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的心愿
这正是八月中旬四面热如砖窑的天气，老四上穿一件背心，下穿一条短裤，坐在堂屋的饭桌上做试卷。虽手持一把蒲扇摇动，但老四还是忍不住地叫热。试卷做着做着，老四心里就发毛了：也不知道今年到底“狗火”运气旺不旺啊？
老四把试卷一掀，撕下一白纸条儿，从中间裁断，一片写“旺”，一片写“栽”，捏成团一抛，纸团落在了饭桌上，老四闭了眼伸手摸了一个，拆开一看—旺。老四一下高兴得跳了起来：“狗火旺喽！”
“四娃子！—快提点凉水来哟！我们口都渴得冒烟喽！……”母亲在稻田里朝他尖声喊。
老四提着一把乌黑的瓦茶壶，头扣一顶汗渍斑斑的斗笠，眯着眼走在热烘烘的、反射着太阳光的田埂上。在那上面行走，仿佛踩在了烧红的铁板上，烙得脚板心像针刺一样疼。
“这鬼天气，真的好热！”老四用手擦了一把脸，忍不住地骂了一句，他看到田埂边上的黑蟋蟀被这一声惊得直往稻林里跳。
但他马上又缩回了话头。因为父母还正在田里辛劳地挞谷子，父亲抱病都仍在坚持，他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当农民的真苦啊！”老四想，“老师常说，白饭白饭，从下种到吃上饭有一百次劳作的工序。要是我真的狗火旺，考上了，我一定要更加勤奋学习，到时研制一种机器，只需在家里的计算机上操作，稻子就能乖乖地粒粒归仓，那该多好呀！”
想到此刻正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父母，老四的心突然萌生了一种对不住他们的感觉。
去年为了老四和老三去复习，家里已经很缺钱了，母亲把准备喂到过年的鸡和猪都提前拉去卖了，钱还是不够数，又叫父亲出门去借。
两兄弟在屋里等呀等呀。
父亲终于回来了，跨上台阶，双手扶在大门旁的石柱上，张着大嘴直喘气。看见父亲那苍白的面孔，那病恹恹的样子，兄弟俩知道父亲的肺气肿是越来越严重了，内心又十分难过起来……
两兄弟马上去扶他老人家到桌边坐下。
老四端来开水，怯生生地说：“爸，你上医院去看病没有？”
父亲没缓过来气，只是难受地摇手。
一看屋里满目的破烂，老三愁了，这景象跟电影中那些苦难人的家境一模一样。等了半天，父亲凄怆地说：“我这病是没法医了。”说罢，便伏在桌上不动了。
这岂不是叫人等死吗？如果有什么不测该怎么办啊？病和贫困将会早早地夺去父亲的生命啊！
老三、老四知道，父亲过去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在生产队时，他是担挑推拉、抛粮下种的行家。土地承包后，坡上的活儿便由父亲一人承担，他还要抽很多时间去帮人做零工。虽然挣了些钱，但他的衣衫却仍是补丁摞补丁；每月的旱烟，一直限在三块钱内，后来患了肺病仍无钱治。因为钱全投进他们两个“祸害”读书的开销里去了。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兄弟俩又都复读了两年，一年两兄弟花费数千元。对于一个十分偏僻的山乡农民家庭来说，钱太稀罕了，这是天上不落，地下不生的东西。一次父亲帮人去河包镇挑甘蔗，来回四十里路远，挑一百斤给四块钱。那主人看着父亲没有吃午饭，另给了一块钱叫父亲去吃四两面条。父亲舍不得，空着肚子挑着担便要上路。半路上，父亲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最后晕倒在大路旁了。父亲为的仅是省一块钱，一块钱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又值几何？然而他老人家却……
父亲在桌上伏了半天，才平稳下来，将那左肩头上有块大补丁的中山服的扣子解开，里面是件烂了领的白衬衣。他把白衬衣扎在了裤腰里，再解了两颗衬衣的纽扣，一只惨白的皮包骨头的手颤抖着伸进去摸了两把钱出来，放在桌上，一把推给老三，一把推给老四，说：“这是两千，你们一人一千。”
“找谁借的？”老三、老四惊奇地问。
“唉，找谁借呀？谁都不愿借这东西！”父亲说。
“那怎么来的？”
“全是贷款！”
……
“唉，不知三哥进城拿分数，怎么样了？”老四看着眼前那铺满黄金一般沉甸甸地等着主人来收割的大片大片的稻谷，心事重重地又叹了一口气。“好庄稼都是别人家的……”老四的目光搜索到自己的田里时，目光停住了：秧苗由于缺肥，跟人缺乏营养一样，长得是稀稀拉拉的。大家都开始挞谷了，我们家的庄稼秧叶还没淹住水呀！
