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见沈从文签名本
一、耐烦
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无意中看到沈从文的签名本。一天下午，Regenstein 图书馆的地下B层，我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没有目的地闲逛，看到一本沈从文的小书，就随手抽出来翻了一下，惊讶地发现有作者签名。再翻旁边的一本，还有签名。我索性把那一排沈从文的著作翻了个遍，发现签名的有十余种，都是竖行写的：“沈从文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七（日）”。“日”字或有或没有。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沈从文小说选集》，绿色封面上题签的是：“沈从文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七访问支加哥大学”。
这就可以解释这些签名本的来历了。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应邀赴美，在到次年二月十七日离美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走访了许多地方，多所大学，演讲多达二十余次。芝加哥大学是其中的一站。可以想见，沈从文到此，主人从图书馆里找出了他的一大堆书。
在我的想象中，耐烦成了他签名情景中看不见的核心因素。这个老人，他很耐烦地一本一本地写。用钢笔，笔画清晰，硬朗，绝不潦草，不仅写上名字，还写上日期。商务印书馆版《主妇集》在封面上签有名字和时间，在内封上又重写了一遍。沈从文过去有在封面上签名的习惯，这次《沈从文小说选集》也是签在封面上的。芝大图书馆给平装书都做了硬壳封面，所以签在书原来的封面上其实也并不显得突兀。可能旁边有人提醒他《主妇集》签到封面上了，他就再翻开封面签到内封上。
耐烦，是他一直喜欢用的一个词。
二、三种情况
好几天我脑子里都转悠着“耐心”这个词，于是又去了一次图书馆，仔细察考沈从文签名本情况。找到签名本十三种，分别是：
1.《都市一妇人》，上海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三年六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版）；
2.《如蕤集》，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版；
3.《记胡也频》，上海大光书局，一九三五年十月三版；
4.《主妇集》，商务印书馆，一九四〇年七月再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5.《湘行散记》，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版）；
6.《湘西》，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十月三版（一九四四年四月初版）；
7.《月下小景》，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8.《春灯集》，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9.《黑夜》，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10.《从文自传》，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四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版）；
11.《沈从文选集》，“中国新文学丛书”之十六，（香港）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初版；
12.《沈从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初版，印数二万四千册；
13.《沈从文甲集》，（香港）一新书店，无出版年月。
这里有三种情况值得提出：
一、其中5、6、7、8、9、10这六种，都属于开明书店出版的“沈从文著作集”系列，封面统一，是稚拙的“小虎花园”图案和儿童字，每个书名下都标有“改订本”字样。抗战期间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大，花很大精力系统修订自己的作品，交给开明书店，从四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这实际上带有全面总结过去创作的意图，同时也希望这一套著作的版税能够对生计有所补贴。一九五三年春，开明书店致函沈从文，大意说：尊作早已过时，开明版所有已印作品及纸型，均已代为销毁。
二、一九八一年初，国内沈从文著作的出版有多种已经在酝酿，年内就有几种面世，但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他只能在唯一一本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小说选集上签名。当年这本选集出版后，沈从文一时兴奋，在给他大哥的信里说：“第一版印二万四，如二年内能销到十万左右，生活略有些保障，不必向公家借钱，我也许还可自由支配一下生活，有几年不做事，专回到乡下写两本书。”
