肌体的是盐水煮麦粒。
最早屯驻小拐的杨新三说：“从渤海湾一路走到新疆，枪林弹雨，翻山越岭，不是风就是雪，苦不苦？真是苦。要说苦，还都没有开荒建场苦。”
杨新三时任七十四团营教导员，最让他犯愁的是部队断粮，最烦心是蚊虫的骚扰。
玛纳斯河解冻，洪水泛滥，大地泛浆，冻土化稀泥。道路断绝，小拐、大拐成了孤岛。部队带来的粮食快吃完了，外边的粮食运不进来，人粮马料均无着落。战士们的口粮每天每人由十八两麦子减至一斤，再由一斤减到半斤，后来只能分到四两原粮。没有盐，把仅有的一桶咸菜一次切一点，煮在糊糊里。七十四团三营在大拐断粮整整四十天。挖地的战士饿急了，趴在渠上喝冷水。四月中旬，到播种季节，粮食不仅供应不上，种子又成难题。三营战士挖来刚发芽的野菜根和麦粒煮在一起吃，从口粮里省出麦种。有的连队宁肯挨饿，把土豆省下来做种子。全团几乎断炊。副食品尤缺，简直到了三月不知菜味的地步。至于油盐，那就更提不上了。
玛纳斯河拐出的河湾，沼泽遍布，水洼连片。白天，蝗虫多得遮天蔽日。太阳一落山，蚊子黑压压一片能咬死人，叫声跟敲锣样。蚊子咬死牛马一点儿也不稀罕。泉水地有头大耕牛，卸犁后放开没有归圈，第二天在一片泥沼找到这头牛时，已被蚊子叮咬得浑身全是血痂，从泥沼里弄回圈，当天晚上就死了。部队刚进驻小拐，几匹军马膘肥体壮，一个夏天过去，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被叮咬得血肉模糊，化脓感染，没熬过秋天就死了。
班长彭振忠去河里放运搭建营房的木料，木筏子到龙口时，水大流急，他跳上岸，情急中忘了拿脱在木排上的衣服，裸露着上身往营房赶，成团的蚊虫追着他咬。起先，他两手各拿一束芦苇扑打，却是越打越多。无奈，就放开步子往营房跑，也就是十多里路，跑回营房已全身是血，脸也肿得像个发面馒头。
为对付蚊子叮咬，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青蒿草烟熏，戴上只露两只眼的头罩，像养蜂人戴的面罩。但是，青蒿草不能漫天地燃；头罩戴了，一出汗，衣服贴了身，蚊子又叮上了。后来，战士们往身上糊泥。这个办法最有效，蚊子叮不透了。于是，上工先糊泥，收工跳水渠里洗净泥回营房。
三伏天，王震将军去小拐。军用吉普正停在田边，突然从玉米地里蹿出一群泥人，泥人们奔向将军：欢迎司令员！王震迎向泥人，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糊着泥巴的脸、胳膊、腿，说，你们这一身泥铠甲是防蚊虫吧？战士们齐声回答，是，司令员。王震动情地说，你们辛苦了……
新中国屯垦大业的奠基人张仲瀚对铸剑为犁的艰难、持久，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断言：“我们进行的千秋大业，要付出比战争更大的坚韧。”
四
漠风肆虐。春姑娘给戈壁点缀的几星绿色，又被无情地抹去了。
风中走来一队军人。1950年3月19日生产誓师大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部队沿天山支脉秋力塔格山西行，部队要去包头湖安营扎寨。
包头湖，吾瓦地面儿上一处苇草杂生的水沟湿地。吾瓦，秋力塔格南麓山洪冲积扇，维吾尔语“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这支启程渤海湾的队伍，走得可真够远的。
三五九旅自1945年南下出征，经南下北返，中原突围，连续作战，损耗很大。南下时，七一九团指战员千余众，回到延安时已不足二百……中央采纳王震建议，从三五九旅抽调三百多名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由张仲瀚率领，到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山东渤海地区组建一个旅，再返回西北参战。任弼时给华东局前委书记陈毅写了亲笔信。陈毅对这支部队的组建特别关心，委托张爱萍负责组建，并批准华东军区一个两百多人的学员队调配为部队骨干。
一万三千多青年学生和翻身农民，站在了“华东渤海教导旅”军旗下，陈毅登高一呼：“山东自古出好汉，你们都是山东的好汉！”台下欢呼。1947年9月，渤海教导旅奉命西进。部队经德州出山东，过邯鄣走武安，进入太行山区。10月，整编入西北野战军，序列六旅十八团。
1949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师十八团抵达古城焉耆，与师长张仲瀚率领的入疆先遣队会师。
兵团首届积极分子大会合影留念
部队过酒泉时，队列里跳出一个英俊壮实的小伙子，他拾起路边一块炮弹皮，悄悄打进背包。这个中原农民的儿子叫方喜成，他在酒泉听了司令员王震进军新疆的动员后，记住了“屯垦戍边”，知道一个战士要干什么。在老家他就和爹一起种地，这块分量不轻的炮弹皮，和他一起晓行夜宿到了新疆。
部队屯驻吾瓦，大生产开始了。方喜成用这块炮弹皮打制了一把又大又重的坎土曼，这块留有方喜成体温的炮弹皮知恩图报，帮着它的主人创造了草泥滩一天开荒三亩三的纪录，它的主人成为部队垦荒初期名震三军的“坎土曼大王”。
战友们对大王方喜成还不那么服气，说他立功全仗了他的坎土曼。他们服宋献银。宋献银种一年粮能吃十二年！宋献银还是战斗英雄。
1948年11月26日，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两个团和三纵队一个团把国民党七十六军堵在了永丰镇城寨。永丰镇不大，东西六百多公尺，南北四百多公尺的小城寨，城墙却高，城外有几米高的城壕。
这三张照片大致能概括宋献银的一生。“坎土曼大王”宋献银，因为一天开荒三亩受奖，奖品是一把坎土曼，还是开荒。他说：“开荒比打仗苦，苦得多。”
总攻是拂晓开始的。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十八团一营指战员穿过枪林弹雨，越过三百米开阔地，冲破被炸开的城墙豁口。宋献银冲进了敌军一个暗堡，一声“缴枪不杀”！暗堡里六个敌兵惊得愣了神。宋献银取下来一挺歪把子机枪的梭子，卸下三支步枪枪栓后，也才愣过神来，暗堡里只有他和六个国民党的兵！他和连队已经失去了联系。天亮后，炮声枪声渐渐停了，宋献银押着六个俘虏，带着三支步枪一挺机枪归队。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和他。他们连也只剩二十多人……战友身上流出的血还是热的。
巨大牺牲的回报——全歼敌七十六军，活捉军长李日基。
特等功。战斗英雄。入党。提升班长。宋献银什么都不要，他觉着什么都受之有愧。“我还活着，我的战友牺牲了。死了，多年轻啊！”他棉衣背后腰正中被弹片炸了一个洞，只剩下一层里子就啃着肉了，棉的柔克了弹片的刚，给了他一次幸运。
以后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么，他都不觉苦。
屯垦吾瓦，宋献银带着一个班十二个战士，一人一天垦荒两亩半，一天三十多亩啊！从满天星干到一夜天光。最多，他一天开出了三亩地！一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亩，种的粮食够吃十二年，成了劳动模范。奖品是一把用来刨地的坎土曼。
大家也服了方喜成，他带领的水稻小组四十亩地亩产水稻422.5公斤，得了国家农业部的银质奖章。
感谢维吾尔兄弟的坎土曼。
拓荒之初，更多的农田是用坎土曼开垦出来的
老兵们对坎土曼有着特殊感情，在他们眼里，坎土曼已经人格化了，是战友，战马。拓荒之初，老兵人手一把自己打制的坎土曼。
坎土曼历史悠久。克孜尔壁画就绘有坎土曼。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西域农耕已经广泛使用坎土曼，说不定，克孜尔千佛洞一个个佛窟就是坎土曼挖掘的。
石河子军垦博物馆收藏有大小不一，式样大同小异的坎土曼。其中一把特别引人注目，这把坎土曼比常见的坎土曼大出几乎一倍，残存部分直径仍有三十六厘米。这种大号坎土曼，是量体裁衣为大力士们打造的。
1999年，这把大号坎土曼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水，荒原的天命啊。
1950年春十八团团长于侠，政委黄云卿，还有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随王震将军同行。维吾尔老人玉素甫是将军的向导。第一天跑得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星空帐，沙地床，喝着葫芦里带的泉水，吃着篝火烤热的馕。
火光中，玉素甫老人拨动了都他尔琴，古歌从胸腔流出——
看见了白碱黄沙
想起了英雄玛洛珈
只说她一去不返
只见野麻花
……
这是流传在吾瓦的一支维吾尔民歌。相传很早以前，孔雀河流过吾瓦，村落桑榆遮荫，农田稻麦飘香，后来孔雀河改道，绿洲变成了一片焦渴的土地。美丽的姑娘玛洛珈，只身走进塔里木深处探寻水源。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人们望眼欲穿，盼望玛洛珈能和涓涓流水一起归来。
每到五月，塔克拉玛干遍地罗布麻花，丛丛簇簇的花朵如霞似火经久不衰，人们说，那是玛洛珈为后人留下的标记。
我们一定要引来孔雀河水，造福我们的人民！
又一个星光洒银的夜晚。吾瓦东南的大墩子，经文学校摇曳的烛光下，局部放大的新疆地形图。
讨论持久而热烈。王震终于拿起了红蓝铅笔，阳焕生、于侠一人一边抚平了新疆地形图。从铁门关峡谷出口处的艾乃孜，到库尔楚，划出了一道粗粗的红线——六十二公里长的十八团大渠。
水，荒原的命脉。“只要有了水，我们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引孔雀河水入吾瓦荒原的渠，王震将军定名为“十八团渠”。1951年5月15日，为这条以部队番号命名的大渠剪彩放水后，一身戎装的将军孩子样跳进渠水中，高声喊着：“同志们，下来吧，把辛苦的汗水洗掉吧！”
1950年8月，二军六师各路人马汇集大墩子。司令员王震令：1951年5月1日开闸通水，我来剪彩、庆功！
“王震说了，翻过年‘五一’放水，放水我来剪彩。这就等于给十八团立军令状嘛。我们连上了一百零八个战士……”
就为了王震这个军令状，年方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赵自力连长，率领一百零八个战士上阵，赵连长夸口，《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个个身怀绝技，机枪连一百单八将个个英雄好汉！连长举旗，班排长向前，擂台竞赛夺红旗。
“那时候战士们争荣誉啊，晚上偷偷跑到工地上继续干，天不亮又往工地跑。那时候起床，出工还是吹起床号，号声响起人早走光了。整整一个冬天战士都穿着衬衣干活儿。从山上往下背石头，砌渠帮子，一天能背六趟。六趟算下来就是三十多公里，身体好的要背到八趟。军鞋不耐穿，一双鞋子，戈壁上十多天就没有底子了，脚上的茧子厚得刀子都削不动。一个月下来，十字镐磨成个小榔头了，坎土曼只剩下个月牙牙，全磨掉了。
“那时候生活相当艰难。王震冬天来工地，去四连炊事班，伙食不好，又看到战士那样艰苦，他心疼他的老兵，训了团长、营长：你们不能光是喊加油，加油，还要把伙食搞好呀！挖渠强度这样大，吃不好怎么完成任务？年轻小伙子吃不饱就没有劲，战士身体亏了是部队最大的损失。团里要想办法多买牛买羊，天天要有肉，放开肚皮吃。当时，人家老乡不认军队的钱，要光洋呢！王震到迪化就给团里拨了好些光洋，买羊买牛。口粮按野战部队定量，‘干不干二斤半’，管饱。”赵自力回忆说。
翻过年的“五一”，老旅长果真来了。他坐苏联的小飞机来的，库尔勒还没有飞机场，飞机就落在戈壁滩上，离大渠工地不远。十八团一营、二营、三营，来了两千多人。新疆的老乡来得也多，大墩子、库尔勒乡，还有骑毛驴骑马从焉耆来的，像赶巴扎样热闹。放水典礼前先开庆功会，王震在简易台上讲自豪感，说十八团渠是新疆第一条现代化的引水渠，这是为人民立新功。十八团打仗是英雄，生产当模范，我给你们庆功！大家使劲地鼓掌。
而后，老旅长剪彩开闸放水。他很高兴，一下跳到水里去，叫战士们也下水，说洗去辛苦的汗水。战士、老乡纷纷往水渠里跳。
自此，源出博斯腾湖的孔雀河，在铁门关峡谷南口艾乃孜分身十八团渠，追寻玛洛珈的足迹，流经上户乡、大墩子、吾瓦，直到三十团所在的双丰镇。
挨过漫长的冬日，春天终于来了。
战士们汗水浇灌的土地不见春的勃兴、萌动。瘌痢头样的麦地里，稀稀拉拉的麦苗苟延残喘着，如果老天碰巧在播种期落几滴泪，雨后板结成壳的盐碱地就毫不费力地彻底击溃了军人的无畏——成片成片的地里不见一棵庄稼苗。
这是吾瓦的真实。
几乎看不见青苗的田边站着一群肩头裸露的汉子。他们被碱尘蜇红了的眼眶里滚动着屈辱的泪水。春日潇洒的阳光下，盐碱壳喷射着不屑一顾的冷光，傲然讥讽着流着泪的汉子们。那个把炮弹皮打进背包，迢迢万里背到古城焉耆打成一把又重又大的坎土曼，创造了草泥滩地日开荒三亩三的“坎土曼大王”方喜成哭出了声。
荒原不相信眼泪。
1956年春，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来吾瓦考察。排长王正模在二支渠挖了一个剖面坑。柯夫达下到地坑里，以科学家的严谨，用小刀一层一层取样，不时用舌头舔着，眉头渐渐皱成了疙瘩。土壤成分报告单出来了，柯夫达对他的中国朋友说，这种土壤，在苏联就不种了。学者柯夫达有科学根据，土壤学理论指数，可耕地一米土层里盐碱含量最高极限值是1.5％，而吾瓦为3％-5％，最高值达10％。其实，大可不必折磨可怜的舌头了。眼前的景象一目了然，大片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壳，人走上去咔咔响。阳光下，白得发蓝的碱壳刺得测量人员的眼睛红肿。
处女地也曾敞开温柔的胸怀接纳了军人的热烈粗犷。大水漫灌洗盐压碱，这时的地下水位深五至七米，盐碱容易洗淋，土壤淡化了，第一季收获带来了彻夜狂欢。无奈好景不长。战士们还陶醉在小麦亩产四百斤的喜悦中，地下水位很快上升到了一二米，高水位的强烈返盐，使短期复洗盐碱收效甚微，有些地块已经是有种无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军人们镢头刨坎土曼挖“二牛抬杠”胼手胝足汗珠子摔八瓣开垦出的一百零一万亩耕地，撂荒二十五万亩，还在耕种的土地，碱害面积高达20％到40％，粮食单产只有七十六斤，收的粮食抵不够种子。“头年丰收，二年歉收，三年变成秃子头，四年把种丢”，1960年就亏损一百七十六万元。一片片在骄阳刺激下，寒光傲然的盐碱把军人的一个又一个丰收梦剥蚀得支离破碎。
这些个五尺男儿军中豪杰，坐在秃了头的田边，抽泣哽咽号啕：“这他妈是撵我们走啊！”
还得挺起男人的头颅军人的脊梁。
吾瓦的绿色革命，开始于五连试种的三百五十亩水稻。
最初谁也不会想到这戈壁荒原能够种水稻。都是北方人，又都是穷得过不下去才出来闹革命的人，想的只是他们自小吃惯了的谷子、糜子，能种麦，那已经是美事了。
听说五连想种水稻，技术人员反对。湖南参军的大姑娘来后，熬不住没有大米的日子，央告见了姑娘就青春焕发的小伙子们种点水稻，结果是伤了姑娘的心，稻子一亩只收了十几二十斤，地却种得水位上升白花花一片碱。团党委下文：好地不准种水稻，要种就在撂荒地上种。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地本来就被碱得一块块丢，再雪上加霜种水稻，把这点好地再整光，人还往哪去啊？技术员有根据，土壤盐碱含量大，地下水位又升得这样高，水稻用水多，不翻碱才怪！
被盐碱逼得无路可走的人们，偷偷又播下了稻种。实在没有想到，三百五十亩水稻亩产三百多斤！
命运的转折和突破，竟然源于两条废渠——水稻地边有两条废渠。稻田灌进水，废渠里开始渗出汩汩一股细流，尝尝，水涩苦。测定，地里的盐碱洗到了水里。
人上下通气不得病，地上下通气长庄稼。十年艰苦卓绝的实践得出的是这样一个不无戏谑的结论。
第二年，五连的三百亩水稻，又获丰收，亩产冲破了千斤；良种试验站种的三百亩，单产九百斤，一下轰动了！
汉子们明白了，酷虐厚重的西部中国荒原，只能在熟知顺应给予后获取，而任何一点哪怕最微小的鲁莽，也只能招致失败乃至被抛弃。汉子们不得不回过头，以十倍于前的热情——不管你是心底奔涌的激情还是挤出的笑脸——补偿往昔的亏欠。
从一千零八十二公里长、四米深的排碱渠里挖出的土方，可以砌筑成一条高一米宽一米，从帕米尔高原一路逶迤铺到东海岸的大堤。
上口宽二十八米，下口宽十米，深四米的排碱渠，需要一锹倒一锹地四次接力后，才能把一锹泥从渠底翻到渠上。
农活一环扣一环。割完水稻摘完棉花，庄稼人本该喘口气了，却要抢在封冻前多挖几条排碱渠。最是南疆十一月要冻不实的苦日子，挖下去几十厘米就见水，冰碴子明晃晃地在碱泥里插着，公家那时还没钱给他们买一双雨靴，只好委屈小伙子们自嘲双脚为“穿不烂磨不透”的“皮鞋”。
“咬着牙踩进带着冰碴子的碱泥窝窝里，就不想再挪开了。冻泥暖化了，温乎乎的。再挪一步，又是冰碴子，刺进双脚碱裂了冻裂了的伤口里，又是刺骨透心的痛。山东、湖南来的姑娘，脸上挂着笑眼窝里噙着泪。”给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挖剖面坑的排长王正模难忘挖排碱渠的体验。
挖排碱渠真比挖十八团渠还难。十八团渠一年不到挖成了，排碱渠是年年挖，每年冬天挖，一挖二十五年哪！哪个战士的双腿不被盐碱蚀得肿得发亮？
赵自力是吾瓦变迁的见证人。
太苦太累，偷偷地搞点“物质刺激”吧，极限付出的生命需要点色彩和营养。那时搞红旗竞赛，一面面红旗竖在一列列方阵前，寒风中猎猎作响——
一等奖：团奖给连队一口猪。
二等奖：团奖给连队一只羊。
“分到一个个碗里顶多一小块肉疙瘩，那个年月，有肉味就行了。”赵自力说。
没有仰仗苍天，也不屈服命运，就靠一双龟裂的手，和盐碱争夺这块立足之地。军人们付出了太过沉重的代价。十年、一百年，时间越久历史越长才越明白，他们的牺牲太大太大，他们的给予太多太多。
“上下通气长庄稼”的伟大发现以后，智慧渐长的军人们又细心地把垦荒初期苏联老大哥规划的1500米×1000米的大条田一划为四，改为利灌利排的小条田；又把新疆特有的高级滋补品紫花苜蓿，绿茸茸地披在了处女地的身上。
苍凉遒劲广袤的深层蕴藏着柔情万种，昔日荒原吾瓦温柔得如六月的草原，以虽然还不丰满却温柔多情的胸怀，给军人们孕育一季又一季丰硕的果实。
有了水就有了一切，可这一切又来得多么不容易。兵团农场，大都有这样一个艰辛又曲折的过程。
五
只要去过南疆重镇库尔勒，就难忘她的美丽。穿城而过的孔雀河，给了边城无限灵动。
一处青松翠柏环绕、花红点染的水岸边，耸立着一十八米高的纪念碑。红褐色花岗岩底座高十二米。底座上肩负钢枪、手握坎土曼的解放军铜像高六米。
这就是以解放军部队番号命名的十八团渠纪念碑。
水，生命之源。
亿万年前，人称西域的这片新土还是汪洋大海。亿万年前，地球的“华西力”运动地壳骤变，造就了新疆“三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夹“两盆”——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地貌构架。高山屏障阻隔了来自印度洋的湿气流，这里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内陆、是地球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大自然以它无与伦比的神功，点化了一架苍莽，一脉阳刚——天山。天赐之山崛起中亚冉冉东来，接阴山引祁连逶迤五千里。天山之于新疆如黄河之于中原，是父亲，也是母亲。
荒原的哪一次苏醒，绿洲的哪一次律动，不是它生命阳刚的磅礴？
如果说，遍布天山南北的河流是西域文明的摇篮，是新疆大地的母亲，这个母亲的脾性儿实在是暴戾了些。她们因雄性的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对她们冷暖不一而喜怒无常。夏天，雄性的大山情欲蓬勃，她们也似脱缰的野马；入冬，冰雪封山，她们也流断情绝。
她们滋养出一方方文明，又随意地抛弃一块块绿洲。楼兰、尼雅、伊循……几多盛极一时的繁华之地，被遗弃为废墟。
维吾尔族民谚：有水就有地。
新疆，水的传说很多。一方百姓一个版本，古往今来，口口相传。
中国这块最大的疆域，兴修水利，规导水的行为，是避免重蹈厄运的唯一途径。
乌鲁木齐也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水流——和平渠。
和平渠，和平将军张治中起的名。说起来，这条渠1942年就开始修建了，要引老龙河的水浇灌迪化城北郊的菜地。却一直通不了水。1946年秋，主政国民党西北行辕的张治中任命王信文为国民党西北行辕军垦处少将处长，屯驻迪化西北的青格达湖，这条渠复又修筑。
其时，正值“三区革命”爆发，张将军衔命调停处置，这条渠也就赋予了和平使命。
1949年底，六军十七师接手青格达湖垦务，欲扩大垦区，解决部队吃粮问题，灌溉用水是首要，和平渠又一次整修扩建。
没有水泥，只有采用片石干砌技术。工程师樊宝兰受命设计修筑方案。算出来的数据让他自己也大吃一惊：需片石七千立方。一立方一千五百公斤，七千立方，一百辆汽车拉运一个月。工程师自嘲“马歇尔计划”，别说汽车，毛驴车也凑不够啊！
耕畜不足不发愁，八人拉犁气死牛。在石河子、奎屯、阿拉尔……在天山南北每一片荒原，都有“第一犁”的故事
将军们笑了。王震说，我们没有汽车，拖拉机嘛有的是。工程师樊宝兰一脸疑惑。陶峙岳幽默，比拖拉机还要好，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没得比！不信？五天以后你看。
五天后，1950年2月21日。
三甬碑到安宁渠，几十公里路上，五六千人组成的爬犁子长龙阵轰动了迪化城。
那时间，新疆雪大，一入冬下了雪，家家户户都用爬犁子拉煤，拉冰。爬犁子拉片石，司令员是受了老乡的启发。“老天帮我们，那年雪大，从没见过那么厚的雪，太阳一晒，结一层冰壳子，溜溜滑。”战士们去仓房沟砍榆树，拆盛世才建的牢房，找钢筋铁棍，做爬犁子。全军总动员！一人拉一个爬犁子，一个爬犁子一面小红旗，从三甬碑到安宁渠，几十公里路上排成了爬犁子阵，场面壮观得很。
