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盲到作家
我是姜淑梅的女儿，在绥化学院教写作教了十七年，娘是我写作课的编外学生。
娘成名以后，被媒体称为“传奇奶奶”。多位记者问我：张老师，我们都知道姜奶奶没上过学，您怎么就想着让姜奶奶写书呢？
我说：不，写书是个巨大的工程，我不敢指望，我就想让她有事做，最好是乐在其中。出书是后来的事，水到渠成。
劝娘学认字
1996年，娘虚岁六十，爹车祸去世后，娘失眠严重。她从秦皇岛去北京看我时，人瘦了一大圈，本来就大的眼睛显得更大。我想帮娘转移注意力，劝她学认字，她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只是想不到，一个多月后竟收到娘的来信，从文盲到写信，这进步也太快了。
我一路平安来到（应为“回到”）秦皇岛，下来火车出站，坐出租车来到（应为“回到”）旅店。到这三天我想了起来， 你叫我学写字，我买了老花镜、字典、笔和本子。六十岁的一年级小学生正式开学了。我从北京来（应为“回来”）是11月11日，我16号学写字，现在一个多月了。我从今以后天天学习，什么也不想。我下十年功，我用功写作文。爱玲，你妈要给（应为“跟”）大作家比赛。我的感觉到那时，我比现在老不太多，因为我的心不老。官司打完了，你三哥的车也修好了。俺来（应为“住的”）这旅店，他们可好啦，我和服务员没事了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猜谜语，很快一天就过去了。我买了字典不会用，回家跟孙女学，我走到那里（应为“哪里”）学到那里（应为“哪里”）。不要挂念，我要好好的（应为“地”）活着，我活出个样来。代我问你校长好、同学们好。
这封信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一页纸，落款时间是12月23日。
寒假的时候见到娘，娘告诉我，这封信她写了一个来月，问了很多人。她想出来两句话，就请人写出来，她照着练啊练，练好了，誊抄到信纸上，接着再问后面的几句话。旅店里的老板、服务员、一起住店的人，她都问过。
我试探着问：咱俩比赛写呀？
娘说：俺那是宽慰你呢。
娘的第二封信，在1997年5月14日完成，这次她写了一页半，详细说明她和亲人的近况。娘说她胖了，跟去北京的时候比，长了十七斤肉；说我三个嫂子都对她好，家里团结，平安无事；说她有钱花，我爱人前些天送去一千元她没要，第二次送去五百元她留下了；说我二哥每次出车回来都买些吃的，叫来大哥和三哥，娘儿四个坐在一起喝酒吃饭；说我的任务是学好写作，保重身体。
写这封信，娘用了十几天，还是她口述几句话，让家人写下来，她练好了誊抄，然后再口述、再誊抄。
1997年7月，我在鲁迅文学院结束学习回到家乡安达。娘学写字的需求弱了，她说：写会一个字的工夫，能认会三个字，俺又不考大学，以后不写字了，光认字。
在家里，娘的认字教材是电视戏曲频道里的字幕，是各种小广告和产品说明书，她的老师是她为数众多的孩子们。
去街上，娘的认字教材是牌匾，她的老师是正好路过的行人。
看幼儿读物，娘猜会一些字，她的老师是故事的作者还是她自己呢？
哄娘学写作
1988年秋天，二舅从台湾回乡探亲，我陪娘一起回山东老家巨野。
二舅在1948年离开大陆，和二妗子（二舅母）四十年未见。听说二舅进院那天，有人指着头发花白的二妗子问他：这个人是谁？
二舅摇头：不认识。
有人指着面目苍老的二舅问二妗子：这个人是谁？
二妗子也摇头：不认识。
二舅来了，还要走。因为回乡曾经遥遥无期，他在台湾已经另娶。
到老家以后，我们听说附近村庄有很多像二妗子这样的台属，她们都守着儿女，苦等丈夫，一等就是四十年。
其中一个女人没有儿女，结婚第二天丈夫就走了，在外面遇到征兵再没有回来。等丈夫的这些年，她一心一意地做鞋，冬天一双棉，夏天一双单。后来鞋太多没地方放，她一年做两只，一只单，一只棉。今年做这只，明年做那只，两年凑一双。听说，她丈夫从台湾来信了，信上叫她“二姐”，说要带着儿女回来看她。
娘当时就小声说：这个故事好，你要写下来。
