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格外轻盈的放肆

张爱玲:格外轻盈的放肆

也许,肌肤曾有的相亲,最最低微的肉欲却是温暖的、踏实的,用它去顾惜老年的人生,也算曾经沧海,曾有巫山云雨了。

 

一直不敢碰张爱玲,她浩大宽博,黑洞似的,靠近,便被吸去了所有的光和热。不过看了《同学少年都不贱》,倒看出一种亲切。原来天使暮年也是唠叨的。伸手再作兰花指,连妩媚也瘦骨嶙峋。

见到张爱玲最后一张照片,摄于上世纪的1994年,逝世的前一年。啊呀,怎么说呢,有点怕人哪,让人非常紧张和痛惜。瘦得像中东土壤那样的脸,妆容异常嚣张,几近外国人的模样了;眼睛像孤儿似的空空地硕大着、挣扎着;嘴角因为想生动,却弄出了乱七八糟的深皱;只有头发不可思议的茂密、黑色。她仍是奇奇怪怪地石破天惊,手上拿着刊登金日成猝死消息的报纸,拿得隆重而笨拙,业余演员打广告的那种造型。这张绝照,让我作了以下的思考:女人是以儿孙绕膝的祖母形象告终,因性感的放弃而变得慈祥为好,还是像张爱玲这样把女人的妖娆挣扎到底,哪怕成为很狰狞的东西?

我真的很惊叹张爱怜对女人的身份坚守到了人生黄昏,也表现出巨大的、甚至绝望的强悍。当这样的强悍又无比矛盾地呈现,更给人森森之惑:她几乎不见任何人,悄声无息地离群索居。就像她青春欢喜时,要把头低到尘埃去,老迈的她剥落了生活的琐碎装饰,家徒四壁,连一张日历画也不肯挂;一次性筷子、碗,以及成打的胶底拖鞋,全是些可以没心没肺扔了的东西,一种提得起放得下的无畏和无趣;可她又在不依不饶地绽放:高档化妆品和成堆的漂亮衣裳,仍是她空寂房间里的喧闹。闹着的还有电视机和暖光灯,它们夜以继日地声色着,到底也是人世的春花秋月。就在逝世的两年前,她还做了一次美容手术,并戴上隐形眼镜——她对美的敬爱、锐气,简直有点海枯石烂不变心的意味。人到晚年都有混淆自己的性别、懒惰于性感的毛病,在张爱玲这里却是背道而驰。

她也许放弃了很多,但永远不能放弃哪怕一种骄傲:好比她的《同学》里赵钰家的橡木桌,有裂痕的桌面,倒可用一只大圆镜子去掩饰。镜上的玻璃碟盛水,浮朵黄玫瑰,镜花水月的幻景,也胜过心绪的无所依托。所以,我不敢苟同许多评论家对《同学》的责难。这是凡人的傲慢与偏见:因为文字不再美艳冲天,情节不再妖娆悲戚,便认定张爱玲气数已尽,霸王奈何,也得别姬——我甚至是偏爱她的《同学》:繁华落尽,剩下了真实的素色。它是力量的,一婉转,“有种横了心的锋棱”——她,不再是民国临水照花的女子,而是美利坚土地上孤独的乱世佳人。她的生命力、她的性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在《同学》中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就像出水芙蓉,莲色只是结果,原故皆在水下,深不可测——莲的酝酿时光更让人有“身世之感”。

她的情

用帝国去形容张爱玲的情感世界太妥帖了。它是如此强大亦是脆弱。它的基石是一个女人宿命式的恋父情结——年少时上海麦根别墅,父亲给她的恐怖和罪恶感,成为心洞,幽深而悲情,只有另一些年长男人的抚慰,才能让她有所补偿和缓冲。这分明是一场讨债。也就只能解决柏拉图式的情感救赎,却抑制了性。而她的小女生式的坚清,过于长大的身躯也会让男人忽略她的性感。她的两任父亲式的老爱人,在她身边时应该是忐忑的、手脚无措的——该用怎样的姿势来抱住一个灵魂多情却又世事洞明的女人呢?她真的不可以小鸟依人的,所以胡兰成曾冲口而出:你怎么可以这么高?又在一次与张爱玲外出坐三轮车时,横竖都无法把她放在自己的腿上。最后,只得把自己放在了女人的腿上。据说江南才子型的胡兰成瘦而小。面对张爱玲的庞大,一只雄蝶把轻盈又轻佻的身子放在哪里都是可笑的。所谓拈花惹草的美学价值,实在太低。

