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戴望舒游学法国的事
秋天在巴黎七大举行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十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法国经验和文学创作”。复旦和巴黎七大策划这么具体的题目，为的是把实地考察和学术讨论都落到实处；那种大而无当的会议空话、套话、漂亮话，真是让人哈欠连天。而在这个经过长期准备的小会上，有实在内容的发言，让互相熟悉的与会者之间，也彼此惊讶。
我不是要报告这个小会，而是要说说因此而聚集到一起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些事情远远近近都与会议议题中的诗人戴望舒，有着这样那样丝丝缕缕的关联。
里昂三大的利大英（Gregory Lee）教授在会前的午餐时刻匆匆赶到，举杯之际我向他请教，戴望舒到底是什么原因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的？利教授眨了眨眼睛，说：“这个问题留到开会时候谈吧，现在喝酒。再来一杯怎么样？”说着他又给我斟上了酒。
开会的时候利教授讲他的戴望舒研究，边讲边拿各种资料，讲着讲着拿出一封信，是施蛰存写给他的。我们传看这封短信，我回想二〇〇八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施蛰存海外书简》，里面好像没有，就用数码相机拍了下来。此信写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抄录如下：
利大英先生：
收到你的信，知道你又要来中国，我很高兴，希望不久能会见你。
现在我给你一个书目，请你随便代我买几本，买不到也不要紧。不过，H.Read的Meaning of Art，这本书最好能买到，我很想再读一下。
你打印的一首诗是我的旧作，1934年写的。中文处理器是怎么样一个机器？我不知道，是打字机一类的吗？
我很高兴等候你来。
问好。
施蛰存
P.S.
《戴望舒诗集》的法文译本已出版，我给你留了一本。
那个时候的利大英是住在伦敦的“一个英国青年”（施先生在《诗人身后事》一文里这么称呼他），多年以后变成了法籍教授。意外看到这封短简，有点兴奋；略微遗憾的是，施蛰存所开的欲购书目，没有同时见到。
利大英的英文著作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1989）出版后，施蛰存在《诗人身后事》一文中郑重推介，说它“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西方学者，树立了一个典范”。施蛰存是戴望舒最亲密的朋友，《诗人身后事》总结和交代亡友去世后四十年来，他为亡友所经营的后事：文稿的保藏、编集、出版等等，令人感慨他对亡友长久的责任和深情。当他看到“第一本用英文写的戴望舒评传”，其心情自然不比寻常。
我翻看利大英教授的这本著作，注意到几个细处：它是题献给施蛰存的；书里有多幅人物照片，第一幅居然不是戴望舒，而是施蛰存，一九八二年摄；书的最后一幅照片，我以前没有看到过，恐怕也不太容易看到：是戴望舒和施绛年（施蛰存的妹妹）的合影，两个人并排坐在船上的两把藤椅里。那应该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戴望舒从上海乘船赴法游学，“送行者有施老伯，蛰存，杜衡，时英，秋原夫妇，呐鸥，王，瑛姊，萸，及绛年。父亲和萸没有上船。我们在船上请王替我们摄影。”（戴望舒《航海日记》）
话再回到那天的会议。却说眼见利大英教授出示的施蛰存书信引起大家的兴趣，巴黎七大的尚德兰（Chantal Andro）女士说她那里有艾青的信和诗，不一会儿就从办公室拿了过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欧罗巴》杂志想发表艾青的新作，就请翻译过艾青《诗论》的尚德兰女士约稿；艾青很快回信，同时寄来两首诗。没想到这两首诗让《欧罗巴》很为难，觉得似乎不像艾青以前的诗，又好像不太像是诗，最终还是决定不发表。这两首诗的名字是《敬礼，法兰西》《巴黎，我心中的城》，我不清楚九十年代出版的《艾青全集》是否收录了。
第二天去里昂，利大英教授带我们参观市立图书馆馆藏里昂中法大学的档案资料和图书文献。这一下眼睛可不够用了。单说个人档案，是看常书鸿、敬隐渔呢，还是看潘玉良、苏雪林、张若名呢？甚至王独清申请中法大学没有通过，档案资料也保存了他的一封申请信。