从老家回来以后，我忙着筹备婚事，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1992年4月，娘突然问我：做鞋的故事你写了吗？
我没反应过来：什么作协？省作协吗？
娘有点恼火：老家的故事！那个做鞋等丈夫的女人，你不记得啦？
我实话实说：没写，我忘了。
娘说：赶紧写吧，那是个好故事。
我知道那是个好故事，心生惭愧，我要是不把这个故事写好，不光对不起娘，对不起老家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更对不起“作家”二字。
我没有急着动笔，我要弄清楚她为什么要等，那些老家的女人为什么都在等。
仔细想想，在娘平常讲的故事里就能找到答案：老家给女人定的规矩多，这些规矩从小就被灌输，在她们嫁人前，“三从四德”的要求已经深入骨髓。那代女人从小被缠足，没有走出村庄，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就是说，这类四十年苦等无果的悲剧，早在她们结婚前就已经注定了。
我需要一个象征，把“三从四德”的观念灌输及影响呈现出来，那应该是陪嫁物品，一个用来装鞋的柜子，紫色的柜子。
我还是没有动笔，我需要走近那个女人，去感受她的呼吸与疼痛。小时候她会经历什么？嫁给从未见过面的男人她会有什么样的忐忑？男人为什么会走，是不是嫌弃她的样貌？她最初做鞋的时候是否有过憧憬？收到信却不认识字，她找谁来读？知道丈夫已有儿女，她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当时我刚刚怀孕，对这个女人多了很多疼惜，我慢慢感受到了她的脉搏和呼吸。
有一个中午，办公室里空空荡荡，我饿着肚子一气呵成写了一篇“千字文”，题目是《紫漆柜装不下》。回家以后读给娘听，娘频频点头：写得好，这个故事有劲！
这篇散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还获得了金陵明月散文征文大奖赛的一等奖。颁奖仪式在南京的总统府，奖品之一是冰心先生题写的金匾。那段时间娘比我还高兴。
1998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拿出一本书，专门请帮过我的领导和朋友签名留念，最后把书交给娘：您对我的影响最大，您也得给我写句话。
娘说：你不是不知道，俺不会写。
我说：那就写上您的名字。
她翻了翻前面的留言说：把书放这儿吧。
第二天早上，娘说她作了首诗，让我一笔一画写在纸上，她一笔一画地照着练，练了一整天。那两句话是：
本是乌鸦娘，
抱出金凤凰。
根是苦菜花，
发出甘蔗芽。
在所有的签字中，娘写的字最认真，有着儿童学字般的整齐。
后来我鼓动娘学写作：您的悟性好，适合学写作，做鞋女人那个故事，要不是您提醒，我哪能获奖？再说，您的语言生动形象，非常适合写作，您在我书上写的那四句话，就打了四个比方呀。
话虽这样说，我私下想的是：哄娘玩吧，说不上她能写出来几个小作文，要是能发表几个豆腐块大的故事，那她得多高兴啊。
七十五岁蹒跚起步
2010年秋天，儿子上大学后，我把娘接来一起生活，希望她唱唱歌，翻翻书，安享晚年，她却希望发挥余热，让自己满肚子的故事变成我的写作素材。
2012年春天，娘经常站在我的卧室门口问：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生怕耽搁了什么大事，赶紧放下手头活：有，什么事？您说吧。
娘：你要是有时间，俺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好啊。
娘坐到床上，开始给我讲故事，讲姥爷或姥娘给她讲过的故事。有的故事我听过，有的故事没听过。讲完故事，她问我：这个故事好不好？
我：好。
娘：好你就抓紧写吧。
我：哎。
过了几天，娘问：俺给你讲的故事，你写了吗？
我：没有。
娘：那么好的故事，你咋不写呢？
我：最近学校事情多，忙完这阵我再写。
娘：那俺再给你讲个故事吧，啥时候有时间，两个故事你一起写。
我：行。
过了几天，娘问：那两个故事你写了吗？
我：没有。
娘：这么好的故事，你咋不写呢？
我：忙完这阵，我一定写。
这样的事情三番五次，娘很失望：你啥时候写这些故事啊？