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年龄不小了，也拉着爬犁子。司令员、王季青两口子都在队伍中，一人拉一个爬犁子。
“拉到地窝堡我们停下休息，看见司令员弯着腰还在那儿使劲拉，羊肚子毛巾在脖子上围着，满头大汗。我们跑上前帮他拉。司令员拍拍我的头说，天气太冷了，不要冻坏了。问我们，带酒了没有？有没有带酒的，大家让一让，喝一口酒身上就热了。要学会休息，回来放空时，步伐和呼吸一致，就会缓过劲儿来。”樊宝兰还记得那温暖的场景。
早起的老百姓推开门，街面上全是拉石头的爬犁子！他们哪里见过这阵势。噢哟！当兵的拉石头修渠呢？不敢相信。噢哟！司令员也拉石头？盘古开天地了——头一回嘛！
真是万人空巷。
从三甬碑拉到西大桥，往返十多公里路，每天五点起床，拉一趟再吃早饭，一天能拉四趟。以后越拉越远，最北到了五家渠，往返一趟七八十公里。为了赶在化雪前修好渠，开展劳动竞赛，放空的时候，战士都一路小跑。饭顾不上吃，怀里揣两个冷馒头，饿了一边走一边啃冷馒头。
“那时候老百姓真好，维族老大妈提着茶壶站在路边给战士送茶。卖馕的维族大伯不要战士的钱，战士只好放下钱就跑。人家后面大声喊，不是说一家人嘛，一家人不吃一家人的东西？几个卖馕的老汉商定，拉石头的解放军，两个馕的钱买三个馕，真感动人。”樊宝兰叹道。
后来，迪化的机关、学校、市民都行动了，郊区的农民也赶着毛驴车，“六根棍”帮助部队拉石头。石头很快拉够了。
拉石头修和平渠时，新疆军区通讯团的小战士谢冰茹不满二十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谢冰茹前辈从新疆兵团农四师司法处处长岗位离休。
六军十七师的王佩荣，是最早一批进疆的湖南女兵，她比谢冰茹还要小，只有十五岁。回顾往事，她说，最记得真的就是修和平渠拉石头：
“记的是正月初五，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委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几千人的爬犁大军拉片石，我们在迪化城穿街过巷，浩浩荡荡的队伍好像游动的长龙。迪化全城轰动了，市民从没见过这样奇特的场面，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参加到我们的队列中。”
十五岁的王佩荣和另外两名女兵拉的片石有千斤重，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四点钟起床，大家都是争先恐后，拉到半路想休息一下。一停下，身上汗水结冰，爬犁也粘在冰上难拉动。再累也不敢歇了。和平渠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有一百多里远。路上遇见王司令员，问她们：“冷不冷啊？”她们说：“司令员说反话呀，我们一路汗湿衣，没有偷懒。”司令员说：“有人说新疆又远又冷，鼻子冻掉了，耳朵冻掉了，我看一看，你们的耳朵冻掉没有？鼻子冻掉没有？噢，都还在。湖南女兵，个个是英雄。”听王司令夸奖，她们好开心。“那个年代，人人争先进，个个都想当英雄。”
不到三个月，十七师拉了一千六百多方片石，完成了任务。
新疆东大门哈密垦区开发，是从哈密南的火石泉开始的。辽阔的火石泉荒原足可以开发两个大型机械化农场。
还是水。开发火石泉，首先要从天山脚下修一条近百里的引水渠，天山雪水才能给火石泉生命之绿。
没有水泥，还是采用片石干砌技术。石头要去天山峡谷石城子采。采石任务给了战争年代敢打硬仗的英雄营——四十七团二营。
天山峡谷石城子，崖悬壁陡，谷底水深流急。战士们腰系绳索，悬吊崖壁上打眼放炮。排长姚炳云战争年代就是名闻全军的爆破英雄，不知端了敌人多少碉堡，战功赫赫。天山采石，他又一次大显身手，攀悬崖，爬峭壁，选炮眼，想方设法提高采石效率。为了节省紧缺的雷管、导火线，姚炳云创造了“连环爆破法”：借助山石震动，一只雷管引爆五六个炮眼，从一炮只能取半方石料提高到一炮能采四五方石料。
修渠工地背石头，“再来一块！”
战士王德创造了“拉山爆破法”：利用山崖走脉，散打线状炮眼，一次排炮就拉下半个山头。引水渠一天天向前延伸，荒原变绿洲的梦想就要变为现实。王德又一次攀山取石时，与崩裂的山石坠入深深的峡谷……
这条给予火石泉生命绿色的渠，命名“红星渠”——战争年代，这支英雄部队的英名，王德的英灵随红星渠长长的水流久久流淌。
1951年6月，六军军长罗元发专程去了红星渠工地。山南戈壁，骄阳流火，两千多修渠官兵赤裸上身，一条裤衩，黝黑的皮肤阳光里闪着光芒。
战士们向他报告：“军长，只要渠成水通，火石泉千里荒原就是万顷良田！”
此情此景，罗军长情动，向他的战士致敬：
战士，永远是战场的斗士！
在新疆人心里，天山是父亲，是母亲，是神灵。
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眼里，天山等同于长城。
这座山脉，还有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作用：引导草原牧民流入绿洲，转变为农业民族。
在准噶尔盆地，天山这个伟大的作用借助玛纳斯河而有了结果。
玛纳斯河跳出天山中部的依连哈比尔尕冰川，先一路穿山越涧，汇百水成一流，从肯斯瓦特脱离天山约束，挟裹着数以亿计、朴素中透着高贵的鹅卵石，冲向天山北麓的大小河床，又义无反顾地再次聚合，恣意纵情地巡游在辽阔的准噶尔盆地。直到精疲力竭，巡游者才归宿阿雅尔淖尔。
“玛纳斯”，蒙语。《西域水道记》云“玛纳”意巡逻也，“斯”谓其人；滨河有巡逻者，是以名焉。
巡逻者激情地巡游出了数百公里的冲击扇，巡游出了伸入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红柳林，巡游出了中亚游牧文明的摇篮，又巡游出了培育农耕文明的片片绿洲。
军人开始的水利开发，最为有名的是全国四大灌区之一的玛纳斯河流域灌溉体系。
王义忠先生是玛河灌溉工程技术负责人之一。先生祖籍河南商丘，1944年从武功农学院毕业后就职黄河水利委员会第十八测量队。1948年，受任职新疆水利厅副总工程师的老师刘钟瓒之邀来疆。1949年深秋，随新疆水利厅厅长王鹤亭在南疆小镇库米什迎会张仲瀚率领的入疆先遣队。自此，王义忠先生投身新中国屯垦大业。
“九二五”起义不到十天，陶峙岳就到酒泉见彭德怀、王震。在酒泉，王震向陶峙岳了解新疆的水土情况。陶峙岳说，没有水，不留人。
王震心里很有数，他派张仲瀚率领一支先遣队先进疆，又命令陶峙岳组织一批技术人员到焉耆与张仲瀚会合，部队一到，就开展生产。1950年开春，种子是要播进地里的。
水利厅长王鹤亭带队，水利厅七十多个人，工程师就有十几个，在库米什与张仲瀚的先遣队会合了。当天夜里，大家都住在库米什。
第二天到焉耆，踏勘荒地。“一百多匹马，很威风。大部分荒地是和静蒙王府的，蒙王府当家的是蒙王的福晋，就是老婆，叫乌静彬。乌静彬在北京读过书，开明，拥护解放军，带头捐地。”王义忠记得当时情景。
1950年春播结束，5月份才回乌鲁木齐。王震接见了水利专家们。王震表扬水利专家工作干得好。说，要在新疆站住脚，第一抓水利。没有水，什么都没有。你们水利专家，是建设新新疆的宝贝。
按照王震的指示，水利厅组织了四个工作队，配合部队大生产。第一工作队到阿克苏，协助二军五师；第二工作队在焉耆，协助二军六师；第三工作队就在北疆这一片，从奇台到五家渠、石河子、奎屯这一带；第四工作队去了哈密，协助六军十六师。王义忠是第三工作队的队长。每个队拿一封王震亲笔签署的信，信是写给各军师团领导的。主要内容是说专家到部队帮助工作，交通、食宿，一切都由部队负责。生活按中灶待遇，中灶是团级待遇。“我们前面勘测、定点、规划，部队后面跟进，开荒挖渠。那真叫紧张啊，没黑没明，星星还在天上，出工了。见不着日头了，还在荒地上跑着。嘴里啃着馍，肩上扛着测量架。几个工作队都受表扬。王震表扬，陶峙岳表扬，张仲瀚表扬。那时候人重荣誉啊，几句好听的话，劲头就足得不得了。”
王震这个人有眼光、有魄力。他一眼就盯上了玛纳斯河的水量，玛纳斯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玛纳斯河是天山北麓最大的一条河，水量大，冲积平原也大。王震一进疆，就在玛纳斯河流域放了两个师：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现在的农七师；二十六师，现在的农八师。二十五师在炮台。为了配合炮台生产，1950年春，水利厅派副总工程师刘钟瓒带领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把盛世才时期开挖了一半的新盛渠和太平渠修通了，二十六师驻玛纳斯，也是利用旧渠引水，开展生产。1951年冬，王震下令玛纳斯河以西开发五十万亩荒地。命令水利厅第三工作队配合二十二兵团九军工作。
王震只是看着河里的水大，水到底有多少不知道，地在哪儿也不知道，那是两眼一抹黑，不要说没有水文资料，连一张地形图也没有！
只有实地踏勘，走访。去沙湾找老乡打问。都说西边的地多得很，八九月洪水下来还遭涝呢。王义忠找到一个向导，叫徐立同，六十多岁，人老几辈子就在沙湾了，他告诉我们，他爷爷过去年年种野地，能种多少随你种多少。他跟爷爷去过，骑马走不到头。种野地是当地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利用八九月间洪水漫灌，把漫过水的地犁一下，骑马撒种子，撒完种就等第二年收麦子。冬天雪大，麦子收得多，雪小收得少，颗粒无收的年份也有。
水是新疆农业生产的命脉。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最大的这块疆域，由军人掀起的以现代化大农业为基础的大开发，从根本上说，是水利的大开发。而大开发最初是坎土曼奠基的
一年一年种野地，地名也叫出来了。玛纳斯河西边下野地大得很呀，上面还有上野地、东野地、西野地，中间叫中野地。
王义忠带队去下野地转了三天，好家伙，一马平川，连天接地望不到边，估计在百万亩以上，长满了梭梭、红柳、骆驼刺，冲沟边上有胡杨，土质疏松，盐碱很小，是难得的一片好地。
地找到了，找水。新疆的河，大都是季节河，全靠山里的雪，天山就是固体水库。天越热水越大，夏天发洪水。春天播种，入秋长庄稼，偏偏是枯水期。在新疆搞开发，不修水库不行。
沿着老百姓种野地留下的路，由西往东走。老乡指点他们，有一处自然洼地，叫蘑菇湖，夏天发洪水时，水深有两三米。找到蘑菇湖后，大家都非常兴奋，真是再好不过的水库库址，工程量不大就能建一座中型水库。他们到了这才明白为什么叫蘑菇湖，洼地四周到处都是蘑菇。他们又找到了大泉沟、小泉沟——建水库事半功倍的好地点。
接着，测量、规划引水渠。天山北坡是天山雪水冲积扇，地形走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当时没有地形图，王义忠想了个土办法，在西野地中间测出南北地面坡度，然后再沿西野地通往沙湾县和玛纳斯河的一条马车路，测出到玛纳斯河边的距离和高程，依此推算出在玛纳斯河的引水位置和到西野地的大概渠线位置。
当时他们只有两架水平仪，不够用。专家们想了个土办法，用三根木棍绑在一起，支成三脚架，把一碗水放到三脚架上，从碗里水面看出去测渠底高程，大致不差。一段渠道挖完后，再用水平仪验收修正。
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工作条件简陋。戈壁荒滩找不到固定目标，很容易迷失方向。王义忠派助理工程师田树尧测渠线，晚上收工迷了路，一个人怕狼袭击，爬到树上待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返回驻地。“我们急得放烟火，派人找。”
五月初，西岸大渠举行开工典礼，王震专程赶到工地剪彩，和陶峙岳、张仲瀚一起挥镐破土。
玛纳斯河引水干渠工地，女战士干砌卵石
现在也难让人相信，这些水渠见不到水泥的影子，那么宽的渠道全是用卵石砌起来的，卵石咬卵石。“谁不知道用水泥砌渠又省工又坚固，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搞那么多的水泥呀！干砌卵石渠道是逼出来的，最后事实证明，这是我们一个天才的创造。”多少年过去了，渠道经受住了考验。当年就是靠柳条、苇子捆、梭梭柴和卵石砌起的。“我们刚到玛河工地，一根铁钉都找不到，我们用的钉子是自己用铁锤叮叮当当砸出来的。”王义忠说。
西岸大渠连上配套的支渠、斗渠，长达一万五千多公里，一个很成熟的灌溉系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搞成了。1951年“八一”通水那天，战士们激动地扑通扑通往渠里跳。
猛进水库开闸放水了！湖南大学化工系学生曹含俊与李际可是同一天当兵的湖南老乡，李际可高兴地往曹含俊身上泼水：“水库修好了，我们也该好好洗个澡了！”
陶峙岳将军为《玛纳斯河总干渠工程》一书写就的序言，对认识部队拓垦之初的付出和建树，有见证人之信，辑录在此：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英明论断，在新疆气候干燥和土壤质地含盐较重的情况下，使人们体会得更为深刻。新疆的农业是建立在灌溉条件的基础上的，没有水利建设，就谈不上有什么农业。玛纳斯河流域开发农田数百万亩，把各项水源都尽量地利用起来，从流域规划到渠首工程、灌排系统、水库、电站等等建设，付出了极大劳动，耗费了巨额资金，甚至有些同志还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代价是不小的，经验是极丰富的而极可珍贵的。这一敷设在广大地域的水利建设蓝图，可以看到血汗濡染，可算成为科学结晶。经过艰苦斗争，使湍急而滔滔不绝之水，循序渐进，适时地流到人们所需要的地方，永远滋润着一片绿油油农田，永远为人类社会日常生活服务。于此可见，科学工作者和水利建设者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毅力，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最后达到善于利用自然，其贡献诚有足多者！把玛河水利建设的经验纪实，汇编成册，供诸研究，将有助于其他水利建设，出现更多更大更好更新的工程，其利更溥。值兹《玛纳斯河总干渠工程》发刊之际，谨弁数言，以示额手称庆之意。
陶峙岳
一九六二年八月
似水流年六十载，和平渠已由承担农田灌溉、城市防洪转化为边城不可或缺的一景。它从南到北，蜿蜒于这座离海岸最远的边城，流连缀接南公园、人民公园、红山公园、儿童公园、鲤鱼山公园、新城公园，播绿留新，滋润心灵。
岁月冲淡着记忆，流水却永葆青春。
古韵长歌
一
1987年，中国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达辽东，蜿蜒万里，是古代中国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西域——新疆，修筑过长城吗？
《汉书·西域传》记：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请在轮台东“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
自张骞通西域，甘肃而西，沿丝绸之路置烽燧，设戍卒。
行走丝绸之路南道，若羌、且末县境墩里克烽燧、米兰烽燧、吾塔木烽燧、布滚鲁克烽燧……丝路中道尉犁县境脱西克烽火台、卡勒塔烽火台……和硕县境张郭庄戍堡、四十里大墩烽燧、马兰烽燧……
烽燧遗址，残高约八米，东距戍堡约五十米
遥望暮色渐掩的一座座烽燧、戍堡，它们的每一墙，每一堞，犹见烽火狼烟，犹闻铁马金戈。
更有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的大唐盛世，凡边城候望，十里置一烽，建于山高岭峻处；地势起伏，山隔岭绝，则不限近远，只要烽烽相望；临边近界，烽燧戍堡外周筑城障，烽火台上置火筒、火钻、火箭、军旗、鼓、弩、炮石、垒木、生粮、停水瓮，每烽置一帅一副，烽子多人。中央王朝统一西域大地的雄才大略，依稀可辨。
康熙大帝亲政后，平三藩，收台湾，西征准噶尔。高瞻远瞩的“卡伦”，把万里长城从河西延伸到了西疆要塞。
西域大地的烽火狼烟，总是与一条名为“丝绸”的路如影相随。
1901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向世界发布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消息：在中国新疆沙漠里找到了神秘消失的精绝古国都城尼雅。
1995年，中日合作尼雅遗址考察队考古发掘发现了精绝国王室墓地，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
有东方“庞贝”之称的尼雅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所在地。公元四世纪，丝绸之路繁盛一时的绿洲城国悄然消失在黄沙之中，国都尼雅也似从未存世一样渺无踪影。尼雅遗址8号墓出土一男尸。尸身右侧手臂随葬一汉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蓝、绿、黄、红、白，五色艳丽，纹样别致，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瑞兽祥禽浮游祥云花草间，汉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祥祺瑞，疏巧有致，灵动飘逸。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距今一千五百多年
这方汉锦，是用于引弓射箭的护臂，古代叫“射褠”。精美的织锦射褠，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丝绸之路贯通后，丝织工艺得以传播四海，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尼雅遗址、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俄罗斯、蒙古、叙利亚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的古文明遗址中，都出土过色彩艳丽的汉代织锦。
尼雅遗址出土的汉锦“射褠”尤为让西域学者关注的，是同墓出土的另一汉锦残片，这块残片上除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还有“讨南羌”汉字织文。经专家拼合复原，确认与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射褠为同一织物，墓葬年代为东汉中后期至魏晋时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祥瑞语，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五大行星星占学考察总结出的占辞术语。五星为“辰星、荧惑、镇星、太白、岁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方位，而“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之地及中原大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连珠共显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地区的军国大事有利。
《史记·天官书》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
《汉书》记载：继匈奴后，羌人乱边成为汉朝长期边患。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攻打南羌。行前，星占家占卜，卦象金、木、水、火、土齐聚于东方天空，利于中原出兵。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
出土射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文和“讨南羌”织文连读：“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与《汉书》记载几近一致。
冠以“丝绸”的这条路，又是怎样的一条路？
悠悠驼铃和人的双脚行走戈壁穿越沙漠走出来的路，驱动双脚和驼掌的，是商业的利益和人的欲望。
这条因丝绸闻名的迢迢长途却又不仅仅是一条商道。
中国学者季羡林论述：
在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持续时间很久的大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而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其所以能够在这里汇流，则要归功于贯穿全区的丝绸之路。
贯通东西的迢迢长途，把北亚游牧民族的草原之路、青铜之路；把中原大地水陆枢纽；把西域大地的玉石之路、蚕桑之路；欧洲的瓷器之路、琥珀之路、运锡之路、运盐之路……系结在一起，编织出古代世界最大的经济、文化网络，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也持续不断地推动西域——新疆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
历经了王朝兴衰，看不尽沧海桑田。
商业的精神是包容，互惠；战争的目的是征服，掠夺。
曾几何时，烽燧就是丝绸之路的航标。
汉武大帝时期的西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塞之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库车县境克孜尕哈汉代烽火台。它默默耸立在丝绸之路中路要冲，已阅历两千年沧桑
