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青春闪光

杨匡满

可以说，我步入文坛是早在北大五四文学社就开始的。

大学生是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思想最活跃也逐渐形成自己人生观的年龄段。因此，以丰富多彩、健康活泼的课余生活来补充课堂教学，促进青年人全面的身心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

北大众多的学生社团中，五四文学社是成立最早的一个，记得是1956年吧。我进北大是1959年秋天，那时，好像文学社的名称暂时搁弃了，而叫学生会创作组，各系的文学爱好者都有，自然以中文系为“大哥大”，参加的人最多，写作实力也最为雄厚。我记得有话剧创作组、诗歌组，大概还有别的音乐组什么的。后来以小说享誉文坛的温小钰就是话剧组的，我进校时，她已五年级，她和顾卓宇等人已创作了多幕话剧《时代的芳香》，在办公楼礼堂多次公演，上座颇为踊跃，这在我们低年级同学眼里，是崇拜得不得了的事。低年级同学中还传颂着才女温小钰在新年舞会上跳疯了晕过去的故事，大家对此也是深怀着羡慕和赞誉。而音乐组里有学生创作的曲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常常播放的、“大跃进”年代那支“党中央公布了总路线，全国人民齐动员”，便出自北大理科学生戴羌平之手；更有北大学生“集体谱曲”的毛泽东诗词大合唱，由北大合唱团正式演出，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旋律之美、气韵之壮，不亚于专业水平。所以说北大学生中人才济济决不为过。

我加入学生会创作组诗歌组是入校不久的事，创作组要在低年级学生中吸收新组员，申请者须得交几篇创作。我记得是廖东凡来找我，问我一年级里谁能写，让我动员。廖还对我说：“你就不必交作品了，高年级的人知道的。”廖指的是我在读高二时就在北大的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红楼》上发表过两次诗。就这样，我进了创作组，并且以“越年轻思想越解放”被委以诗歌组副组长之职。其实主要是跑腿，通知和抄写壁报。组长是任彦芳，苦大仇深出身，后来是河北白洋淀派的诗人；副组长还有孙绍振，日后成为大名鼎鼎的诗评家和教授，可当时因被认为写的诗“小资调浓，不够健康”而在组内未受重用；廖东凡的角色我记不清了，他毕业后主动去了西藏，二十多年后才回北京，现任《中国西藏》杂志主编；组员中有谢冕，一年后即成我的辅导老师，后来自然是北大名教授和青年诗派的领导人物；组员中还有东语系的曹彭龄，即曹靖华之子，后来到阿拉伯国家当武官，常写国际题材诗歌；还有法律系的方野，以后没了联系，文坛上也不见影子；低年级同学中还有谁不大记得了。总之，我在低年级学生中是颇受羡慕的，不仅“免试”加入，且立马荣升“副座”。可实际上我东跑西颠同高年级组员打交道时都是诚惶诚恐，他们在我眼里都是很了不起的大人。像谢冕、任彦芳、曹彭龄都是在大报纸甚至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诗的。我还记得后来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张炯，当时是少年英俊的学生领袖，好像就是管学生会的，理论一套一套，让人颇为敬畏。

学生会创作组随着“大跃进”的彻底结束，随着北大55级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的毕业，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大约从1960年秋起停止了活动。说实在，这一年中我的工作也就是出了若干期墙报，作品多是歌颂“三面红旗”，支援各国人民斗争一类，不会有有价值的作品留存下来。

1963年秋季开学不久，系团总支和学生会决定恢复五四文学社，且决定只限中文系。我想这样做便于管理，再说中文系学生的写作水平其他系无法相比，所以全校的作文比赛中文系是不准参加的。

这时我已是高年级学生了，且已在校刊甚至《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豆腐块”。系团总支书记严之其找到我，一是问我谁当诗歌组长合适，二是让我挑选社员。

当时，我正受闻捷的《天山牧歌》和《动荡的年代》影响，诗风有点轻歌曼舞；同年级中有郭小川式的豪放派的，低年级中有民歌派的。我考虑再三，推荐了一位低年级同学。至于挑选社员，主要是征集作品和看作品，我记得我和严之其最后确定的诗歌组组员中有褚水敖，后任上海市委文艺处长、上海市文联秘书长；有郑惠坚，后任高教出版社副总编辑；有祁念曾，后在宝鸡任教又到深圳闯荡；其他人就不记得了。

组长的人选定不下来。不久，严之其找我谈话，说是经过研究由我来当。于是，召开成立大会，宿舍楼贴出海报，我成为五四文学社首届理事兼诗歌组组长。小说组、散文组的组成成员我已记不太清，大导演凌子风的女儿凌毅可能是散文组长吧。

我策划的第一次活动是请谢冕（那时还是助教）讲评组员的作品。谢冕读得很仔细，讲得自然更是头头是道，分析得鞭辟入里。我只记得分析到我的诗时，他说：“你这首诗，如果署上闻捷的名字，完全可以拿出去发表；但是太像闻捷了，便不是你的创作。”谢老师真是一语中的。正是那年，我的一首短诗为清华大学管弦乐队的指挥看中谱了曲子，那曲子十足的新疆味。我还记得我们诗歌组组员的创作都用大字报抄了出来，在西饭厅出了一期墙报，各系同学们可以边端碗吃饭边品评这些幼稚的东西。