我突然想到：您自己写呗。
娘很生气：俺要是会写，还用你？
我：您看您故事讲得这么好，您咋给我讲的，您咋写出来就行。不会写的字，我可以教您。
我给娘提供的写作工具包括：一块橡皮，两支铅笔，一沓作废的打印纸。
娘好多年没拿过笔，拿起铅笔手哆嗦，横也写不平，竖也写不直，写了两天，心灰意冷。
娘：你看看，俺一天都写不上一句话。这个大树的树，一个字，俺写成了三个字，哪有这样的？
我：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就这样。
娘：真的吗？
我：真的。
时隔很久我才发现，娘不是写字，是画字。
她把每个字都当成一个复杂的画，一块一块地拆开，再一笔一笔地组装，比照着拼凑到纸上。这全怪我，我那时候忙，娘问字的时候，我只是给她一个接一个地写生字，写到一个专门的本子上，从来没讲过笔顺，她就照着那些生字去画每一个字。
看娘写字的时候，欣喜又心酸。她低垂着一头白发，胸前抱着纸箱，箱上是打印纸的背面，她用干了一辈子力气活的手用力握笔。娘的手很大，铅笔很细。但她握的好像不是铅笔，是镐头，每一笔下去都很慢，每个汉字都像她一笔一笔刨出来的。大概刨得太累了，她时常要停下来，歇一歇。
娘最初写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姥娘给她讲的胡子打百时屯的事，一个是姥爷给她讲的大神请神、撞上地震吓得尿裤子的事，写了好些天。手稿上空格多，错字多，无标题，无标点，无段落，这样的“三无”产品看得我头大。
我把娘写的故事放到一边，先夸她写得挺好，再跟她讲：要写就写自己的故事吧，您的经历就很传奇。
娘：俺的故事太多了，写啥呀？
我：您咋来东北的？
娘：那才不容易哩，没有购票证，俺都买不了火车票。
我：买火车票还得有购票证？
娘：对，1960年的时候想来黑龙江，得有黑龙江和山东两边公安局的证明，一个准你迁入，一个准你迁出，人家才给购票证。
我：好，第一个故事您就写购票证。注意哈，您的故事不是讲给我，是讲给别人的。写故事的时候，您要想象对面坐着一个人，他从来没听过您的故事，您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
写自己的故事，娘更顺手，但还是无标题、无段落、无标点的“三无”产品。只有心里特别静的周末或者假期，我才能跟娘一起坐在电脑前完成文字录入工作。
后来爱人提醒我，娘的手稿要注意保存。
我：您的手稿呢？
娘：啥叫手稿？
我：就是您写故事的那些纸呀。
娘：俺写的字歪歪扭扭，怕人家见了笑话，你录完的那些，俺都塞到垃圾桶里，扔了。
我：以后不要扔了，要保存好。
娘：为啥？
我：以后您成了作家，那就是作家手稿，很珍贵呢。
娘：好，不扔了。
我曾经尝试教娘标点符号。
我说：讲故事的时候，咱们经常要停顿一下。话没说完，短时间停顿，用逗号；话说完了，可以长时间停顿，用句号；故事里的人物说话，用冒号，说的具体内容，两边用双引号……
娘截住我：别说了，俺不学，你教的东西太多了，俺记不住。
我退而求其次：那您就记住，讲故事跟说话一样，需要停顿，您就画个逗号。讲完一件事，用句号。
娘说：这样行。
她的手稿里，基本上没有句号，只有逗号和实心点。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娘的手写稿录入电脑，贴到我博客上。
时间长了，娘忧心忡忡地问我：俺的东西都放到你的博客里了，你的东西还有地方放吗？
她大概以为博客是间小仓库，腾出地方，才能装进东西。我跟她解释，博客的空间大得很，跟大海一样，她才放心了。
每次听到新鲜事物，娘都这么说：现在的人可真能啊。
“溜地瓜”
娘1960年到黑龙江以后，住过没有门窗、没有火炕的宿舍，在那个刚刚建成的土平房里，十几户人家睡在地上，十三个孩子先后出疹子，只有我大哥活下来。后来砖厂盖了十间房的大宿舍，那里有南北两铺长炕，住了四五十户人家。五个月后，爹娘跟另外两家人合伙在附近农村买了一间半土房，在那里安顿下来。娘把这段经历写到一篇作品里，一共写了一千多字。
我：这是三个故事，必须分开写，您重写吧。先写出疹子的故事，再写大宿舍里的故事，最后写三家合买的房子里的故事。
娘呵呵笑：这老师还挺严格呢。
我也笑：对学生必须这样。