贯通亚欧的迢迢长途没有字面上那般美丽浪漫，穿行戈壁大漠的长路有沙尘风暴，也有人世险恶。
大唐王朝自长安经伊州、庭州、轮台，西去碎叶，一路置设镇戍，守捉，烽驿，主要是护持丝绸之路北道的通达安全。唐时，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商旅、行政、军事功能合一，最是繁盛。
无论是汉武大帝，还是大唐盛世，对西域的经营，丝绸之路的通达，基础在屯田，前提还是屯田。
二
1958年，在新疆沙雅县于什格堤汉遗址发现的“汉归义羌长”印，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发现的“司禾府印”，是新疆境内汉遗址发掘中最为著名的两方印章。
“汉归义羌长”印，铜质，方印，通高三点五厘米，边长二点三厘米，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三行：一行为“汉”字，一行为“归义”，一行为“羌长”；印文文字字迹清晰，端庄古朴。印纽为一只绵羊，绵羊头部平视，蹲卧在铜印上，造型生动逼真，象征性很强。
尼雅出土的汉代屯田官“司禾府”印鉴
此印又关联南羌。比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此印当为汉王朝征讨南羌后颁发给羌族长老的印信。
“司禾府印”炭精刻制，方印，通高一点七厘米，边长二厘米，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两行：一行“司禾”，一行“府印”，印章上部的纽把为覆瓦纽。此印为汉朝屯田官吏使用的官印。
图为阿克苏新和县古城遗址出土的汉代“汉归义羌长”铜印
西域地处东西文明交流孔道，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独特的发展历史，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后，汉语文献成为西域历史最早、最重要的文字记载。
久闻伊犁有一“汉张骞碑”。每去必问寻，终不得见。
清和宁《三州辑略》辑有残文：“汉张骞碑，在伊犁南山，文字剥蚀余二十字”，可识“进鸿钧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等二十字。清代许多人认为是张骞抵乌孙时所立。嘉庆年间，洪亮吉闻说也曾寻找，未得。
寻碑不见，有文在记。《新疆伊犁府乡土志》记载：“伊犁府，汉初为乌孙国，治赤谷城，本西域著名大国也。至武帝时，通西域，用张骞计，始与乌孙和亲，其国王常附汉共击匈奴。”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过陇西时，被匈奴骑兵羁押，辗转十三载，历经千辛万苦，不辱使命，持汉节不失。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时，出发时的百余众唯剩他和甘父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奉汉武帝“联盟乌孙，共击匈奴”之命，博望侯张骞率众逾三百，携价值巨万的丝绸金币，又一次出使西域。
浩浩荡荡，一路西行。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结成了汉朝与乌孙的军事联盟。西域第一块屯田区——眩雷垦区，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在乌孙国王城赤谷之北垦殖。开荒屯田者，就是陪嫁细君公主的几百名随员。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记载：“以公主妻乌孙，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由此始，乌孙草原文明的发祥地伊犁河谷，渐渐有了农耕文明的孕育。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衣、食、住、行文化，开始在西域传播。
“屯田定西域”国策的确立，也许就是李广利伐大宛惨败的结果。
大宛，城廓之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大败而归，上奏汉武帝陈述失败原因：“士卒不患战，患饥。”大宛王总结战胜李广利在于“汉去我远”，征讨“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公元前102年，李广利二伐大宛，这次征伐有河西屯田区充裕供给，大破大宛，杀大宛王。汉朝国威，始震西域。
正是因为屯田戍守的成功，汉王朝才有了西域统治体系的确立。
汉代屯田区域天山南麓有七：轮台、尉犁、交河、高昌、焉耆、龟兹、姑墨；天山北麓有二：眩雷、赤谷；昆仑山北麓有三：楼兰、伊循、米兰。
西汉政治家晁错评说西域屯垦“利施后世，民称圣明”。
西汉之后的历代中央政府，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都以“屯田定西域”的国策对西域实施有效管理。
三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经营西域大兴屯戍“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新唐书·食货志》），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就有屯。西域屯军多时达十万以上，平时也在四万以上。只说西州，有“天山屯营田五十顷”，还有“柳中屯营田三十顷”。唐王朝屯田区域东起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西至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南达昆仑山下，北到准噶尔盆地。天山南北几乎所有的战略要地和适宜屯垦的地区，“军城戍逻，万里相望”，田垄成行，稻菽起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别克别西姆发现一处唐代屯田城堡，面积约有三十五公顷，推断就是碎叶屯田遗迹。
盛唐时，帕米尔高原以西近三十个政权，长期以“朝贡”的名义保持与大唐的商贸往来。这些政权覆盖了从帕米尔到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
格戍堡全景。麻扎塔格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一座呈东西走向的山体，临近和田河，扼南北交通要冲。戍堡依山势而筑，总面积一千一百平方米。堡垣由主墙、垛墙和外垣组成。曾出土汉、藏、于阗文等文书、木简，印证汉唐时戍堡的历史作用
如大西洋的季风，外来文化涌流中原大地。龟兹舞乐风行长安；胡服胡食流行长安、洛阳；僧侣玄奘、慧超、悟空西行求法；多种外来宗教广为流布。同时汉语文在西域流行，促进了中原先进农业措施、手工业技术在西域的推广，这是丝绸之路最为璀璨斑斓的时光。
位于高昌故城内城的可汉堡。曾出土“承平三年北凉王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
新疆境内的古城遗址，保存最好的要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
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吐鲁番汉文公文文书
邻近高昌故城遗址，就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在阿斯塔那出土过一件传奇的纸棺，大小如木棺，无底，直接罩于尸身。考古学者在糊棺的纸上意外发现了一份账单——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西州驿站的马料出入账，账上记有一笔：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叁
（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
岑判官何许人？唐天宝末年驻节西州的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府的岑刺官、唐著名边塞诗人岑参。
账目中多次出现“封大夫”之名，这个“封大夫”也就是岑参名诗《轮台歌奉送封大夫西征》的封常清。
跋涉丝绸古道的驼队（英）泰克曼 摄于1935年
岑参满怀建功边塞的理想，于749年和754年两度远走塞外，出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和伊西、北庭节度副使，奔波北庭、轮台之间。西域大地，军旅生涯成就了岑参。诗人以北庭古城为题的诗作就有八首之多。
泱泱唐诗，至今仍是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地，其中，最为瑰丽奇崛的一支当属边塞诗。
作为唐边塞诗最为彰显的印痕，西域大地独有的文化符号：楼兰、轮台、北庭、安西、高昌、交河、龟兹、疏勒；铁门关、玉门关；瀚海月、天山雪、羌笛、戍鼓、西风、沙碛……已被唱得闻之有声，读之有色了。
唐边塞诗唱的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唱的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言的是男儿的血性和担当。
吟哦间，一骑骑天马神骏，一个个书生意气，张弓引箭，挥斥方遒，浮游天山云海间……
四
昭苏高原格登山立有“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乾隆帝亲撰铭文，记格登山大捷。此外，又在宁远城立“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昭告大清统一西北边疆的丰功伟绩。
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清王朝第一次用兵新疆，平定天山北麓西蒙古准噶尔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这次用兵历康雍乾三朝，长达六十余年，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才取得最后胜利。
1755年，清军兵发两路，夜袭格登山准噶尔部达瓦齐万人大营，此即著名的格登山大捷。清军乘胜追击，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挥师天山之南。这次用兵巩固了新疆统一，使一千多年前的清海屯田得以复兴。
清王朝屯垦大业在用兵准噶尔叛乱的军事过程中得以长足发展。讨伐准噶尔之初，康熙兵分三路，粮草军需“输米馈军”。
于孤悬塞外的新疆，“输米馈军”谈何容易。《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甲戌条》记载：清军中路粮草原定至土喇，结果是不仅没有按时运抵土喇，克鲁伦也“未到颗粒”，导致追击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部队的清军因“军粮渐至短少”，而不得不“班师而还”。屯田用军“裕军需，省转输”，直接服务军事行动。
乾隆承康熙统一大业，汲取对准噶尔部“叛则伐，服则舍”的惨痛教训。平定准噶尔后，建军府制，设将军于伊犁，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节制南北两路驻防官兵。同时采用“边防与屯政相维”，“无分进剿，屯田兵丁，随到即令开垦地亩”，以“屯田定国安边”为国策。
一方文明，一方水土滋养。伊犁“近水楼台”，又得天独厚：塔勒奇山雄踞其北，汗腾格里山屏藩于南，伊犁河自东向西横亘中间。伊犁河谷的开发建设以“伊犁九城”为最。
广仁（今芦草沟）城、瞻德（今清水河）城、拱宸（今霍尔果斯）城、惠远（今霍城惠远乡）城、宁远（今伊宁市）城、惠宁（今伊宁市巴彦岱）城、熙春（今伊宁市巴彦岱乡盘子村）城、绥定（今霍城县水定镇）城、塔勒奇（今霍城县西三道河子乡塔勒奇村内）城先后成于此时，统辖新疆，镇守西域的伊犁将军府驻扎惠远城。“惠远”城名为乾隆皇帝亲赐。惠远城围长九里，城垣高一丈四尺，大街四条小巷四十八条，景仁、说泽、宣闿、来安，巍巍四城门无不张扬着大清国盛世的威仪，地广粮丰的屯田点也有八九十处之多。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祭拜祖先，告别故土，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和他们的眷属，男女老少三千多人的队伍，西出盛京锡伯大营，踏上了西行的迢迢长途。
准噶尔叛乱平定后，噶尔丹残部不断往来边境地区，烧杀抢掠。伊犁将军明瑞奏请朝廷，调遣能骑善射的锡伯族官兵入疆，专门针对骑马作乱的噶尔丹残匪。
锡伯族的先祖是拓跋鲜卑，老家在东北呼伦贝尔嫩江、绰尔河、松花江流域。射猎为生，刀不离身，箭不离手。箭，冷兵器之王。
他们取道张家口、杭爱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万里跋涉，历经艰辛，翌年七月到了伊犁河谷芦草沟，驻守伊犁河南岸各处卡伦。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也有锡伯营的戍守官兵。
屯戍察布查尔的锡伯营，按“军政合一”八旗牛录建制。屯田定居之初，疏浚绰豁尔大渠，耕种万亩农田，实现了军有粮民有食。1802年，锡伯族官民在总管图伯特率领下，于察布查尔山崖凿渠引水，历时六年，长二百余里的察布查尔大渠引雪山融水浇灌近八万亩良田，成为驻防伊犁诸兵营最富足的一支，库粮年年都在千万斤以上。
两个锡伯族老清兵（芬兰）马达汉 摄于1906年
抗击沙俄入侵伊犁的战斗中，骁勇善战的锡伯官兵弓箭对沙俄火枪，英勇无畏。
当年，乾隆爷应允锡伯官兵，驻防伊犁六十年可返归故土。
风雨沧桑二百五十年，多少回梦里依稀的故乡却是再也回不去了。二百五十年屯驻，异乡已是故乡。察布查尔大渠龙口的“图公祠堂”祖脉绵延，满文、锡伯文典籍史料，北京的学者专家远行伊犁讨教。年年农历正月十五还是射箭比试。他们的“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已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扩展项目名录。
锡伯族西迁前后，张家口外察哈尔草原察哈尔八旗奉旨选派两千官兵携眷西迁戍边。他们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广阔草原安下了营帐，扼守亚欧腹地通道中段要冲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屯驻巡逻，戍边固防。
还有一支达斡尔人，也启程老家黑龙江，横贯中国版图西行伊犁，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
多么漫长的西行路啊！
立于塔尔巴哈台山下，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一片宁静园林里塔身高九米的戍边纪念碑，铭记有他们二百五十年的足迹：
新疆达斡尔人系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强化西北边境奉命来疆，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程，历经一年多抵伊犁。后驻霍尔果斯一带，番号“索伦营”，由达斡尔、鄂温克组编。官兵一千零一十八人，其各一半，含家眷四千余人。营内设八旗，左翼四旗为达斡尔人。
……
己巳年五月二十二日 瓜尔本设日
清代的屯田地域已遍及南北疆各地，屯田规模和成效远胜前朝。乾隆谕：“自平定西陲以来，酌减沿边防秋兵马及酌裁各省驻防汉军粮饷马干等项，除抵补新疆经费外，每年节省银五十余万两，历今十有余载，岁出较少，约积成千有余万。是以乾隆初年，户部库银止三千四百万，今已多至七千八百余万，有盈无绌。”
“屯田定西域”的成功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发展。
伊犁将军新疆驻地惠远城“百货云屯，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称”。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学人洪亮吉诗说当地的繁盛：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
在新疆，大都知道“林公车”、“左公柳”所指为何，这就是近代新疆最要铭记的两个人，一是虎门禁烟被流放伊犁的林则徐，一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左宗棠。
1842年12月10日，经过长途跋涉，林则徐到了冰天雪地的伊犁。屡遭厄运，生活凄苦，林则徐却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支持下，兴水利、开屯田，1844年，已开垦惠远城东阿齐乌苏、阿勒卜斯荒地近二十万亩。
1844年底，林则徐同喀喇沙尔（今焉耆）大臣全庆同赴南疆八城，从阿克苏到乌什、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行程三万公里，或和全庆一同驾车，或骑马，颠簸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风餐露宿，年近六旬的林则徐需怎样的毅力？到第二年七月，南疆八城已经垦荒六十万亩。
每到一地，林则徐都积极向百姓乡民传授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并倡导改良生产工具。在南疆产棉区，他倡导使用纺车，改进了当地落后的棉纺技术，时至今日，当地百姓还把纺车称作“林公车”。
在哈密、吐鲁番敦促屯垦时，林则徐大力推广坎儿井，促进了东疆农业生产发展，百姓感激，称“林公井”。后人评述，由于林则徐的努力，“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
左宗棠一生，最为辉煌是收复六分之一国土。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借机占领伊犁。英国对南疆虎视眈眈，新疆有被列强瓜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
清光绪二年（1876年），年逾六旬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衔命进军新疆，驱除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失地。
左宗棠与林则徐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林则徐与比自己小二十七岁的左宗棠只见过一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2日）林则徐离昆明返家乡福州，途经湖南长沙，派人去柳家冲邀左宗棠一晤。十月二十六日（1850年1月3日）两人终于在停泊于湘江的船上见面了。林则徐极为赏识左宗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主客不拘礼数畅谈古今，纵横天下，治国大计，特别是西北事务，军政方略，不谋而合，真是肝胆相照，相见恨晚，不觉竟天色大亮。临别之际，林则徐把收集整理的新疆地理、沙皇俄国边境军事、新疆屯垦边务等大量资料悉数交付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1880年5月26日，年近七旬重病在身的左宗棠，舆梓亲征。率大军离肃州，出嘉峪关进军哈密，高歌壮行“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行军一千五百里，6月15日抵达哈密，中军帐设哈密城郊凤凰台，誓与沙俄决一死战。面对中国军队这种态势，沙俄不得不在彼得堡的谈判桌上妥协。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伊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左宗棠保住了金瓯一片，在涂满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笔耀眼的灿亮。还在收复失地的时候，屯兵哈密，解放和阗（今和田），左宗棠督军垦荒，不劳乡民。哈密城郊苍劲繁茂的古柳，人称“左公柳”。相传为左宗棠屯兵哈密时所栽。
左宗棠论边防：“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划久远。”
1882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第三次上奏清廷，新疆置省。1884年11月19日，清政府钦准他的奏议，在新疆建置行省。授任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为新疆巡抚，设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
