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住进了卫理公会进食障碍治疗中心，医院里总有一股三文鱼的味道，墙上贴着带有植入广告的紫色标语。走进电视房，里面摆放着好几排红色沙发，十几岁的女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织围巾，一边讨论进修课程。她们表现得都很积极，像是很想尽快好起来，盼着能出去参加田径运动会，或是去危地马拉的孤儿院帮忙。我恨透了这里的每个人，为什么只有我一无所有？

我只要逮着机会就会告诉人家，我根本没有进食障碍。可我的身体真的很不争气，一米七的身高，可以说是骨瘦如柴（只有小腹，我越减肥，它越突出），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开始抠吐，不仅如此，为了遏制饥饿感，我还服用了之前剩下的特效药（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做过这两件事，感觉自己好像在作弊）。我知道很多孩子都有进食问题，但只有白人或有钱人家的孩子才会被送到这里治疗。我跟我们治疗区的女孩子都差不多，我也是白人，跟很多人一样，也是金发碧眼，但我们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不用想也知道，如果我问她们，“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她们肯定会回答说，“我太较真了。”她们是因过于追求完美才沦落到今天的境地，她们都是为了追求梦想而忍辱负重的可怜人。要是让我这个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可怜人看啊，她们会患上厌食症，就是因为生活太过优越，完全属于没事找事。

“你要是没有进食障碍，怎么会住到这里呢？”中心值班医生斯文森问我。她说话时面带着微笑，像我在跟她开玩笑。斯文森医生人长得很漂亮，也很年轻，皮肤光滑，脸圆圆的。其实，之前我的脸也很圆。

“因为我不想活了。”我道出了自己的想法。看到自己超大号的毛衣上有一根金色的头发，我仔细把它拽出来，扔在了她办公室的地毯上。

“你为什么不想活了？”她语气温柔，仿佛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必须轻拿轻放。

“活着太没劲了。”我回答说。斯文森医生已经对我有了些了解，所以我没必要说太多，抱怨越多，他们就会对我越苛刻。如果再有人说我“言过其实”或是“小题大做”，我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我坐在椅子上晃动着双腿，脚上的帆布鞋敲打着地板。斯文森医生做好记录后，抬起头看着我问道：“你想去哪儿读大学？”

“你说什么？”我眯起眼睛看着她，心里琢磨她问我这个是不是在筛查我的某种性格缺陷呢。母亲逢人就说我有多聪明，可就是有人见不得我们这般自信。之前我的心理医生的助手虽然只见过我一面，但他当即就对我的智商做出了判断，说也就“平均水平”，还说我的成绩能达到中等就不错了。我的一位叔叔也说我适合找一份秘书的工作，伍兹医生甚至还考虑过为我做一次智商测试。

我咬着嘴唇不想开口，生怕掉入斯文森医生设的圈套。但她始终保持后背挺直，端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支紫色的钢笔，神情没有任何异样，仿佛“梦想大学”只是一个心理诊疗的常规问题。

“明尼苏达大学，”我扯了个谎，把头转向一边，“不过，我不想活了，应该等不到考大学的年纪。”

斯文森医生说我很聪明，这话让我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不过，我马上提醒自己：这是心理医生惯用的手段，他们总是先说好听的，目的是争取你的信任。我可不傻，不会轻易落入圈套。

“我和这儿的女生不一样。”我继续道。想到她们和她们身材苗条的妈妈，以及骄纵她们的“爹地”，我简直自惭形秽，跟她们相比，我就是一个肮脏恶心的垃圾。

“我知道你和她们不一样，”斯文森医生继续道，“我觉得你十六岁就能上大学。”

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打在斯文森医生的头发上，那一刻我感觉她像一个天使，只不过穿着毛衣和白大褂，胸前还绣着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因为这里是卫理公会医院吗？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富家小姐吗？话虽如此，我还是在脑子里盘算起来，怎样才能跳过高中直接就读明尼苏达大学呢？

“如果真想上大学，埃米，你一定要好好吃饭。”

我叹了口气，成年人都一样，为了让我听话，真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

“你能为了我好好吃饭吗，埃米？”

我撕扯着指甲边的倒刺，努力装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但内心已默默答应了斯文森医生的请求。