娘写完出疹子的故事，跟我说：大宿舍没啥写的，再写还是那样几句话。
我：您想想呀，一间大宿舍住一二百口人，对现在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多好的故事啊。
娘：俺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回去睡觉，有啥写的？
我：你们咋睡觉呢？这家和那家，中间拉帘吗？
娘：拉啥帘啊？能挤下就不错了。都是这家男人挨着那家男人，这家女人挨着那家女人，中间放孩子。那么多人，屋里连个灯都没有。
我：晚上没有灯，起夜咋办？
娘：摸着出去，再摸着回来呗。有的男人摸错地方，女人骂“流氓”。还有的男人摸到空就躺下，讲究点的男人回来了说，“哥们儿，你睡错地方了”。
我：看看，还说没啥写的，这不有了吗？回您屋里接着想，想想就有写的了。
娘：你就是个挤牙膏的，明明没有了，你还能挤出来。
娘写《老广德》，开头写男人的打扮，顺便提了一句，“那时候男人还有留辫子的”。
我：这句话划掉，男人的辫子必须单写一篇。
娘：没啥写的。
我：不行，必须单独写。
娘：真没啥写的。
我：您要相信老师的话，这是个好东西。您总说山东老家落后，咋落后的？辫子最能说明问题。1912年前后，中国男人开始剪辫子。1945年日本人快投降了，百时屯还有留辫子的。这正好说明，百时屯比外面落后很多年。
没过几天，娘笑呵呵地交作业，标题就是《最后的辫子》，她说：你真是个榨油机，俺也真能让你榨出油来。后来又说：你像个溜地瓜的，看见一点须子就紧着往下刨，还真让你溜出大地瓜了。
有段时间，娘写开头都一个模式：
哪年，山东省巨野县怎么了……
哪年，黑龙江省安达市怎么了……
我：这样的开头不行。
娘：咋不行了？
我：您听故事，喜欢别人总用这样的开头吗？
娘：不喜欢。
我：您不喜欢，就不要这样写。
娘：那怎么写？
我：这个我不管。总体来说，怎么写吸引人，您就怎么写。
每次吃饭，我跟娘都边吃边聊，什么话题都有，也相互开玩笑，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
娘说：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屋里住了俩酒鬼，天天都喝多。
有时候娘说得正来劲，我说：停！
她愣眉愣眼看我：咋了？
我说：您看看，您刚才讲的这些够不够一篇文章？
娘恍然大悟：可不是嘛，够篇文章了。
娘那天讲起小时候在百时屯海子壕里采蘑菇，说那时候的蘑菇如何多，她和小伙伴如何往家运。
我儿子李一在旁边说：姥姥，单写一篇。
我和娘哈哈大笑。娘说：你真是你妈的儿子。
出书来得太突然
2013年4月，娘的处女作《穷时候》刊发在《读库1302》上。样书未到，三千元稿酬先到。
第二天早晨，我照例问娘：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娘：光顾着高兴了，一宿没咋睡。你总说俺写的东西好，能发表。俺以为你哄俺，这回来钱了，俺知道是真的了。
我：《读库》在出版界口碑非常好，您的作品在这上面刊发，离出书就不远了。
娘：真的吗？
我：真的。
娘：俺闺女就会哄俺。
第三天中午，我打开电脑浏览博客，突然看到一条留言，对方说他是磨铁图书公司的陈亮，想给我娘出书，如果我娘的文稿字数达到五万，还没有人商谈出版事宜，可以考虑商谈签约。
我赶紧把留言读给娘听，当即拨通了陈亮的电话，敲定出版的事。放下电话，我跟娘笑着紧紧拥抱。我居然能够环抱住她，在我不知不觉间，娘已经变得瘦小。
拥抱过后，娘高高兴兴地去厨房准备午饭，我一个人坐在桌前突然泪如雨下。娘七十多年里经历的种种苦难，我太知道了；娘一笔一笔地画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刨自己的故事，我太知道了。
娘的处女作发表后，哈尔滨的读者组团来绥化看娘。有公务员，也有在读的硕士和博士，他们都是《读库》的铁粉。
有个读者问：奶奶，您写的故事里一个成语都没有，也没有形容词，读着却特别打动人，您是怎么做到的？
娘说：你说的这些，俺都不会。
“上货”
2013年5月，我第一次把娘请进我的新闻写作课堂，接受学生采访。
