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诗繁荣的原因
唐诗之所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即它的所以发达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写诗和诵诗的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人大量进行诗歌创作，量的积累最终造成质的飞跃，唐诗繁荣局面的出现也就水到渠成了。那么又是哪些原因造成了写诗和诵诗风气的形成最终导致唐诗繁荣局面的出现呢？我认为无外乎以下七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较为安定
我们经常说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是经济的繁荣，那是因为作家要有相对安定的生活，才能从事创作，如果要尽全力去谋生，他就没有精力或兴致来作文或写诗。鲁迅曾说：“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作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作诗。”（《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另外就读者来说，如果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诵读了。所以说文学发展要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但是这也绝不是文学发展的唯一因素，否则便不能说明像清代康、乾两朝经济的繁荣何以不能促进诗歌的发展，反而使诗歌的发展相对停滞不前。这还要从政治和其他方面去考虑和探索，才能得出较正确、全面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唐代的经济状况。由于隋末农民起义，迫使继起的唐王朝在制定政策上不能不有某种程度的改变，生产力得以向前发展，经济才能日趋繁荣。还有，东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持续地上升，有超过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承隋之旧，拥有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及岭南诸地，并且不断向西北扩展，比两汉和南北朝的经济力量更加雄厚。由于唐前期农业生产的兴盛，促进唐文学的发展，加上别的方面的原因，才出现了盛唐诗歌空前壮丽的局面。至于后期，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的发达，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但商业兴盛和对农民剥削加重，使农业逐渐衰落。而中晚唐的文学包括诗歌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是出现了衰落的现象，与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兴盛，初唐和盛唐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空前景象。据史料记载：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全国丰收，米价每斗四五钱，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杜甫《忆昔二首》（之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秫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因为是作诗，自然不免有所夸张，但所说农业经济发展也是事实。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为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
二、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唐朝前期的政治清明是唐诗发展的有利条件。高祖在位九年，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高宗和武后四十五年，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这一百余年是唐朝政治较为开明和朝廷君臣积极有为的时期，特别是太宗用贤纳谏，玄宗励精图治，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特别突出的，武后虽任用酷吏，大兴刑狱，但也能信任贤臣狄仁杰等，所以也使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对于文学创作也允许表现政治时事，不像魏晋和宋齐以及清朝那样惩治文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者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三、统治者的提倡