五
1950年春暖时节，彭德怀将军巡视六军十七师垦区。到青格达湖时正值下午，便应邀在六军农业技术指导处处长王信文家用中饭。
王夫人端上一碟小菜请同是湖南老乡的将军品尝，这道小菜是把青格达湖产的小鱼晒成的干鱼，用油煎封后放足够的红辣椒和豆豉蒸过。彭将军吃了一口后连说：味道真不错，我今天可吃上家乡菜啦！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却未能摆脱贫穷落后。
新疆财政的主要来源——清王朝中央政府协饷断绝了。
为维持统治，主持新疆的杨增新借助清王朝屯田基础，“修渠垦荒，事属要政”，新疆境内的闲置荒地，无论生荒还是熟荒，悉数纳入“官荒”，实施“初年免征，二年征半，三年全征”的优惠政策，招民垦殖。与此同时，杨增新力主军队屯田，他认为军队屯垦收益快，“若听所招之民陆续开垦，及三四年亦不能全垦成熟，难其速效。若派兵屯垦，则一年内即可开竣”。大兴垦殖同时，亦大力发展水利建设。
杨增新治新时期，中国战乱连年，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西部的屯垦尚一息存活地延续着，新疆各地的农业生产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盛世才统治新疆初期，在苏联的支持下，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兴修水利移民屯垦，推广使用农业机械。不想这只是昙花一现，盛世才撕下投身革命的伪装后，苏联撤走了在疆技术人员，农业机械报废，农田荒芜，粮食短缺。
西北行营军垦处就在这一背景下提上了日程。
1946年，在张治中将军全力调停下，三区民族军与国民党驻疆部队隔玛纳斯河相峙。新疆有了一段时日不长却相对平稳的光阴。
在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营长官兼任新疆省府主席张治中主导下，筹建军垦处。西北行辕军垦处屯驻地就在青格达湖。
1946年秋，新疆水利局局长王鹤亭组织涂治、王信文等踏勘青格达湖、红雁池。张治中将军任命王信文为西北行辕军垦处处长，陶峙岳将军为屯田事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张治中将军为青格达湖屯地起名“和平庄”。军垦处下有四个垦务中队，垦荒十余万亩，从苏联进口拖拉机耕种。开挖了三十六公里长的引水渠——为达“和平、统一”的治新纲领，张治中将军命名灌渠——和平渠。
1949年10月31日，六军军长罗元发一行前往乌鲁木齐西北郊的青格达湖和平庄，接收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军垦处。
进入青格达湖垦区地界，只见湖水连天，阡陌相连。阳光里，收获不久的庄稼地坦荡着一片金黄，林木深处，鸡鸣相闻。兵荒马乱年月，竟有如此一片世外桃源。
军垦处全体官兵已经集合在处部。枪支弹药、农机具已经陈列在处部门前广场。
军垦处少将处长王信文把人员、财物清册奉交罗元发军长验收。计有存粮二三百万斤，牛、马、车辆、农机具不等。
半个世纪后，屯垦青格达湖的继任者，兵团农六师党委书记使用的办公桌，还是当年军垦处移交的——这张木桌，可是跨世纪的老物件了。
西域屯垦，一首古韵长歌。
历史的承继延续，如抽刀断水。六师奇台农场所在地“四十里腰站”，丝路古道驿站；十三师火箭农场所在地“尖尖墩”，唐代驿道上的烽火台，岁月叫出了地名；六师土墩子农场所在地“土墩子”，汉代烽火台遗址至今尚在；军户农场所在地“二畦”，乾隆年间清军的一个屯点。屯区有三条引水渠，渠之间的垦地称“畦”，“二畦”在第二条渠与第三条渠之间。日久，屯田叫出了地名。与戍守屯垦相关的地名，源自清代的最多，十二师三坪农场所处的“上四工”，五一农场所处的“下四工”，都是清代的屯垦点。红旗农场所在的吉木萨尔县“四厂湖”，那是乾隆帝的军马场。十三师师部所在地哈密市大营房，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中军帐。
走马西来欲到天，
一条道儿上走了上千年……
刘来宝老人一嗓子秦腔，吼得惊天动地。
走西口
一
“车来了！”
刚从火车上爬下来的樊炳谋突然看见，从火车上下来的男女老少朝一辆还没停稳的汽车蜂拥而去。
“往哪里去？”
“往西！”
十七岁的青年樊炳谋什么也没想，就拼命挤着往汽车上爬，又饿又渴的旅途劳顿一扫而光，也不问是到哪个地方，只要向西就上车。
他们中十有八九最终都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叫“兵团”的大单位，它的农场遍布天山南北。
那年月，尾亚、鄯善、吐鲁番的大河沿——陇海线西段沿途，兵团都设有接待站，收容接纳从河南、安徽、四川、甘肃……几乎全国每一个省区走西口的流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两个地理名词为中国人所熟知，之后也为关注中国人口迁徙的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所瞩目，一个是“星星峡”，一个是“尾亚”。
走西口讨活命的“盲流”大都是从这里进入地域辽阔的新疆的。
星星峡，原本叫猩猩峡，不知是不是因为曾是猩猩的领地而得名，这个甘肃安西县境和新疆哈密县境交界处的干谷，自古就是西行西域的交通要冲。尾亚，当年陇海铁路西行的最后一站，是火车换乘汽车的中转站。
对于饥肠辘辘讨活口的人来说，天天能吃饱肚子，月尾还有几十块活钱的兵团农场就是天堂。
那时候，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能招来一个水灵灵的河南姑娘、四川妹子做媳妇。
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到乌鲁木。
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都有大规模移民迁徙的记录，每一次移民浪潮都推进了历史的进程。近代，最为有名的有美国西部移民和苏联西伯利亚移民，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贝阿德·斯蒂尔说：“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了。”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波及全国的流民西涌——百万“盲流”走西口，直接动因是饥饿。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导致汉民族三次大迁徙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都源于天灾人祸。
近代以来，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中国内陆百姓逃饥荒避灾祸求活路的主要途径。
1958年，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纪年，给中国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以“三年自然灾害”和彭德怀将军的庐山祭收场。
百年不见的“大饥馑”在一个古老民族的心灵留下长久创痛。
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第一年，“大跃进”风起中国大地。远在西陲边地的兵团，却借势避祸，在经济建设领域得到一个发展机遇。
驻疆生产部队经过第一个五年奋斗，已拥有耕地三百三十七万亩的三十六个水利化、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农场，大业初鼎；超越小农经济的现代化大农业生产水平、生产关系，不仅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积累了经济实力，还培养了建设人才，奠定了发展基础。
而百万“盲流”十有八九扎根兵团，给予兵团发展前所未有、江河澎湃的动能。
余运才老人告诉后人，番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二团”的农场，诞生在三百二十个讨活口走西口的“盲流”之手。
1959年12月，余运才和崔觉生、王新华到精河县以北十多公里的蘑菇滩勘察土质、水源、地形情况，计划在蘑菇滩建一个农场。
“我们走遍了蘑菇滩方圆两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绘制了水土资源分布草图，圆满地完成了土地勘察任务。”余运才说。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余运才和康文斌前往哈密招人。他们设了报名点，用十多天时间招收了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青壮年三百二十多人，给每人发了一套军用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和裤子。三百二十多人分成两个连队，一连由康文斌负责，先行一步，他们连部设在精河县以西三公里的地方。余运才带着一百六十多人随后乘车出发，到达蘑菇滩地区叫担旦崖的地方。空旷的野地除了裸露在雪地外的枯草、灌木丛外，全是没膝深的积雪。这就是连队的驻地。晚上要休息，要避风御寒，没住的地方怎么行？于是一百六十多人一齐动手，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挖了一个一米多深、有六十多平方米的大坑，又割了一些芦苇铺在地上，一百六十多人在大坑内互相挤着休息了一个晚上。这天晚上没有一个人能睡着觉，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穿着棉衣、棉裤，盖着被子仍冻得浑身发抖。
第二天，他们开始挖地窝子，全连人员进行分工，有负责挖坑的，有负责砍梧桐树的，有负责割运芦苇的。大家齐心协力，共修建了五个地窝子，其中三个大的，两个小的。大地窝子有三十多米长、两米多宽，每个地窝子住五十多人；小地窝子一个当伙房，一个是警卫班房。地窝子不到一人高，房顶用梧桐树做梁，梁上架着树枝、细棍当椽子，椽子上铺一层苇子，苇子上面压着草皮和土。睡觉的床是用砍了一些带杈的梧桐树做床腿，在树杈上放上横梁，横梁上密密地摆放着用芦苇、红柳树枝扎的苇把子，权且当作铺板，非常结实耐用。五十多个人就睡在一排大通铺上，到了晚上天冷时，就在室内地面上生一堆火取暖。
住房修建好后，他们的任务就是打荒——用铁锹、镰刀铲尽割除地表的杂草、灌木，然后用火烧掉，为开春时犁地、播种作准备。他们打荒的地方距营区有三公里路，途中要经过一片深及脚踝的水滩。天寒地冻无法脱鞋下水，职工们只好穿着鞋子下水。每次过水滩时，连队干部都带头。穿着湿漉漉的鞋子走到打荒的地方，干上一天活下来，湿鞋子居然干了。
他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中午吃在工地。吃饭实行定量制，每人每顿两个苞谷面窝头，一碗稀糊糊。尽管吃不饱，干部职工的劳动热情却很高。个人与个人、班与班、排与排之间经常开展劳动竞赛，大家争先恐后，不甘落后。工地上歌声、号子声不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大大加快了打荒进度。平均每人每天完成打荒面积一亩以上，最高的纪录达到两亩多。连队还每天评出打荒先进个人二十名，得到的奖励是晚饭多加一个馍馍。
到了1960年3月，这个连共完成打荒面积三千亩，当年全部种上玉米，玉米长势喜人，玉米棒有三十多厘米长，平均单产达七百多公斤，迎来了建连历史上第一个丰收年。
兵团一千五百万亩良田，又有多少是老玉米充饥的盲流以生命的极限付出拓垦出的？
拼命挤上汽车的樊炳谋在哈密下了车，他要投奔的堂兄在哈密。
樊炳谋在红星二场找到了堂兄。堂兄樊炳朗在五道沟看守红星渠总水闸。兄弟久别相逢，酸甜苦辣随着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堂兄说，好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明天领你去安排工作。两兄弟一夜无眠。天一亮，堂兄带樊炳谋到二场人事科申请工作，人事科科长说，农场暂时不招收职工了，再说你堂弟年龄太小，该在学校上学。
十七岁的小年轻很失望，只好先跟堂兄回五道沟。
时令虽说已是阳春三月，五道沟的山风依旧寒冷刺骨。渠道两岸全是龇牙咧嘴的冰砣子。天山，樊炳谋早在地理课本上就已读到，这回真的来到了天山面前。年轻人不怕寒冷，总是站在水闸上面，南望天山，寄情山水：座座峰峦白雪皑皑，沟沟壑壑云雾茫茫。东西八百里，玉龙三百万。
在五道沟的日子里，樊炳谋常跟堂兄和堂兄的朋友廖生友察看沟谷，巡视河渠。当地人说五道沟是猪八戒和妖魔奋战时，抡起九齿钉耙砸出来的。五道沟是东天山九道沟的第五道沟，天山沟沟都有故事。廖生友告诉小樊，红星渠是老红军老八路修的。从五道沟渠首向南延伸到二堡镇与三连地界的分水闸，全长三十七公里，分水闸以下分东干渠、西干渠，干渠又分支渠，支渠分斗渠，斗渠分毛渠，是一个庞大的灌溉系统。确保农田水利灌溉安全，五道沟总水闸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夏秋雨季，天山下来的洪水爆满水闸，要及时泄洪。山上冲下来的松木断树也会阻塞水闸，必须随时清除疏通。山里有放牧的牧民，也有偷木偷猎的人。团场给廖生友配发了一支步枪，以防万一。他们在山中牧民的毡房，能吃上美味的羊肉。年轻的心放飞天山，爱天山，也爱蓝天下的戈壁和绿洲。年轻人把所见所闻和青春的遐想都写了下来，悄悄存放在生命的深处。
1964年，是红星二场的幸运年，也是年轻人樊炳谋的幸运之年。这年3月9日，在自治区第一届党代会上，党委书记王恩茂为红星二场军垦战士艰苦奋斗盐碱地夺丰收的大业感动，高呼“红星二场万岁！”一时间，红星二场的名声像春雷滚过长天，响遍了天山南北。
党代会过后半个月，廖生友突然召回刚去闸口的小樊，要他烧一锅开水。他和堂兄沿渠道向南，直奔沉沙池。
足足有两小时他们才回来，还跟着好些人。这时候，樊炳谋才知道兵团陶司令、张政委视察五道沟、红星渠，要他烧一锅水，给首长冲茶。
房间太小，大部分人只能在水闸边席地而坐。张仲瀚政委一进屋，顺手拿起小樊放在床头的日记本翻看，看着看着就念出了声：
啊！巍峨的天山！
你是西天的巨人！
啊！美丽的天山，
你是我心中的神明。
在座的领导夸奖诗写得好。张仲瀚政委问：“这是谁的日记本？”樊炳谋红了脸说是他的。陶司令员问他什么文化程度，在这里苦不苦。小樊说是高中生，刚来二场找哥哥。张政委说：“小伙子啊，你写的诗，充分表达了你热爱天山，热爱边疆，热爱兵团农场的真情实感。”樊炳谋说：“我想留下来工作，二场不招。”张仲瀚站起身把日记本送到小樊跟前：“说，好，你们场长许恒通今天也在这里，你就在日记本里写上，今天，1964年3月28日，兵团来了一个大胖子，批准我参加工作。”房里顿时一阵笑声和掌声。张政委又说：“小伙子，今天你就坐我的车下山到场部，办理参加工作的手续。”樊炳谋两眼含着泪，人懵了，拿着笔的手在颤抖，哪里还知道写字啊？大家催着他快写，他久久不能下笔。廖生友只好走过去夺下他手中的笔，为樊炳谋工工整整写下了张仲瀚政委说的话。
第二天，十七岁的樊炳谋成了红星二场三连一名正式职工。这以后，广西南宁移植的小树在哈密红星二场扎了根，如今根深叶茂，三世同堂。
从农一师副师长岗位离休的傅丙申是老资格，十三岁参军的老八路，说起农一师阿拉尔垦区的开发，他总是很动情地说，人要讲良心啊，“盲流”立了大功。扯到这个话题，往往又要说一遍姜俊杰的悲喜人生。
工程处处长傅丙申去理发。推门就喊：“小麻子，理发！”理发员姜俊杰绰号“小麻子”。姜俊杰扭头见是处长，小声嘟囔着：“自己一身长白毛，还说人家是妖怪。”傅丙申脸一板，“说什么？大声点！”
傅丙申小时出天花，脸上落了几个大麻子，胡子难刮。只有小麻子刮得干净。理好发，傅丙申眯着眼睛盯了一会儿小麻子，问他：“小麻子，今年多大了？”
小麻子收拾着刀剪，嘟囔说：“处长你也装糊涂吧？人家不清楚你还不清楚？虚岁三十八，周岁整整三十七。”
“想不想老婆？”
“处长你没事儿逗老百姓吧？”小麻子翻了翻白眼，“你要没老婆想不想？实话告诉你，想得夜里睡不着觉。年过三十八，就像老南瓜，加上我这张脸，谁跟咱？还小麻子小麻子，该喊老麻子了。”
傅丙申忽地坐起来，下令说：“去找供销社王股长，就说我特批的，领上一公斤粮票，到街上找个老婆去。”
那些年，阿克苏街头灾民可不少，大多是甘肃、青海的。小麻子在街上转了几圈，见一位看上去三十出头蓬头垢面的妇女在胜利饭店门前要饭。小麻子上前问她：“你是哪里人？为啥要饭？”那妇女说：“甘肃甘谷人，家里遭灾，出来找条活路。”说着，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毛边纸，上面写着：霍彩霞，女，贫农，二十八岁，未婚。落款是甘谷县十里铺大队五小队，盖着公社大队公章。姜俊杰一听，很适合自己，就直奔主题：“我是军垦职工，现年三十八岁，每月工资四十六元，就这模样，愿不愿意跟我过日子？”霍彩霞忙不迭地点头。
小麻子把她的要饭碗往地上一摔，领她走进胜利饭店，点了两个菜，一公斤粮票买了五碗米饭，霍彩霞一口气吃得精光，还把盘子舔了个干净，抹抹嘴，跟小麻子回单位了。
这事在1960年的3月。
那些年，求温饱的弱女子，或乡亲介绍，更多的是拿着八分钱邮寄的一封平信，就离别双亲故土踏上了迢迢千里西行路。等不来走西口的哥哥，单身孤雁也得求生活命呀！
结婚没半年，霍彩霞出落得霞光照人，小麻子乐得合不拢嘴。第二年，霍彩霞就生了一个胖小子，取名姜建军。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的一天，一个甘肃汉子拿着一封信，牵着一双儿女，找到连部收发室，一见霍彩霞号啕大哭：“大山，二山，快喊娘！彩霞呀，你让我找得好苦呀！如今，家乡日子好过啦，快跟俺们回老家吧？”
突发的情况汇报到处长傅丙申那，身经百战的老八路这一下遇到了新问题，急得直挠头。沉吟半晌，傅处长有了话：“咱兵团人决不能与地方老乡争老婆。何况人家老乡在先，小麻子在后。错就错在彩霞开了假证明，这也难怪她呀，不是要饿死了，谁走这一步？这样吧，还是我找小麻子谈，小麻子是子弟兵，能想通。”
临别时，两家人哭成一团。姜俊杰把家里的存粮全换成了全国粮票，又拿出攒下的八百元钱全塞给了霍彩霞，俩眼红红的，望着昨天还是自己的老婆恋恋不舍地说：“儿子留我这里你放心。今后有啥难处，打封信，哥会尽力帮忙……”
1983年，小麻子儿子姜建军考上了西北政法大学，小麻子给儿子收拾得齐齐整整，看着儿子，真比当年领霍彩霞进门还高兴。已经是副师长的傅丙申登门祝贺，小建军也是他看着长大的啊。突然，一位中年妇女走进小麻子家门，拉着建军的手哽咽半天，说：“俺男人去世六年了，大山、二山也成家立业了，俺来新疆找亲人，不知你们还要不要俺？”
愣了一阵儿傅丙申才悟过来：“这一回不是假证明吧？”一屋人笑起来，笑得泪花满脸。
1959年腊月天，一个清冷清冷的月夜，婶娘把积存的几个钱装进罗在国兜里：“逃命去吧，别管我了……”
罗在国看见婶娘深深的眼窝里流出了清泪，自小失去双亲的罗在国，是寡居的婶娘含辛茹苦拉扯大的，他却救不了婶娘。
天府之国四川，也饿肚皮吃不饱，家里断粮，婶娘患病。婶娘从罗在国紧握的手中抽出包皮着骨头的手，推了他一把，身侧向了里边。罗在国的心痛得针刺般……
罗在国爬上了西去的火车……
离312国道昌吉段不远的军户农场收留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小四川。老农工给他端来了热腾腾的白馒头，罗在国没想到这里不仅给饭吃，还发工资，他心满意足了，把心贴在农场的土地上。
罗在国几乎干遍了农场的活路，干什么学什么不惜力，不怕苦，干什么都叫人放心，日久他有了“罗放心”的誉称。
十年时光在忙忙碌碌中眨眼间流走了。1971年罗在国三十五岁了，他和杨开群成了家。杨开群也是个“盲流”。成家后，农场调他们去猪场养猪。领导说，四川的猪肉怎么那么香？关键是饲养，是配料，是饲养员的责任心。罗在国两口子是四川人，又是“罗放心”，让他们去，农场就有放心肉吃。
又是十年。猪场搬了几个地方，饲养员换了一批又一批，罗在国两口子从未离开猪场。对他们的工作，没有人不佩服的。冬天，母猪临产，正值寒流。他们把自己的住房变成产房，守护五十二个昼夜，三十一头小猪活蹦乱跳。农场养殖场离昌吉市不过二十五公里，十年里他俩没有进过城。他们压根儿也没有公休节假日的意识，农场总结罗在国先进材料时计算过，一千四百多个节假公休日他们全都在猪场。
1981年8月，军户农场党委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昌吉县阿苇滩支行营业所的一份通知：你场罗在国同志，一千两百元存款连同利息通过本所寄给四川灾区人民，特此通知。
领导表扬夫妇俩。罗在国说，这真是没啥子可表扬的，老家遭了水灾，庄稼没收成，饿肚皮的滋味难耐哟，我只是想灾民吃饱饭。
罗在国两口子一点也不富有，捐助灾区这年，他的月工资只有六十四元。一千二百元攒得实在不容易。
石河子市正北百二十里余，西营城。阿古柏入侵新疆，绥来县民众在民团首领赵兴体带领下，避乱北迁，筑城抗暴，城谓“西营”，日久成地名。
1957年岁尾，八师一四八团屯驻于西营城。西营城以棉为主，多种经营，为富庶之地。
西营城有“酆”姓一族，五服内人丁近百。酆氏宗族祖籍河南省夏邑县会亭乡酆庄，豫东平原水贫土薄之地，一个很小的村落。
酆氏宗族落户西营城第一人，是开发了小李庄后，又拓荒西营城的老兵。老兵到西营城的第二年，1950年春，商丘国立一中毕业的侄儿投奔老兵。侄儿振华离开酆庄头天夜里，他的爷爷、老兵的父亲酆运清辞世。振华与太爷一床，老家习俗，儿孙辈给长辈暖脚，孝心也。早起，太爷早已气绝身凉。太爷本无疾，只是腹中空，春荒，红薯叶也吃光了，振华奶奶对振华说：去吧，紧着去吧，去找你二叔逃个活命吧。
振华接过婶娘给他准备的一副铺盖一个洗脸盆，一副碗筷，开始西营城的新生活。