接下来的四天我非常听话，不仅好好吃了三餐，就连三次加餐也全都吃完了。物理诊疗期间，我放松地躺在地上，尽量让四肢舒展开来。集体活动我也很配合，旁边的姑娘哽咽地忏悔“我没想到自己的做法会伤害家人”时，我也忍住了没翻白眼。心理医生说我们都心地善良，只要克服内心的戾气，都能变成好姑娘。我咬紧牙关，真想高声怒吼。我才不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用的这些老掉牙的招数，我看得出卫理公会对患者的理解和宽容，这也足以说明他们会原谅母亲的错误，仅凭这一点，这里与我之前去过的门诊也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很多事情我都愿意主动配合，包括跟母亲一起接受心理辅导。不过，我还是警告来查房的医生和护士说：“这么做一点用也没有。”这家机构跟大部分诊所一样，认为青少年患上厌食症并非患者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的综合问题，需要家人共同参与解决。他们将训练母亲更好地照顾我的饮食，从而帮助我早日康复。等待这次心理辅导时，我内心充满了恐惧，还有十五分钟就轮到我们了，母亲终于出现了，胳膊上挎着一个塑料购物袋。病区十多个患者都伸长了脖子看着她，我低下头，尽量回避大家的眼神，感觉自己眼冒金星，但我还是强忍着站定身体，朝母亲走了过去。

“嗨，亲爱的！”母亲开了口，“我给你买了好东西！”她低头在塑料购物袋里翻找，从一沓用过的纸巾下面拽出一本日记本。

“我不要。”

“我买得可划算了！”母亲开始念叨打折促销的事。这时，心理医生走了过来，她上身穿着一件毛衣开衫，下身是一条宽松的裤子，唯一的亮点是脖子上的创意项链，这身打扮似乎成了治疗进食障碍心理医生的标配。

我们在她的办公室坐下。医生先是介绍了基本情况，母亲低头认真做了笔记，一旁的我则显得非常紧张。母亲似乎很认同医生对进食障碍的解释，仿佛一切根源就是我的个人行为，而她则可以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你就是想让我妈控制我的生活。”我忍不住插嘴道。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她不是应该让母亲少插手我的生活吗？为什么就是没人在乎我的想法？

心理医生转头朝向母亲，“你对女儿的进食问题有什么担心的吗？”

“嗯，”母亲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然后开口道，“埃米这么做简直是在伤害自己的脑子，根据我的SAT学术能力测试的成绩判断，我的智商怎么着也能达到一百三十二，埃米比我还要更聪明！”

我用胳膊肘碰了碰母亲，示意她别说这个。每次她跟别人说这样的话，对方都会认为她脑子有病，就连我也会被殃及。

“还有别的吗？”医生问她道。

“埃米瘦得胸都没了。”

“这有关系吗？! ”我简直忍无可忍。

“埃米的胸部以前可好看了，特别丰满，”母亲自顾自地继续道，“当模特都绰绰有余。”

我从座位上跳起来，“我都住院了，都不想活了，你却还在关心我的胸吗？”

以前，每次路上看到某个老头子，母亲就会说那人可能会喜欢我，好像她对我抱有的唯一期望就是比她嫁得好一点。老实讲，这反倒强化了我自杀的想法，我可不想活到那个岁数，遭那份儿罪。我盯着心理医生，希望她能提醒母亲，怎么可以评判一个十四岁姑娘的身体，难道不诡异吗？至少也不合适吧？母亲究竟还要说出什么话、提供怎样的证据，医生才能意识到有问题的不仅是我，母亲也难辞其咎呢？如果对方真是个称职的心理医生，怎么会简单粗暴地认为我能否康复完全取决于母亲能否强迫我吃下东西呢？

不过，我们的辅导时间到了，心理医生什么也没说。

当天夜里，我感觉自己头晕恶心，护士认为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建议我做一下放松练习，可我的血压还是一直下降，始终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于是，我被送去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天，等我再被推出来时，母亲因为探视时间来不了就随便找了个人代替她来看我，找的竟然是我十二岁时约会过的一个十六岁男孩的父亲！我求她千万别让人家来，可我的话根本没用，那人还是来了。我们俩尬聊了一会儿，等到人家走了我便去了电视房，在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齐刷刷地把目光集中在了我身上。

“你说什么？”

“那人是你爸吗？”一个满脸长着雀斑的金发姑娘问我。

“不是！”我大声反驳。

“我们又不认识你爸，你至于这样吗？”另一个姑娘看不下去了。

“你们能不能别胡猜？”我转身离开，实在不想与这些人为伍。令我抓狂的并不是米歇尔，而是这群人的肤浅，我就不能没有父亲吗？这难道很难理解吗？

当然，对我来说，和这些富家女同住一所医院也不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至少斯文森医生会问我想上什么大学，而不是问我会不会虐待小动物。这会儿想想，自己当初真是幼稚，竟然会把医生的问题当回事。等到疗程结束，我的病友都会回归她们正常的生活，继续拥抱她们美好的未来，而我，则还是要苟且于我那不堪的人生，我那暗无天日的人生。