我的心思还在戴望舒，他的档案非常完整。
戴望舒到法国后，大约一年的时间生活在巴黎，很快经济上难以支撑，于是申请到里昂中法大学读书。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戴望舒致信校长。他的法文手迹真是漂亮，满满两页的信函之后，还附了一页他翻译的法文作品目录，也是写得满满的：《奥加珊和尼各莱特》《鹅妈妈的故事》《少女之誓》《高龙芭和珈尔曼》《弟子》《天女玉丽》《紫恋》《法兰西短篇杰作集》《法兰西现代短篇大系》《陶尔逸伯爵的舞会》等。可是校方回函说，从他翻译的这么多东西里，看不出他要申请读书的方向和计划。戴望舒又写一封长信，这次是满满三页纸，说他要学习法国文学，打算两年读本科，再用两年读博士学位。校方再回一函，希望他提供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国文学的成绩证明等。戴望舒写第三封信，两页。这次总算过关。十月一日，戴望舒入学注册。奇怪的是注册证明上，他把自己的出生日期写成一九〇四年，实际是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日，戴望舒获得优待，准予享受助学金。这样他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戴望舒离开里昂到西班牙旅行，十月十九日返校。在西班牙，他参观了富有历史意味和文学情趣的地方，看电影，逛书店，还发现了一批由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带到西班牙的中国书籍，据此写了一篇《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有人向校方报告，戴望舒在西班牙参加了政治活动，是西班牙左翼的支持者，而政治活动在中法大学是被禁止的。校方致函戴望舒，请他作出解释。戴望舒写了满满两页，解释他这五十九天的所作所为。
最终戴望舒还是被除名了，一九三五年二月离开里昂，从马赛乘船回国。擅自离校作西班牙之行，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嫌疑，是被开除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还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望舒不去上课，也没有成绩。当年与戴望舒住同一个宿舍的罗大冈回忆说：“戴望舒是按照公费生的待遇，可不是正式公费生。我是正式公费生，我天天要上课，跟法国学生一起上课，一起做作业。他什么都不管。他准备住两年以后走啊。两年以后，你没有成绩，你非走不可。”
戴望舒离开里昂之前，重又游历巴黎，住在十四区Daguerre街四十八号一个朋友那里。有可能是在这里，戴望舒写了一首《灯》。法国两年，戴望舒忙于翻译，诗却只写了两首《古意答客问》和《灯》，都是即将离开法国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写的。《灯》里有这样的句子：
采撷黑色大眼睛的凝视
去织最绮丽的梦网！
手指所触的地方：
火凝作冰焰，
花幻为枯枝。
灯守着我。让它守着我！
有意思的是，今天里昂三大的校园，就是当年戴望舒应该来上课的校园里，还为戴望舒种了一丛丁香树，旁边有一块牌子，上面的中文是：“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我猜想，这大概是利大英教授的主意吧。
下午参观中法大学。走了不少上坡路，还要坐索道车，到了山顶，才算到了。我问是否当年就有这种索道式的公交车，回答说是的。也难怪戴望舒不去上课，这么不方便。原来叫作中法大学的这个地方，只是宿舍，学生上课要到山下的里昂大学。这个地方更早的时候是座兵营，有点城堡的样子，墙上留着射击孔。里面草木杂生，迎面一种树，满身大片大片的黄叶，树下也落满了大片大片的黄叶，厚厚的，不知几层。大家都叫不出这树的名字，陪我们来的费南教授去问一个不认识的中年人，那人也不知道，却说，你留个电话，我弄清楚了给你打电话。黄昏时分，我们早已下山，走在熙熙攘攘的市区街道，费南的手机响了。他告诉说，那是椴树。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