唐朝的帝王比较重视诗歌，如太宗、中宗、玄宗、德宗、文宗、宣宗以及武后都能写诗，并常令词臣相和，一时间写诗蔚然成风，促进了唐诗的发展。再有，唐朝继隋炀帝以后，也以科举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科，其中明经主要考贴经，进士最先只试策，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加试帖经与杂文，杂文即包括诗赋，唐代的文士也都愿应进士科，杨万里说：“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之后无及焉。时之所尚而患无其才者，非也。”（《黄御史（滔）集序》）所以不可否认唐朝在上者所倡导和以诗取士对唐诗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唐朝以诗取士也说明皇帝对诗的重视，朝廷大僚或州郡长官向皇帝推荐和进奏的诗集也不止于省试诗。还有，宪宗极赏白居易的诗，召为翰林学士，元稹也以《连昌宫词》等为穆宗所赏，文学的发展不完全由于在上者的倡导，但在上者的倡导也有不小的影响，因此唐朝以诗取士使广大士人习诗，并在政治上得到了公开的明确承认。
四、科举制度以诗文取士，鼓励了士人的习诗，使诗歌创作得到公开的承认
唐人入仕非由一途，而科举仍要算作最正规的途径。因为科举有定时和限额，还有一套标准的程式，是唐王朝选拔官吏最有效的手段，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唐代开始，科举制度就成为古代最重要、绵延时间最长的政治制度之一，直至晚清因八股文的积弊，最终废除科举，改兴学校，才算是寿终正寝。但此后不少制度其实仍或多或少地带有科举制度的残留影响。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唐代科举考试的流程：
唐代科举考试中每年都举行的，被称为“岁举”，这主要是指进士和明经两科。其他不少科目虽然号称“常科”，但有的设置一段时间后就停废，有的是后来增设的，有的时停时复、中有间断。因此每年大批举子赴京往往都是来参加进士或明经科考试的。这些考生应举的流程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通过学校或乡贡进行初步选拔
《新唐书·选举志》谓：“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制举情况比较特殊，不属于常科。就常科而言，生徒和乡贡是考生的两个最主要的来源。
唐代空前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统治者的重视，都为各级学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初高祖李渊初立，即令国子学置学生72人，供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太学学生140人，供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四门学生130人，供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地方上则郡有郡学，县有县学，上郡60人，中郡50人，下郡40人；上县40人，中县30人，下县20人。可见在唐代立国之初，即大力兴办各级学校，设立学官，教授生徒。前述几种学校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所专门性的学校和律学、书学、算学，合称六学，隶属于最高学府国子监。玄宗开元后期，又设立了广文馆，也属国子监。
另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二馆，是级别更高、入学资格要求更严的两所学校。这些都是中央朝廷直属的学校。到唐太宗时期，大征天下儒士为学官，扩大了学校的规模，命颜师古、孔颖达等考定五经、修撰《五经正义》等儒家经典，学校教育由此得到更大的发展，王定保《唐摭言》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另外地方州郡县学的规模也大大扩充，《通典》谓“州县学生六万七百一十员”, 可见唐代学校教育的发达程度。而这众多学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科举人才。学生在这些学校中学习儒家经书，其教学内容的设置、规章制度的订立，与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的要求都是相适应的。学校生徒业成者，即由国子监进行考核，然后按规定人数报送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唐代初年至玄宗开元年间，对学校生徒出身者最为看重，进士及第的举子中多出自学校，尤其是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的两所国子监。《唐摭言》谓：“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可见当时的风气。但玄宗天宝以后，随着唐王朝的由盛转衰，唐代的学校教育也渐趋衰落，学校和学生的数量均有所减少。而且国学生徒多为官员子弟，贫寒人家的子孙只能通过乡贡来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客观上也使得中唐以后以乡贡应举者远远超过了出身生徒者。
所谓乡贡，是指举子“怀牒自列于州县”，即考生自行向原籍贯所在地的州县官府报名，通过县一级的考试，淘汰一批后，再报送至州、府参加考试，所试内容亦与朝廷科举相类，然后从中选拔若干名给予解状，报送朝廷尚书省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这叫“投牒取解”。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逐级考试以选拔优秀举子的方式。唐代虽然规定每个州郡举送名额的限制，但同时也规定如“必有才行，不限其数”、“不须限制，贵在得人”。因此每年至长安应试的举子，往往多达两三千人以上。县一级的考试，一般由县尉主持，州府考试一般由功曹或司功参军主持，有时刺史节镇也会亲自出题试士。州府试后，当地长官召集名流耆宿举行宴会，行礼奏乐，举行欢送本州所贡举子的仪式。按照唐代制度，地方州郡长官或僚佐每年要亲自或派员到京城去汇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课情况，并进贡各地的土特产品，各地的举子也就“随物入贡”, 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份到达京师。至此，乡贡的程序即已完成。不过到唐代中后期，制度废弛，举子们往往不在原籍所在地报名，或不参加县级考试，直接投牒于州府，而贡士的诸种繁缛仪式也多流于具文了。