学生甲：爱玲老师跟我们说过，文坛上有些人是“一本书作家”，您会不会是“一本书作家”？
娘：你说的啥作家，俺听不懂。
我：这个问题问得好，像我娘这样的作家特别容易成为“一本书作家”，代表作就是处女作，处女作也是最后一部作品。这要看姜淑梅同学是否努力。
学生乙：姜奶奶，您来黑龙江生活五十多年了，为啥口音没改？
娘：俺怕改了口音，找不到老乡。俺说山东话，老乡一听就知道啦。
从2013年到2016年，娘四年里出版了四本书。
我问娘：写自己故事的作家，很多人都是“一本书作家”，您为啥不是？
娘：因为俺“上货”呀。
“上货”是娘的专属名词。记者采集新闻素材叫“采访”，作家采集写作素材叫“采风”。娘把采集写作素材叫“上货”，跟小商小贩进货卖差不多。她说：俺是个文盲，不能跟有文化的人掺和。
某次回老家，临走前陪娘走亲戚。吃午饭的时候，表弟说，附近庄上有个姓张的老人家，故事特别多，想听故事的话，下午可以带我们去。
娘马上说：太好了，俺去。
这个表弟打开一瓶白酒。娘说：要是下午出门，你就别喝了。
另一个表弟说：俺们少喝点。
两个人推杯换盏，一瓶白酒都进肚里了。
喝完酒，两个表弟直奔摩托。
我问娘：咱还去吗？
娘问那两个人：你俩喝那么多酒，中吗？
俩人都说：没事，没事。
娘跟我说：去吧，明天咱就走了。
娘坐的摩托车在前，我坐的摩托车在后。看着娘的白发和红衫在秋风中飘舞，我特别后悔，这次“上货”太冒险了，万一有点闪失太不值得。我本应该叫停这次交通违章。
好在一路平安。
那位张姓老人须发皆白，一个下午讲了好几个民间故事。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一定可以上到更多好货。
某天傍晚，我下班回来，不见娘的人影。
人呢？我四处找，答案在一张纸条上：
爱玲我吃完了
我去听故事了
纸条放在小菜板上，纸条旁边还放了一只新切开的油汪汪的咸鸭蛋。
挑战老师
2013年冬天有两次闲聊，娘深深刺激了我。
第一次，娘问：咱俩现在都是作家了，你说咱俩谁写得好？
我正琢磨怎么答复，娘自信满满地说：当然是我写得好，俺的故事比你的好。
我内心不服，但无言以对。
第二次，娘问：你出几本书了？
我：三本。
娘：写了那么多年才出三本书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俺就撵上你了。
我内心不服，再次无言以对。
娘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两个月内加印三次。每次加印，图书公司都通知我，我当即转告她。
娘：你的书加印过吗？
我：没有。
娘：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咋不加印呢？
我：还是不好呗，好就加印了。
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酸。如果她不是我娘，如果她不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就是一个写字的，我一定会嫉妒她，非常嫉妒！
在娘的刺激下，我开始反思：作为她的写作老师，我到底差在哪里？
我发现，娘的作品接地气，我的作品太自我，总围着自己周边的小生活打转转，太小家子气。
反省之后，我开始眼睛向外，挖掘自己的写作优势，在2016年出版了我的学生故事集《咱们学生》。从2017年开始，我着手绥化学院的贫困生调查，历时五年，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教过的苦孩子》。
2022年9月，《我教过的苦孩子》加印，我第一时间告诉娘。
娘：太好了，你这本书写得确实好。
我：您以前想过我的书会加印吗？
娘：想过。你的年纪跟俺比差一大截，哪能总写不好？
本来有点小得意，瞬间哑口无言，娘说的这个“总”太耐人寻味了。
有段时间，娘写东西开始用形容词，比如，“我很高兴地说”。
我：娘，您怎么还用上形容词了？
娘：俺学写作都快两年了，咋还不学点形容词？
我：不用形容词，是您的风格，这个风格要保持。那些形容词、副词看着挺好，基本上没用。比如这句，“我很高兴地说：太好了”。把形容词和副词都拿掉，“我说：太好了”。能不能让人读出来您的高兴劲？
