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都市特性与话本小说的产生
今天的开封是一座古城，历史上有过很多称谓，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中，反复突出的是其“京师”的意义，也就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受“开封府”支配的。《醒世恒言》卷三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开篇道：“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1]这里包括了“东京”“汴梁”“开封府”三种地名，表明了“东京”不同层面的政治含义[2]。类似这样的叙述在其他的话本小说中也有，后世的小说也继承了这种写法，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3]
说话艺人笼而统之使用“东京”“汴梁”“开封府”，正揭示出“东京”作为一个都城与区域并不单一的意义。
对话本小说的产生与传播来说，东京首先是一个有着发达商品经济的都市，正是在繁荣的商业背景下，说话艺术蓬勃发展起来，也注定了话本小说商业化的文学品格。
《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有关勾栏瓦子的记述为研究宋代俗文学的人所熟知：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4]
据《史弘肇传》（《喻世明言》卷一五题《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所叙，后周太祖郭威“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杀了勾栏里的弟子，连夜逃走”。这或许是将宋以后兴盛的勾栏瓦子移植于五代时，或者五代时东京已有这样的场所。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叙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叙赵正“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这些描写都表明勾栏瓦子与市民生活关系的密切。
话本小说就是在勾栏瓦子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的环境。我们在早期的话本小说中，还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说法：“这话本是京师老郎留传”（前引《史弘肇传》）、“原系京师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勘靴儿》，《醒世恒言》卷一三题《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京师老郎流传至今”（《拍案惊奇》卷二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入话《阴骘积善》）、“这一回书，乃京师老郎传留，原名为《灵狐三束草》”（《拍案惊奇》卷二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这里所谓的“京师老郎”指的就是活跃于勾栏瓦子的说话艺人。而产生于上述环境的话本小说具有如下特点：它是一种商品化、表演性、娱乐性的文学活动；题材与人物往往为普通市民所熟悉，思想情感往往也为他们所认同；在艺术表现手法与风格上，迎合普通市民的欣赏习惯。
最简单而鲜明的事实是，东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复杂的特大城市，不但造成了大批的文化消费群体，也为话本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大量的市民开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所谓市民，是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庞杂的社会群体。由于古代城市的多重特性，它还包括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的普通官员、文人、军人以及游民等。而话本小说描写了各色人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在书写角度与情感倾向上的重大突破。
《杨温拦路虎传》被认为是“现存宋代小说家话本中最接近原貌的一个标本”[5]，作品描写的是将门之后、“东京人”杨温的故事。他因去东岳烧香，病在客店中，无盘缠回京。“明日是岳帝生辰，你每是东京人，何不去做些杂手艺？明日也去朝神，也叫我那相识们大家周全你，撰二三十贯钱归去。”可见在一般人看来，东京人谋生本领强，精通各种“杂手艺”。
《错斩崔宁》入话中讲述了进京赶考的少年举子魏鹏举的故事。例行的科举考试吸了大量外地读书人到东京来，他们是东京十分活跃的流动人口，也是最“有故事”的一个群体，屡为说话艺人称道。
《金鳗记》（《警世通言》卷二〇题《计押番金鳗产祸》）的主人公计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属于禁军中略高于普通士兵的军士（“班长”）。
《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记载：
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6]
显然，“界身”是一以金银和高档品为主的市场。而《张主管志诚脱奇祸》所写正是“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于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
话本小说中还描写了东京的各种女性，如《快嘴李翠莲记》的主人公李翠莲是东京李员外的独生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女孩儿高声自称：“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一派市井女孩无拘无束的态度。《勘靴儿》描写了宫妃与贵夫人。
《皂角林大王假形》叙东京人赵再理，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在任期间，其东京家室却为“皂角林大王”所霸占。
《简帖和尚》描写了一个“淫僧”骗占外出公差官员之妻的故事。从性质上与《皂角林大王假形》有相似之处，而从人物身份上看，此种“淫僧”，也另有现实背景。如《清异录》卷上记载：
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倡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7]
如此等等，东京不同阶层、特别是普通市民在话本小说中都有所描写，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新的人物画廊。而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里有这样的描写：
只听得街上锣声响，一个小节级同个茶酒保，把着团书来请张员外团社。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如今这几位小员外，学前辈做作，约十个朋友起社。却是二月半，便来团社。
市民们结成各种性质的社团，即是都市人际关系的一个新特点。
东京不仅是一个商业都会，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特殊的政治地位，也为上层与下层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曾载仁宗一事：
又一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8]
且不说事之真伪，但它形象地显示出皇室与市井酒楼同处一个城市的情形。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辨证类》中说：“小说起于仁宗朝，盖时太平日久，国家闲暇一，日欲选奇怪之事以娱之。”虽然这一说法还有待考证，但皇室与市井有可能产生某种联系，自是情理之中的事[9]。仁宗曾率后妃、百官驾御宣德门看民间伎艺表演戏，司马光犯颜直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称：
臣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臝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陛下圣德温恭，动遵仪典，而所司巧佞，妄献奇技，以污渎聪明。窃恐取讥四远。愚臣区区，实所重惜，若旧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令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若今次上元，始预百戏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闻，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谴责，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惧，不为导上为非礼也。[10]
这从反面印证了上层与下层的“文化交流”。
从话本小说看，帝王包括本朝帝王，也是小说家热衷讲述的。而他们在讲述帝王的故事时，有时也有意识地将其与东京的都市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不但使得话本小说带有了一定的政治性，也使得话本小说中的帝王形象更加具有一种亲和性，有时则反映出底层市民对皇权的一种戏谑。
由于宋元话本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源于下层社会也主要在下层社会传播的通俗文学，其中的描写也以普通民众熟悉的背景为主，有关朝廷的描写是有限的，如我们在宋代士大夫诗词中常看到的“御街行”书写，在话本小说中就不多见。《东京梦华录》卷二《御街》记载：
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11]
这表明御街对普通人的活动、通行是有所限制的，这样的场所很少作为小说的场景被描写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东京的多重特性，为话本小说的发展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也使话本小说在吸纳不同方面的营养后，成为一种很有包容性、也很有前途的文体。
[1]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为宋元话本《红白蜘蛛》“增订本”，参见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上册，齐鲁书社，2000年，第1页。本章所引宋元话本小说，除另行注明者外，皆据此书，为省篇幅，以下仅注篇名。
[2] 关于“东京”的名称之异与变化，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六章第六节“关于北宋东京的几个名称”，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27页。
[3] 《三遂平妖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三遂平妖传》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宋元，《醉翁谈录》记南宋话本名目就有“贝州王则”，《三遂平妖传》中吸纳了话本内容，并非没有可能。
[4] 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145页。
[5]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上册，齐鲁书社，2000年，第111页。
[6] 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页。
[7] 陶穀《清异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一册第28页。
[8]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三册第3330页。
[9] 有关北宋时期说话艺人与皇宫的关系，缺乏证据。南宋时期，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载：“是岁太上圣寿七十有五……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则宫中有宣招“小说人”供娱乐之事。冯梦龙《古今小说叙》说得更明确：“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专。泥马倦勒，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但此史实也有待考证。
[10] 司马光《传家集》卷二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