父母呢，却没在田地里。老四抬眼扫视时，只见母亲坐在高粱地的田埂上，正朝他挥动着手中的破草帽呢。父亲坐在母亲的身边，他们好像正在谈论着什么，神色苦闷。
老四走过去，脚上穿着一双用旧凉鞋剪成的拖鞋，发出一阵阵啪嗒啪嗒的响声，在干燥的田埂上拖起一股股黄黄的尘土。
“爸、妈，水来喽！你们快喝。我来帮你们割一阵儿吧！”
“你割啥呀，快回去好好看自己的书。等会儿我回去就把饭煮好。”
父母的脸晒得黑红黑红的，上衣早已湿透，紧紧地贴在背心上。他们的裤脚高高地卷起，裤管上溅满了星星点点的泥巴。
母亲接过茶壶，一边举起茶壶倒在嘴里，一边问：“你三哥回来没？”
问话时母亲的脸色很严肃，父亲却有点慌神，睁着带血丝的眼睛盯着老四。
老四的心又无端地开始收缩了。他长到二十岁，早已熟知妈的性情，知道她的内心是很着急的。母亲是一个特别的女人，村里人都这么说。她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县中学的第一批毕业生，学校三十周年校庆时，墙报上还有她的名字和简历呢。据说，当时全县女生仅她一人上了县中学，她还为解放军进镇子剿匪带过路，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做过县供销联社的总会计，她把数百条的《毛主席语录》背得烂熟……母亲心里有一样东西，一种与世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家里的一切都靠这种东西支撑着，老四和老三的命运也被这种东西支撑着，甚至支配着，丝毫不能松懈。
“他还没回来呢。”
母亲不再说话，父亲却忍不住望天叹了一口气。母亲看了父亲一眼，眼光如锥子一般。父亲立刻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低下了头。
父亲老是这样，一向忍让母亲。他了解母亲，母亲是个地道的火炮性格，心直口快，爱走极端，但又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老四将目光从父母身上移开，扫向收割了近一半的寂静无声的田野。正午的太阳正发出灼热的光芒，威力无穷，不可仰视。劳作的农民都三三两两聚向近旁的树荫处小憩，以迎接即将开始的又一轮极耗体力的劳作。
“老四，你回家去！你三哥兴许回来了。”老四被母亲的话叫醒，本来热得发红的脸一下子更红了。老四有些愧疚地望着父亲那布满皱纹的一脸病态的黑瘦面孔。
“我在家看书头都看昏了。你们好好歇歇，我来割一会儿。”
“‘祸害’呀！你就保证这次能百分之百考上吗？要是考不上，还得给我复习，直到考上为止！你想想，你们都复习两年了，你的好些同学，你扳手指数一数，王立、蔡文、张超他们，都是来过咱们家的，你的好朋友哪个还没考上？我看只有你们这两个笨蛋还没考上。看你俩那‘行李担’准备挑到猴年马月去！我不管，要是不给我考上的话……哼！”
“是啊是啊，你们俩非给我考上不可！回屋念书去，我跟你母亲割就行了。”
父亲从来都是这样，总帮衬着母亲说话。
老四往回走，只觉得心里堵得慌。抬眼看去，哪家的田间地头没有孩子在帮着干活呢？特别是在这赶时如救火的收割季节。可偏偏他家，只有两个老人在地头里忙死忙活的身影。孩子呢？一个到县上的学堂看高考分数去了，一个则被关在家里念书—害怕考不上。考学是父母给他们兄弟俩定下的硬性目标。
“老四，你考上了？”邻居的徐大哥路过，手执一根吆鸭儿的长竹竿问道。
老四板着脸摇头，没说话。
“你们两兄弟，还是要到地里帮着干活呀！你父亲有病，地又那么多，就靠两个老的在拼死拼活可不行啊。俗话说，三岁牯牛十八汉，你们这个年龄不来帮着犁地，反倒耍得像城市的公子哥儿了！”
老四急了起来，说：“他们不让我帮手呀！”
徐大哥叹了口气：“你娘那个性子呀，真是倔强！也不晓得图个啥？明知那独木桥难过，她还偏让你们去挤。乡下人本来就这个命，锄头落地才是庄稼呀！不是不支持你们考这考那，只是我看了，拿那点国家工资还不如我卖鸭蛋挣得多呢！”
老四低下头，心里又难受起来。在他们兄弟俩念书的事情上，村里人有羡慕地说：“他们这样念下去，终会考上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嘛。”也有说风凉话的：“骨头骨节都没有生正，那考大学，能是随便谁都能考上的吗？想得美呢！”徐大哥的两个儿子，都只念到小学毕业，家里人就没让再念了，那两个儿子早就去广州打工挣现钱了。对于这些议论，母亲一概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这是母亲身上唯一与这偏僻山村人们格格不入的地方。