2．至京师后接受资格审查
举子们不论是通过学校还是通过乡贡的形式，到达京城后，都要先赴尚书省报到，接受资格审查。首先要交纳各类文状，其中包括“文解”，即各州府发给举子们的荐送证明。还有“家状”，即考生的个人和家庭状况的介绍，如籍贯、三代名讳、本人的体貌特征等。这些文件的写法均有一定的格式和要求，礼部贡院的门口也会挂上样板供考生参照填写，如仍不合规格，就会受到批评甚至取消考试资格。其次举子们要结款通保，即签署文书，互相保证人品德行无亏等，并各自写明在京城寓居的地址。然后由户部或礼部进行审核，审查的结果，张榜公布，这种榜被称为“驳榜”，主要审查考生的文状是否完备以及考生的人品德行等内容，不合格者即被驳放即丧失考试资格。此外，唐代还间或有含元殿朝见、元日引见、举子们赴国子监去拜祭孔子像并听学官讲经问难等礼仪活动，但时举时废，就不是常仪了。
3．参加考试
唐代的朝廷科举考试，大部分时间在京城长安举行，有时在东都洛阳举行，有时还会在长安与洛阳同时举行。主持考试的官员，唐代初年时是从六品上的吏部考功员外郎，开元年间转归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主持，称为知贡举，担任者多为知名官吏。
举子们通过各项审查后，于次年春天参加考试，时间一般在正二月间。地点则在尚书省礼部贡院，贡院中分东西两廊，举子们就分别按一定的号数坐于廊下应试。举子被引入试场前，还要接受搜身检查，不许夹带书籍等，但可能允许携带和查阅《切韵》等工具书。乾元初年，礼部侍郎李揆主持考试，在贡院庭中放置五经、诸史及《切韵》等书籍，并谓：“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以后这种做法渐成惯例，搜身的制度也就慢慢废止了。考试时间则一般是清晨发考试题目，傍晚左右收考卷，后来偶尔也有通宵夜试的情况。由于时间较长，考生往往要自带食物。而且初春时长安天气尚冷自是寒气逼人。舒元舆曾记载说：“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他希望朝廷优待举子，“试之时，免自担荷，廊庑之下，特设茵榻，陈炉火脂烛，设朝晡饭馔”。考生在考试时，对试题有疑问的，可以向考官提出，请考官解释，这叫做“上请”。如遇上题目有考生家讳的，文字不便，举子须托疾退出考场。中唐李贺父亲名晋肃，与“进士”二字谐音，李贺就不便参加进士科考试。唐人颇重家讳，此即其例。
4．录取和放榜
唐代前期，录取举子主要由主司即主考官根据考生策文的好坏即考试成绩来做定夺，然后上报皇帝批准。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应举人数不断增加，仅以一场考试来决定取舍，往往也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考生的才能，因此考官逐渐要重视举子的社会声誉，而且举子之声誉对其录取的影响也逐步加大。主司在录取时往往也请名士参谋。到唐代后期，宰相甚至皇帝对士子的录取也常常进行干预。如《云溪友议》记载，元和二年（807年），崔邠知贡举，拟录取27人，放榜前把名单送到宰相李吉甫府中，李偶然问道：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吴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及第，呈上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是粗人，何以当其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虽即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焉。’相府不能因私讪士，唯唯而从。”宰相的一句随口之言，就使得本未登第的吴武陵阴差阳错地跃入了龙门。这一故事从侧面说明了宰相对科第是有实际影响力的。
将录取的进士名单张榜公布，称为放榜。一般在礼部南院东墙，《唐摭言》载：“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墙，高丈余，外有堧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因进士放榜在春季，故称为春榜。又因榜书用黄纸，也被称为金榜，如林滋《和主司王起》诗云：“恩光忽逐晓春生，金榜前头添姓名。”应举者到礼部观榜后，及第者列队而出，并有进士团为之开道，自是春风得意。而落第者自然是非常羡慕和惆怅。一般新进士及第后，以泥金书帖子或金花帖子送抵家中报喜，这叫“榜帖”，是非常荣耀的事。
5．谢恩宴集
进士于放榜后，要参与一系列的礼仪活动，主要包括拜谢座主、参见宰相和同年宴集等。
新及第进士一般须到主司住宅或都省或贡院举行谢恩礼，表示答谢座主的知遇之恩。谢恩时，新进士到主司门前下马，排列成行，呈送名纸，入门后，排列于阶下。状元致辞后，进士一一拜见主司，作自我介绍并谢恩。这样饮酒数巡，即告退，三天以后，还要再来拜谢。
参见宰相，在尚书省都堂举行，唐人称之为“过堂”。是由知贡举者率领新及第进士谒见宰相。新进士在大明宫光范门里东廊集合等待宰相接见，宰相到齐后，堂吏来收取名纸，生徒随座主至中书，宰相横排站立在都堂门内。堂吏通报：“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然后状元出列致辞：“本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然后一一自报姓名。参见宰相后，还要再去拜见中书舍人。这些礼仪活动虽纯属形式，但百官都须陪同观看，应该说也是一时的盛况了。