不久，校团委和学生会交给文学社一项任务：修改一首年初的歌颂雷锋的诗，使之适合集体朗诵，北大要以这一节目参加年末的首都高校学生文艺汇演。

这首诗最初的两位执笔者都已毕业，一位王毅，据说他写的一稿基本未用，他分到了黑龙江，后来以小说《笨人王老大》在文坛出名；第二稿的作者是李观鼎，分到了远郊某中学。我见到的便是第二稿，不太长，在学校是否朗诵过不大记得。

这任务自然落到诗歌组，我是组长，犯了难。时间不过一周左右吧，因为还要配乐、排练，那些更费时间。

可我是“太像闻捷”了，不适于来改写这一类介于郭小川、贺敬之之间的政治抒情诗，何况集体朗诵诗我从未涉足。

我当时想到的便是去求同年级一位在校刊工作，也发表过诗，擅长“贺”体的同学，他谢绝了。是难度大？是属于集体创作？还是不屑于做不易变成铅字的事？我至今不大明白。我又去求低一年级长于写民歌的组员，请他“试试”，也被婉拒，事后我也觉强人所难。

两天过去，诗歌组长脑中一片空白。怎么办？唯一的人选只有我自己硬硬头皮干了。大跃进时还是在墙报上写过豪言壮语顺口溜的，郭小川、贺敬之的诗也还是看过的，这便是我的家底。既然我能学得“太像闻捷”，何不试试像一回郭小川呢？

我找来郭小川、贺敬之的诗集，放在床头研读起来，这一回还真读得进入角色了。原先李观鼎的稿子，也反复读了两三遍。

终于，我觉得可以试试了。于是打了一满瓶开水，一杯接一杯地喝。从我曾老祖父起，我们家没有喝酒抽烟喝茶喝咖啡的习惯，一杯白开水便是我的“兴奋剂”。思想之闸门似乎是瞬间开启的，诗的灵感也似乎是突然到来的，说到底，还是那个年代对雷锋的由衷的感情……大概就是那么一两个下午加上晚自习的时间，诗写完了，由原先的一二百行增删至三百余行。

我如释重负。团委看了也颇为满意。这便是《让青春闪光》。已经是深秋了，话剧队导演是中文系低班的陈应革，由他对诗作了些技术上的处理，例如哪句领颂哪句集体和声哪儿配乐之类。陈应革如今已是《中国法制报》的总编辑。担任过领颂的有低班的傅成励，如今也是中央台的名播音员，另两位我忘了姓名。

一周两次的排演紧急进行，一般都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上百名来自各系的朗诵爱好者听从着业余大导演的调遣。每次排演我都坐在后排，当导演介绍作者“亲自到场”时，我不免几分幸福又几分窘急，尤其是面对低班的女同学带几分羡慕的眼光的时候。只是因为我那年刚刚21岁，还不懂得追求爱情，况且我的肺结核还没有痊愈。不然的话，或许会派生出一个两个浪漫故事来的。我毕业后听说，演出队中成为情侣的还不止三对两对。

隆冬时节，《让青春闪光》在民族学院大礼堂演出，配乐集体诗朗诵在样式上独一无二，更兼那两年全国上下都是学习雷锋的热潮。演出完毕，大学生们掌声经久不息，这节目无疑是高校汇演中最受欢迎的了，我作为五四文学社的成员，作为主要执笔者，在那种氛围中，自己的灵魂也经过了一次升华。

不久，《让青春闪光》应邀到文联大楼演出，到电视台演出。时任学生会文艺部长的邵继安，她的父亲正是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她在臧克家家里向父亲和臧克家朗读了长诗，于是臧克家决定在《诗刊》1964年第2期发表。此时《光明日报》（可能还有《北京日报》）都已排了版样，跟北大联系要求先发。团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周倜，即是以后以杂文著称的《华声报》总编周倜，他把我找去，说还是给《诗刊》吧，《诗刊》在文学界影响大。听周倜说，此事让两家报纸不大高兴，觉得你北大眼界高。

春天的时候，《让青春闪光》要到人民大会堂给中央首长演出。邵继安兴冲冲地告诉我：刘少奇要接见。演出是去了，我没有能去。想来是我的出身有些问题吧？我没有多问，也没有太多不快。

《让青春闪光》收进了作家出版社的《朗诵诗选》，这本诗选一再加印，发行了十八万册，是“文革”前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

我在五四文学社的时间可说非常短暂，但短暂与偶然有时会成永远。我毕业前好几个月实际上已被中国作家协会干部部门圈定，不能不说跟我在五四文学社的一点点并非有意的奉献有关。人生常常这样，你刻意去追求什么，未必能得到；而在不经意时，尽到了一份责任，于是也得到了回报。我今天能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北大和五四文学社的众多师友，自然是我常常怀念和感游的。

杨匡满，1942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9级本科生。著有诗集《天堂之歌》。曾任职于《中国作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