 

张爱玲几乎没写过正常的爱情,最诚挚的也就是《十八春》里世钧和曼桢的爱。但不知为何,那样的恋,写得寡淡,没多少风致,没有上天入地的激情,连拥抱的情景也恍惚,接近于恩爱,柏拉图似的心仪的那种。也因只半生缘,才多了悱恻。张爱玲写来也是半信半疑的。

她太擅长写调情和偷情,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很年轻的时候,她笔下的男欢女爱,就多是些小奸人小坏人的勾当,得逞和丧失,倒与情爱无关,唯有凄凉。像《倾城之恋》那样的男女纠葛,情也不够情,欲也不够欲,倒像是一场智力比赛:白流苏乔张做致,无畏又无奈地与范柳原周旋,争的一口气便是:不要在没拿到婚书前,先被人占了性便宜。她矜持着身子和心肠,死活要的不过是名分那无用的东西。但她还是失足在前。战前的香港,十一月尾的纤月,薄薄的光,照着白流苏的镜子。她头发被搅乱了,夹钗一地,捡也捡不完。柳原扳过她的脸,吻下去——两个精刮人的吻,难以专注,承受一次认真也需要勇敢。张爱玲干脆让“野火花直烧上身来”,也不过是凉的凉,烫的烫。这当然是在写性了。张爱玲慌忙地戛然而止,因为再写下去恐怕她也笔涩:男女调情就像雌雄孔雀以羽毛挑逗,展示的终极,不过是性交。至此,人类智力比赛的趣味已山穷水尽。性交在这时的张爱玲看来,真的苍白,不铺排它们,自有她的高贵和恐惧。

最后她动用了一座城市的灾难来成全了她笔下男女不可能的恋情。白流苏得到的不过是平庸的、粗枝大叶的婚姻。范柳原却失去了一个调情的好对手。“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地成了家(胡兰成语)”。所谓的倾城之恋也不过如此。看到白流苏在结尾处那么从容地将蚊香盘踢到桌底下,张爱玲却是隔岸观火的,便为爱情绝望:大众的、张爱玲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男人与女人已不是一对一的单挑,面对的是两种诱惑、两个无法填补的欲壑。情爱在顾此失彼、得陇望蜀中变成了隔夜的馊饭菜。

偷情却写得风生水起:红玫瑰坐在那里弹《影子华尔兹》,振保抄着手在阳台上走来走去。一头欲火焚烧的困兽被近黑的天光搞得愤怒。“他和她到底在一处了,两个人,也有身体,也有心。振保发狠把她压到琴键上去,砰訇一串混乱的响雷,这至少和别人给她的吻有点两样罢?”这至少是心甘情愿、身不由己的偷情。这其实就是性欲了,可张爱玲却用爱情把它包装起来——激情如野火春风,人是广阔的荒原,可爱的荒原。人一有情爱就可怜巴巴的,懂得慈善。

这大概就是张爱玲的乌托邦。真希望张爱玲这样幻想下去。可惜她天生的世事洞明:振保偏偏娶了白玫瑰。但有了圣洁的妻,他更有成为登徒子的理由,放纵、下流,谁也挡不住。接下来,女人和男人谁也不是省油的灯,男人混账,女人荒唐。白玫瑰的偷情细节挤干了这档子事最后的美感,让人怎么琢磨怎么反胃。而振保对妻子的反击,又是挠痒挠不到地方的滑稽。男女间的友好总是暂时并充满阴谋;战争亘古,但又一派窝囊。

这样的念头在张爱玲那里几乎是天生的,根深蒂固的。可为什么?

《金锁记》里,张爱玲的月亮彻底沉下去了。这轮偷窥着她隐秘世界、在她许多小说中常常露面的月亮,是她的极爱,亦是怕。张氏所谓的凄凉,最能代言的,并不是一种手势,而是色光冷艳的各种月亮。

曹七巧也曾憧憬过有一轮月亮是欢愉的,哪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一滴泪珠。因为眼前人一对水汪汪的眼睛真是伸手可及——“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柄,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叫“二嫂,七巧”耳语般的。他的撩拨铭心镂骨,雪中送炭。尤其,对一个情与欲都贫困到极致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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