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伤残与梦想

我的故乡在黑耳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她既没有什么名山和大川，也没有什么物质资源和宝藏。但记得从清末开始，她在官方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乐善场。

共和国建立的第二年乐善场就成了乐善乡，从此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成长，名字变了又变，从乡变成公社，建了区公所，后来区公所不建了，再由公社又变成了乡，最后因乡而转镇，乐善二字成为烙印，标志着故乡黑耳场。

黑耳场的人在外漂泊，时时乐善，处处乐善，唯在思乡情切时，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是黑耳场。外人若问黑耳场在哪里，黑耳场的人会说，离邓小平的故乡很近，离美丽的嘉陵江不远，重庆若打雷，黑耳场听得见声响。

这样回答故乡在哪里，表面上很光鲜，深层里却无奈。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黑耳场人却无法坚守“故乡自信”，心中始终残留着丝丝暗伤：人问故乡思故乡，我借他乡述故乡。

故乡究竟怎么了？故乡在无可奈何中受了伤，变了样。许多值得保留的东西也在变化中丢掉了，丢得那么彻底，丢得那么匆忙。

在“扫迷信、破四旧”的运动中，故乡赶走了和尚，拆除了菩萨像，从此丢掉了两座庙宇，在庙堂里建起了一座小学学堂，还有乡公所、区公所办公的地方。

在最高指示大于一切的时代，故乡的人一手举着红宝书，一手建起了语录塔，高高地矗立在镇东头的尖石顶上，而且，还在街中间的场中央建起一个戏台样的语录台，供干部们、知青们在赶场天里站在台上做演讲。时不时有些坏分子被抓起来，绑在台上，让他们垂头丧气地亮亮相。记得有那么几次，住在黑耳场上的熊孩子，学着大人的模样，把不顺眼的小伙伴当成坏分子，押解到语录台上。

时间过了好久的样子，传来了改革开放的话语，黑耳场不少人也纷纷往外走，说是要把江湖闯一闯。场上有小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留起了大鬓角，扛着卡带录音机叫三洋。三五成群跑到场口附近去转悠，哼着歌曲走在乡间小路上。

就在喇叭裤还在流行的时候，黑耳场的不少后生考上了中专和大学，与外出闯江湖的伙伴一道离开了故乡，去了远方。

从此，黑耳场就成了多少人在多少年后心中的老家，间或令人朝思暮想。

在外的游子偶尔回到黑耳场，看到的情景与昔日的光景完全是两样。生意场多了，商店多了，人也多了，可认识的人却少了又少了。即便如此，所有认识的人，问候的方式不约而同，意思都一样：你在哪儿开厂？你在哪儿当董事长？

这境地，没在什么地方开厂，没在什么地方当董事长，仿若自己的家乡不再是朝思暮想的故乡。

顿然感悟，黑耳场不再是乐善人的黑耳场。那做着生意，卖着东西的许许多多人，在黑耳场的精神世界里硬是挖出了一条貌似财源滚滚的追利江。

今年清明，我又回到了黑耳场，再次迈步回家，不小心踏进了那条追利江，生出了一些感慨，感慨中寄托了一个梦想。

梦想的故乡不是一条追利江，江边的人啊不再你追我赶，拼命挣扎总朝着一个方向。

梦想的故乡是一片净土，净土上的人啊没有愁容，春天里知道遍地有花开，夏日里听得见蛙声与蝉鸣，秋天里喜欢那熟悉的金黄，冬日里酿好酒，迎接杀猪与宰羊。

梦想的故乡之人，仍然像过去那样，总习惯为他人着想，绝不会把自己的事情赖在他人身上。

梦想中故乡的黎明，先有鸟声阵阵，再迎来书声琅琅。

梦想中故乡的黄昏，人们踏着斜阳在欢快地歌唱，知道美好的明天必定来临，幸福的生活甜得像蜜糖一样。

梦想的故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不再只知道打麻将。即便打麻将，不再有那无辜感叹：我记得昨天的麻将，却感受着今天的炮响，曾希望明天自摸加暗杠，可昨天的明天偏偏又把炮放响。

梦想的故乡，至少也要像我的老师陈嘉映先生所梦想的那样。“虽有贫富，但贫富尚能相望。能者多劳，也多得点儿，但别把好处都独闷儿了。这不是出于平等主义的大理想，只是盼着从无限聚敛的噩梦惊醒回到真正舒坦的平安梦里来。室内装修五星级，一出门就是泥洼子，从要饭的人丛里挤上自己的奔驰车，谁会自我感觉很爽？”

梦想的故乡，不再是一个要么愁眉苦脸要么咬牙切齿的地方，而是一个有主见的、高高兴兴的、名副其实的乐善之乡。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故乡的人自由自在，故乡有自信，在外的游子乐意把故乡的美名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