进士及第后，取得了出身资格，还要到吏部参加关试，然后取得到吏部参加铨选授官的资格，这就算是正式步入仕途了。
关试后，新进士大宴于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教坊要派乐队助兴，最为热闹。许多公卿豪门也希望能在新及第进士中挑选到中意的女婿，因此长安城中仕女往往倾城而出，有时皇帝也登上曲江南岸的紫云楼，垂帘观看。这叫“曲江宴”。另外还有杏园探花之宴，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年纪较轻的俊少年，使之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采摘名花。孟郊《登科后》一诗中所描写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即是此事。然后，新科进士还要到长安东南的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这些宴集活动结束后，进士们就开始分赴各地任官去了。这就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般流程。
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特盛，由此进身的士人授官后往往升迁较易，以致中唐以下的宰相多由进士出身，更引起时人对科举的重视。唐代文人中，除李白表示不屑于应举，企图通过征召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外，其余很少有人自甘放弃这条从政之路。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录唐代诗人二百七十八人，其中进士及第者一百七十一人，占总数的一半多。考取其他科目或应考而未取者尚不在内，可见科举势力之大。
那么科举对诗歌创作发生了什么积极作用呢？考试诗赋，有助于扩大写诗的风气和促进字句音律的推敲，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仅限于这一点，并不能保证诗歌创作的繁荣。实际上，科举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单就考试本身所直接涉及的知识与技能来说，也不能局限于诗赋这一项。唐代科举名目繁多，常见的进士明经二科以外，尚有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以及不定期举行的各种制科，总数不下五十余种，试诗赋主要是进士科的要求。即以进士科而言，所试内容也还有策问、帖经、杂文等，并不止于诗赋一道。此其一。其次，正如我们说过的，唐代科举考试不全取决于一张试卷，相当程度上要靠考生平时的声望，由此衍生出一种行卷的风习，即应试者将平生精心撰作的诗、文、杂著各类文章汇编成卷，投献于达官名流，请他们为自己延誉。初盛唐之交的陈子昂就是这样闻名于京城的。《唐诗纪事》卷八引《独异记》载：“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辩者。子昂突出谓左右曰：‘辇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扬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正因如此唐人看重行卷，绝不亚于科场文字，而行卷的方面又很广，也绝不是程式化了的一诗、一赋所能包容得了的。再者，唐制进士及第，并不能马上释褐授官，还须经过吏部博学宏词或书判拔萃考试及格，方予铨选，亦有人另参加制科选拔。这有些相当于现今的复试。如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后，又于贞元十八年冬应拔萃试，作判百道；元和元年，再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与元稹“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见白居易《策林序》）。这些又都超轶了试诗赋的范围。于此看来，唐代科举考试要求于考生的是比较全面的文化修养，包括经术、时务、文章以至书判，光用“诗赋取士”来概括，并不准确。
科举制度推动了文人去广泛涉猎典籍，增强文化修养。唐代著名诗人都以读书勤奋，学识渊博而自负。李白夸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均为突出的例子。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回顾自己：“十五六始知进士，苦节读书。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生动地反映了一般士子为应举而刻苦攻读的情景。这跟颜之推所批评的梁朝“贵游子弟，多无学术”, “明经及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以至招来公众舆论“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讥诮（见《颜氏家训·勉学》），构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文化修养的多方面提高，给予文学创作以比较丰厚的知识基础，再加上技巧、声律、体制的讲求，才有可能促成诗歌的兴盛。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不同于明清“八股取士”道理就在这里。
