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心目中的郁贤皓老师

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心目中的郁贤皓老师

在郁贤皓老师众多的弟子中,我是一个没有听过他正式课程、却得他浩荡师恩一路指引的特殊的学生。

现在回想起来,是在大学生活开始不久,我就见过郁老师。

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某个下午,我在南师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随便看书。当时可能在看一本关于《世说新语》人称代词研究的港台版书,图书馆的许多书不能外借,尤其是海外的书,必须在那里看。那时候真是瞎看书,总觉得大学的学习要与高中不一样,要看高中不看的书;所以喜欢了《世说新语》,就要去读与它相关的高深著作。

1980年代初的南师图书馆就是正对着宁海路老校门的一百号楼前广场东北侧的那幢小楼。古色古香,光线黯淡,走进去便有一种殿堂般的感觉,脚步和说话声都会不知不觉放低了。坐在阅览桌前,闭架借书台那里稍稍一点声音都能够听到。

这时候,有一个声音传过来:“陶老师,我还要用一下Dangweiyao!”

Dangweiyao是什么书?——我心里暗自嘀咕,要看高深著作的想法,让我对这个书名充满了好奇。

于是,等到陶老师把书递到借书人的手中时,我抬头看过去:一个戴着黑边眼镜、身材魁梧的中年教师接过了两大本书名是《唐会要》的书。

啊!我明白了,这个老师是吴语区的人,他将普通话中的送气清音t和h都发成了不送气浊音。而《唐会要》究竟是什么书呢?我在四年大学里其实一直也没有弄清楚。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后《唐会要》也成了我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就在前几天我还考证了其中关于“荷泽寺”条的时间错误,将近三十年前在郁老师手中第一次见到这部书的情形,又重现眼前。——如果这样说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郁老师,他就用行动给我上了一课,向我展示了一个唐代研究者常用的工具书。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唐会要》的借书人郁老师将在我后来的人生中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转眼到了大三的第二学期,隔壁宿舍的同学倪培翔走过来说:有个勤工俭学的活儿——郁贤皓老师要找几个字写得好的同学帮助抄写他即将出版的《唐刺史考》。

那个时候出版著作的教师不多,郁老师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李白丛考》,他的名字在南师中文系的学生中如雷贯耳,被奉若神人。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在老一辈的学者如唐圭璋、孙望、段熙仲、徐复、钱玄、诸祖耿等先生带来南师中文系的光环之后,中青年教师的声誉鹊起,似乎就是从郁老师开始的。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那是南师中文系新的学科带头人,从郁老师开始诞生了。我们那个宿舍,好像写字都还不错,因此,带着一份崇敬之情,曹连观、沈利华、王正喜都去了,我也跟着去了。

郁老师的家离学校不远,在南大和南师之间的陶谷新村。上了二楼,便看到了迎上来的郁老师,他原来就是我大一时候见过的《唐会要》的借书人!

《唐刺史考》这部书在今天文史学界的价值已经不用再多说了。作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它使唐代的职官史料从中央机构扩展到官卑人众的地方官员,体现了资料编纂加大加密的有序递增,从而被张广达先生誉为20世纪唐史史料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范式(图1)。

图1 《唐刺史考》书影

当时的我们并没有理解得那么透彻,只知道这是一部即将出版的大书,我们的工作,就是将那些已经由郁老师按照一定的体例编写好的刺史材料再一丝不苟地抄写在规定的方格稿纸当中。这是个枯燥的简单劳动,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笔一笔把它写出来。其实郁老师本身的行楷字已经非常好认,但是他现在要求我们的抄写要更加工整,不能有任何的连笔出现。这个要求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出版和发表的任何稿件,尽量不要让文字的错误出现在作者一方。

印象里这个抄写的工作持续有半个学期左右,其中有几次到郁老师家中交稿或取稿。他似乎始终在忙碌着做下一步的工作,经常是饿了吃一碗清水挂面,累了就和衣躺一下接着伏案。一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楷书对联悬挂在写字台前,一个听诊器却非常显眼地放在对面的床头,这两件矛盾的东西就这样一成不变地集中在他编撰《唐刺史考》的日日夜夜。我们去了,他会停下来交代新的抄写任务,或者告诉我“州”的三点不能连笔以防与“卅”字混淆、三点水也不能用两笔来连写以防被打字员处理成单人旁……,总之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却让我印象深刻,越是到今天,就越是体味到汉字除了具有书法的艺术价值之外,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正确传达信息。

有时候,我也会拿抄写中觉得读不通的地方做下记号集中去问一下郁老师。那时,就看他口中说着:“噢,噢,这个材料在《全唐文》的××卷。”手里已经准确无误地取过某册《全唐文》,迅捷地翻到那一页核对起来。——这个精准的手法是怎样做到的呢?当时除了惊叹,好像也无从理解。直到后来有一个阶段武侠小说流行乃至社会上习武成风,倒让我想起:郁老师的这个本领,就是“功夫”!