我坐在走廊椅子上独自哭泣，一位护士走过来问我想不想跟她聊聊。我伸手蒙住脸，拒绝了她的好意。她又问我想不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待会儿，说我的哭声会影响到其他患者。“我恨透了这个该死的地方，”我泣不成声，“我不想活了。”

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我在这里很安全，我没好气地挣脱出她的拥抱。

我念叨着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下次绝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要是你们非得让我活着。”我呜咽着继续道，“等我长大了，我就制造一枚炸弹，炸毁整个世界。我保证，最先消失的就是你们这里。”

护士再次搂紧我，我再次推开她。另一位护士也走了过来，她们一人一边把我从椅子上架起来，将我拖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听到脚下的帆布鞋拖滑在地板革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先后四次住进过精神病院，从来没惹过事。此刻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扭头看到电视房里的姑娘们，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我，嘴张得老大。我知道她们是在幸灾乐祸，看到我这个怪胎被拖走，她们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

护士把我带回病房，我终于挣脱了她们的控制。我撞向书架，把室友的化妆品撞了一地，我又开始撞墙，两个护士把我拉到床边，把我死死地按住，我的脸紧紧贴着紫色的被子，感觉呼吸困难。一位护士把药递给我，被我拒绝了，她们想让我赶紧睡过去，可我不想，我的人生已经毁了，至少我要保持清醒。

房间里瞬间挤进来好多人，有人在喊保安，有人在打电话，或许是在请示上级，看是否可以给我注射镇静剂。

听到她的电话，我顿时清醒过来，恐惧唤醒了我的理智，我并不是真的疯了，只是内心焦虑，难道她们看不出来吗？她们显然看不出来，我的行为也无法证明自己是理智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求她们不要给我打针，我说自己会乖乖吃药。

于是，她们将我的一只手放开。我拿起盛着药的塑料杯，把药片倒入口中。我没有喝水，生生吞咽了下去。我感觉自己是个做祷告的信徒，那些药片仿佛可以抹掉我刚才的恶行。

再次醒来时，我发现周遭一片漆黑。我被转运到了医院的另一栋大楼，耳边放着一部手机。“你是故意害自己生病的吗？”电话那头说话的是伍兹医生，就是我进来前给我看病的心理医生。

可能是因为吃了药，我的脑袋晕晕的，嘴里也干巴巴的，渴得要命，眼皮浮肿，头发粘在额头上。伍兹医生的声音让我感到一丝温暖，她竟然愿意半夜三更爬起来给我打这通电话，这说明她多少还是有点关心我。

“我……我不是。”我想替自己辩解几句，即便我真是故意害自己生病，甚至做出了推搡护士的举动。这能怪我吗？我也想让自己好好的，可我做不到啊！

伍兹医生并没有等我把话说完。

“别再这样了。”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继续待在重症监护室。看电视时，门口守着一位护工，应该是怕我跑出去。每隔几个小时，护士就会把安定药送进来，看着我服下去才会离开。餐食也会用托盘送到我面前，吃完后又会被收走。

斯文森医生出现在门口，像一幅美丽的剪影。我没想到她会来，她让护工出去转转，拉着椅子坐到我床边。走廊的光亮从她背后照进来，黑漆漆的房间仿佛也跟着亮了起来。

“我听说你昨晚很痛苦。”她说。

“你这么说也可以。”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点也不生气，会不会早就想到我会沦落到这步田地？

斯文森医生说查房医生负责监测我的生命体征，而她要负责决定我的用药。

“嗯。”我不想让她看出来我很高兴见到她，但事实上，自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每天都在等她。他们把我转到儿童病区，在这儿没人给我做心理辅导，我也没有地方可去。他们给我插了进食管，这样便不必担心我会饿死。英格丽一直没有跟我联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透过窗子看着外面冰冷的雨噼里啪啦地落下，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庆幸自己离开了那些神经质的姑娘，她们富裕的家庭和慈爱的父母只能证明母亲说得没错：每次我跟她抱怨，她都会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现在好了，我离她们远远的，再也不用被内心的嫉妒所折磨。

还有一件事我也很开心，医院允许我继续使用笔记本电脑。

斯文森医生凑到我跟前，看到我在写东西。似乎只有写东西才能让我内心平静，我来这儿之前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必须在十一月份（全美小说月）完成五万字的创作。我可不相信心理医生的鬼话，动不动就让我们做三分钟的冥想。但说到写作，我可以一口气写十个小时都不觉得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完全是因为胳膊不听使唤了。

斯文森医生问我在写什么。

“一部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节。”

