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的黄昏

吴昌泰

记不清从何年月起，我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即便是白天，阳光满照的白天，我一回家，一走进零乱不堪的书房，一伏在杂乱的书桌前，就习惯地扭开了台灯。25瓦的灯泡就散发出昏黄的光圈，将我的身影笼罩在这昏黄的一片里。我喜爱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看校样、听音乐、抽烟沉思。我总感觉，这昏暗能给我带来什么，心绪宁静时能使我渐渐变得不宁静乃至微微地骚动，心绪烦躁时能使我渐渐宁静下来乃至忘掉了这昏黄。我说不清也不想去剖析这种心态。反正它给我带来了难求的益处。当我在苦苦地思考问题，或专心写作时，一个不愉快的电话破坏了情绪，在这昏黄的光照下，抽一支烟，听一支曲，即刻能将这突如其来的不快驱散。这些年，我的许多文章就是就着昏黄的灯光写下的。

我的视力并不好。决不是我的视力太好而适应了这昏黄微弱的灯光。大学毕业体检，就有200度的近视，大夫劝我配眼镜，叮嘱我夜读时务必戴上。当时没有钱，也顾不上爱惜自己的身体。至今也没有戴上眼镜。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事，现在年岁大了，据说轻度的近视能自然变化成不近视。我在中学几年，晚上都是就着菜油灯复习功课做作业的，光线昏暗微弱，看书很吃力，眼睛发胀。怪不得那时，我常喜欢面对着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面对着中午的烈日骄阳，好补充储存些光线。

我第一次踏进燕园，被千百张老同学那亲切微笑的面容激动得忘了时辰。我被领到暂作宿舍的小饭厅中一张上铺，将行李稍稍安顿后，就有人来招呼我去大饭厅吃晚饭了。我去窗口端了一碟炸带鱼。我的家乡是鱼米之乡，几乎天天吃鱼，可海鱼我却是头一次吃。我先用筷子挟着吃，后来见到别的同学用手拿着吃，我也学着这种吃法。从乡下进京城，从一所县里的中学，来到这所被称为最高学府的名牌大学，一切都感到陌生新奇。记得临上火车时，班主任张老师一再关照我：到了那里，时时小心；多向老同学请教。我见到许多老同学将菜盖在饭上，一边吃，一边在饭厅周围橱窗看报，我也跟着走了过去。所不同的是，我一时还不善于边走边吃，边看报边吃。我只管看报，这个橱窗到那个橱窗，这张报到那张报。待想到碗里的饭和一块块焦黄的带鱼时，饭也凉了，鱼块也凉了。我感到有点冷。黄昏来临，秋意袭来。

我被一位高班同学带到未名湖畔。幽静的小道，秀丽的景色使我忘却了三天三夜旅途的辛劳。临湖轩一带一团团一簇簇的翠竹在微微地晃动，这一团团一簇簇模糊的黑影在神秘地引逗着我。有人去湖边散步，也有人急匆匆地行走，老同学告诉我，这些匆忙的人是去图书馆占位子。我抬头望去，在树丛的近处远处，星散似的大屋顶的建筑里灯亮了，昏黄的点点。一个黑影迎面迟缓地移动，接近时，我才辨出是一位老人，瘦小的老人，手里拎着一个书袋。待老人慢慢远去后，老同学说他是哲学系的一位名教授。似乎看出我不解为何这么晚他才回家，同学忙解释说，田教授也常跑图书馆，他准是下午去查资料，弄到现在才发现该回家吃晚饭了。我好奇地回头去看他，他已消失在黑阴之中，昏黄的路灯孤独地高悬着。

我熟悉了燕园的生活。八九年丰富而又单调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无尽的记忆。记忆不多是愉快的，有些是不值得记忆的。但上千个黄昏急匆匆忙着去文史楼抢占座位那股认真劲和荡在心头的那点充实感却是我至今乐于重温的。