《唐刺史考》的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都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抄写费,可以用来贴补买书了。当时的费用好像还多出来一些分不均匀,王正喜就做主给每人买了一把吃西餐的小刀——这也是大学生活印象深刻的记忆:对于西餐是什么都没有见过的我们来说,那把愚笨厚钝的刀究竟有什么用呢?

抄写工作结束不久,记得是一个下雨天,在经过北大楼拐角处,我和王正喜还见到过一次打着雨伞、若有所思地走路的郁老师。他答应着我们的招呼走了过去,但忽然想起了我们是谁,又回头说:谢谢你们帮抄写《唐刺史考》啊!

此后,郁老师再次从我的大学生活中隐没。

很快,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来临了。

四年的大学,记录了我很多成长的愉快历程。但是,我最不幸的人生经历也在那个时期发生:我的父母在我大二、大四的时候相继因病去世。这个打击使原本打算回乡尽孝养之心的我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我选择了去新疆工作。去一个印象中遥远而艰苦的地方做奉献,以此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想法,也是唯一能让我重新树立生活信心的想法。

决心已定,便义无反顾。当其他同学还在匆忙地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时,我一如既往地抄写着《说文解字》的篆书字头,尽情享用最后的大学生活。可是,在遥远而辽阔的新疆,哪里有属于我的工作呢?悬肘行笔的许多刹那,其实心境也并不完全平静。

这个时候,郁老师的召唤来了:跟随他做本科毕业论文的倪培翔,有次在闲聊中偶然提起了我的毕业去向。难为郁老师竟然还记得我这个曾经为他抄写《唐刺史考》的学生,当时就说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负责人薛天纬老师是他研究李白的同道,他可以推荐我前往那里任教。于是我被邀请到他家面谈。

郁老师同情我的遭遇,也嘉奖我的志向,很快便修书新疆,向薛天纬老师推荐。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我还在抄着《说文解字》。忽然就有那么一天,郁老师紧紧捏着一封信,急匆匆地来到了我所居住的四舍。他比我还着急地等待来自远方的回音,因此从系里拿到信后,家也没回就跑来了。薛老师来信了,他非常重视郁老师的推荐,向学校人事处了解了相关政策后,便回信郁老师,让我在暑假之后直接去新疆师范大学报到。那封挂号信写得非常热情,我至今还记得对郁老师和我都称“同志”,既是那个时代的烙印,也是对我前往郑重其事的表现——那一天,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得到了。

此后的两三个月,我有机会多次去郁老师家,向他汇报后来我与薛老师、与新疆方面直接联系的情况。他也仿佛是自己要去新疆一样,向我交待出门应该注意的事项。有一天,跟我说起在新疆这样的北方地区教书,应该讲好普通话,忽然便停下来看着我说:“你的普通话讲得怎么样?”他完全忘记了我们一直在用普通话交谈,而是非常认真地从语言的角度重新开始注意我的说话。一分钟后,他认真地说:“唔,你的普通话还可以,到了新疆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在类似这样的交流中,他帮我操心着远行的各种细节。

那时候的南师中文系每年有四个平行班,一百六十多人,我这样一个非常平庸的青年学生,竟然能够得到既没有担任过我任何课程、又具有崇高学术声望的学者郁老师的悉心过问,真的觉得是一种奢侈。这也提高了我对自己将来成为教师的要求和期待。

带着郁老师的殷殷嘱咐,经过四天三夜的火车旅途,1985年8月20日,我来到了新疆。从此我在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度过了25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活。这四分之一世纪的青春岁月,成为我珍贵的财富。每当我闭上眼睛遥想西北时,茫茫的天山雪峰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已经与祖国的西北融化在一起!——是郁老师的推荐重塑了我的人生。

要说因为大学里的这些接触、大学毕业时候一个关键性的推荐,使我对郁老师终身铭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但要因为这些我就到处吹嘘郁贤皓是我的老师,那又实在有些自抬身价。