“那你一定要写完啊！”她对我说。她靠在我的床边，胳膊交叉着拄在床栏杆上。“你知道吗？我和亚历桑德拉是医学院的同学。”我没想到她竟然直呼伍兹医生的名字，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她在读医科专业前读的是法国文学。”

我看着斯文森医生蓝色的眼睛，心里盼着她能再问我一些关于大学的问题。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她再问我，我就跟她实话实说：我要去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是一所常青藤院校。我朋友的姐姐就是在那儿读的大学，还送过我一件带有学校标识的T恤，我非常喜欢，之前一直穿，上面的印画都磨掉了。整整一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曼哈顿的求学梦想，内心的痛苦也随之减轻了不少，自我伤害的行为也慢慢得到了缓解。可是后来，一位叔叔听说了我的计划，他对此嗤之以鼻，“你这样出身的人还想去常青藤？”是啊，他说得没错，他的工作是修理昂贵的法国圆号，怎么可能说错呢？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旷课，内心也越来越痛苦。可我现在又找到了一线希望，如果斯文森医生认为哥伦比亚大学可行，她的话总归要比那位叔叔靠谱吧。

如果她能认真对待我的梦想，不觉得我在痴人说梦，或许我可以跟她好好谈谈自己的境遇。可是，除了“我恨透了这里”“我不想活了”“每个人都很蠢”这些话，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跟她说些什么。母亲虽然总是惹我生气，可她从未动手打过我，更没有虐待过我。有时，她会撺掇我把米歇尔干掉，说这样我们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到时候埃德娜祖母的钱就是我们的，我们便可以彻底告别窘迫，迎接更美好的生活。她说这话时虽然是在开玩笑，但我发觉她的计划似乎一次比一次周密。当然，我不会跟斯文森医生提及这些离异人士的复仇幻想，但可以跟她说说我和母亲居住的房子。之前从来没人关心过我的居住条件，母亲每次都言之凿凿，反倒让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家里老鼠夹子上惨叫的老鼠是真的吗？还是我出现了幻听？

每次我跟人谈到自己的理想、抱怨自己的无助，我都担心自己刚好验证了别人对我的猜疑。鼻子上插着管的我，如果跟人说起美国的知名学府，人家会怎么想？斯文森医生或许会在我的病历上用草书写下“痴人说梦”几个大字。如果我跟她抱怨自己的居住条件，她或许会认为我被骄纵惯了，认为我跟母亲说的一样，完全不知道感恩。

我虽然喜欢斯文森医生，但也不愿冒这个可能被羞辱的风险，索性还是别主动提上大学的事了。她要是问我，我再说也不迟。我看着她的脸，像是在鼓励她再问问我这件事。

然而她并没有，她用手抚了抚我的肩膀，然后站起身，离开了病房。

我在卫理公会医院住了将近四个星期，负责我的几位专业人士专门为我开了个碰头会。会上，社工英格丽提出说我应该住到寄养家庭去，大家都表示同意，就连母亲也没提出异议。我自然也没意见，至少可以出院了。可是谁能想到，刚过了五天，我们几个人又见面了。我躺在病床上，斯文森医生和英格丽坐在我床尾的塑料椅子上，她们告诉我和母亲，以我现在的情况看，我还不够稳定，还不太适合去寄养家庭生活。

“没关系，”我说，“那我就继续住在这儿，等我情况稳定了再走。”我一直在写的小说已经接近尾声，对于自杀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

斯文森医生提到了托管治疗。

“不。”我不同意。我听说过那类地方，之前精神病院那些没有保险的孩子被纳入医疗救助计划后就都被送去了那里，有些孩子只接受过一次住院治疗，就被送去了托管治疗中心。

“等你情况稳定了就可以从那里出来。”斯文森医生补充说。

“那我上学怎么办？”我瞪了她一眼，难道她忘了曾经说过我十六岁就能上大学的事吗？或许她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根本没往心里去，所以自然记不住。

我真是太蠢了，竟然还相信斯文森医生，她怎么可能拯救我呢？她跟我之前的医生有什么区别？有三头六臂吗？我可不想去什么儿童福利机构，她也不可能改变母亲的生活习惯。

“住在那儿你也能继续上学啊。”英格丽回答说。

我看了一眼母亲，她腿上摊开放着一本记事本，“你就没有意见吗？你就任凭她们把我送去托管治疗吗？”

她戴着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显得格外大，眼泪湿了眼眶。“我没办法让你好好吃东西，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饿死啊！”

“哦，老天，快闭嘴吧！”我大声冲她嚷道，“别在这儿演戏了！”

英格丽听不下去了，开口说，明尼阿波利斯南部的儿童托管治疗中心刚好空出一张床位，可以安排我下周三入住。她这个人可真行，不管说什么，脸上永远挂着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