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　引

中国古代小说体多性殊，如果要从中选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文体的话，则非话本小说莫属。这是因为话本小说既与文言小说在文体、情节上多有渊源关系；又与白话小说系统中的章回小说同源异派，有很大的相似性，其本身也存在分回讲述的情形，后期更有一些话本小说章回化了；同时，它经历了从书场表演到书面读物的变迁，而由于这一变迁折射着中国古代小说在艺术上的全面成熟，因此话本小说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小说近代化的进程。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个代表性文体与重要环节，话本小说的研究，也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成果累累。1980年出版的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奠定了话本小说文体与文本的历史叙述格局。此后，随着话本小说文献的大规模整理以及一些稀见文本的发现，加上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入，话本小说研究全方位展开，近三十年来，在书目文献方面，有孙楷第《小说旁证》、陈桂声《话本叙录》等；小说史方面，涌现了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萧相恺《宋元小说史》、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石麟《话本小说通论》、朱海燕《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的变迁》、宋若云《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等；有关文体与叙事特点的则有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张勇《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等；至于话本小说作家与专集研究，有温孟孚《“三言”话本与拟话本研究》《三言二拍传播研究》、罗小东《“三言”“二拍”叙事艺术研究》、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凌濛初研究》、徐永斌《凌濛初考证》等。这些只是一部分专著，单篇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也出版过不少话本小说方面的论著，例如在台湾就先后出版了庄因《话本楔子汇说》、乐蘅军《宋代话本研究》《明代话本小说》、王鸿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胡万川《冯梦龙生平及其对小说之贡献》、徐志平《晚明话本小说石点头研究》《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之研究》《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之研究》等。国外方面，日本学者小野四平的《近世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研究》，美国学者韩南的李渔研究和《中国白话小说史》，韩国学者金明求的《宋元话本小说空间探讨》，等等，也都是富有创见的著作。

在资料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中华书局的“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小说影印丛书的出版以及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话本大系”之类小说丛书的出版，乃至《型世言》等话本小说的发现，使得话本小说文本的“易得性”大大提高，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文本的丰富正是重新构建话本小说史的基础。

尽管话本小说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整个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从理论上说，要想更准确地把握古代小说的特点，有赖于对特定的小说文体作深入、细致的考察，而话本小说正是这样一个个案意义丰富的文体，它与说唱文学的密切关系、由书场向案头的演变、以文言小说为本事出处的创作规律等，都使它的文体特点折射着古代小说发展的轨迹。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当中，明清小说长篇名著的研究与话本小说的研究却存在着畸重畸轻的现象，这种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小说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瓶颈。换言之，对话本小说的重新审视，有可能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不过，目前话本小说研究在这方面的潜力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关键在于，就话本小说本身的研究而言，无论在历史发展上，还是在文体特点上，或是具体作品上，都存在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纵观以往的话本小说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基本文献的整理与考辨上，因而更多的是话本体制的抽象分析与历史的概论式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与话本小说文本有所疏离。这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文本之外的资料欠缺，使得有些问题的探讨无法深入。最典型的是所谓“说话有四家”，言人人殊，迄无定论。二是受制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维惯性，对话本小说作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若干名篇的鉴赏式分析上，作品的解读未能真正纳入小说史的考察中。因此，一些看上去简单的问题，常常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一些本来很复杂的问题，又可能被简单化了。比如话本小说为什么在清中叶以后衰落了？一般认为是由于道德劝惩的加强，但实际情况却可能不那么简单。要认识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认真研读清初以来话本小说的重要作品，考察它们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新变化，并将这种变化置于清代小说发展的总体格局下来分析，如此等等，都不能只凭印象，而脱离具体的文本。我们高兴地看到，话本小说研究与文本疏离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现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可能是，如何从理论上将文本研究与文体研究、历史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

笔者相信，充分利用文本这一重要的学术资源，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话本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从而为构建话本小说的历史提供更为切实的线索。为此，本书最基本的思路就在于更为自觉地将文本诠释与话本小说的历史构建联系起来，一方面，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话本小说文本加以全面的考察，以便重建话本小说的坐标体系；另一方面，从文本诠释切入话本小说史的分析，为话本小说的文体特点和发展演变寻求切实的印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审视小说史的新维度，进而为建立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特色的小说理论提供借鉴。

显然，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对话本小说文本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诠释，并有效地将其整合为全方位的小说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有相当的难度。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尝试从不同的层面，对话本小说的文本与历史构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上编“文体源流敷演”就话本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作综合性研讨。比如话本小说源于说唱文学，韵散结合的文体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以往的研究对此多集中在文体的表面特征上，而实际上韵散结合无论从韵文还是从散文的角度看，都是极为复杂的，其相互结合的形态与功能也丰富多彩、富于变化，本书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又比如话本小说有很强的地域性，甚至形成了“东京小说”“西湖小说”等地域色彩鲜明的小说，本书将致力于探讨话本小说中地域因素的文学化过程，通过小说中的地域描写透视小说家的空间想象，进而分析与此相关的作为文学语言的方言问题以及地域色彩的凸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生活观念的联系等，使地域文化与小说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关系进一步细化，以利于揭示话本小说消长昭示的文学发展的趋势。

中编“小说专集讲论”将选择若干在话本小说史上有代表性的小说集加以分析。由于明中叶以后，话本小说集数量众多，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话本小说史，势难面面俱到，因此拟挑选若干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小说集加以分析，以反映话本小说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特点。例如“三言”“二拍”、《石点头》《豆棚闲话》等，虽然都出现于文人开始大量参与话本小说创作后，但在思想、艺术方面并不相同。分析它们的差异，应该有助于深化对话本小说演进的认识。

下编“名篇佳作说微”则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本，从小说史角度透视其文体价值与历史内涵。这可以说是话本小说史研究更进一步的细化。比如囿于现有材料，上面提到的“说话有四家”问题，恐难以形成定论，而实际问题却又可能比“四家”说更复杂。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在“四家”中的所谓“小说”类里，也有不少涉史题材的作品，它们与“讲史”类的作品有何区别，前人鲜有论及。如联系有关文本，比较异同，应该有助于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同样，在讨论上面提到的话本小说在清代走向了衰落时，如果我们结合文本来看，也会发现，清代话本小说的道德教训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其中确有一些作品训诫连篇，不堪卒读；但也有不少作品的道德教训较之以前的话本小说非但没有加重，反而减弱了、变调了。即使是所谓道德教训，内涵上也往往有所不同。作为道德教训思想基础之一的因果报应观念，在清代话本小说中的柔性化处理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而这种变化也只有深入文本才可能看出来。由此，我们也可能得出对清代话本小说衰落原因的新认识。至于情节类型、叙事方式等等的变化，也只有通过文本分析才能得到更清晰的揭示。所以，本书下编对作品的选择与解析，不同于一般的鉴赏，着眼点在话本小说史的构建，理想的目标是在传统的话本小说经典化基础上，探寻一些新的坐标。

从方法上说，上述三个部分是互为补充的，文本诠释引出的普遍现象将在综合研讨中得到理论化的说明，而综合研讨的分析又处处与文本诠释相印证。也就是在微观考察中引申出宏观的把握，而宏观把握又依托微观考察展开。如果这一研究初衷能够有效实现，或许可以使本书显示出与以往概论式、陈述式不同的话本小说及其历史的论述形态。

本书标题所采用的“叙引”“敷演”“讲论”“说微”诸词，皆取自《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以求贴近话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