年底，振华接来一家四口。翻过年，来了振华的三弟和小妹。这一年年底，又来了二爷家的建才、建军。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最苦情的一年，老兵父辈振华祖辈几门的后人华、郎、献、秀……接二连三地到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西营城。
每来一个鄷氏子弟，先来者都会为他准备一套铺盖，一副碗筷。新来者在西营城的日子从此开始。
他们来时，正赶上西营城所在的莫索湾大开发。莫索湾土地大，测下来有上百万亩的可垦荒地。
除过西营城，莫索湾地界上还有野马城、东埠城、围城。
开发第一还是水。
三九隆冬，两千人的队伍在引水总干渠——南干渠两岸一字儿排开，帐篷连营。
挖掘三十公里长的南干渠，和两千年前开凿京杭大运河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两千多握着铁锹扛着钢钎挑着箩筐的男人和女人，还是愚公移山的气概，蚂蚁啃骨头的劳作。零下四十多度的三九隆冬，十磅榔头砸下去，钢钎只在冻土上留下个白印儿。好在遍野的梭梭，几十上百年紧缩的木质烧起来能比炭火，架起垛烤，十里连营，煞是壮观。就这么一寸寸地挖下去，一方方地抬出来。
大渠一米米地向莫索湾延伸。怕烤软的土再冻上，三班连轴转。起先，土方定额八方，结果每天每人挖到十三方，最高挖到了三十方。支付超强劳动的能量来自篝火烤黄了的玉米窝头和化开的雪水。
每天出工前，先用草绳缠紧腿，这样冰碴子才不容易划伤腿。从被窝里刚钻出来，能冻到骨头里，不出一小时，又是汗湿衣。收工回营，每人背一捆干柴，烤汗湿的棉衣。
或许是吃饱肚子的感恩之念，或许是积极表现为了早日“册封”农场正式职工，吃过晚饭振华总是第一个赶回工地加班。划着火柴点亮马灯的刹那间，夜色就激灵醒了，星光满幕啊！紧接着，沿着西干渠工地的灯火一盏接一盏亮了起来，十里连营轰轰烈烈。
1958年3月15日，振华和一起挖渠的酆氏子弟都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个日子让他们自豪：他们挖的总干渠提前两天放水，大渠上下欢声雷动，下游等水的人们提着马灯，带着火把，一直等到深夜。
一渠春水涌流新垦地，酆氏子弟分流西营城东西南北各连队，大多去了“海军陆战队”——浇水排——连队最苦最重的活路。秋灌，冻；春灌，风；夏天蚊虫，一年上半年夜班。最怕狼狐老鼠掏的地洞，这些地穴小的比大地窝子大，大的能跑汽车。再猛的水头，遇上地穴就不见影子了，往往十几二十里外，水才从地下冲出来。人入地穴，命大的这头进去那头冲出来个泥猴，浇水排掉地穴牺牲的兄弟可不是一个两个。振华他们都腰里绑一条扁担，或是一根长绳把俩人连在一块，好相互救援。
就这样，酆氏宗族的一脉在天山北坡莫索湾的西营城繁衍开来。
1958年，莫索湾果真大丰收，金黄金黄的麦子，上百辆汽车拉了整整一个月。莫索湾连年丰收，到1960年已经给国家交了一亿两千万斤优质小麦。
金黄的麦粒子一车皮一车皮从莫索湾往东运时，振华他们还是搭配着吃“瓜菜代”，还有玉米油渣窝窝头。
丰衣足食从这里起步
二
尾亚的帐篷多，来来往往的车多，乱哄哄的人多。从尾亚下了火车，举目无亲，饥肠辘辘，晃了半天，晋新力还没下决心上哪辆车，他看着汽车一来，都拼命挤着往上爬，根本就不问是到哪去的，好像都是去天堂。
他不慌。老话说，万卷书，万里路，万卷书他屈，没进过学门，大字不识几个。路却走的不少。打记事起，给大户人家吆牛。民国三十年家乡大旱，十岁多点的晋新力随逃荒的乡亲到陕西要饭。
没承想要饭吃的河南娃长得膀大腰圆，成年后，晋新力拜同村的木工师傅学徒，常年跑陕西，过街走巷做木工活儿。麦收季节，师徒也会放下手中的刨子斧头，拿起镰刀就是技艺娴熟的麦客。
1958年春上播罢麦子，乡亲们推举农活样样精通的把式晋新力当生产队长。
晋队长上任。彭店公社的书记要他一亩地最少也得收一万斤麦。走南闯北的晋新力懵了，上几辈子，谁见过一亩地能收恁多麦的好事啊！
书记不高兴了，河北一亩收三万两万算少了，十万也不算高产。1958年“大跃进”，河南的胆儿不比河北小，许昌的胆儿就更大了。
六月割麦，一亩地不满六百斤，那可是能使的劲全使上了。晋新力把新麦分到社员手里，交代新娶的媳妇解秀花，咱可不敢跟风跑，让乡亲跟着俺去逃荒。你不跟风跑，又把麦分了，你不跑就等着挨批斗。
揣着媳妇塞兜里的十多块钱，舍不得打车票，一路步行到宝鸡，托宝鸡的亲戚寻份活干。没有身份证明，大字又识不了几个，难。亲戚买了张去新疆的火车票，又给了他十块钱，晋新力到了尾亚。
眼看着日暮，不知所措，突然听人问，是新力吧？你咋站这儿呀？问他话的是他当生产队长时的公社驻队干部陈新文。他乡遇老乡，又是窘迫困顿时，一个大小伙子哽咽着讲述为何离乡，一路来疆的遭遇。
陈新文高中毕业，也是跟不上“大跃进”的风，几个月前走了西口，他在尾亚已经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陈新文决心帮同乡。还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又没有文化，新力的工作最终未果。
晋新力在火车站招工点报了名，去伊犁霍城。送他上车时，陈新文硬塞给他五元钱三斤粮票，这一别不想竟是永诀。多年后晋新力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恩人陈新文，却一直没结果，这成了晋新力晚年的一块心病。
一路风尘十多天，敞篷大货车把晋新力和几十个尾亚上车的“盲流”拉到了老霍城附近一个荒僻的小村庄。收完秋，打芦苇盖房，天天干十多个小时，一天三顿只有中午是玉米面的方块馍，早晚就是玉米糊糊，一月二十块工资。一车同来的南阳老乡私下谋划，晋哥呀，看来这儿是混不出人样，瞅准了机会咱得跑。
对他们这样的单身“盲流”，生产队看得紧，小村里待了一个冬天，直到来年春上，他们才有了个脱身机会。顺着来的方向跑，还没出果子沟，在芦草沟就被急需劳力的生产队抓了“壮丁”。
转眼到了麦收季节。多年的麦客晋新力一天的亩数大半天就割完了，完后的时间捡麦穗，和农家换馍，房顶上晒干，为第二次出逃备干粮。麦收结束，积少成多，干馍片有了一口袋。
入了秋，夜长。一个黑沉沉的黎明，晋新力摸出了沉睡着的村庄。穿过芦草沟、果子沟，翻越五台到精河。晋新力也记不清走了几天几夜，饿了啃几口干馍片，困了就地打个盹。在精河遇上了一位好心的货车司机，晋新力到了乌鲁木齐。背着行李卷，一个招工点到下一个招工点，在阿勒泰的招工点停下了脚步。招工的人告诉他，他们招的是工人，阿勒泰矿藏丰富，云母矿就有几十个，月工资八十元。他身后的扶沟老乡说，是有这么回事。一起报了名，一车到了阿勒泰。扶沟老乡姓郭，上过初中，也干过生产队长，他们年龄也相仿，俩人互称老郭、老晋。
又是一辆运货的车一气把他们拉到了布尔津县红旗公社一个山口。哪儿有什么工厂呀？骗他们来修引水渠龙口。天落大雪，已经是1960年的初冬了。
招来的一百多个“盲流”冰天雪地干了一冬，龙口工程告捷已是1961年4月中旬。布尔津县政府决定，把他们全放到红旗公社开荒种地。一百多人的队伍就要启程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跑！”
人流冲向山下。老郭说，老晋快跑！往东南跑！
修龙口时听人说，东南方向七八十里的巴里巴盖，驻扎着新疆军区一个团，也大量招人。大约跑出了三四十里路，看看已摆脱了红旗公社追赶他们的干部，晋新力才发现不见了老郭的人影！不知他是被红旗公社的干部堵回去了，还是早跑在了他前面。
拖着疲惫的身躯，晋新力走到了一个空气中弥漫着焦焦甜味的小工厂。迎面遇上的人竟是厂长王一鹏，不用问王厂长就知道这人的来历，问他，想不想在这儿干？尽管三十多个小时滴水未进，晋新力却没急着回答。他问，这离部队的一八一团还有多远。王一鹏告诉他，这就是一八一团的糖厂。半信半疑的晋新力说，走这远吃这多的苦就是奔一八一团来的。
王一鹏带他去食堂吃饭。正在给他找碗时，晋新力看见食堂门口有只喂狗的碗，捡起来洗了洗，递过去打饭。
晋新力是庄稼活的好把式。菜地打埂，放一眼，走出的线笔直，顺走出的线打埂扶垄，开沟点种，准保田间的埂子不偏不斜，菜行子行距间隔尺量了样均等。走南闯北的见识成全了晋新力干哪行成哪行，没人不服能人晋新力。
农闲时节，斧子、凿子、靠尺、弹线盒请了出来，谁家修个椅子添个凳子的，晋新力也就一袋烟的工夫，好手艺。
万里路走宽展了胸怀，走高了眼界，好人缘。
1962年，媳妇解秀花就脚跟脚地寻了来。1963年大女儿晋玲出生，之后的十年里，有了仨儿俩闺女。
2012年4月26日，晋新力走完了他八十一年的人生，巴里巴盖的黄土下，有了晋家再也扯不断的根。
“盲流”，“盲流”，真是盲（目）流（窜）吗？天鹅还一年一度不畏艰难飞越珠穆朗玛，来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鹅湖繁衍子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类求生欲望支配下的选择有着本能的智慧和勇气。
一旦踏上西行的迢迢长途，就开始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寻求。
与政府组织的移民比，“盲流”的经历更艰难。正因为特殊的遭遇和经历，“盲流”这支移民群落萌生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力，他们虽然不可能像欧洲移民那样，在远离故乡的异地，建立起一种他们向往并为之苦苦追寻的新生活，他们为生存下去而有的充满活力的创造，历史地推动着西部文明的进程。
在伊犁河谷的高尔基农场生活了十个年头的武汉知识青年杨伟民说：“一直希望能淡忘十年的连队生活，因为我始终认为那些被政治愚弄的日子不堪回首。”现实中，他却做不到，十年岁月总是与一个个让他难以忘怀的人缠绕一起。
杨伟民记得在一连的日子里，除了武汉老乡，在工作时接触更多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三教九流。四川、山东的转业军人；甘肃、河南的“盲流”难民；上海、温州的知识青年，甚至还有解放战士，下放右派，劳教人员……工作之余的闲聊，那就是方言的一锅鲜，当然主要的交流是白客普通话。三年困难时，为了生存，为了温饱，许多人背井离乡到了新疆，加入了处女地的垦荒劳作，工资不高，环境恶劣，但能填饱肚子是天下第一大事，留在农场当然就是烧高香了。
杨伟民记得爱唱歌的老杨。老杨原来是校长，因为祸从口出，下放到一连，个不高却结实，话不多但幽默。他们常一起上班下班，天南海北无所不及。在伊犁河畔坐在红柳丛中听他哼《花儿》，唱地道的维语《牡丹汗》。高兴时他会放开嗓门声音极大地叫板，苍凉悲怆的秦腔会穿透林子传到好远的河边，这时大家会坐下来，卷上一支烟，静静地听着，体味着那厚重的天籁之音的悲欢离合。“每次唱罢能看到老杨脸上的轻松，我听懂了他用唱来宣泄郁闷的弦外之音，他是悲剧的，却又是倔强不屈的。”
而后，杨伟民在连队子弟学校教孩子，走近了另一个悲剧主角：彭济久。他高而俊朗，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每近傍晚，杨伟民准点能听到他的节目，其中二胡是他的最爱，如泣如诉的《二泉映月》，欢快激越的《赛马》，忽悲忽哭的《病中吟》，流淌着他的喜乐哀怒，抒发着他的颠沛流离。只是他生不逢时，常在病病痨痨中。“一连其实是个卧虎藏龙的宝地，武汉知青中的能人不说。单那些老‘盲流’，老右派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如医术精湛的王麻子，精明干练的李坠坠……只是每个故事都有些沉重的东西，大家不便说罢了。”杨伟民说。
杨伟民听好友陶宏构讲班长李立高作古了，感到特别难受。多好、多善良的人啊！班长是浙江诸暨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因贫寒饥饿，背乡离井流落新疆。为了温饱，在戈壁滩上，不吝体力地用血汗与泪水为自己有立锥之地而奋斗了几十年，最后长眠于伊犁河畔。杨伟民敬重他，因为他是杨伟民的兄长、战友。他们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那年冬季，杨伟民参加积肥、运肥会战，和班长上了一个大礼拜（十天放一天假）的夜班运肥，每天晚上，穿上大衣，拿上锹，爬上拖拉机去天山脚下的夏牧场找肥、运肥，夜幕下拖拉机似乎漫无目的地在爬行，寒风凛冽，静谧空旷。他们躲在车斗里，抽烟、聊天，平日略显木讷的他会讲起他美丽的江南水乡，会怀念他缠足年迈的母亲，语言平淡的深处却饱含着他对家乡和亲人的至亲至爱，动情时能看到他眼眶里噙着泪水。到了羊圈，又像换了个人似的，挥锹、铲肥、装车……拖拉机继续前行，在羊粪堆成小山的车斗里，他累了，尽管很冷，但仍然听到他轻轻的鼾声。“我紧了紧大衣与他脊背相抵望着满天星斗，想着他的家乡，他的亲人自然也会思绪万千，回到连队已经是鱼肚白的天空了，周而复始。这段时间，我们去过野马渡、旱田山、莫乎尔、那拉提。我和他脸吹黑了，人冻缩了，还常能嗅到羊粪的臭气，但却收获了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
1959年元旦，解放军总参谋部设宴招待出席全军军训会议的各路大员。
曾任农一师师长的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任晨与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同桌。彭总致过祝酒辞后，转向任晨说：“你们新疆形势还好，军队勒紧裤带，拿出那么多猪肉替国家还债，还支援三总部机关、院校和301总医院那么多羊子，解决了肉食问题，他们是不会忘记新疆的。”
兵团那时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共和国最困难的三年里，兵团敞开胸怀，像一个刚长成了骨架的年轻汉子，需要继续成长的营养，需要吸纳天地灵气，招揽五湖英贤，壮元气，谋发展，百万“盲流”投身兵团，如新鲜血流输入，不失时机的三年奋斗，兵团开发了塔里木、莫索湾、阿尔泰、博尔塔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老兵第一轮开发的基础上，掀起又一轮建设高潮。奠定了兵团千秋大业的规模、格局。
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兵团工农业生产规模超过了1957年前八年累计总和的一倍以上，兵团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农十师在阿尔泰收获第一季庄稼，就给国家上缴了五百万公斤小麦。那些个年月，兰新线东行的货运列车拉的都是粮食，装玉米、小麦、稻米的麻包上印着“新疆兵团”。仅援助河南、河北、山东灾区的粮食就达一千多万公斤。
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夸赞兵团：“兵团收容安置自动支边人员，顾全大局，为国分忧。”
总理没有用“盲流”这个词，而用了“自动支边”，此中深意大可探究。
“你的老家在哪儿？”在新疆，这是一个经常会被别人问到，也常常会问别人的问题。
军人在荒原构筑起了文明的骨架，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注入了血肉精髓。
三
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下，人被划分成三等九流，“两劳”人员——劳改劳教者，列入“地富反坏右”中“坏分子”一档。即便刑满就业，也是人民群众的监管对象。正如“家庭出身”是胎记，劳改劳教是烙印。一有政治运动的风吹草动，“五类分子”就会进入基层政权的视野，受革命群众监督。
到了新疆，他们可就宽松多了。
几乎与入疆的解放军同步，一批批囚犯也到了新疆。
囚车驶出嘉峪关，庄生祥的心一下荒凉得就像塞外的戈壁。流放西域，此身待毙……他不服陕西铜川法院的判决，什么“鼓动风潮，破坏生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西陲边地新疆是流放地。清代最有名的流放地是黑龙江的宁古塔，下来当数新疆的伊犁了。林则徐；林则徐前后流放伊犁的还有乾隆进士洪亮吉；学富五车的祁韵士；与林则徐一起抗英禁烟的嘉庆进士邓廷桢；还有流放乌鲁木齐的纪晓岚，多了去了。
庄生祥出身采煤世家，祖父在矿井度过一生，父亲早年在开滦煤矿采煤，后去俄国深造，攻读采矿专业，1937年庄生祥从北洋工学院采矿专业毕业，跟着父亲在煤矿干了四年，考取中央矿冶研究所采矿专业研究生，承继家学，又接受高等教育，实属难得。庄生祥先后在华南、西南、西北的煤矿任职工程师，正是少年有成，春风得意。
国民党政权倒台，庄生祥成了留用人员，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久，稀里糊涂卷入一场叛乱，重判无期遣疆劳改。
车停在大山深处。地名“南山”的煤矿正是他的流放地。
没有铁窗，不见电网。庄生祥奇怪。远望一眼，明月出天山，夜夜松涛眠，脚跟前的雪水，飞流三千尺，银河落九天。没有被流放的感受，倒像是一次远足度假。
没干几天活，就调庄生祥去技术班。技术班还有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刘梦甫、博士王洪生。技术班吃小灶，炊事员是师长、团长的夫人。小灶有当时罕见的肉食和细粮，部队高级干部的待遇。女师傅们说：“你们是工程师，留学生，建设新疆靠你们出力呢！”说不上礼贤下士，却诚恳。
第一个月领津贴，庄生祥更不理解了：是多发了吧？相邻而居的解放军一月津贴四块，他领了五十二块！
庄生祥不解，战士们更不理解，他们找到一块儿打江山的政委要问明白，劳改犯不背煤，还那么高待遇，是不是打江山有罪，犯罪有功？
老红军，领着他们打江山的政委鱼正东哈哈大笑，笑过反问他的战士：“你们谁个能把地下藏的煤挖出来？你们谁个能把大坝的蓝图画出来？你们谁个能替代刘梦甫、庄生祥，修坝挖煤，我就让他们下井背煤。”战士们面面相觑，不吭一声了。鱼正东接着说，“江山是我们扛枪杆子打下的，打破旧世界的任务完成了，建设新世界得有知识靠技术，我们用刘梦甫、庄生祥的知识建设新世界有什么不好呢？”
不久，这里的最高领导、政委鱼正东专程来南山矿区宣布：南山矿的技术工作由庄生祥同志总负责。
这次，让庄生祥着着实实地吃了一惊：宣判的罪名是“破坏生产”，如今成了“技术总负责”的“同志”，难道说此地的共产党与彼地的共产党不是一个共产党？
人与人之间何为贵？信任。信任就是知己，知己者，人生得一足矣。若不然，何来“士为知己者死”？
这之后，庄生祥又目睹了一生戎马的兵团副司令赵锡光为了石河子的城建累倒在岗位上，由此感知了“鞠躬尽瘁”的分量；眼见了开国名将王震建设新中国的眼界、气度；感受了有儒将之称的兵团政委张仲瀚的博大胸襟和无往不胜的意志。更有身边一个个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不畏劳苦，平凡而高贵的战士。
他，庄生祥，河北唐山贫苦人家的晚生后辈，何以为报才不辱没先人“勤劳做人，知恩图报”的庄氏祖训？
只有他的一技之长，只有他对矿脉的心有灵犀。
人心里都有一盏灯，灯亮了，路就好走了。
城建部队打井，打到四五米就打不下去了——卵石、流沙层。石河子，石河子，真是石头的河，流沙层要用水泥固井，最缺的偏偏是水泥。技术总负责庄生祥，跑遍石河子方圆百十公里，踏勘水文地质结构，借用煤矿下放沉箱技术，就地取材试用红胶泥替代水泥。生牛皮旋转的钻杆下到三十三米时，军垦第一井水如泉涌！赵锡光副司令拍着庄生祥的肩兴奋地说：“小庄，我请你喝龙井茶！”
盖楼建厂的红砖要烧煤；纺织厂的锅炉要烧煤；发电厂的燃料还是煤。前清时，有人在南山的鞑子庙掏过金挖过煤。走近洞口，就有刺鼻的气味，一股股黄色气体从洞口往外冒，“硫化氢！”庄生祥心里说，真是苍天佑助，说不准就是个富矿！人力开采首要解决有毒气体排放，先辈的经验给了庄生祥底气：巧打通风排气洞，借助气流差排除瓦斯。
兵团第一座煤矿诞生在南山，南山煤矿成为石河子工业发展的能源基地。
之后的半个世纪，天山北坡南山红沟、小沟……伊犁河谷的新源、尼勒克……都留有庄生祥的足迹。
庄生祥的案子平反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会议上巧遇故交，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他把修复报废矿井得的两万元奖金亲手交予何东昌：一点儿心意，给教育基金添片瓦。
会心的微笑，紧握的双手。
“到新疆的路真长哟，到天边了！走也走不到头，越走越远，走了几个月，才从长沙的老家走到了麦盖提……
到西安没有火车了，坐汽车。扬起的尘土直往车里灌，人都像坐在尘土里，耳朵里、鼻孔里、嘴巴里、眼睛里都是土，只剩下两只眼睛看得到。最怕车子遇到沟坎，遇到沟坎突然慢下来，扬起的尘土就一下子倒灌进车里，喘口气都困难。嘴里的沙子吐也吐不净。越走越荒，路也越走越难走，车子摇来晃去，眼看着就要翻过去了，又猛一下子正了过来，人颠得骨架子都要散了。许多地方根本就不见路呀！全是望不见边的大戈壁，后面的车子跟着前面的车印走，走不好就走不动了，陷进沙窝子里了。车上的人都下来，从沙窝子里扒车子。吃的水一天一茶缸子，我还拖着两个娃娃。
太阳毒，能把人烤焦。路好一点，车子跑起来，灌进来的风也是热风，娃娃不停地要水喝，哪里有水哟，只有泪呀！坐到车上就盼天黑，太阳落了山，就不那么烤了……几个月，我不说洗脸，只是用水沾沾眼角，这条路走怕了……”
八十五岁的刘元英老人记忆最深的就是远到了天边的西行路。
西上天山的女人中，刘元英的磨难和艰辛要更多些——她是遣犯家属。丈夫遣送新疆劳动改造，她拖儿带女寻了来，来到天山南面的麦盖提，在望不到边的大荒原开荒种地，也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劳改犯。
像刘元英这样的遣犯家属，天山南北最荒凉的地方都有不少。
刘元英不怕吃苦。她心里明白得很，她这样的人不吃苦，谁还吃苦？
除了走怕的西行路，她怕饥饿，她真是饿怕了。
“真的哟，我们来的那个时候，发霉的苞谷面都吃不饱，顿顿吾麻什都不饱。”吾麻什，维族话，就是糊糊。那个时候，干活的人每月才二十六斤定量。
