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
《水浒》人物论

致语一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古本《水浒传》的每一章回前面是有“致语”的，只是后来在郭勋刊刻时被删去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发凡”说，这些“致语”中有“灯花婆婆”等故事。所谓“致语”，大概就是过去说书人演出开始时所说的一些话，权当每回故事前的引子。我听单田芳、田连元诸先生所讲评书，已经是没有“致语”的了，倒是近年郭德纲的一些单口相声和评书里恢复了一些旧观。

我的这些文章是一面写在博客里，一面利用音频传播的，顺序是先有文稿再有音频，算是自己做节目。做节目的过程中我也会讲一些“致语”，发表一些观点，有些是涉及关键问题的，有些只是闲话，总的来说，是我读《水浒》时不断产生的新想法。现在回看起来，这些想法中，有一些仍有保存价值，是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的，我撮要记录在这里，算是本书的篇前“致语”。

如果让我来推荐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给大家读，我会推荐《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封神演义》和《三侠五义》六种。前四种胜在叙事，《封神》胜在情节，《三侠五义》兼而有之，只不过叙事的格局远远不如《水浒》和《红楼》那么宏大。在这六部书里，《红楼梦》我读得最多，《水浒传》在其次，但论到讲评，还是《水浒传》更为适合。一则这部书的格局大，可以阐释的角度多；二则这部书的读者多，大家对于它的情节都有基本了解。

但正因如此，市面上解读《水浒传》的书已经有很多，有些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但另一些——我不客气地讲，只是哗众取宠而已。诚然，我不能保证我对《水浒传》的解读一定是正确的，但我可以确定，我的路径是端正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认知，观点可以商榷，但是方法必须严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书，试图用索隐的办法，找到《水浒》中的蛛丝马迹，把它解释成为一部充斥着阴谋、权术乃至为官之道的书。我不否认，文学研究中可以有“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得以成立的前提是遵从学术的规范和原则。

所以在说《水浒》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简单点说，它是一部有一定历史依据，而由文学家创作出来的书。说《水浒》有历史依据，是因为它的故事在《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就能看到影子，而且在《水浒传》产生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水浒题材戏剧出现。所以《水浒传》里的人名，很多在上述文字资料中已经出现了，因此我们对这部分人名没有做深度解读的必要；但是作者原创的一些名字，我们确实应该加以深入分析。此外如智取生辰纲、坐楼杀惜等故事情节，也是之前的水浒戏中既有的。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作者如何设计情节，这些情节又怎样地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而不应该纠结于故事本身是否应该存在。

当然，《水浒传》中也有很多原创情节，比如《大宋宣和遗事》里只说“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完全没有对鲁智深性格的刻画；林冲只是运送花石纲的十二个指使之一，并没有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迹；而武松杀嫂、石秀“杀山”等故事都是在前代文学中找不到演化痕迹的，很有可能出于作者的独立创作。而元剧里的李逵吟诗、燕青博鱼、五虎下山则在今本《水浒传》中完全不见了踪影。所以，《水浒传》终究是一本文人参与程度很高的小说，我们分析它的时候也应该从文学本身出发，而不必像研究《三国志演义》一样将很多注意力投放在故事的演进历程上。比如我们讨论为什么孙立、孙新屈居地煞，解珍、解宝位列天罡的时候必须从情节出发，而不能只说《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里没有孙新的名字——这当然不是主要原因，否则作者只需要调换人物的名字就可以了。

