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受现代教育

三 接受现代教育

一九二八年的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作为一名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一九三六年大学毕业。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高中时,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升入金陵大学时,原先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一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还是有其必然性,对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作出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留影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受益匪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像这样的人,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金陵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对待整个的学问的态度,她那种教会学校的严格对我有大的好处。我一九七八年回到南京大学,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的,都非常能干。

关于老师们,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当时他还是一位讲师,别人并不重视他,但是我在陈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

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

金陵大学北大楼石阶上留影

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还有呢,就是练习写。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作新诗,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当时练习写作,跟穷困也有关系。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五毛钱一千字,一块钱就不错了。如果有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四千字发表了,十二块钱,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六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如果是八块钱呢,一菜一汤还带一点点肉。我是个很穷的学生,全靠自己奋斗出来。我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一个月有个五六块钱,最好有个十块钱,就能够过下去了。我的爸爸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那个旧社会,你们不能想象,比如换了一个厅长或局长,底下的人都换掉,不问你有理无理,有资格无资格。所以我就向各种地方投稿。我也写小说,写小说的最好成绩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了。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我考取了,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四百块钱的奖学金,生活是够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学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但是没有上。那个时候已经同沈祖棻恋爱了,想结婚了。她是研究所毕业,我是大学毕业。我在金陵中学教书,就想一边教书,一边在金陵大学的历史研究所读课程。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到燕京大学去,到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定的奖学金,那就像王锺翰这些人一样,同他们一辈。他们审查了我的作业,说你的英语不行,过来补一年英语,第二年录取你。当然没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洪业,还有陆侃如他们,当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像给黄季刚、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就吃了亏一样。这种心理很奇怪,我也很少同人家讲起。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班辈。当大师的晚年学生,在辈分上就很占便宜。的确是的,比如任老是我的前辈,但他同我说起来是师兄弟,他写信给我也是这样称呼的。

一九三六年,程千帆在大学毕业期间

除了以前为了生活而投稿,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一辈子写得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在刘国钧先生的班上写的作业。那时他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研究,因为是研究生课程,不是闭卷考试,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个时候对目录学、校勘学有兴趣,我就写了两篇,不是一篇,后来收在《闲堂文薮》里面。一篇是《〈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因为陆贾赋、荀卿赋、屈原赋没有序,别的都还有几句话,恰恰这个没有。刘先生让大家各抒己见,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另外又写了一篇《〈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别录》《七略》据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乱中散佚掉的。后来就只有辑佚,大概总有十几二十种。清朝人作辑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据清儒的考订结论作进一步推论。现在弄清楚《汉书·艺文志》是把刘歆的《七略》七卷压缩为一卷。《别录》在留下来的宋版书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所以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是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总之,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论证,再就是推出结论。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较谨严的出处。这就是我开始写学术论文,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此后我就按照这个轨范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写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他拿了也没改,打了个分数,这以后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在金陵中学教一班初中二年级的语文,编校刊,一个星期出一期,就是《金中周刊》。这个周刊没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表在上面,也还有沈祖棻的许多散文,我想找来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着,没有办法。

一九三四年,沈祖棻的中央大学学士毕业照

一九三六年春天,程千帆与沈祖棻在南京玄武湖公园

一九八〇年六月,程千帆与陶芸留影于济南趵突泉

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我前后娶了两个妻子,都是金陵大学的同学。沈祖棻比我班次高,她年纪也比我大。当时在女同学当中,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对她的文采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她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她读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的时候,我是三年级学生。当时三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好的,可以听研究班的课。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她接触。后来打仗了,我们从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结了婚,跟我受了一辈子的苦。在学校的时候,陶芸和我同级但不同系,互相认识。后来沈祖棻不幸过去之后,我想再找一个妻子,我就了解一下,她也很不幸,丈夫因政治问题去了台湾,同她离了婚。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现在一个在美国,两个在南京。我就开始同她通信,到了南京了解这些情况后,就比较快地结婚了,因为大家过去都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两个人,学校说是模范文明家庭,我们的确处得很好。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很和谐。我现在很衰老了,很多事情都要她做。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回答广州一个新闻记者的信,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那个人认错了一个字,我就要告诉他你认错了,应该是什么字。但我自己不能写,就要她帮我写。前时香港中文大学拿一篇稿子来叫我审查,我审查以后又要批一段,也是她给我抄了以后送走的。生活上依靠她的就更多,她如果不按时给我吃药,我就完全不会想起。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金陵大学给我的,不仅是学业和事业,也还有婚姻问题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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