我现在之所以非常自豪地称引郁老师是我的老师,是因为我有其他作为郁老师的学生而十分充足的理由:我毕业离开南师的日子,恰恰是郁老师给我的学术关怀和指导,从此穿越千山万水不断传来的开始。

首先,是他的推荐决定了我的学术道路。当我到新疆师范大学报到之后,似乎不由分说,我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并且作为薛天纬老师的助教,开始隋唐五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新疆师大的岁月里,薛天纬老师成了我重要的导师,我最初的教学和科研道路,都与他耳提面命的指导分不开。这种种的因缘,容我以后用专门的篇幅,记录在遥远的新疆那些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师友们。郁老师和薛老师似乎每年都会在唐代文学或者李白研究的专业会议上相见,我的近况成为他们交谈的重要话题。直到去年,郁老师还在回忆当我去了新疆一年之后,薛老师与他见面、感谢他输送了一个优秀的青年教师到新疆的时候,他如释重负的心情。

其次,是郁老师真切地关注着我的工作,从很多方面给我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的著作出版,总不忘记签名赠送给远方的我。有时候托我的同学倪培翔寄给我,有时候他又亲自到邮局寄我。像每封寄给我的信件一样,他给我的邮包都不厌其烦地写全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名称,这个小小细节也让我感受到他处事认真的态度。从他早期的著作如《谪仙诗豪李白》《李商隐》《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文史编》,到后来的《唐风馆杂稿》《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甚至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等,我都拥有他的签名赠送本。他的《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文史编》,我敢说是影响我早年教学生涯最深刻的一部书。那些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很难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会思考的文史问题,翻翻他的这本书,似乎都有答案。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概一个“百度”检索,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资料信息。但是在上个世纪的读书时代,郁老师却通过自己半个世纪的阅读和需要,将这些内容汇总到一起,可谓金针度人,功德无量。至于专业类的文史著述在我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郁老师后来不间断地引导我从事学术的研究。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道藏所见唐刺史考》,就是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在1992年第4期的《南京师大学报》上发表的。那时,我在薛天纬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一个《新编全唐五代文》的编纂工作。我们被分配了编辑一些唐代道教徒的文章,这需要从《道藏》中寻找其原始出处。这样,我在普查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昔年为郁老师抄写过的唐代刺史的资料。我曾经好奇地取郁老师已经出版的《唐刺史考》对照,发现有些内容没有被吸收进去,因此写信给郁老师汇报这一发现。他马上给我回信,嘱我在普查唐文的过程中,将这些刺史材料摘录出来。后来,他便根据我的这些摘录,重加选择和编排,推荐给学报,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表了。那一年在母校南师的《文教资料》上,还同时发表了我的另外一篇《“喜雨”别解》的小文。这两篇文章是我工作七年之后才有的一些成绩,是母校和母校的老师给了我学术的鼓励。而当《道藏所见唐刺史考》这篇文章在来年又被《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转载时,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它带给我继续学术之路的动力更是达到了极点!

我还在郁老师的指导下,从事起李白的研究工作来(图2)。他在担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并兼任《中国李白研究》年刊的主编时,亲自向我约稿撰写每年的李白研究综述,并约我为他主编的《李白大辞典》撰稿。在这些基础的工作中,使我了解到李白研究的前沿动态。我后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李白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作为努力的目标,发表了《道藏所见李白资料汇辑考辨》、《李白贞义女碑考辨》、《脱靴的高力士:一个文学配角的形成史》、《戏曲作品中的李白形象研究》、《李白题材的小说作品叙论》等论文,这一步步的成绩,无疑都是在郁老师的感召下做出的。后来他又担任《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的主编,知道我的博士论文在从事唐代文人张说集的研究,又立即向我约稿,鼓励我在张说研究方面写出具有权威性的提要来。

图2 1992年作者与郁贤皓老师在长江天门山段江轮留影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关怀和扶持,使我确立了以学术为生命的人生追求。

我的一生中,遇到很多好老师。他们在教诲我的过程中,只要发现我的一点优长,从此便不遗余力地帮助我、扶持我,使我能够有今天的学术之路。

郁老师是其中的一位良师,但是与我后来遇到的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当他对我还不了解、也不管我将来是否是块材料的时候,就给了我不求回报的无私帮助。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运气,从此得以与郁老师持续了很长并会继续延长的师生之谊。