娘：老师，我明白了。
我给娘划过写作“地盘”。
我：1970年以后的事，您就不要写了。
娘：为啥？
我：现在的事您写不过我，也写不过别人，这不是您的写作地盘。要写您就写老故事，那也是您的地盘。
有一回她写了一起凶杀案。这事发生在1980年，受害人是我家前院的邻居，失踪数日后尸体浮出水面。案件很快告破，原来邻居偶然看见盗窃团伙分赃，凶手是团伙成员之一，他的亲弟弟。娘和受害人一起干过临时工，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讲述生动。
我看完把手稿放到一边，明确告诉她：这个故事我不给您录。
娘：为啥？
我：过去没有电视、网络和手机，这类事大家很少听说，茶余饭后会谈论很长时间。现在这类事整天都有报道，比这更离奇的案子有的是。
娘半信半疑，收回她写的宝贝。
后来，《北京青年报》记者陈徒手老师到家采访，他是作家，也是口述史研究专家。采访间隙，娘说起这事：我感觉写得挺好，俺闺女不给录。
徒手老师看过手稿跟娘说：这篇写得确实挺好，我看不用录，您还是留起来吧。
有次聊天，说起合同制作家的创作任务，娘说：我现在写的这个故事挺好，俺不写了，你写吧，你别完不成任务。
我抱住娘笑了：放心吧，我能完成任务。那是您的地盘，不是我的，我熟悉的生活才是我的地盘。比方说，您写解放济南，写的是您看见什么了，子弹怎么穿过窗户、扎进地里，离姥娘躺着的地方有多远。我要是写的话，就是解放济南的时候，我娘看见什么了。这能一样吗？
娘说：是不一样，俺的故事还是俺写吧。
娘记忆力惊人，作品里有很多鲜活的细节，其中一部分是沉睡的记忆，在写作的过程中被唤醒了。
娘跟我讲：有些事也忘了，一写东西就想起来了。那天，你非让俺写《家族长》。你姥爷当家族长的时候，俺还不大记事呢。俺说没啥写的，你说不写不行。想啊想，想起来不少事。那时候你姥爷吸烟，吸的是巨野县产的洋烟，烟盒两面画的啥，俺都想起来了。
娘最初的手稿里有很多空白，不会写的字都空着。后来她会写的字越来越多，空白越来越少，当然有不少错别字。
娘还经常造字。比如，她认识“开关”的“关”，但不知道怎么写“关押”的“关”。她觉得把人关到门里才叫“关押”，所以给“开关”的“关”外面加了一个门框。她不知道“押”是哪个，就写“压力”的“压”，可能觉得把人压住、跑不了吧。我给她录作品的时候，一看“関压”，就知道是“关押”。
后来我特意查了《现代汉语词典》，确实有“関”这个异体字。她不知道这种写法，但知道这个逻辑。最朴素的想法和造字的人不谋而合。
整理录入娘的作品，看到有个“也许”。
我问：您怎么还用“也许”呀？
娘从书本上抬起头，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很不服气：咋啦？光你能用，俺不能用啊？俺现在也有学问了。
我：“也许”是什么意思？
娘：俺知道啥意思，“差不多”。
我：好，“也许”拿下来，换上“差不多”。
娘：为啥？
我：您不用跟别人学这种词，这种词谁都能学会，您用自己的话讲故事，这个别人学不来。您的语言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词，别扭，不伦不类。
娘：中，俺知道了。
“您是女王”
2016年11月初，我跟娘从冬天飞到夏天，应邀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作家写作营活动。
11月6日晚上，中山大学有个写作营朗诵会，四位中外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娘是最后一位朗读者，朗读她的作品《裹脚》。
在此之前，她不知道什么叫“朗读”，她读我听，断句还断不好呢。我教她断句，先把逗号和句号的停顿时间区分开。
还不等继续指导，娘就把我甩掉了：你忙你的，俺自己读。
到了广州，我说：现在我有时间了，您读给我听下吧。
娘回：你别管了，俺想咋读咋读。
上场那天，娘穿了一件带绣花的紫色旗袍，腕上戴着玉镯。她登台先说：今天第一次朗读，俺有点紧张。跟你们不一样，俺没念过书。