母亲是在一次进城办事时见到老四的同学王立的。那时老四还有同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在大街上闲逛，母亲看见王立时眼睛一亮。王立西装革履，一副学者风范，他太像他父亲了。在老四喊过“母亲”，另外几个同学依次喊过“阿姨”之后，母亲指着王立，说：“这同学真俊！叫什么名字？”
王立礼貌地笑着，说：“阿姨，我叫王立。”
老三也站在一边，赶紧补充道：“妈，他就是我们校长的儿子。”
母亲一愣：“王校长的儿子？”
王立吃惊地看着她：“您认识我父亲？”
母亲笑了：“王校长谁不晓得？他是我们县唯一的南下干部，大家都知道他。”
以后，母亲总是夸奖王立长得好，懂礼貌，不愧出生于干部之家。这些话老三、老四却不是很爱听，因为觉得母亲处处赞赏王立的同时也是在贬低他俩，他俩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老三、老四知道母亲认识王校长，因为第一年为复习的事，她曾经到县中学去找过王校长。当时老三、老四为母亲的行为感到吃惊：他们觉得母亲是一个山乡的农家妇女，人家是县中学的校长，论级别是县团级，人家会理吗？可谁知后来，学校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后，将学校的“困难基金”给了老三、老四，这帮他们家解决了兄弟俩一部分的上学学费呢。
有一次，老三说：“我不读了，大学太难考了！我经不起正式考试，每次模拟测试成绩都挺好，可临场发挥就不行了。真的‘狗火’不旺。看来大学与我是无缘了。”
母亲却恨铁不成钢，说：“这么一点失败都经受不起，有什么用？你不读可以，那这大眼小洞的土墙屋就给你了，给我把农民当好，挖干田、铲地皮去！”
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围着桌子悄无声息地吃着晚饭。老四有一下没一下地往嘴里扒着饭，一边偷着瞅父母的脸色。母亲的脸在灯下显出一点点的惨白，父亲的那张脸似乎更加黑瘦，更显病态了。
父亲咳嗽两声，苦着脸说道：“考不上就算了，跟着我们种田，也是一样的。”
母亲没接话，甚至眼皮都没眨一下，父亲便闭了嘴。屋子里重新静下来，只剩下碗筷碰撞的轻微的声响。
老三丢下吃了一半的饭就起身要出去，被母亲叫住了：“三娃子，听我说，俗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你两兄弟还没到二十岁，总有一年会考上的。再说，你们现在念书，自己还不用掏学杂费嘛。平时我给你俩的零花钱虽不多，但家里再穷，也没穷过你们呀。”
老三苦着一张脸，似乎要哭出声来：“不！妈，你别再逼我了！现在干啥不是挣钱？出去打工，在家务农，学手艺，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为什么非要去考大学不可呢？”
“放屁！你简直在胡说！”母亲破口大骂起来。
最后母亲痛哭了一场。
老三站起来，推开凳子，飞快地冲出家门，冲进了漆黑的夜色之中。
“哥……”老四丢下碗筷，紧跟着也跑了出去。
经过了整整一天日头炙烤的大地，在夜的怀里终于渐渐平息了性情，变得宽厚而平和。风略带凉意，唯有夏虫仍在不甘寂寞地鼓噪着。老四陪哥哥坐在院前的河滩边上，看月光照在水面，水面上泛起的粼粼波光，听着河水默默流向远方的声音。
远处传来了一阵拖着旧布鞋走路的踢踏声，是父亲过来了吗？老四抬眼看，正是父亲衔着烟杆走过来了。父亲坐在老三的身边，吸了两口烟，说：“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老三和老四同时抬起了头，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那枯瘦如柴的身子。