也许大自然黄昏的光线和阅览室昏黄的灯光浸漫了我最好的年华，在一个连接一个和谐的光圈里我吮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1957年燕园的不平静是世人皆知的。我们二十人的一个班，就有好几位遭难。一天我去阅览室前，到未名湖去走走。正巧遇上他。我和他平日是要好的，他不久要去农场改造了。我们默默地走着，好在周围昏暗一片，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也看不清我的表情。我胆怯地没有对他多说几句宽慰的话，只劝他注意身体，提醒他多配一副眼镜带去。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去的农场在哪里，我猜想劳改农场一定是在风沙弥漫的处所，他高度近视眼，万一眼镜坏了，临时配不方便，摸着回住处都困难。他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分手了。依然是昏暗的灯光，我伏案看书，觉得灯光昏暗得实在看不下去。那天是个星期日。星期天有时和在京的家乡同学相约外出聚会，每次很晚回到学校，总有点莫名其妙的惆怅。事后多年，每当回想起他带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在确是风沙弥漫的荒野，惆怅感更重了。

在授业的老师中，我和吴组缃教授的接近是最自然的。他也是安徽人，就凭这点，我主动请求他做我学年论文的辅导教师，他建议我研究一下艾芜的小说。我多次踏着黄昏走进他的四合院。学生晚饭早，我几次遇上他正在吃晚饭。起先他叫我在书房稍等，给我一小杯清茶。他很快吃完饭过来和我谈话。后来熟了，他叫我坐在饭桌边，他一边吃，一边和我谈。师母是很热情好客的，每次都问我吃过饭没有。有回吴先生递给我一双筷子，叫我尝尝家乡名菜——梅干菜烧肉，我夹了满濡酱油的又肥又瘦的一大块，确实美味可口。我想起书房里那盏昏暗的台灯在亮着，老师的夜间工作要开始了，突然起身就走。“文革”后期，听说吴先生仍在接受审查。有天也是该吃晚饭的时候，我去看他。书房的门被封了，我绕进他的卧室，冷冷清清。是该亮灯的时候了，主人还没开灯。我站在门口，满屋全是书橱、书堆，突然有人从书橱后面发出声音：“谁？”我听出是他，忙叫吴先生，我是泰昌。灯亮了，见他一脸倦容。他低声问我怎么来了？同军宣队打过招呼没有？我摇摇头。我坐了一会儿，他什么也没说，又告我师母病了。他催我快走，自己小心。他说连茶也没顾上倒。我走出大门，回头见他探着身子在送我。

我迷恋燕园的黄昏，有次竟闹出个笑话。我跟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杨晦教授几年，快毕业时，我忽然想起该和老师留张影作纪念。我好不容易借到一架苏联出产的老式相机，主人告我里面还有两张黑白胶卷。晚饭后，我拉着一位曾在校刊合作过的同学去燕东园，杨先生正在屋前花丛里散步，他听说我是来照相的，笑说：光线暗了，又没有闪光灯，不行。我说：试试看吧！他坐在藤椅上，我站在旁边，周围全是鲜花。虽然用了最大的光圈，冲出来仍是黑糊一片。这张照片我69年下干校时丢失了。模糊中显出来的老师亲切的笑容我还记忆清晰。

离开母校二十多年了。其间少不了回去，办完事就走。大约年前，朱光潜老师请我为他编本集子。晚饭后他每天去未名湖一带散步，他叫我同行。我们走到湖边，落日的余晖尚未退尽，他一路在谈正在翻译的维柯的《新科学》。他望着未名湖笑着说：这景色很美，可以入画，不过有时你感觉到这种意境，有时你感觉不到这种意境。我知道朱先生近来的心情很好，他借景抒情，又发挥他的美学理论了。

我盼望有机会常在燕园度过黄昏。看来很难如意。前些天在燕园围墙外的一家饭店开会住了半个月，也没有找到这个机会。然而我毕竟已习惯于在昏暗的灯光下遐想，在悠思中重温那燕园黄昏留给我的一切……

1988年2月

吴泰昌，1937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现任《文艺报》副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