我总结自己大学毕业以来的求学之路,虽然成绩无足称道,但在方法论上,确实有很多方面接受了郁老师的学术影响。我的走上李白研究和唐代文史考证之路,我的考证细节但又注意文史的宏观意趣,无疑都有郁老师的潜移默化存在。当我在去年作为优秀青年人才被引进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工作,作为校外推荐人的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给了我很高的褒奖,其中一段提到:“(朱玉麒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最初的学术研究显然受到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的影响,注意从第一手文献的发掘进行文学史料的鉴别和考辨,在利用《道藏》史料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发现。”我感激陈尚君教授的郑重推荐,更感激他对我在学术上受到郁老师影响的认定。

我后来总有机会与郁老师在相隔一两年见一次面,向他汇报我的近况,并听他闲谈。和郁老师的聊天是非常享受的。除非你问起,一般他不会主动地、一本正经地跟你谈什么学问。我觉得这也是他认真谨慎的地方:学术从来需要凿实,你如果需要了解他的学问,他都写在了书上;而聊天的过程往往容易使客观的事实走样,所以不如不谈。对他来说,聊天是艰苦的学术工作的课间休息。他会跟你谈自己早年在上海当工人、当记者的故事,谈他在南京这么多年印象深刻的菜品,甚至会跟你谈谈现代中国的股市行情。

在这样的闲谈中,他尤其好谈他的学生们。自从我认识郁老师以后,他就开始担任研究生导师,硕士、博士、博士后,陆陆续续,带出了很多。往往在谈兴甚浓的时候,他会用这样的引子开始:“我的学生×××……”他会说起这些学生在读书时的情况、工作后的业绩,充满了褒扬之情。我就是在这样的闲谈中,首先听到了他的学生傅承洲、查屏球、诸葛忆兵、尹楚彬、陈泳超、胡可先、邵炳军等等的名字,然后才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陆续识荆并一一“建交”的。

我有时候想,郁老师的这个闲谈,也不完全可以等闲视之。这些继承了他学术衣钵、延续了他学术生命的弟子,在闲谈之中,实际上是寄托了他对学术的执着和学术的理想。

我希望自己日有寸进,而郁老师也天天健康。

这样,我就会有一种期待,期待到南京拜访郁老师的师友们,会从他那里听到:

“我的学生朱玉麒……”

我还记得1985年离开母校的前夕,拿着毕业纪念册去请郁老师题词鼓励的情景。

他用钢笔认真书写,并郑重盖章。印痕未干的题词拿到我手中的时候,我看到了让我终身受益也没齿难忘的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陶庵梦忆》)(图3)我非常感动在这临别之际,郁老师将他自己喜欢的名言写出来与我共勉。从此,我也将这句话铭刻在心底,作为指导我处世的准则:我会努力将完美作为人生的目标去追求,但是绝不因此而唯唯诺诺,成为八面玲珑的乡愿小人!

图3 郁贤皓老师为作者毕业题词

然而,这个题词的过程还没有结束。郁老师忽然对我说:你的字写得好,给我也写一幅,就写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他对自己钟爱这一诗句的原因作出解释说: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把许多人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出尽风头,甚嚣尘上,就像两岸的猿声那样,最终却一事无成;这个时候许多默默无闻、埋头学问的人,虽然被冷落、遭白眼,时机一到,他们必将蓄势而发,如轻舟顺流而下,直达彼岸!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是我们最早学会的唐诗之一,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可以有这样的理解、这样的境界!这个时候的郁老师就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通过诗歌的“误读”,将人生的哲学赋予其中。

当时的我,虽然日日临池,但哪有写成书法的本事!我还没有妄自尊大到拿出自己的习字去破坏郁老师如此美好的学术境界。所以在那天,我是从郁老师那里收获了两段题词。这些精彩的人生感悟,让我常常想起,因此在漫漫的路途中,至今还未曾迷失!

现在,当我回顾与郁老师的师生情缘时,我已经看到:正像李白所描述的那样,任凭两岸猿声喧嚣不已,郁老师是那一叶从长江上游飘然而下的轻舟,长风破浪,创造了杰出的学术成果,汇入到人类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现在,在郁老师的八十寿庆来临之际,我也已经看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又欣然揭开了学术的九秩华章!

2011年6月12日,北大中关园

原载张采民编《郁贤皓先生学术思想研究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185—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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