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与生活》
止庵
《艺术与生活》一九三一年二月由上海群益书社初版印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列为“现代文学丛刊”之一重新出版。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作者所作《自序二》（此篇中华版《艺术与生活》删去，另编入《苦雨斋序跋文》中）有云：“这是四年前所编。”查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日记，二月十日云：“下午整理拟给群益之旧稿。”二月二十二日云：“下午整理旧稿。”二十三日云：“上午寄群益函，又稿一部分。”即此书是也。所收计一九一八年五篇，一九一九年五篇，一九二〇年五篇，一九二一年一篇，一九二二年一篇，一九二三年一篇，一九二四年以后三篇（《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国语文学谈》和译作《论左拉》）。《自序》称，《艺术与生活》“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以文体论，则如作者所说“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与其别种著作，包括同为文艺批评的《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都不相同。而“态度也比较地正经”，正是论文与随笔的根本区别所在。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着眼于“艺术”与“生活”；而“艺术”又包括内容和形式，后一方面，如《勃来克的诗》之强调象征，《日本的诗歌》等之介绍小诗，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是极具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前一方面，其实说的也是“生活”，——与五四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周作人当时也将文学视为影响改变社会与人生的手段。这里最要紧的一篇是《人的文学》，其他文章都可视为对它的补充发挥。关于《人的文学》，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这一“中心观念”除了通过“艺术”诉诸“生活”之外，本身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周氏基于“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的认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他一开始就将“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确认“人间”与“个人”的相互联系，不偏居其中任何一极，最终所关心的是“人间”每一“个人”，乃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所在。有关“生活”是这本书的另一重要部分，作者从上述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直接关注社会，所着力宣传的是日本的新村运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艺术与生活》所反映的主要还是那一时期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的面貌。如同《自序》所提示的，一九二四年以后周氏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更对此多所反思：“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文学与宗教》）又说：“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小河与新村下》）《艺术与生活》的部分内容，与其后来的“定论”已经不无距离。说来对人的本质认识是一回事，对这一认识得以变为现实所抱定的信心又是一回事，所谓《访日本新村记》的“幼稚”，《人的文学》的“浪漫”，都仅仅指后一方面而言，而现在他将二者区别开来了。周氏从此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对新村运动的热情固然早已冷却，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也不复宣扬，人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仍然是其思想核心所在。不仅《人的文学》的基本原则不曾放弃，《艺术与生活》一书由这一原则出发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等，此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与生活》奠定了周作人一生全部作品的思想基础。
此次据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自序四页，目录三页，正文四百八十六页。原目录中“自序”未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