与此同时，科举也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王朝对举子资历的限制，是放得比较宽的，除贱民与商工杂色外，均能应考。这样就刺激了各类教育的空前发展，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有所提高，也扩大了诗歌的群众基础。现存《全唐诗》里载有不少非专业文人的作品，说明一般民众已开始涉足诗歌创作。至于通过演唱、抄集、榜贴、题壁、口授等方式来传播诗歌，造成较为宽广的欣赏氛围，更是常见的现象。《集异记》所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诸人“旗亭画壁”的故事，足证谱诗人乐传唱之风的盛行。白居易作诗使“老妪都解”的传说（见惠洪《冷斋夜话》）虽不可靠，但他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谅非虚夸。这种情况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文人创作，促使作者考虑到社会的需求，注意改进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看唐诗的风格大多比较质朴明朗，形象活泼生动，语言口语化，声韵和美流畅，文人诗作与民歌之间的界限悬隔不深，都是同群众基础的广阔有联系的。对比六朝世族文学的一味涂饰藻丽，堆砌典故，有意显示文人的“高雅”趣味，亦自区划判然。
五、交通发达，物质、精神文明都大为进步，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唐朝交通发达，水陆畅通，西至西域各国，南至两广、交趾（今越南北部），东到日本，北到塞外，东北至朝鲜，国内、国际的物质、文化交流，促进了宗教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诗歌等文艺各个领域的发展。民族间的文化互相学习、融合，形成新的风格和流派。唐代文人一生中，大多有漫游的经历。通常是在入仕之前，比如李白、杜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风尚呢？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富庶，是必要的保证，除此之外，我们说唐文人的入仕，不同于汉魏以来的乡举里选制度。那时候，人才由乡里推荐，且多安排在本乡本土任职（如任职县令或州郡佐僚），所以乡里豪右强宗得以操纵选举，而一般士人也容易安土重迁。唐王朝打破世族把持政权的局面，入仕的途径主要通过科举、征辟或参加幕府，这都需要离乡背井，出门远游。加上唐代的科举不像宋以后采取试卷糊名的办法。应试者要能入选，不光卷子须做好，还要事先为自己制造声誉，让姓名传入考官耳中才行。于是长年累月地过州历府，结交天下豪俊，谒请达官贵人、宿老名流给予吹嘘，更成了不可少的过门。这种做法固然助长了社会上请托、虚夸的风气，而亦推动一般士子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地从事遨游。正是在这一点上，唐人形成了自己最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不仅不同于六朝，跟宋以后文人只需埋头读书，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的人生旅途，亦有差异。漫游既然是唐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必然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留下鲜明的痕迹。扩大了诗歌表现的领域，表现真切，寄慨深沉。
六、从文学本身来说
六朝诗歌一方面为唐诗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比如诗的形式逐渐趋于律诗，从而使唐诗形式多样化，既有古律，又有今体（指律诗）。另一方面，六朝诗歌的思想内容僵化（浮靡），也促使唐诗不能不加以变革；从文学自身说，诗歌在齐梁已经为唐诗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如诗的词汇的日趋丰富和优美，诗的音节的愈益和谐铿锵，平仄的调协和对偶的大体工整，可以说已具备了律诗的雏形。当然，齐梁陈隋诗歌的内容大多是萎靡和僵化的，唐诗在这方面可继承的较少，但是物极必反，这也正好激起了唐诗的变革。陈子昂高举改革旗帜开始诗歌革新运动。李白、杜甫、元结等成为唐诗改革的中坚人物。
七、唐朝诗人的认真学习和发展我国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努力创作新诗歌也是唐诗发达的重要因素
唐诗兴盛的关键还在于唐朝的诗人努力学习和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主要是“诗言志”, “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重视思想内容的创作态度，但是也学习和继承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包括齐梁陈隋的艺术技巧，比如律诗在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努力下完全形成，成为唐诗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杜甫、李商隐等成为创作律诗的代表人物。没有诗人的主观方面的努力，唐诗的发达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只有社会的客观有利条件，是不可能形成唐诗的绚烂局面的。汉朝和清朝都曾经有过经济的繁荣，但汉诗和清诗都没有出现像唐诗这样发达的盛况，可见只有二者的紧密结合，才能结出如此美满的硕果。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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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五《杂记》，第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