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我家与姥姥家都是“海下”养船的人家，母亲姓李，纯粹旧时家庭妇女，没有名字。母亲为独生女，当时她还没有赶上有“女学校”的时代，自幼深慕读书的堂兄弟们，偷听他们念书的声音，能仿效当时学生朗诵唐诗圣杜甫的五言律诗的声调——北方特色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她因此发奋自学，竟能阅读一般的小说、唱本，也能学戏台上的唱腔。一句话，她是个酷爱文学艺术的村女。
重要的是，她有一部《红楼梦》。
奇怪的是，她的这部书(还叫《石头记》的版本)竟是日本版！我第一次看《红楼》，就是看母亲的《石头记》。这书是她的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阁之后前来看她时，给她带来的礼物。绿色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我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母亲却津津乐道，常提《红楼梦》的名字，讲给我听。我家曾有一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我听得很神往——可又似懂非懂。但是，这种追述，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熏陶。从此种下了很深的“缘”源种子。我长大了，家境比母亲追述盛时的那年代更败落了，园子也被族中败家子弟拆毁卖了“材料”。
我上大学了……沦陷了……重返学校了……我在校学西语，志向是精通外语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文学名著——我在南开高中时，英文成绩就过得去了，英译冰心女士的小说……暗自立下一个志愿：准备英译《红楼梦》。我和黄裳是同屋同窗，每晚墙子河边散步，二人热烈讨论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
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落落寡欢。这时，四哥祜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了“红学”的无边乾坤世界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二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没有那样的学术环境我是无法做“红学”功夫的，特别是那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凡是我想用的书，那儿几乎一索即得，那藏书太富了！可是，只没有《红楼梦》的好版本。后来，经过我的提议与张伯驹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贵的《庚辰本》成为了馆中珍笈——彼时的情况，那种古钞本无一人重视，任其流落湮埋，如不得入此名馆宝库，其命运真是不堪设想，难以揣量了。
《庚辰本》我得见的先是一部珍秘的照相本，已在我得见《甲戌本》之后。《甲戌本》是胡适先生的珍藏，世间首次复现的乾隆精钞朱批、未经高鹗等篡改的《石头记》原本，中华无价之宝。我与胡先生素昧平生，斗胆借阅，他竟立即托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捎给了我，报纸包着，上以浓朱笔写我的姓名和“燕京大学四楼”。那年暑假，我与四哥拿定主意，为保护纸已黄脆的原本，全力经营，抄出了一部副本。
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情势不可预卜之际，我想把这珍本交还物主，因为人家胡先生自从借与我，从未催询过一字。这种对一个陌生的学生的信任，世上少有，我不能做不道德的“攘为己有”的昧心之事，就专程送还。到了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将书收到手中，我不入门而告辞。事后很多年方知：那时胡先生正要坐南京派来的专机飞离北平，临走只携带两部书，而这部古钞《甲戌本》竟是其中之一！以后，台湾首先影印了它。
我与四哥为了大汇校，写定一部真本，聚集了一些历年搜得的比较难得的本子，也包括胡适惠借的大字《戚序本》。大约是“破四旧”时，四哥正在运用的那些本子全部“抄”走了，至今不知被谁“饱入私囊”。母亲的那部“启蒙”的《石头记》，因为存在我处，却得以幸存，但是总不忍翻阅了。
我与《红楼》有夙缘，真是三生之幸。
作者简介
周汝昌(1918-)，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天津人，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曾用笔名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有3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红楼非梦”，是周汝昌先生的一句格言，也代表了他的人生观。
他说：“红楼很真实，梦幻乃假语也。人生亦真实，痕迹斑斑，扪之尚能触手，怎说梦幻？”他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对《红楼梦》进行研究考证，正是为了告诉世人酸甜苦辣等万味杂陈的真实的人生百态。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读书持一种认真、钻研的态度，就是对人生持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