她说紧张，但毫不惧场，用山东话开始读，台上有中英文字幕。有时候读到某处，娘还抬头解释几句。再找朗读段落时，她自言自语：俺刚才读到哪儿了？哦，这儿。
活动结束，来自八个国家的八位作家都过来跟娘握手，用汉语说：谢谢！再用英文说：你的故事真好。
还有的说：你真漂亮！你让我看到，人生有那么多可能性。
娘跟我说：这回来广州，俺还能“上货”哩。
我说：够呛，这儿的人说粤语。
娘：啥叫粤语？
我：广东的方言。
娘：让他们慢点说呗。
我们从中山大学出去，路边坐着三个阿姨，娘热情地跟人家打招呼，人家笑而不语。等她们相互间一说话，娘立马泄气了，问我：这是中国话吗？咋跟外国话似的？
我跟娘都带了三件旗袍，每次活动我们都穿不同的旗袍。
娘跟我说悄悄话，样子很得意：这些外国人，都没有咱娘儿俩的衣裳好看。
活动主办方请与会作家共进晚餐，娘在餐桌上跟大家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俺是文盲。
有人翻译完，英国诗人George Szirtes（乔治·希尔泰什）说：不，您是女王。
11月8日，参加作家营在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的活动。我跟娘在中文系有个讲座，主题是“成就彼此的母女作家”。晚餐后，在校内咖啡馆举办诗歌朗诵会，作家和学生均有精彩诵读。回到中山大学老校区，已是晚上十一点多。
大客车不能开进住所，有五六百米需要步行。澳大利亚作家Merlinda Bobis（梅林达·波比斯）一直在另一侧扶着我娘，不时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戴凡教授翻译过来是：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也能像您这样，这样漂亮，这样健康。
新西兰作家Alison Wong（黄益韵）是华裔，爷爷辈外出谋生，从此在新西兰落地生根。她会一点汉语，借助翻译软件和我依稀记得的几个英文单词，我俩可以做简单交流。她一直走在娘的前面，用手机的手电筒为娘照明。
临别，互道晚安。第二天早晨，我们要先行离开，大家一一拥抱。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依依不舍，用拥抱表达了。
戴凡教授表示歉意，说这几天忙，照顾不周。
娘说：咱是家里人，没啥说的。先把外国朋友照顾好，是大事。
写作带来的问题和改变
写作以后，娘没以前“精明”了。
以前，她整天惦记着一日三餐，每顿饭做啥，咋做，不会差事的。写作以后，她还做一日三餐，但时间经常模糊。
有时我上完课中午到家，娘还抱着沙发垫子写作，头都不抬地问我：现在几点了？没到中午吧？
有时我吃完早饭过去，她放下垫子赶紧起身：呀，中午了吧？俺给你做饭去。
有一天早晨，娘做完老年操，回来写东西，写到八点了，想起来一件事：今天吃没吃早饭呢？
想了半天没想清楚，到厨房掀开锅，早饭一动未动。
午间，娘说起这事，问我：俺现在咋傻了呢？
我说：过去您总说我傻，说我是书呆子，这回知道咋回事了吧？要是脑子里总想着一件事，人都这样。
娘在为第五本书做准备。第五本书里有一部分是鲁西南民谣，还有一部分是民俗故事。
有一天，娘突然说：俺没啥写的了。
我说：怎么可能？民俗故事肯定还有，您至少还可以写二十个故事。
娘反驳：哪有那么多故事啊？一尺布俺做出多少鞋了？你想想，俺十几岁开始学做活，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结婚以后天天在家忙活，二十四岁就离开老家了，俺能知道多少事？俺知道的，都写完了。
改天中午做菠菜汤，娘说，菠菜根能治病呢，以前谁谁谁得了肺结核，没钱治病，等死呢，吃人家地里不要的菠菜根，病好了。
我故意问：谁昨天说您的故事都写完了？
娘哈哈大笑。
有些山东老话，娘一直用，这些语言有的夸张，有的精准。
要是我给她倒的开水少了，她就说：你是“卖眼药的”？真小气！或者说：就这点儿？“一虱子眼”！
她热饭，锅底下一定煮点东西，红枣、地瓜、鸡蛋、栗子、木耳之类，装得满满登登，她说这样“惜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