“那时候，我还怀着现在在乌鲁木齐的那个小丫头，心里头想，啥时间能给我吾麻什吃饱，我也高兴死了！”刘元英说。
人饿得受不了，就什么也不顾了。那个时候，她们都到三宫村那边，去掐苜蓿，那苜蓿开花了，掐苜蓿花回来吃，还掐不上，人家有人看着，她们就夜里去，月亮地里她们能看见，习惯了。后来人家发现了，夜里也抓。月亮也可怜她们，亮一下，又躲进云里，她们躲躲闪闪，都是为了饱个肚子。“还有那种灰灰草呀，扎扫把那种扫帚苗，嫩的时候，把它掐回来在开水里过一下，就那样吃，轮不到大人吃，娃娃们就抢完了。”
“饿到什么样子？苞谷还没有长成，从地边走过，自己都把不住自己。有意慢慢落在后边，进到地里边。恨不能一下就把苞谷皮扒光，看见了黄黄的嫩苞谷，直咽口水呀！也是造孽，苞谷籽粒还是一包水，一边流泪水，一边啃苞谷。从没有吃过那么甜香的苞谷，我一口气吃了六个……”饥饿的记忆挥之不去。
“做馍馍的碱呐、盐呀，都是戈壁滩捞的。每年春天，山上的雪水化了，发洪水，地里的碱泡了出来，五六月份的时候水下去了，去捞来晒干。哪里有钱去买盐，家家都是这样捞……
“捞盐的活路苦。碱地里泡出的盐含硭硝，硭硝腐蚀性很强，捞盐的农工都赤手赤脚，腿杆子泡烂了还能长，鞋袜耐不住碱，烂了买不起。哪个捞盐的手脚不被碱蚀得血肉可见钻心地痛？”
刘元英和大女儿李腊梅去捞盐，李腊梅的手皮肤皲裂，粗粗拉拉，一层硬茧。拇指、食指血口子连着血口子。
刘元英生养了六个儿女，最小的孩子在难度饥荒的关口送了人。说到儿女，刘元英说六个儿女里最是委屈了大女儿。
1963年，李腊梅不满十三岁就工作了。家里的日子太苦了，李腊梅的父亲重男轻女，女儿家，工作就工作吧，早晚也是要吃这个苦的。不满十三岁的小姑娘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先是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坐在地边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她想上学。她看见背着书包放学往家跑的弟弟，还有邻家的姐姐，邻家的姐姐问她，你真不上学了？她的眼泪一下子冲了出来……
李腊梅把领到的工资和爸妈的工资合在一起，养家。收了工，李腊梅还要带弟弟。两口猪、兔子也等着她拔草，打柴烧猪食。兔子不停地吃，一棵手掌长的马奶子草，兔子嚓嚓嘴动几下就吃得一干二净。猪也吃个不停，好像永远也吃不饱。就像她自己一样，她这样想着。
饿得最难熬的一次，李腊梅偷了一个馍馍。反正苜蓿偷过了，嫩苞谷和妈一起也偷吃过了，不偷这个馍馍怕是要饿死了，真要饿死了谁还能给妈挣多一份工资？谁还能帮妈带弟弟？李腊梅就悄悄地偷吃了这个馍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月亮底下，那个馍馍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但是有一层光泽、亮亮的。还有许多好看的点点，那是剁碎了的苜蓿和辣椒。
爸一巴掌下去，李腊梅昏死过去了。爸受冤判刑流放新疆，脾气大得吓人。再有脾气，屋外头你敢发吗？全都在屋里头，又大多落在妈和大女儿头上。妈为了护女儿也挨了打，打得母女抱作了一团。
爸也已是老泪长流……
为了一个馍，一个掺有野菜的馍。
李腊梅十几岁就跟着父母在麦盖提开荒，和母亲一起，艰难困苦中挑起了家的担子。白天出工挣工资，收工了喂猪喂兔子。夜里就和母亲一起做针线活，一家七口，夏单冬棉，哪一天不是熬到两三点。自己结婚后，她又像母亲一样，为自己的家撑起了一片天。直到现在，刘元英家棚屋里还存放着大女儿捞的盐。李腊梅的三个儿子，穿的还是她手工做的布鞋。
李腊梅一家生活的麦盖提，以维吾尔族为主，几十年朝夕相处，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外界环境和在荒原生存的能耐。她也和维吾尔兄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李腊梅跟母亲学了一手好针线。结婚以后，又跟丈夫张建成学了裁缝，家里有缝纫机。李腊梅的手艺方便了左邻右舍，买买提家的裤子是李腊梅做的，买来木沙库的女儿要出嫁了，嫁衣是李腊梅裁的。他们住的村子就叫了“团结村”，他们这个团结村名副其实，一家有难，大家帮忙。邻里和睦。在团结村，李腊梅有很好的人缘。买来木沙库说起李腊梅，一肚子的感激：“李家姐姐苦水里泡出来的，她知道穷人的日子该怎么样过，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给我们家人帮忙，最大的一个好人！”
今天过的日子，李腊梅昨天是想都没有想到的。
李腊梅在婚礼上和邻居一起跳起了麦西来甫。
在这块土地上，李腊梅一家三代已与维吾尔老乡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湖南老家渐去渐远。
日子好过了，爸的冤案也终于平反了，爸却永远地走了。
一千多元的丧葬费，儿女们要分摊。母亲刘元英却坚持用自己刚有了的一点积蓄：“我自小嫁他，又从长沙万里追他，追他追到了天边，我命里注定要远离了爹娘，再也回不去家乡。人世间的苦我吃遍了，该受的罪我受够了，没有享他一天的福，倒是挨了他不少打。老天最后还是没有让他送我，反要我先送他。老头子哟，这就是我的命！你们谁也莫操心，黄泉路上，你们的爹是要我送他最后一程……”
老伴走后不久，刘元英检查出了甲状腺癌。起初，医生和儿女们商定不要告诉老人家。刘元英从儿女、医生说话时的神情，就有了几分猜疑。她笑哈哈地说：“医生同志，我得了啥子病，你告诉我，不要紧，我想得开，我要是想不开呀，早死过几次了，我这一辈子，啥样的苦都挨过来了……不要紧，它该得啥病还是啥病，该治就治。”
曾经沧桑的达观。
世事却也深奥难解，刘元英老人又走过了八个春秋，她的癌瘤奇迹般的不治而愈，且神清气爽。春节年夜饭，儿孙们给老太太敬酒，老太太对儿孙们夸口：“我早对你们讲，你们的娘老子是吃了大苦的人，命硬哟！活不够阎王不请……”
和平渠通水后，新疆军区通讯团、骑兵团由迪化调防伊犁。通讯团接手民族军的伊宁城防，团部驻扎在飞机场。骑兵团驻防尼勒克，担负剿匪任务。
1952年9月到伊犁后，通讯团第一个任务是抢修伊宁——新源公路。谢冰茹随同通讯团副政委谭克找司令员王震要劳力，司令员给了通讯团两千多遣疆犯人。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党的高级将领对劳改囚犯的人道关怀，谢冰茹前辈至今感念不已。
伊犁的山多河多，又没有什么机械，全靠人力，任务艰巨，劳力紧张。谭克带着谢冰茹直接到王震家里。一进门，王震就给了谭克一拳：“谭克，你来了！”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很随和，很亲切。伊新公路是司令员下令修建的。没有路，物资运不进去，粮食运不出来，人进去一次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告别时，司令员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早日把伊新公路拿下来，造福伊犁人民，为部队的发展打好基础。
伊新公路快修通时，司令员来工地视察，大家都高兴得很。谭克报告：司令员，我们完成任务了！司令员看了公路很激动。“他知道我们很苦啊，冬天住的还是帐篷，吃盐水煮苞谷粒。”谭克和谢冰茹找司令员要的两千多福建、浙江、江苏来的劳改犯人出了大力气。司令员一听说，就要去给犯人讲话。大家都劝他，司令员给犯人讲话安不安全？合不合适？司令员的态度很坚决，说，他们是劳动者啊，过去犯了法犯了罪，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洗刷罪恶，我们要肯定，要鼓励。
司令员对两千多劳改犯人说：“你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也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有父母子女，你们也有老小。你们要为家里老人和孩子的成长着想，为他们有好的前途努力。你们要踏踏实实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新疆是非常有前途的，你们要在这里建设新疆，也要在这里改造自己。为新疆人民做贡献，也为自己的前途和亲人改造自己。你们创造的劳动财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司令员的话，让好多犯人都流了眼泪。完了以后司令员又召开了干部会议，会上主要讲对犯人既要抓改造，又要抓生活。司令员说，他们的体力劳动强度很大，有的犯人还要搞设计，怎么打炮啊，技术指导啊，测量啊，都是他们做的。犯罪之前他们是搞专业技术的，他们不得了。要配年轻人跟他们学习技术，思想上要改造他们，技术上要向他们学习。
司令员看了犯人的伙食，指示要给他们增加营养。他对谭克说，你们买牛买羊嘛，打兔子嘛，把伙食搞好。最后就是强调绝对不能打骂犯人，不能虐待犯人，进行思想教育，不能肉体摧残，要讲人道主义。
司令员讲了很多，很新鲜，像人道主义之类谢冰茹以前都没听说过。这次会议开完以后，政策也活多了。把那些有技术的犯人抽出来，成立了一个技术队，搞设计、勘测，给职工干部上技术课，部队的技术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军区呢，也把司令员在这儿的讲话发了一个文件，发到全疆各个劳改单位。
四
根据官方相关统计资料，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为地理中心，我对兵团位处地理中心的一个师——兵团农六师；地处偏远的一个团——兵团农十师一八一团，自1953年组建到1966年总人口、自动支边、遣疆犯人做了框架统计：
兵团农六师：
总人口：1953年，15691人；1966年，90600人。
自动支边人员（盲流）：1958年—1966年，33000多人。来自苏、浙、皖、豫、鲁、川、陕、甘等省，甘、川为多。
遣疆劳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1953年—1957年，5300多人。
兵团农十师一八一团：
总人口：1953年3642人；1966年13527人。
自动支边人员（盲流）：1959年—1961年，1408人。
遣疆劳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1951年—1957年，1704人。
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老战士为骨干，山东渤海湾子弟兵为主体的二军六师十八团——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进驻吾瓦荒原时的人口构成有两部分：进疆解放军指战员两千多人，遣送新疆劳动改造犯人二千三百多人。
兵团掌门人张仲瀚将军有一句话：“兵团是座大熔炉”。将军的这句话是解读兵团的一把钥匙。
迪托夫
一
过赛里木湖不远，松树头进入视野。翻过松树头，就是果子沟了。跌落石崖绕过石滩的雪水，裹挟着一阵清凉扑面而来。
“请停一下，我想让果子沟的美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车没停稳，迪托夫教授就跳下了车。
“教授，慢一点，慢一点。您虽然青春常在，但是没有汽车的力气大。”张仲瀚紧随迪托夫之后从吉普上跳了下来。
1955年的春天来临时，迪托夫教授援外任务期满。依依惜别之情让迪托夫没有乘飞机回国，而是选择了汽车，由伊犁霍城出境。
三年多来，从课堂到田间，从三九严寒到三伏酷暑，一个目标，一个心愿，多少难忘的时光啊！迪托夫与王震、陶峙岳、张仲瀚和战士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张仲瀚坚持要送行到边界。一路上，每一个站点的食宿都是他亲自安排，迪托夫被浓浓的友情一次次感动着。
春风吹拂的果子沟山花烂漫，杏花、苹果花红白杂陈，顺着山势一路层层叠叠而上，犹如一幅水粉画。河滩上张着口的喇叭花牵缠着一地鹅黄的草原菊，铺展得绵延不绝。
“太美了！不想走了！”
“不想走就不要走，我们就在这草滩上住一夜。”
“我，任务完成了。你，刚刚开始。我不走。你，要走。是吗？”迪托夫对张仲瀚说完，转向司机和小杨笑了起来。迪托夫知道，眼前的这个将军，为了表达对他的真情挚爱，部署今年生产任务的党委会都推迟了。
霍尔果斯口岸到了。伊犁河水把一块土地隔为两个国家，一架界桥又连通了两个邻邦。
“教授，中国有句话，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明年的春天，我还在这里等你。”张仲瀚紧紧握住迪托夫的手，依依不舍。
走到界桥中段，迪托夫突然转身跑了回来，紧紧拥抱住张仲瀚。张仲瀚感到热泪滴落在他手背上，他的眼眶也涌满了泪水。
在新疆种出棉花，是中国军人一个美丽动人的强国梦！
王震将军请来了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迪托夫实地踏勘调研后有了结论，玛纳斯河流域虽然地处北纬44度，但是日照时间却高于同纬度地区。五月至九月，棉花生长发育期积温高。毗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昼夜温差大，有利棉花积聚养分。如果选用早熟品种，技术措施到位，不仅可以成熟，还能高产。
迪托夫是苏联著名植棉专家，他对玛纳斯河流域大面积棉花高产的前景充满信心。他向王震提出要求：“如果司令员能保证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达到四百斤籽棉的亩产量。”
迪托夫的要求是：每亩棉田施优质厩肥三千公斤；栽培技术、管理措施严格按照他的规定执行；办一期植棉培训班，培训植棉单位的团长、营长、连长。
王震立即答复：“迪托夫同志，你的要求保证条条落实。技术方面你负责，管理由我们的师长、团长负责。不听专家指导的，直接向我汇报。”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监督双方认真执行呢？司令员同志。”
王震看着迪托夫不无幽默的眼神，笑说：“我们可以订一份植棉协作合同来约束双方。”
迪托夫十分赞同：“这是个有创造性的建议。”
于是，有了迪托夫教授保证技术措施，王震将军负责组织领导，陶峙岳、陶晋初将军保证物资供应，张仲瀚将军组织生产，三方各司其责的“植棉合同”。
1953年，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左一）和苏联植棉专家彼·伊·迪托夫喜看玛纳斯河流域新棉区丰收
——于军人，这就是军令状。
于是，就有了玛纳斯河流域两万亩棉花亩产籽棉四百零二斤的纪录；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脱下军装的军人要在灿烂阳光天山雪水滋养的天山北坡创建中国的“白银王国”。
兵团陆地棉植棉史，有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刘学佛。1953年湖南籍战士刘学佛和他的棉花丰产小组用手中的坎土曼在1.61亩土地上创亩产籽棉一千三百九十二斤的纪录。
阿尔泰草原，哈萨克有一句世代流传的话：群羊看头羊。迪托夫教授创万亩棉田高产，刘学佛和他的小组引领在前。
苏联著名教授与中国普通士兵在创造奇迹的过程中建立了让人感动的友谊。
迪托夫教授除在八一农学院授课外，还冒着新疆早春的风雪和盛夏的烈日，不断地往来数百公里的玛纳斯垦区，给生产部队耐心细致的技术指导。
刘学佛那时是生产排长，有机会接近迪托夫教授，经常请他讲植棉技术及春耙、灌溉具体措施。
迪托夫教授要求改进浇水方法，他说：“你们应该采取沟流灌溉，这样可以保持土壤应有的水分；还能经常了解土壤的含水情况。”
他用坎土曼在地下挖了约十厘米深，从中抓了一把土，说：“捏一把土抛下去，散了就表明没有水；成颗粒状，表明水不够；团团子，就表明水是足够的。”至于如何追肥，他说：“叶子萎缩，表明缺氮肥；秆子不健壮，表明缺钾肥；花铃长得不好，或者有脱铃现象，表明缺磷肥。你们一定要按作物发育情况，及时追肥，棉苗才会正常生长。”
按照教授的指导去做，果然，棉花长得更好。
迪托夫教授对棉花的研究，真是透彻骨髓。这一年，棉花长得很好，秆健叶壮，几年来没有长过这么好的棉花。有同志说：“棉苗像疯长一样呢！”刘学佛也有些疑惑，害怕是疯长。
正为难时，迪托夫教授和陶司令一起来了。刘学佛向司令员和教授汇报了情况。教授没有立即发表意见。从棉花地里回来后说：“你们的棉花长得很好，根本没有疯长。”大家这才放了心。
教授临走时再三叮嘱他们：“还要浇一次水，产量就能提高。不过这次水一定要浇好，到时候我要来检查的。”
专家一走，有些同志又议论，说：“从来没有听说立秋以后还要浇水，现在已是八月八日，要浇水，还能收上棉花吗？只能收棉花柴了。”
刘学佛决定搞一次对比试验，种一块“试验田”，不浇水，秋收后看哪块地的产量高。
结果浇过最后一次水的棉花，平均每亩达到了七百多斤，最高产量达到一千三百四十九斤，没有浇最后一水的试验田，平均产量只有五百多斤。活生生的事实，让战士们从心里佩服迪托夫教授的水平。
这一年，玛纳斯河流域一万亩棉花亩产四百斤籽棉的成绩，就是在迪托夫专家的指导下获得的。
迪托夫教授不仅用理论来武装我们，在技术指导过程中，差不多都实地操作来指导我们。比如棉花封垄以后的中耕，当时我们都不会，他就亲自掌握马拉中耕器给我们做示范。万万想不到，一个有名的教授还能使用这玩意，大家都从心眼里佩服，教授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典型啊！
我和苏联专家相处的日子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我有了困难，去找迪托夫教授时，他除了帮我解决难题以外，还热情地招待我。吃饭的时候，他总把好菜往我碗里添，说起话来亲亲热热。说实在的，每当我想起迪托夫教授，心里就涌起一股无限幸福和甜蜜的暖流。如果说我在这几年还有一点成绩和一点进步的话，那也是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亲爱的苏联人民和亲爱的迪托夫教授。
杨新三是车排子垦区的创业者，他和迪托夫教授是好朋友。一个甲子过去了，迪托夫教授的大钐镰还那么生动明亮。
胜利农场四连女战士向社员介绍拾花经验
迪托夫常常出现在田间和农机站，检查农具和种植情况。他看见工人割苜蓿又慢又费劲，就要求工人去装一个钐镰，工人们口头答应却不行动，迪托夫对此很不满意，到了中午，人们发现他失踪了。正当大家焦急寻找的时候，只见迪托夫背着一个很大的钐镰回来了。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迪托夫满头大汗。只见他迅速装上钐镰，双手高举，现场演示起来，他操作十分熟练，钐镰飞转，大片苜蓿被齐根切断，看到大家惊讶钦佩的眼神，迪托夫开心地笑了。
迪托夫教授全称：彼·伊·迪托夫。
二
博古西湖草原炎热的夏夜。
夜深了，军用帐篷里还亮着灯光。灯影里，两鬓斑白的玛斯洛夫还在填写各种表格。长长的条桌上排列着规划说明、土壤测试数据、剖面分析、植物资源分布……气象、水文综合考察报告——一个现代化园艺场规划、设计全套资料。
这个园艺场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孔雀。
孔雀园艺场勘测队的姑娘小伙们都叫玛斯洛夫“玛伯伯”。玛伯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要把孔雀园艺场规划得“就像孔雀开屏一样美丽”。
别列捷里·日列佐夫再次走进玛斯洛夫的帐篷，劝玛斯洛夫前辈早点儿休息：“您已经跑了一天了。”
玛伯伯说，一定要把最完整的资料留给姑娘小伙们，他才走得放心。
博古西湖，位处库尔勒市西偏南约三十里，规划建库尔勒市蔬菜、瓜果、牛奶等副食基地。
五月的春风里，苏联土地规划专家玛斯洛夫、水利专家别列捷里·日列佐夫领着八十多个中国的姑娘小伙来到博古西湖踏勘定点，规划设计。
一切都按预定的日程顺利推进，最后一个工作日，姑娘小伙悄悄商议，不让他们的玛伯伯再跑了。
“今天要把桩号橛子全带上吧？”
“全带上，今天的路程有八十里吧？”
“不止。还有一截子沼泽，玛伯伯还去不？”
“再不能让玛伯伯跑了，政委那天来还批评我，让玛伯伯开夜车，我能管住吗？你说？”
他们的玛伯伯却早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别说八十里，八百里我也要去，我要看到最后的胜利。”
沼泽在太阳的暴晒下弥漫了一层水雾，连片的蝎子草猩红一片。一段草地，一段沼泽，在水里蹚的时间一长，腿肚子上便热辣辣地刺痛。玛伯伯索性把裤管卷到膝盖上，他回头对姑娘小伙说，土地利用也要考虑，现在看是不值钱的沼泽，随着建设发展，土地就会紧张。
“508783！”
“508783，最后一个设计桩号！”
最后一个设计桩号固定好，博古西湖已掉进夕阳的余晖里。
大业初创，兵团农场大都参照苏联中亚地区国营农场模式，由苏联专家总体规划、设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国营农场基本切合新疆、兵团实际，为兵团农业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前苏联专家帮助十八团（现二十九团）规划农场条田
晨曦牵来又一个黎明。
玛斯洛夫走出帐篷，看见姑娘小伙们抱着一簇簇盛开的沙克勒克花，却什么也不说，安稳得像还在树上小窝里的鸟儿。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敢张口，他怕已经湿了眼眶的泪水流下来，他接过花束，拥抱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离开这儿了，我们大家都不想分离。谁对那块土地付出过心血，付出过汗水和劳动，谁就会觉得自己不是客人。如果我这个老头子还能活十年，我一定要来看看孔雀园艺场，看看你们，我的孩子们……”