三十多年前，我们这窟窿镇的庙湾，出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独生姑娘。这姑娘读书很用功，一直是私塾班里的尖子生。小学毕业时，她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立中学。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她家被划成“地主”成分，一切财产归公。家里无钱供给她学习了，她父母要她回家纺线织布谋求生活。她却始终不依，坚持要继续念书，家里不拿钱给她，也没有钱拿给她，她就主动去帮人家洗衣打水，扫地抹桌，有的同学就把过时的衣服送给她，有的给她饭票。由于她成绩特别好，学校又给她很高的助学金，就这样靠助学金好不容易才挨到了三年后毕业。她和工作队一起去季家镇参加土改运动，后又到江津白沙会计学校学习会计。回县后，被分配到县联社当总会计。这时就有一个姓王的南下干部来到了县联总社当书记，他们真心相爱了，一直相恋三年。但这姑娘的父母始终不同意，嫌那南下干部是北方人，生活习惯不同，硬要她同一个家庭成分相同的军大毕业生好，说这样可以避免以后生活中拌嘴—谁说谁的“成分”不好。这姑娘痛苦地哭了几天几夜，最后和这军大生结了婚。由于“成分”的原因，他们后来都双双回到了农村当上了农民。
老三、老四听得眼睛发直，父亲的声音落下去了，老四问：“那姑娘就是我母亲？”
父亲点点头，没有说话。
“那，您就是那个军大毕业的？”
父亲沉默着，望着漆黑的夜，没有说话。
“怪不得母亲老是说人一生犹如一盘棋啊，走错一步，全盘皆输……”老三喃喃自语。老四则感觉到有凉凉的东西涌出眼眶，流到了脸上。
父子三人沉默了下来，任凭昆虫的喧哗伴着流水声在空中划过。良久，老四惊醒过来，轻声问：“后来呢？”
“后来，就有了你哥，再后来，又有了你。我和你母亲拼死拼活地做活，日子却不知怎么的，总是好不起来。”
老四突然觉得心头电光一闪，脱口而出：“现在我们的王校长？就是那个南下干部？”
父亲吧嗒吧嗒吸烟，不再吱声。老三、老四愣在那儿，悄无声息，不敢再开口。许久，父亲站起身，在鞋帮上磕磕烟斗，磕出一些闪着亮光的烟灰，说：“你母亲是个大好人，心善、能干、要强。她总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指望有一天，你们兄弟俩都能考上大学，是为了你们自己，也是为我们争口气。关键是你母亲这辈子心里不平衡呀。想到当初有许多同学，论学习、讲能力都比她差远了，仅凭家庭出身好这块招牌，一辈子儿子孙子都好了。现在你们正赶上不讲究什么成分的大好时代，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所以，老三呀，你真不想念书就跟你母亲说清楚。别怨你母亲逼你，她心里也够气的。”
父亲说完，不再理会仍坐着发呆的兄弟俩，自顾自地靸着布鞋走了。
一年一晃过去了，犹如白驹过隙。不知这次究竟会怎么样呢？老三他究竟能不能考上？别过徐大哥之后，老四心绪不宁地继续往家走，远远地看见自家的门大开着，老四快步跑了起来。
“哥。”老四冲进屋一看，噎住了。只见哥哥怕冷似的蜷着身子，双手抱头，坐在堂屋一侧的矮凳上。老四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冲过去使劲摇着哥哥的肩膀：“哥，考上没有？到底怎样啊？”
“你考上了重庆师专，这是通知书……我的分数比去年还差了……”老三毫无生气的声音像是从阴冷的地狱里传出来似的。
老四拿着红色的录取通知书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看了又看，疯狂地跑去给父母报喜去了……
考上了！长石坝这块土地上自从恢复高考以后，是从没出过大学生的，这无疑是长石坝上的一大荣耀，似乎长石坝人的脸面都光彩多了。队上便有两位蓄着山羊胡子的叟者，慢慢悠悠走到村支书的家里，说：“哎呀，不简单呦！胥运通家出大学生了！”
支书也觉得老四能坚持考上的确不简单，同时老四为长石坝人民做了巨大贡献—考上大学，就等于节约了三个人的土地。现在的田地本来就很金贵，若户口不走，一婚一生，一人就变成了三人，大家就又少地了。再说，窟窿镇这块山乡土地上，本来就有一种习俗：凡遇红白喜事，亲朋好友、远近乡邻都要来送礼，热闹非凡。于是支书就决定，由村上出笔钱来为胥家放放火炮子庆贺庆贺。而胥氏家族老辈一听支书如此说，也大受启发，亦马上遣人去各家筹款。经商或有正式工作的家庭每户捐五元，务农的捐三元。当天夜里，电影放了个通宵，鞭炮燃放后的纸屑扫到一起，足有几箩筐，胥家张口裂缝的堂屋各种挂式对联、匾额陡然间也挂满了。放电影之前，支书一阵贺词之后，又提议：“请大学生家长介绍介绍培养学生的经验。”掌声雷动，父亲接过话筒，刚干咳了两声，准备高谈阔论一番，母亲在旁边说：“你培养了个啥呀，一辈子都是蔫巴巴的。这两个娃儿都全靠我呢！”