三、沈从文签名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两种书他没有见过，这就是香港翻印的《沈从文甲集》和香港编选的《沈从文选集》。这是一种颇堪玩味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大陆，沈从文的创作不能出版；在台湾，一九八七年以前，沈从文的作品和大部分的新文学作品一样被列为禁书。马悦然在沈从文逝世后三天发表的悼念文章感慨：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可是在香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却有不少新文学作家的书被翻印，沈从文的作品也在其中，不仅在本港销售，也销往南洋各地。
这种翻印，严格说起来就是盗版；但当时大陆和香港均未加入伯尔尼公约，其情形与今天的盗版自然不同，实际上确有作家高兴自己的作品被翻印。我在芝大图书馆还找到几种沈从文著作的香港版本：《春》，文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十月版，内收《春》《龙朱》《八骏图》《腐烂》四篇作品；《湘行散记》，新文学研究社，一九七五年九月港一版；《昆明冬景》，“习之丛书”之一，习之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一月版。
现在不少人以为，沈从文的《边城》首次拍成电影，是由凌子风执导、一九八四年完成摄制的同名影片；其实早在一九五二年，香港就拍摄了根据《边城》改编的黑白片《翠翠》，导演严峻，他还同时饰演其中的外祖父和二佬，林黛饰演翠翠。一九五三年公映后，女主角一炮而红。这部电影在香港早期电影史上有重要的位置，电影插曲也风行一时。
上述第三种香港出版及相关情况的研究，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空间里，在特殊的时代，这样一种文学的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多方面意义，并非不值得探究。
三、一个例子
我把香港文学出版社版的《沈从文选集》借了回来。
这本书不是随便翻印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而是很认真地编选的，作品前有编者的序。这篇序写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就署名编者，对沈从文的评价大致是：“沈从文是个有艺术才能的人”；“他对湘西的事物很熟悉，也很有感情”；“然而，很可惜，沈从文的作品仅有艺术性的一面，而缺乏了思想性的一面”。
那么编者所认为的“思想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阶级论，举例来说：《边城》里的船总顺顺“如果不通过高利贷般的抽剥”，怎么能够发起财来？而沈从文“不去揭他的不是”；还有：
……他在《柏子》里，让“柏子”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却花在妓女、鸦片上，这种行为难道是值得原谅、值得同情吗？“柏子”没有被鞭挞，没有被纠正，这就等于一个名画家，就算是达芬奇好了，他不去画蒙罗丽莎，而绘了一幅鸦片烟具，这名画还有什么意义？《丈夫》在艺术上说，是很好的作品，但苛刻点说，它又有点冒渎。这也说明作者在当时全然不去问一问为什么“丈夫”愿意让妻子去做“生意”？除了农村破产，他们靠土地也活不了之外，还有什么？
编者假设了一个问题：“像沈从文这么一个有艺术才能的作家，为什么他不在美的创作中，赋予正确的主题？”答案是，“他不想去了解社会和一切人们的关系，他企图把人与外界（社会的、经济的、以至……）绝缘”。简而言之，他“不去正视现实”。编者认为沈从文“从下士——作者——作家——副刊编辑”的人生道路“是多么易走啊”，因为这种“轻易”，他没有“给现实激发，在困苦中挣扎出来，这就成为他后来思想上的赘累”。
序的最后，把沈从文和郁达夫相提并论，放在新文化的历史中考量，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别人是洪流，向火海奔腾。他们却是小旋涡，他们老是在老地方打圈子。”沈从文的“笔调简洁生动，有如淡墨写青山，有一种自然美，可是它对人间的‘善与恶’‘真与伪’却模糊得很。有时甚至叫人得了错误的观念”。郁达夫最后在南洋被日本人杀害，“扫除了他过去的灰暗人生”；“沈从文，他在最后的决定中，仍留在北京，而他又亲眼看到湘西农民，永远也不会把老婆送到船上去做‘生意’”。“现在，他也会为自己的过去而感喟吧！”
从这篇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新文学左翼文学观念的延续和影响，也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与当时大陆意识形态的相通。这种“艺术”与“思想”的二分法论述，毫无疑问会把问题简单化，有时表现得武断甚至是错误；但同时，我们也不可不注意到，这种二分法对“艺术”上的肯定，也使得论述显得不是那么声色俱厉，如同我们在某些左翼的批判文章中所见到的那样。当然，这篇序，也可以反映当时香港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一种构成成分。
同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与这篇算不上高明的序相比，编者挑选沈从文作品的眼光却可以说是高明的。作品分成三辑，第一辑是《柏子》《丈夫》《春》《八骏图》；第二辑是《月下小景》《寻觅》《爱欲》《医生》；第三辑是《萧萧》《菜园》《新与旧》《失业》。全书篇幅不算太大，共一百八十一页。熟悉沈从文作品的人当会同意，编者是有着不一般的文学直觉和审美鉴赏力的，这种文学直觉和审美鉴赏力，还没有被编者自己所强调的“思想性”的一面收编。甚至可以说，读者能够读到包含这些篇目的沈从文作品集，编者序中的论述是否准确妥当，是否错误，都是不必太计较的事了。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芝加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