三
驻疆屯垦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坎土曼开荒的小农生产，跨越到机械化大生产。
第一批拖拉机手像刘学佛们怀念迪托夫教授一样，感恩赫维利亚教授。
卡·斯·赫维利亚教授是苏联著名农业机械专家。他与迪托夫教授一起应邀到八一农学院执教，同时顾问指导生产部队农业机械化。
那时候，放下枪杆子拿起锄把子的战士别说见了，连“拖拉机”三个字也没听见过，赫赫有名的一团之长谢高忠也不知拖拉机是个啥。
第二年年初，司令员带给谢高忠一封亲笔信，催问春耕春播准备好了没有，要他们再来一个大丰收。
信中还说：“听说战士们很眼热内地部队的新武器，你告诉同志们，军区也要用最新的武器装备你们团，装备六师，把你们师装备成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兵种。”
“当时，部队的军人情结很重。从内地参观学习、探家回来的战士，带回来很多消息，内地部队大练兵，配备的新式武器，别说没见过，连名儿都没听说过。当兵的，谁不稀罕闹个新家伙？兵团虽然说是国防军兼生产部队，实际上是踏踏实实地抡了一年多坎土曼，一心一意搞农业生产。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了一二十年仗，很留恋扛枪打仗的日子。”
收到司令员这封信，把谢高忠高兴坏了。说给战士们听，部队情绪高涨，都盼着新装备啥时候能到。
5月17日，突然通知，新装备到了，司令员也要来。赶到师部，看见院子里战士们围着几辆美国“达道吉”，达道吉上装着我还叫不出名的装备，战士们都看呀摸呀，议论纷纷，都问司机这装备叫个啥名。
司机说，叫“拖拉克脱”。“拖拉克脱”，怎么使用？司机也答不上了。
大家嚷嚷得正起劲儿，师长于侠来了。
战士们涌向于侠师长，七嘴八舌地急着问：炮口在哪里呀？新兵种是不是叫“拖拉克脱”？“拖拉克脱”威力比“喀秋莎”还大吧？
师长只笑不答，调皮地说：“嗯，这是军事秘密。”
谢高忠想到司令员说的搞大规模农业开发要搞机械化，心里有数了，这可不是打仗的新装备，这是开荒的新装备。
于侠师长笑着问：“谢高忠，你该知道这个大家伙叫什么吧？”
谢高忠说：“我猜它就是司令员说的拖拉机，开荒种地的。”
兵团女机务工作者的风采
于侠师长对战士们大声说：“对了！谢团长说对了，这就是我们搞农业生产的新装备——拖拉机！”
又有几辆达道吉运来了各式各样的农机具，大吊车也开来了。
正忙着，战士们喊起来：“司令员来了！”
司令员一下车，就绕着拖拉机转了一圈，还是平常的一身平布衣服，小平头，大胡子不见了，显得年轻精神。
他跳进驾驶室，搬弄了一阵子操纵杆，对着谢高忠说：“谢高忠，这家伙来劲儿吧！”司令员的神情是喜欢得不得了。
“这比‘二牛抬杠’可是强多了，再大的坎土曼也比不上啊！”
“不是强多了，是强百倍！”司令员说着跳下拖拉机，高兴地说，“军区很快就把你们装备成世界上从来没有的新兵种，一个拖拉机师。谢高忠，你就是拖拉机团长！怎么样？够威风吧！”
战士们欢呼起来。
司令员决定第二天搞一个大演习，让焉耆的老百姓和部队战士亲眼看看拖拉机的威力。
于侠师长急了，说：“不行啊，司令员，我没有拖拉机手啊，谁来驾驭这些铁马呀？”
“好你个于侠呀，”司令员指着于侠师长说，“我王震还没有让你学诸葛孔明草船借箭，你就喊难了呀！”司令员又转向战士们说：“他手里精兵强将一大把呀！”
战士们盯着师长，师长看着战士们，最后都望着司令员，等他说这个谜底。
司令员哈哈大笑：“于侠呀于侠，你真是小看了自己，你不是有个技术队吗？坦克开得了，拖拉机就开得走，大同小异，都是喝油不拉屎的，研究一下，明天上阵。”
战士们又欢呼起来。
第二天一早，焉耆东门外的草地上已经挤满了人。司令员和战士一起刚清除完草地上的障碍，拖拉机排着阵开过来了，轰鸣声盖住了人们的欢呼声。司令员指挥着拖拉机的行走方向，矫健地跳上头一辆拖拉机，手握操纵杆。拖拉机后面草地在铁犁子走过后，变成了黑油油的犁沟，都稀奇得很，人群跟着拖拉机往前移动，巴郎子跑到拖拉机前面，跃跃欲试，想摸摸拖拉机的“眼睛”。戴着小白帽的回族老汉弯下腰，折根芨芨草量着犁沟的深浅，伸出拇指，连连称奇。
司令员刹住了车，站在链轨上，向人群挥着手，大声说：“乡亲们，同志们，过去我们用这双手开坦克，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垮了国民党。今天，我们要用这双手，开动拖拉机，和各族人民一道，把天山南北的戈壁滩，建设成美丽的家园……”
司令员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后，见警卫连的一个小战士围着拖拉机转来转去，问他：“这个伢子，有好大啦？”
小战士很响亮地回答：“报告司令员，二十岁。”
司令员捏了捏他的胳膊说：“长得好结实，去开拖拉机吧！”
小战士一个标准的军礼：“是！去开拖拉机。”看来司令员很喜欢他的虎劲，交代谢高忠：把这个伢子调到你的机耕队，是我们这个新兵种的一个新兵。
想成为“新兵种”的新兵可不容易，第一期拖拉机手培训班的五十多名学员，全是从兵团的劳模、先进生产者中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
连续十二天开荒竞赛中，创造平均每天开荒一亩三，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有“气死牛”之称的侯正元有幸被选中，成为第一期学员。训练班开学第一天，陶峙岳司令员讲话。侯正元至今还珍藏着记有陶司令员讲话的笔记本。
训练班开学的那一天，陶峙岳司令员亲自到会讲话，他说：“你们是经过开荒考验的优秀青年。过去拿坎土曼的手，现在要来开拖拉机，又要面临新的考验。希望你们把开荒的拼劲用到学习上，新疆的土地这么大，离开机械化是不行的。你们不但要自己学习好还要把学到的技术传给更多的人，你们是在为社会主义大农业开路，肩负的是兵团农业实现机械化的重担，这副担子不轻啊！”
1952年到1953年两年间，办了五期训练班，培训拖拉机手一千多人，训练班是兵团农业机械化名副其实的摇篮。
赫维利亚教授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他给学员授课，他在农田操作示范；制定农业机械管理制度；保养、修理规章创建……赫维利亚教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他还配合迪托夫教授倡导的农田规划建设，为兵团现代化农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苏联援华专家数以万计。他们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对新中国的热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奠定了基础。
新疆因其地理毗邻苏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军人们在天山南北搞了十多个实验农场，全部机械化，学习苏联现代管理制度，实施先进的耕作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疆的工业项目苇湖梁发电厂，十月拖拉机制造厂、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无一不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设的。那时候，苏联老大哥对新疆建设的援助几乎是有求必应。兵团第一代创业者对“冷战”背景下，给予他们热情帮助的老大哥，由衷尊重，深深怀念。
十八团——二十九团创业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兵团农二师党委书记、师长王德昌前辈对土壤学家柯夫达教授的记忆：
那时候天冷，滴水成冰，一进入十一月，零下二三十度。再冷也要出工，开春要播种啊。眼睛盯着水平仪，一盯就是一上午一下午，寒风一吹，流出的眼泪就结成冰。手冻得不停往怀里揣，不暖一会儿就拿不住笔。
兵团的农场，八师的、一师的、二师的二十九团，规模，占地面积耕地面积，在全国、世界，也是排上号的大农场，有的农场占地面积比新加坡、比欧洲的一些小国还大。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代表中国现代化大农业生产水平。
他一块地一块地看，剖面坑里抓起一把土，舌尖尝一尝，就知道盐碱的含量，赤着手一层一层取土样，一天下来，碱土就把手咬得满是血口子，人家可是大教授呀！能吃苦，做事认真，值得我们学一辈子。人也好，生活那么苦，从来都是笑嘻嘻的，平易近人。六十年了，柯夫达教授尝罢碱土耸肩头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想一想还很亲切。
那要感谢苏联专家，全过程，我亲眼所见，历史的见证人。
苏联专家突然撤离和随之而来的“苏联逼债”，留给当事者的记忆也同样经久难忘。
“三年自然灾害”，更多的非天灾而是人祸，其中就有“苏联逼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两党短暂的蜜月渐冷至冰点，进而波及两国关系。出于自身安全战略，苏联总希望在它境外周边维系它能够驾驭的政权。作为一个大国，一定会有一些政治势力投怀送抱；作为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志士无不向往之，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充分利用了这一历史赋予它的光环，只不过，它只光耀着自己，以“我”为中心划圆圈。
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在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内，撤回所有在华苏联专家，并要求提前还债。这对百年战乱，又经举全国之力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无疑雪上加霜。而折合人民币五十二亿元的债务和利息，百分之六十以上正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原定协议1965年底本息还清。
中国人民只有节衣缩食，用优质猪肉、鸡蛋、苹果还债。苏联的背信弃义也直接导致新疆刚刚起步的建设每每举步维艰，甚至下马。王震将军身体力行号召驻疆将士节衣缩食甚至拿出每月几元的津贴建设农场、发展工业，就是这个大背景下的牺牲和奉献。
历史的影像中还有迪托夫教授界桥一步一回眸的凝望；还有玛斯洛夫灯影里的白发，姑娘小伙手中露珠晶亮的沙克勒克花。
美国纽约，立于联合国总部“铸剑为犁”的青铜雕塑，是苏联艺术家的创作。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一
艾买提·艾再木手中的铁锤叮叮当当响了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前，艾买提和他的父亲从疏勒老家到了草湖。草湖，天山之南的叶尔羌河滋养出的田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春，艾买提和他的父亲，先是给屯垦草湖的官兵打造坎土曼，打造镰刀，屯垦草湖的老兵谁手中没有一把艾买提打造的坎土曼？部队犁地有拖拉机后，他们父子也要打造拖拉机配件，老兵们笑着说：草湖开发的历史，是从艾买提家铁锤击打铁砧的叮当声开始的。
艾买提给战士们打坎土曼用心思，有锅底形的弧度，以便“兜得住”土。也要打得肩宽背厚刃薄，才能使得上劲儿砍下土来。刃口要加钢，耐用锋利。还要掌握好热处理，以免卷刃、崩刃。坎土曼的大小不同，男兵用大的，女兵用的要小。
铁匠手艺，艾买提家的祖传。艾买提的父亲是铁匠，父亲的父亲还是打铁的，给部队打坎土曼打镰刀那会儿，艾买提给爸爸打下手，拉风箱，铁锤的叮当声中，几十年过去了。艾买提的长子买合木江子承父业，接过了家族手艺，艾买提最自豪的，是给部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徒弟。
维吾尔老人马木提一早就骑上他的小毛驴出了大墩子，急急地往十八团渠工地赶。1951年的劳动节，十八团渠要通水呢！
哎哟！赶巴扎一样嘛！敲锣打鼓，这么多人，热闹！
马木提大叔刚跳下毛驴，就见一行人迎了上来：“嗷哟！这不是王司令吗？”
司令员王震也是一早从乌鲁木齐赶来，小飞机落在了戈壁滩上，库尔勒还没有机场。六师接他的嘎斯69还没停稳，他一眼就认出了马木提。
“马木提同志，你好吗？”
“哎哟，司令员，你看，我好得很嘛！”
“十八团渠今天通水。”王震握住马木提的手摇了摇，“我代表部队，代表十八团谢谢您！”
“哎哟，我的司令员，要道谢的人是我，马木提。”
哈哈哈哈……
艾买提和爸爸当年用的铁砧还在，草湖开发的历史，是从艾买提父子手中的铁锤打击铁砧上的坎土曼的叮当声中开始的
原来，去年大墩子经文学校的那个夜晚，王震在地形图上划出一条红线，十八团两千多人的开渠大军在五十多公里长的战线破土动工。有一段工程设计，要穿越马木提的果园和院落。十八团和库尔勒县委商量，选一处马木提满意的地方，按照他的要求盖好房种好园子，但是马木提眷恋他的老房老院，更舍不下他的果园子。维吾尔人视树如命。这一段工程因此迟迟不能开工。
这件事让王震知道了，他立即指示十八团领导：故土难离呀，部队生产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
十八团按司令员的指示修改了设计，大渠拐了一个不小的弯，绕过了马木提的果园。不过，这一拐土方工程和建材就增大了很多。库尔勒县委把王震司令员的指示和十八团的决定告诉了马木提。
马木提一家听了很感动。马木提的老伴说：“哎哟，老头子，解放军好嘛！解放军不来的时候，你这样子嘛，皮鞭子早挨上了。不要说我们这个小园子，再大一些的果园子，柴火一样砍掉烧火呢！你的脑袋瓜子也脖子上长不住！胡大说了，人的心要有呢，好事要做呢。”
马木提决定搬迁。一家人悄然离开老宅院时，马木提和老伴恋恋不舍走在最后。老伴抱住一棵香梨树流眼泪了。真是舍不下这些亲手栽种的树呀！
这件事来来回回地传开了。来来回回地，大墩子和十八团，部队和老乡，越来越近了。
十八团渠通水，哎哟，那不就是天大的一件喜事了！
还是树的故事。
尉犁县境要建一个农场，开发塔里木立足的桥头堡。场址选在孔雀河南岸十五里外的荒原。
从孔雀河北岸到南岸，维吾尔老乡乘胡杨树挖空的“卡盆”摆渡。如今，面对千万垦荒大军，卡盆实难承载历史使命。
孔雀河架桥的消息不胫而走，两岸百姓弹起了热瓦甫，敲响了手鼓，跳起了刀郎和麦西来甫，表达他们对部队架桥的祈盼和感激。
大桥破冰动工。战士们日夜奋战，桥桩打到二分之一时，工地木料告急，打桩的木料已用完。动工前，对河床流沙层预测不足，施工后发现河底流沙层比预测的深得多。每一个桥桩都要把两根料接在一起才能打到沙层以下的硬土层，如此，需用木料就增加了一倍。
木料只有去霍拉山伐、运，远水难解近渴。天气一天天变暖，河水解冻，冰上施工的方案就要搁浅。
工地上的号声听不见了，篝火映照出战士们的愁容。就在这时，一位维吾尔族妇女走了过来，火光里，看清是房东沙热汗大婶的儿媳阿拉木汗。阿拉木汗对战士们说，你们不要发愁。我们家院子还有十棵白杨树呢，如果能用，我们就砍下来架桥。
“这……”连长杨纪棠问阿拉木汗：“沙热汗大婶愿意吗？”
“就是她让我来的。”
听阿拉木汗这样说，一股股暖流从战士们的心底流过。他们都知道这十棵白杨树藏着的一段往事。
三十多年前，麻木提娶了沙热汗，麻木提的爸爸栽了十棵白杨作为他们结婚纪念。希望他们有十个孩子，个个都像白杨一样高大挺拔。白杨树一天天长大了，像十个威武的卫士，护卫着沙热汗的农家小院。杨纪棠他们来之前，白杨树被县长看上了，要用来修公馆，斧头就要落在树身上时，麻木提猛地扑向树，抱住了白杨树的躯干。沙热汗大婶要把丈夫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十棵白杨献给部队修桥。
沙热汗大婶一带头，村里几十户农家从早到晚响起了斧头、锯子锯木声，星星照亮的夜晚，一辆辆马车、毛驴车拉着树木去修桥工地。
1956年4月20日，长一百一十米，宽五米的孔雀河大桥竣工通水，也是人山人海，河两岸的老乡都来了，巴扎一样热闹。
二
位于天山北坡的紫泥泉草原，因为培育出了中国美利奴细毛羊名闻遐迩。
天山北坡乌兰乌苏南行百里许，有泉涌流，泉水四周泥土色紫，清泉出紫泥而不染，缓缓四溢，滋养出了一片草原——紫泥泉草原。
国际育种界，细毛羊育种最保守。牛、猪、鸡畜禽品种，某一国育成优良新种，他国就可以通过引种造福本国民众。细毛羊不同，优良品种掏再多的钱也买不来。“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出口优质羊毛，优良种羊却绝不出口，且实施技术封锁。不只是市场竞争，细毛羊良种繁育太难。
中国没有细毛羊。
中国细毛羊培育起步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2年，新疆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引进苏联阿尔泰细毛羊，与新疆本土哈萨克土种羊杂交繁育细毛羊。时局动荡，举步维艰，终难有成。
新中国需要生产优质羊毛的细毛羊。
还在1951年，一批老兵来到紫泥泉，他们买羊买马，在司令员陶峙岳直接领导下，有五十多万亩四季草场的“紫泥泉种羊场”挂牌。五十一只苏联进口的阿尔泰美利奴种羊，一百零四只本地细毛羊，六千两百只哈萨克土种羊是全部资本。
陶将军带着老兵去哈萨克牧民哈桑别依的毡房请教放牧方法。去奴合曼的草场打问草原气候，牲畜疾病，去一个一个冬窝子、春窝子，不耻下问。陶将军去羊群找专门饲养阿尔泰美利奴种羊的牧羊战士肖发祥，展望紫泥泉的远景。
1955年牧草黄了，羊群往冬窝子赶时，一个还没有戴眼镜的白面书生像一粒天上掉下来的草籽落地紫泥泉。
南京农学院畜牧系毕业的年轻人刘守仁不远万里来到紫泥泉。紫泥泉的日子看上去简单得单调。浅草远看，年轻人跟随哈萨克牧工哈桑别依在夏牧场；秋风起，年轻人跟随牧羊战士肖发祥，转场冬窝子，接羔、放牧、药浴、人工授精、剪毛、打草……年轻人比牧工多了夜里灯下的抄抄写写比比画画。春夏秋冬一年年，羊群里缠磨了整整三十年，跟在羊尾巴后面的年轻人已不年轻，这才有了他们心血的结晶——
1985年，“中国美利奴新疆军垦型”细毛羊通过国家鉴定、验收，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来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大利亚的著名绵羊鉴定专家麦克·马斯特先生在紫泥泉草原看见了中国美利奴，夸赞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好的羊。”
1999年初，标志中国细毛养羊业发展里程碑的美利奴U品系羊繁育基地在新疆兵团建成。
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对羊毛品质有了更高要求，羊毛纤维越细越金贵。时尚风向标澳大利亚，直径十九微米以上羊毛大幅减产，十九微米以下供不应求，价格持续攀升。
紫泥泉送检国家羊毛羊绒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超细型细毛羊新品种，羊毛细度直径十二点六微米。新品种细毛羊选育成功，为中国细毛羊发展获取了最关键的品种资源基础——保住细毛羊产业，就保住了国际羊毛议价权。
如今，紫泥泉名声在外，说起紫泥泉，人们总会和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刘守仁联系在一起，刘守仁想说的，却是草原、细毛羊和他的牧工兄弟。
紫泥泉一个产羔季节，我在奴合曼家，奴合曼是牧工成长起来的紫泥泉副场长，他和刘守仁的兄弟情谊感染着我，我录下了他们的酒话。酒是草原的灵魂。没想到刘守仁也好酒，或许与他的细毛羊一样，也是草原的赐予：
王震司令员和维吾尔群众亲切交谈
一提细毛羊，就是“刘守仁”。这不公平，谁有我清楚？要没有奴合曼、苏来曼这样的哈族兄弟，我什么也干不成。从南京农学院毕业那年我只有二十一岁，到了草原才发现可不像想得那么美妙。想一想，真不知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常有这样的事，走上主席台领奖会突然想起紫泥泉，想起苏来曼大叔。我到苏来曼大叔这里放牧羊群时，正是产羔季节。天上下着大雪，他儿子在产羔房里守夜，半夜听到羊叫，他不放心，老人当时已经七十岁了，腿又不好，他就从毡房爬到产羔房，他爬过去留下的痕迹我一辈子忘不了。多好的老人呵！
第一次进夏牧场，我是和奴合曼大哥一起去的。那天，太阳落到雪峰后面时，我们才在山脚下一片平缓的草滩上歇脚。山里夜间很冷。我从梦中冻醒时，看见大哥裹着光板老羊皮大衣横在窝棚口，他带来的皮褥子盖在我腿上。那时，他的腿已经被关节炎搞得走路都伸不直了。事后，阿拉依汗嫂子说：“那个事情小小的。”
有些大事记不住，小事却忘不掉。到紫泥泉三十多年了，记不清有多少次和大哥一起进山，哪一次不是他挡在窝棚口？
“那些事不提，都是为了羊。”奴合曼说着，从条桌上方摘下一个镜框，指着一张照片让我看，照片是黑白的，天和草场分不清。奴合曼扑在一只膘肥体壮的种公羊身上，头抵着它螺旋形的硕大犄角，眉眼里是流不尽的笑。他的身后是刘守仁。“这张照片嘛，是细毛羊通过鉴定后拍的。为了羊，我的好兄弟吃了多少苦！”
那一年草黄的时候他来了。看起来像个娃娃，大志气有！哈哈哈（奴合曼冲着刘守仁开怀大笑）。第二年接春羔，一只母羊把羔子下到雪地上，他脱下棉袄包上羔子。“加克斯！”（哈语“好”）牧民喜欢上了我的兄弟。我们哈萨克有句话：“不听嘴上的，看手上的。”我高兴，和他一个毡房一个毡房地跑，一个草场一个草场地看。