全场哄然大笑。
父亲也忍不住笑了：“哎呀！那就由你讲嘛。”
母亲接过话筒，也学着某些干部讲话的样子，嘴巴对准话筒噗噗地吹几口气，大家以为她要开始介绍了，都鸦雀无声地竖起了耳朵聆听。哇的一声，母亲却哭了……
晚饭时，支书和胥氏老辈硬要敬母亲酒，说：“你没讲，但其实比讲了表达得还多，确实不易啊！”
母亲想：“能得到支书的敬酒，也实属不易的。”母亲高兴极了，端着两杯酒仰脖就喝了。
后来便是支书、主任、文书他们划拳猜谜，直到深夜，酒灌得身子摇晃了才散去。
因为兴奋，父亲也接受了数杯敬酒，他的脸通红起来，头发晕，看见满桌的人也转动起来，墙上的对联和匾额也在天上飞舞。
扶父亲躺上床，他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母亲以为他喝醉了酒，拿热帕给他搭在了胸膛上，就没再去管他了。第二天早晨，母亲起来一看：床脚、床沿、床上和被单上到处是涎水渍，父亲躺着不省人事。母亲叫了他数声也没反应。母亲慌了，后悔自己不该喝酒，喝了酒就睡得沉，没有照顾好老头子。当然也后悔自己没有去阻止他喝酒，因为医生早在几年前就打过招呼，老头子是肺气肿，禁烟酒辛辣之类的刺激东西。她高兴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家里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母亲掐父亲人中，老三摸脉搏，老四请医生。母亲把手背伸到父亲的鼻孔外，感觉他仅剩一丝微弱的气息了。
母亲悲怆地叫道：“糟了！”随后便伤心地哭诉起来：“运通，你的命好苦呀！老四才考上大学，你还没享到福的呀！你不能丢下我就走了！”
老三也嚷道：“这可咋办呀！”
父亲的脉搏十分微弱，母亲搭了好长时间才搭出来。村上的赤脚医生来了，坐到床边，一搭脉搏，站起来说：“快送医院抢救！”
老三和老四听医生如此说，心里慌张极了，一边抹泪，一边跑去队里借椅子、滑竿。一会儿，队里来了许多人，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个个的心都快跳出胸膛了，空气似乎一下凝固了。
有的嚷：“赶快送医院。”
有的嚷：“赶快掐人中。”
有的嚷：“赶快用红辣椒熏一熏，开开窍。”
赤脚医生说：“我给他打一针，赶快抬走。”
打了针，老三、老四抬起父亲，母亲在后面收拾了些换洗衣服，拿了几个粗瓷碗、瓷盅，整理了一竹篓，一路抹泪，跟在担着父亲的滑竿后面疯跑。
镇医院，只有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这里的权威医生。老四请到他，他说马上就来，等了好一阵，却仍没见他来。母亲看着眼睛紧闭、呼吸急促、张着大嘴的父亲，心如刀绞般疼。医生来了，她扯着医生的衣服，声嘶力竭地哭着说：“医生呀医生！快救命呀！”话没说完，老四一把扯开母亲：“妈！你别闹这样凶嘛！”
老三哭丧着脸说：“老四，你去医生那打点打点，我来照顾父亲。”
老四向母亲伸手过去，说：“妈，拿点钱给我。”
“做啥呀？! ”
“你快拿呀！”
母亲不知道拿钱干什么。但还是一边抹泪，一边哆哆嗦嗦地在腰间的口袋里摸，掏了十元出来。
老四说：“不够呢。”
“还要多少？”
“这些人起码是抽‘红塔山’烟的。至少拿一百元……”
“要拿一百元？”
母亲那皱巴巴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掏十元，又掏十元，当掏到五十元时，老四再也等不下去了，一把抓过，拔腿便跑。
“你得看情况呀！这都是你和你三哥的学杂费啊！”
老四想到救父亲要紧，一下豁出去了，他没有跑去医院外的烟摊。直接把手里攥着的钱全塞进了那医生的口袋里，医生手一挡：“你搞这些干啥呀！要不得的……”医生问老四：“那病人是你啥？”
“是我父亲。”
“那快，你父亲的病不轻呀！”
经过输氧、输液，父亲渐渐睁开眼了。母亲这才松了一口大气。
父亲像从睡梦中醒来似的，说：“这是在哪里呀？”
“你猜呢？”母亲高兴地笑了。
父亲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又扭来动去地看着屋子的一切，说：“嗯，我不是正在睡觉吗？怎么在医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