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周保松先生曾在新浪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发过一个帖子。他引用他一位老师的话，说治学有三个阶段：开始，觉得别人都行，就是自己不行；随后，是觉得别人都不行，就是自己行；最后，才明白，其实大家都不行。大家都不行，但不要相互瞧不起，而要相互鼓励、砥砺前行，争取共同为学术的进步尽可能做些有价值的工作。
我转发时，写了个跟帖，也就此发了些议论。我觉得，要推动学术的进步，就得进行学术批评。我们批评别人，不是说自己行、别人不行，而是要提醒同行者，我们都不行，所以须格外努力。人性是恶的，印成铅字，发表了若干篇文字，甚至能堆成一堆，就难以自制地飘飘然起来。这时，需要听到同行的严厉斥责，让自己清醒一点。放到学术史来看，我们还差得很远。发表印行的那一堆东西，也许留不下什么。既不用把别人太当回事，也不用把自己太当回事。
批评，才能促进学术进步。但批评，常是吃力不讨好。人家再版时删改了，即成无的之矢。我的批评，没有做到站得高、看得远，都是琐碎的。对学科的发展，既无引领的作用，也没有多少建设性。如果说有些意义，那就是提醒研究者，史学研究要重视材料；可这又算什么意义呢？
2012年吧，在已经关张的“往复论坛”上，我曾与中国台湾的一位同人就研究生撰写书评事，发生过一次小争论。他说：
我都不赞成我的唐史研究生去写书评。我想现在的研究生也都挺聪明，都会洁身自爱，不会去写什么学术书评，吃力不讨好，还要忍受像我这种“反对者”的“白眼”（阮籍式的“白眼”，呵呵），顶多逞一时之快，但很容易得罪人，未步入学界已经树立了敌人，搞不好对他未来的留洋学习、求职和升迁等，可能都会有影响（我看过这样的例子）。这样，花精力去“培养写书评的能力”，又有何用？不如学明眼的 La Mer， 只写论文，还可加分升等。台湾书评不可用来升等（不论多长篇），不知大陆可不可以？
我觉得这位先生的看法，实在迹近市侩。于是发了以下一段议论：
我对书评的认识，与L先生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对论著说三道四，而在胡说时，从未想到行辈的问题。读L先生帖，让我想起大学读原始社会的所谓行辈婚。于婚姻的变化，行辈婚对乱婚而言是进步，但于学术批评而言，我看“乱”一点，挺好。
一、学术是公器。论著一经出版，就不能也不应限制人们的评论。
二、著作的好坏，与书评无关。差的著作，书评拔也拔不高（也不会因为无人指摘，它就会变成好书）；反之，书评也不会遮蔽其光辉。无论著作还是书评，都是给学术界看的，都是学术积累的一部分，都是要对学术负责的。书评胡说八道，只是让学术界看到书评者的浅薄，但不能因此就对书评者设“准入门槛”。
三、L先生给自己学生设规矩，别人管不着。但建议杂志不发研究生所撰书评，我看杂志也未必都会听从L先生的良言苦劝。如果我负责杂志，我不会听。
四、书评像文章一样，我们只需审查它的水平，不必管它的作者。蛋好吃就行，不必找那只鸡。
五、就像我们不能保证每个出版社出版的每本著作、每个杂志所刊发的每篇文章都很优秀一样，我们也不能苛求每个刊物发表的书评都很优秀。不能因此就给杂志刊发书评人为地设置种种限制。
六、对某篇书评的评价，就像对某本书的评价一样，都会有不同认识。L先生认为《唐研究》的一些书评不尽如人意，这就像也有学者对L先生的著作有非议一样，是正常现象。这是学术自由、学术交流、学术争鸣的一组分。
我个人建议研究生多写书评。理由，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言，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选题做学位论文，肯定要对学术史进行梳理，对相关史料进行收集、排比、鉴别；在此基础上，对该课题在学术史上重要的论著，加以评议，对学术的发展是有益处的。当然，即使花了大功夫，写出的书评也未必到位。但这正如一位资深教授的论著，也未必篇篇都好、本本都强一样，不必因此而规定研究生不得写书评。
这很可以代表我对书评的一些看法。其实，批评或商榷，主要并不是给对方看的，而是给学术界同行看的。批评得不对、评论不到点子上，只会暴露批评者的无知、无识。论著的光芒不仅不会因此而被遮蔽，贡献和水平反能藉此得到彰显。你的东西一团糟，没人批评，也并不意味着那团糟糕的东西会变成菁华。论著的质量，跟批评没有关系。所以，不要太把批评当回事。当然，听到批评，产生不快，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反应。但也要想想，人家公开不说，难道背后也不会说？即使修养好，背后也不说，难道大家真的都没有看出你的问题、心里就没话可说？批评，是面镜子，正可藉此反省。一辈子把太行山念成“代形山”，总不是好事。
中华书局点校本廿四史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因缘际会，跟随吴玉贵先生，参加了《隋书》的点校修订工作。此书面世后，2019年3月9日中华书局和复旦文史研究院举行了出版座谈会；承主办方安排，我作了发言。会后，《南方周末》王华震和《光明日报》杜羽两位记者又先后对我作了访谈。我按他们给出的问题，作了答复。2019年4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十年“磨”一书 点校本〈隋书〉修订本问世》，4月25日《南方周末》刊发了《二十四史的点校、修订和等待》。杜羽君的访谈内容，更多与点校工作有关，而这些内容，我大多已在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涉及了；今仅收录王华震君与我的问答。他是分两次提问的，此处作了归并。
主持《南方周末》副刊的刘小磊兄常常帮我发表小文，同时也会约我写些读书录之类的文字，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我这一年主要读了些什么书、觉得什么书比较有趣。我的专业就是读书，但介绍专业书，对一般阅读来说，意思不大，所以总是赖着不交作业。我平常乱翻的书多是日记、回忆录之类，所以偶然介绍，也多半是这类书。最后一篇，是自我推销；尽管我很卖力，但遗憾的是，该书迄今未曾重印。
古人云“悔其少作”。我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是1995年；本书所收，绝大多数都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写的。照古人的平均年龄，我这个年纪，人生已过半矣；不属少作，可以不必悔了。我创新能力很低，于收拾旧日文字，却犹对昔日情人，热情甚高，毫无厌弃之意；读着往日的议论，也并无过时之感。这也在在证明，我确无寸进，虽略感惭愧，想到这是能力问题，与态度无关，顿觉释然。
各文收入本书，只作了一些技术上的改动，如尽可能采用了随文注。内容方面，如有说明处，则用“编校按”作了标识。
小书得以面世，全赖凤凰出版社及其主事者倪培翔先生的厚爱和朱玉麒兄的关照。谨致深深的谢意。
二〇一九年五月于新都槐荫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