他的身体太瘦小了。还记得那次发烧吗？“水，给我一点水！”把我吵醒了，我把水递给他。他染上了布氏杆菌病，下午淋了山雨，就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个病难受得很。喝过水，他迷迷糊糊睡着了。我睡不着，把他的腿、脚抱在我的怀里，发过热就要发冷哩。我别的没有，热气有。醒来以后我的兄弟流眼泪，我说：“眼泪不要流，男人不流眼泪。”
他把我当大哥，教我文化、育种、饲养。白面少的时候，他把省出来的白面扛到我家，他知道我的胃不好。我的阿拉依汗抹鼻子了。
刘守仁把话接过来：
没有好草养不出好羊。大哥告诉我，紫泥泉南边天山深处有一片长着酥油草的草场，但是山高路险，还要翻越三个冰达坂。很早以前，有个蒙古牧人赶着羊去了，牧人没有翻过最后一个达坂，他的牦牛掉到悬崖下，这个地方也因此得名“滑牛沟”。
我和大哥一起上路，翻越海拔四千米的“哈拉海底”冰达坂时，大哥第一次对我发火。哈拉海底空气稀薄，脚下到处是冰窟窿。刚到半山腰，狂风骤起，卷起一道道雪流子，打得人迈不动步，睁不开眼。大哥把带着的一根棍子绑在我腰上，又用一根长绳子分别拴在我和他的腰上。他走到前边，走几步拉一下绳子，我再走。怎么能让他冒这样大的风险？我紧跑几步赶上他，争着往前去。他猛地一下把我推倒在雪地上，大声喊：“后边！你！”我鼻子一酸，眼泪来不及流出来就结成了冰疙瘩。这可不是委屈……
整整走了七天，我们终于翻过最后一个崖口“滑牛沟”。天地一下子开朗了，白云缠绕着天山，湍急的溪流在岩石间冲撞，半米高的酥油草一片又一片。很多红花、紫花埋在草里，时隐时现，真是一片少见的好牧场。
我们点起火，在青石板上做了一顿可口的“狗扯羊皮”。山上的野葱野蒜到处都是。我打起鼾声的时候，奴合曼大哥已烤干了我的衣服。
第二年修路进山，紫泥泉又多了一块培育世界第一流细毛羊的草场。
比“哈拉海底”还要凶的政治风暴刮到草原时，我是“走白专道路的反动权威”，已经是二连连长的大哥成了“走资派”。总不能眼看着十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不管咋样，也要保住育种母羊。一天早晨，我揣着十几个鸡蛋，一包饼干——这是我所有的高档食品了，去看望大哥。他气病了。
“二连，是个大连。”路上觉得有一肚子话说，坐到炕上却只说了这么一句。
“你心里想的我明白，”大哥坐起来说，“育种不能停。”
二连有一批育种基础母羊，在动乱的日子里，二连所有的干部都进了“牛棚”，二百多个职工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
“你放心，哈族同志的工作我做，你搞你的育种。不要发愁。”大哥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
中午，阿拉依汗嫂子做抓饭，家里的一点羊肉都放进了锅里。
两个月后，两大派分水合流。年底，二连上交了二十万元。繁育率、成活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在那个年头，这是个奇迹，我清楚，奇迹中有大哥多少心血。
奴合曼摆摆手：
都是为了羊。1973年，从北京来的干部让我担任主管牧业生产的副团长，可我“走资派”的帽子还没有去掉。那时，紫泥泉的羊群越放越少了，草场越来越小了。胡大也帮助，旱了一夏天，冬草没有。有人要看我的笑话，说：“雪化了，奴合曼就下了台。”
就在倒春寒袭击羊群的时候，你来了。天麻麻亮，西北风尖尖地吹。你敲开了我的门，对我说，“有办法了！麦草粉碎，拌上百分之五的尿素焖一下，羊子爱吃得很”。我的兄弟，我高兴得打了你一拳！
三十万斤麦草，我们两个人粉碎了好多天。最后一把麦草轧完，阿拉依汗给你烧奶茶时，你已经睡着了。
我的好兄弟，胡大保佑紫泥泉，把你带到了草原。
有些醉意的刘守仁端起酒杯：
大哥，还记得那场寒流吗？刚十月底，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来了，一路扫荡。正是配种季节，五千多只母羊只配了两千多只。刚接过“场长”的挑子，就给我颜色看。我知道你的腰病又犯了，可还得找你。
走到门前，我犹豫了。我不忍心看你弯曲的双腿，不忍心听你急促的呼吸。大哥，我真不忍心啊！
就在这时，你拉开了门。一副出门打扮，靴子都穿上了。进屋后你告诉我，夜里根本没睡，办法有了。你可真有点大将风度，当机立断先转场后配种。配种站的同志正急得团团转，我们赶到了。组织好劳力，配种站搬进了冬窝子，煤也拉去了。配种工作没受一点影响。”
哈哈哈哈……
酒不醉人人自醉。这一夜我们谁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离开炕头的。
要离开紫泥泉了。我问奴合曼要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彩照，照片上的远景是层次感很强的白云和蓝天，当然还有罩着雪冠的天山，近景是羊群和草滩，右角是一片红得极艳的花。
我喜爱这夏牧场的色彩，一路上，心里都装着那片火红。
三
车排子有一位叫“团结”的维吾尔汉子，团结是车排子的名人，说起团结，就扯出了车排子三代人六十年的一串串故事。
1960年一个夏日的午后，乌苏县车排子乡二大队维吾尔村民艾买提家的院子里围满了人。几位维吾尔大妈进进出出，焦虑地嘀咕着：“胡大呀，怎么办呢？谁来救救她？”
部队进疆之初，深入牧区、农区，为少数民族农牧民看病
艾买提的妻子哈力卡姆难产，因为车排子乡没有医院，只好在家里。三天三夜了，哈力卡姆已经昏迷不醒，母亲和腹中的胎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一个哈萨克小伙子突然说：“为什么不去河东解放军农场的医院呀？”艾买提拍着头连声说：“哎呀！我的胡大，急糊涂了，脑袋急得没有了。快去！快去找朋友！”
一骑快马向奎屯河东岸急驰而去。小伙子找到艾买提的好朋友，二十团宣传科干事小李，“哈力卡姆难产三天了，你快带医生去救救她吧！”小李带着哈萨克小伙子向团领导汇报后，立即跑到汽车班，坐上车就往车排子乡赶。
不到一小时，哈力卡姆就从车上抬进了病房，立即进行抢救。经过检查，产妇的情况很危险，不仅因胎位不正，还伴有阑尾炎、胆囊炎急性发病，必须立即实施剖腹产。
手术开始后，哈力卡姆就出现大出血，那时卫生队还没有血库，医护人员卷起了衣袖，争相献血。消息传出后，二十团的干部职工从四面八方奔向卫生队，卫生队门前排起了献血的长队。
这一幕让艾买提感动得哭了起来。
八个多小时后，二十团的白衣天使给了艾买提一个最好的结果：顺利取出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哈力卡姆做了阑尾切除和胆囊切除后也转危为安。
半个月后，哈力卡姆母子要出院了，艾买提找到卫生队协理员杨雄说：“老婆我拿走，孩子你们留下，他的命是你们给的。”杨雄握住艾买提的手笑起来：“老婆你拿走，儿子你也拿走，都是你的，我们是亲戚，常来常往。”艾买提说：“那，你们给儿子取个名字吧，亲人的恩情留在心里。”这是个好主意，有人提议，那就叫“团结”吧？大家都说：好！这名儿上口，还有意义，他是民族团结的结晶嘛。
艾买提定了个规矩，每年八一建军节全家去二十团探亲。这之后，每到八一建军节，艾买提一家一定会去二十团走亲戚。不是牵着羊，就是拉着瓜。到了古尔邦节、肉孜节，老朋友李干事，从妈妈肚子里取出团结的张玉兰医生，就往河西来了。你来我往，一直走到了今天。
团结扯出的故事从头说的话，就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又一个春天开始。
一队举着军旗的队伍一路往西，军人们离开刚刚收获了一季的新垦地，甩开双腿一直走进准噶尔盆地一处地名叫“车排子”的地方。
车排子地处准噶尔盆地西缘，在一条河的中游。这条叫“奎屯”的河流从天山深处冲出峡谷，急切切地扑向准噶尔盆地，拥吻一片片处女地，雄性的水流催熟了车排子的沃土。
有水有地，军人们勇往直前地拉开了架势：“同志们！二次创业开始了！”振臂高呼者是这支部队拉动小拐第一犁的排头兵杨新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二营教导员。
六十年后，杨新三回忆当年仍记忆犹新：
开发车排子垦区，老黄是向导，王凯是功臣！车排子一个叫“三十户”的地方，有一个简陋的小客栈，几间土坯房，红柳围出了院落。后院住店客人拴马放车。部队刚进院门，就有人闻声迎了出来，是个高高大大的中年男子，身板儿很结实。杨新三招呼他：“老乡，你好啊！”
“你好！你们从哪里来？”壮汉应声道。
杨新三一听，是山东口音，心想，在这里还遇上了老乡，很高兴。杨新三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我们是解放军，到这里来开发垦区。你是山东人啊？”
“是的啊，是的，听你口音也是山东人啊！”壮汉也很高兴。
“团结”上学了，爸爸带他到一二三团医院感谢救了他和妈妈的医生阿姨
拉上了老乡，话也多了。老黄这人，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老黄闯关东去俄罗斯当了劳工。中国劳工中一些人组成了中国团，参加了苏维埃反法西斯斗争。老黄是个热血青年，加入了这支队伍，上了反法西斯前线。
爱情的火花从来不分地域，在革命斗争中老黄结识了一位俄罗斯姑娘。战争结束后，苏维埃对中国军人的政策是留去自由，思乡之情让老黄最终放弃了定居苏联的机会。
老黄却没想到，回老家的路是那么遥远。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乱，早已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和一批中国工友从塔尔巴哈台进入新疆，正赶上三区动乱，几经辗转才在车排子落了脚。
老黄和俄罗斯媳妇生了四个儿子。儿子还没成人，媳妇撇下他们几个先走了。老黄又当爹又当娘拉扯大了四个儿子，日子过得艰难。性格要强的老黄很能干，车排子的三十户是个交通要道，西去塔尔巴哈台，北去阿尔泰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得歇歇脚喂喂马。老黄领着四个儿子脱坯起房，又割了红柳圈出个前后院，不远处开掘了荒地，种上菜蔬、苜蓿、粮食。自己下厨用心操持，茶饭汤水热热乎乎的，渐渐就有了招牌。
就这样，老黄在车排子扎下了根，成了当地“老户”，加上山东人的豪爽，成了很有些名声的“万事通”。
我打问车排子的水资源，地质土壤情况，了解当地民俗民风。
老黄热情告诉我，车排子的土地尽你跑马圈地你也占不完。奎屯河的洪水能留住够你用三辈子。
车排子这个地名的传说也脱不开水。
传说很久以前，一个马车夫正赶着他的马车来到这里时，遇上洪水泛滥，道路翻浆，马车困泥泽，马车夫匆匆丢下马车，骑马逃命，这么一架车子始终丢在了那里。人们指路时常说，哎，就在那里，那个有车排子的地方，久之，叫出了“车排子”这么一个地名。
老黄对我说，你们要种地，就找王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这个人在农业上是个好把式，他家几代人都在这里务农，对这里的水情土地没有比他再了解的。王凯是个回族农民，黑脸膛，高高的个子，朴实，健壮。啥时候见他都是精神饱满的样子，经常穿着一身半旧的黑棉衣，和你说话的时候总是眯起两只眼睛，一面说一面笑，亲得很。
车排子的老户有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回族、俄罗斯族。王凯人勤劳，也很精明，车排子的老户都佩服他。他对这一带的水资源和土地情况十分了解，走到一个地方用手抓一把土，捏一下，再伸出舌头舔一下，就知道盐碱重不重，基本上就能确定这块地能不能种。然后再根据方位测算出是不是能引来水。王凯对垦区的开发真是起了大作用，战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
刚开荒时，主要靠人力，一切从头开始呀，王凯给部队牵来一匹耕马。他家只有这一匹马，你看看他对部队的感情！直到现在，车排子的干部职工也没有忘记他。
各族群众把人民军队看作自己的子弟兵，支援部队开荒生产。主动给部队当向导，看荒地，找水源，把自己的生产工具送给部队，手把手传授使用方法，生产技能。
车排子的四月，春风吹拂，是播种时节。部队一时调不来所需的种子，战士们饿肚子省下口粮充作种子。
一个布谷催春的清晨，战士们见车排子的老户们拿着布口袋，提着小筐向他们走来：得知部队春播缺种子，各族百姓你一升我一升地给部队凑。其实，老百姓日子过得很紧，那时的生产力很低，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也就顾个温饱，春播的种子都是嘴里省下来的。
战士正向乡亲们连声道谢时，又一位维吾尔农民手里提着半袋种子赶了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收下吧。”维吾尔农民叫阿尔巴洪。阿尔巴洪是车排子老户里最勤劳的农民，除了放牧，还种了几亩地，虽然孩子多，生活还算过得去。他正磨着面，听见外面说要给部队凑种子，阿尔巴洪叫老伴把家里存的麦子都拿来。看看还嫌少，干脆把已经倒在磨子上的麦子又扫了下来，装进袋子，老伴担心：“咱们一家吃什么呢？”阿尔巴洪劝老伴：“家里不是还有别的粮食吗？春天种子没有，秋天吃什么？解放军渡过难关，不会不管我们，你就放心吧。”
在车排子垦区，铁木拉洪也是无人不知的名人。车排子的第一道犁沟，就是铁木拉洪送给部队的“二牛抬杠”豁开的。部队屯驻车排子第一春，生产工具只有铁锹，一个战士平均不到一把，铁木拉洪的犁，王凯的耕马，那是雪中送炭。那时候，一匹耕马，一张木犁，就是老百姓的全部家当。
铁木拉洪扛着他的“二牛抬杠”走进部队营房，他对教导员杨新三和战士们说：“我们哈萨克人都知道，大地为了孕育才存在，大地等你们快快播种。”杨新三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当着战士们的面，流下了军人的泪。身经多少炮火硝烟，眼见多少流血牺牲，没见山东汉子杨新三落过泪。
铁木拉洪和杨新三成了生死至交。
铁木拉洪家原先是游牧为生，从塔城的巴尔鲁克山游牧到车排子，后来，铁木拉洪的父亲在车排子杨绅士家做长工。因为人诚恳，做事勤谨，得到杨绅士信任，当了管家，铁木拉洪一家自此在车排子定居耕种。虽然弃游牧从农耕，祖先善骑射的传统却没丢，铁木拉洪枪法准，有打野猪的经验，部队派神枪手姚廷良跟着铁木拉洪打野猪。铁木拉洪告诉小姚，你就是神枪手也不一定能打上野猪，你要听我的，铁木拉洪真不是吹牛，两个人没几天就打了六七十只野猪，部队度过了粮荒。
战士们虽说大多出自农家，却也放下锄把子端起枪杆子多年了。如今又五湖四海地来到了大老远的塞外边陲，一手枪杆子，一手锄把子地屯垦戍边，谁也躲不开适应环境重新学习这一关。“二牛抬杠”耕地，北方籍战士不会使，南方籍战士连见都没见过。铁木拉洪手把手教战士们。铁木拉洪还教会了战士们制作“二牛抬杠”。
后来，铁木拉洪成长为乌苏县二牧场副场长，杨新三已是农七师二十团的政委了。又一个春天，杨政委找到老朋友铁木拉洪，向他求援，二十团准备在二牧场东窝子建个牧场，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牛羊拉的屎，农业上不去，帮我们发展点畜牧业吧。铁木拉洪二话不说，又伸出友谊之手，在他多方协调下，二牧场给二十团划分了草场，有了草场就有了羊，有了牛，有了马……农七师的畜牧业，就是这样起家的。
说到二十团的马、牛、羊，就不能不说另一位哈萨克朋友拜依先。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事了。那一年，二十团从阿尔泰草原买了一群马。归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雪，哈萨克牧人谈虎色变的“白毛”从地平线卷起，天地间竖起了一堵排山倒海的雪墙，那是比龙卷风还可怕的灾难，炸群的马匹四散奔逃，逃不及的，雪墙压过来瞬间已了无踪影，二十团紧急请求车排子乡救援。救援队的头儿叫拜依先。
在车排子长大的拜依先当过骑兵，复员后又回到车排子。可能是因为当过兵，拜依先对部队农场有特殊的感情。
拜依先率领救援队顶风冒雪，奔波在辽阔的北疆大地搜寻失散的马群。风雪中，他们马不卸鞍，饿了啃一口馕，渴了抓把雪，奔波到第五天，终于在玛纳斯河下游大拐以北的北沙窝找到了失散的马群。他们把马群一匹不少赶回二十团。
二十团的人认识、记住了曾经是骑兵的哈萨克兄弟拜依先。拜依先对二十团还有救命之恩呢！他在北山配种站工作时，与二十团基建连的采石班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呀，拜依先一家和战士们过得就像一家人，一家人的欢声笑语驱散了山地戈壁的单调寂寞。
冬日的一天，采石班一个小战士突然发病，肚子疼得满地滚。山里没有医生，没有通信设备，采石班也没有交通工具，又是大雪封山……就在这时，拜依先已经套好了自己的毛驴车，说：“娃娃咋样？赶紧往卫生院送。”采石班的战士争着去。拜依先挥了一下鞭子：“你们谁也不要去，睁开眼是雪，闭上眼还是雪，雪里的路你们能找到吗？能走出北山的，只有我。”
采石班的战士目送拜依先赶着小驴车渐渐消失在暮色苍茫的雪野里。
这一年，拜依先已年过六旬。一路上天冷雪深，拜依先老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皑皑雪野。六七十公里雪路走了整整一夜，赶到二十团卫生院天已放亮了，眼望着小战士抬进手术室后，老人昏倒在地……
解放军战士帮助少数民族兄弟修理农具
这人世间啊，是会有个因由缘分的。几年后，拜依先老人的小女儿沙玛力汗要出嫁了，你猜小伙子是谁？就是当年拜依先赶着毛驴车雪夜里送到二十团卫生院的小战士！小伙子姓买，回族。他知恩图报，病愈出院后，年年要去北山看望拜依先老人。小买人勤快，有眼神儿，进门先干活，像拜依先的亲儿子一样，来来往往日子久了，小买和沙玛力汗好上了，爱情的火花点燃了。
拜依先招了个回族女婿。铁木拉洪招了个汉族女婿。铁木拉洪一家定居车排子后，选择了“王怀有庄子”。王怀有庄是一处多民族共居的村落，有哈萨克族、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还有俄罗斯族。铁木拉洪的女儿古丽和邻居韩家的小子自小沙棘林子、苜蓿地里一起长大。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爱情却遭遇家族、世俗的重重阻力。古丽的一个舅舅话说得绝：古丽要跟小韩结婚，我断绝亲情关系。古丽性情要强，顶着家族、亲戚的压力，坚持自己的选择。当然，孩子总想得到亲人的理解。她找到父亲的老朋友杨新三求助，杨叔叔爽快地打了保票：“一点儿问题没有，你们大胆相爱！你们的爸爸、舅舅，都交给我。”古丽还找到团结帮助，他们是亲戚，古丽叫团结“哥哥”。古丽没有想到，杨叔叔心里已早有了底牌：“傻丫头呀，你家这么大的事，你老爸能不和我商量吗？我对你老爸说，部队刚进车排子那年，你铁木拉洪打了六七十只野猪，帮助部队度过了粮荒，我给你送去一袋粮食，你一家都没留一粒又送了回来。你对我说，我们是一家人。几十年过去了，怎么反倒生分了呢？孩子们爱得真诚，爱得纯洁，我们高兴呀！”哈力卡姆大婶跑到古丽家还没开口，铁木拉洪老两口就说了：“哎呀，不说了，听娃娃们的，早就是一家人了嘛。”
后来，卫生学校毕业的古丽成长为兵团农七师医院妇产科医生，小韩工作也很出色，他们一次添了两口，是龙凤胎。
铁木拉洪家是个大家族了。团结家族也是人丁兴旺。家园和亲情，亦如奎屯河滋养的这方土地，春种秋收走过四季，长河不废万古流淌。
杨新三最后一次见老朋友铁木拉洪时，都已年逾八旬。老哥俩感叹，刚进驻时那个苦啊，现在的人听着不信，民族关系呢，好得一家人一样。“老铁呀，没有你们支援部队口粮、种子，我们能站住脚吗？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乱，也没有啥‘民族矛盾’。”铁木拉洪也感叹不已，那个时候缺吃少穿，人的心齐。那个时候……
值得怀念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西部这支铸剑为犁的队伍，实践着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终极追求。他们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边缘安营扎寨；他们在中蒙、中印、中巴、中苏……五千七百公里长的边境线布点设防。
仿佛已经久远，好像又在昨天，带有浓重湖南方言韵调的声音，穿透长天大地，从历史深处响彻这片辽阔的疆域——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195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批准新疆生产部队转业，授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称号。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王恩茂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命令，颁发中央军委授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印信。
中央军委任命王恩茂为兵团党委第一书记兼政治委员，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张仲瀚任兵团党委第二书记、副政治委员。
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六十个春夏秋冬，六十年默默追求，六十载艰难辉煌，共和国六分之一疆域，兵团人变一千六百万亩荒原为绿洲，在新疆大地，每三亩半耕地，有一亩是兵团人开垦的。
兵团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大农业格局，示范、引领中国农业发展：
挥剑决浮云
铸剑安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