此外，受限于作者的能力，《水浒》不可能真如金圣叹所说“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在小说的前七十回中要完整刻画出一百零八个英雄人物何其之难，而且又有武松、宋江等重要人物的场次需要集中安排（所谓“武十回”“宋十回”等等），作者不可能简省他们的章回，只得让小说里的人物都来凑数才能完成这个一百零八人的构架。而这些用来凑数的人物，不是形象单薄，就是安排牵强。今人往往觉得武松故事里的施恩和张青、孙二娘夫妇，以及鲁智深故事里的周通，卢俊义故事里的蔡福、蔡庆都不够做“好汉”的资格，那是以现代文学的目光批评当时文学。但对于作者而言，大概也只能如此处理。另外，作者受限于他的时代，难免有着一些与现代人格格不入的价值取向，因此塑造出来的人物，往往会让现代读者感觉难以理解。我们不能基于现代人的眼光与经验揣测小说人物，否则必定方凿圆枘，枉费心力。例如作者物化女性，仇视爱情，所以他笔下的好汉大多没有女色上的勾当，而远离女色也被视为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李逵监督宋江，不许他将扈三娘据为己有；听到宋江强占刘太公女儿的谣言，便气得砍倒忠义堂前的杏黄旗。凡此种种，自然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写宋江冷落阎婆惜，也是作者将宋江理想化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他们的行为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有些不近人情，就像某些解读者一样得出李逵和宋江有断袖之癖的荒谬结论。至于扈三娘的故事本身，则与顾大嫂和孙二娘的故事一样，只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要素，无足深究。《水浒》的作者并不像《儿女英雄传》和《女仙外史》的作者一样有心塑造女英雄的形象。今人看重扈三娘的故事，以扈三娘为主角写出许多同人小说来，是因为时至今日，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写手们有意识地从著名的古典小说中寻找符合自己价值偏好的因子。这就像很多《西游记》的解读者强化女儿国的故事，深挖唐僧的“潜意识”，一定要寻找出什么情愫，其实在原著中，女儿国国王的招婿只是唐僧师徒取经途中最普通的一难罢了。

同样，因为作者的时代局限，我们也不能期待他有超前的社会政治思想。譬如作者的英雄情结和现在我们所说的“英雄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所谓的“英雄”，“英”指的是花，“雄”指的是公鸟。《说文解字》解释“英”是“草荣而不实者”，“雄”是“鸟父也”。所谓的“英雄”，就是超越极限的人物。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体现了力的极限，卢俊义单挑四将体现了武功的极限，戴宗神行体现了速度的极限，这些人都可以称为“英雄”。非但中国古代如此，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也崇拜人的肌肉和极限能力。把“英雄”解释成“对人民有贡献的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而且也是政治色彩很浓的。我们批评作者，固然可以批评他的思想观念和写作手法，但绝不能拿当代的政治标准衡量古代人。比如站在农民革命的立场抨击宋江是“投降派”，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一点正文中有详细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至于有些研究者考证武松行走的路线是否符合常理，讨论他打虎的动作是否在现实中行之有效，依我看也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水浒传》这类书原本是从话本演进来的，说话人穿州过县，每到一个地方，为了讨好当地的听众（看官），都会按照当地人的熟知程度重塑路线。而最终成书的时候，作者将故事整合，如果对地理不够了解，自然会造成路线错乱。如果以路线问题为引，分析小说的成书过程，那确实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将书中的路线颠倒视为一种错误，无异于把小说当成历史材料。现在许多人不读历史，却将历史小说和电视剧视为了解历史的路径，因而增加了仅以历史为故事背景的作家的负担，他们必须像学者一样考证每座山、每条河的走向，以至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考虑创作本身。我们读小说，就应该从小说本身出发，而不应该逼着作者做一个无所不知的学者。至于某些批评家说，宋江征辽大获全胜不符合史实云云，更加不值一哂。因为宋江征辽实际上是杨家将征辽的后续，其他英雄传奇如《五虎平南》《薛仁贵征东》中也都有类似的情节，《水浒传》这样写是不足为奇的。所以，读小说必须有读小说的态度，对作者有理解，有同情。

以上这些是我们的原则。

另外需要坦言的是，我这些文章是对在博客上发表过的《水浒心得》的修改。写《水浒心得》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学生，年纪还小，遭遇一些挫折心里难免抑郁，所以写《水浒心得》的主要目的不是研究而是单纯的发泄。时过境迁，当然没有必要再将这些文章保留在博客上污染各位看官之眼，但里面的一些心得体会，还是有保留价值的。而这些年的成长中，我自信对于《水浒》的故事又有了更为成熟的理解。所以这本书保留了一些原来的题目，也保留了一些原来的观点，但是每篇文章都重新修改过，更换内容在60%以上，更多的是对之前思考的延伸。

原来的文章依然保存在我的电脑里，因为毕竟是青春的留念，但在博客里我只留下了《水浒心得》的前言和后记。我的计划是理清思路，重新出发，与大家奇文共赏，疑义相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