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谈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我虽然没有先贤们的才情，但是这一本书也确实是在斗室之中怀着“发愤”之心而写成的。1994年拙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出版之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选择、近代思想史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以及更广无边际的“中国往何处去？”等课题仍萦绕于我心头，这些关怀带领着我走向严复的思想世界。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严复成为我心灵上的一个莫逆之交，越读他的文章，我就越能体会他的思绪与心境，也由衷地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新的评价。
这一段与严复的神交要从1994年的夏天说起。那一年是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求学的最后一年，也是我从1983年在台湾师范大学认识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接着向他请益、论学的第十一年。这时在我们两人的生活上都出现一些变化，我即将脱离负笈海外的留学生涯，返回台湾，墨先生则正面临着家庭生活的转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起开始从事严译《群己权界论》的研究。加州湾区的夏天几乎每天都是万里晴空、阳光灿烂，空气在清新之中，带有些许的凉意。我们或是在胡佛研究所二楼墨先生的办公室，或是在校园内墨先生的家中，共同研读弥尔的原书与严复的译本，探究百年前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段往事。这一种悠游古籍的研究工作成了我们心灵的避风港。读完之后我们偶尔在墨宅后园的游泳池一起游泳，或者是去一个叫作“湖南又一春”的中国餐馆吃晚饭。后来墨先生一度搬到一个较小的寓所，我们就在院子里面看书，他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抽着雪茄。
我们刚开始合作研究严译《群己权界论》时是先读一段中文，再对照原文，这样做往往有些地方笼统带过，抓不到要害。尝试几次之后我决定改弦易辙，在每次与墨先生见面之前，先将研读的内容逐字逐句地利用电脑打字、列印，整理出像目前附录所看到的文本对照，再仔细地分析两者的异同。在阅读之中我对弥尔原文有不明了之时，就请墨先生为我说明；墨先生对严复的古文感到有所困惑之处，我则尝试为他解释。这样的方法虽然耗时费事，但情况很快就逐渐明朗，严译与原文的差距也开始浮现出来，认识论的角度成为我们切入问题的重心。在研究中偶有所得，墨先生则喻之为得到juicy morsel（一口美食），或说找到smoking gun（证据确凿之意），让我印象深刻。
这一个暑假所做的工作是本研究的雏型。1994年9月底我回到台北，返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继续进行严复自由思想的研究工作。近史所有相当优越的条件，也鼓励同仁多方与外界交流。这一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方面与院内同仁切磋，另一方面与海内外同行砥砺而写成的。在此过程中我曾在法国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与日本狭间直树教授所主办的“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以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福建省严复研究会召开的“九七年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与本所文化思想史组召开的“发明过去·想像未来：晚清的‘国族’建构，1895—1912”研讨会等场合，以本研究的部分内容向专家学者们求教，得到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此外出版过程中四位匿名的审查人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让我减少了不少错误，谨致我最高的谢意。1997年的夏天拙著书稿得到台湾重要学术著作奖，协助本书的出版。
在本书出版之际，请容许我多说些感谢的话。谢谢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与康无为（Harold Kahn）教授，对我非常扎实的学术训练，又放纵我去研究我所感兴趣的课题；斯坦福的同窗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姜进与秦玲子等人给我各种的协助。我也谢谢“近史所”的前辈同仁张朋园教授、魏秀梅教授与熊秉真教授长期以来给我的鼓励、帮助；以及我的妻子与女儿在生活上与精神上给我的无尽的支持。在联系出版过程之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汎森先生与黄进兴先生促成此事，盛情感人。
然而我最感激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教授，这项研究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伟大学者，因此严复思想的研究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认识才可能触及他的心灵，在此情况之下，我和墨先生的合作或许是一个了解严复思想的有效方法。我们不但一起阅读《群己权界论》与On Liberty；在本书各章完稿之后，我都寄请墨先生指正，而墨先生则逐字逐句地细读我所写的东西，再用Federal Express寄还给我，这样来来回回折腾，每一章都修改过四五次到七八次不等。从用字的精确、文献的解读、章节的安排，到论点的提出等，墨先生都毫不保留地告诉我他的看法。他甚至三番两次“飞鸽来书”，提醒我一个小注的增补或文字的修饰，或打一个小时以上的国际电话纵情谈论。出版之前他又以中文为本书写了一个长序。这样的做法让我想到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墨先生的情谊与苦心，也认识到学术研究的艰辛。我深深地觉得与墨先生的交往是我的学术生涯之中最幸运的一件事，谨将此书献给墨子刻教授。
黄克武
1998年3月31写于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