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一趟荡气回肠的巴士
一
午后的旧金山，极为晴好，令人觉得枯坐室内是浪费健康和自然资源的罪恶。出门，坐上29路巴士。穿过金门公园之前，乘客不多不少。这个时刻，上班的上班，学校放了暑假，坐公车的多半是闲人。路旁的细叶桉轻柔地拂扫车顶，过分活泼的太阳光，碎金似的撒在车内。心情宁静，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也没有欣喜。
在加利福尼亚大道换乘开往唐人街的1号电车以后，情况却不同。涌上十多位小学生，一色杏黄圆领衬衫，那是制服，裤子则自由化，或长或短。该是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童嗓浏亮，车内马上变为百灵鸟栖息的春天林子。看情形应该是学校组织的外出活动，可能去美术馆、展览馆参观，可能去养老院、医院探望，可能看表演，参加某项比赛。带队的老师一前一后压阵，领队的中年女士兴冲冲地高声吆喝，英语带点中国口音。在美国，把小学生带到校外可一点也不好玩，出芝麻绿豆大的事，摔跤啊，打架啦，损害财物啦(还没说到失踪和绑架)，领队的担上无穷干系，轻则挨警告、炒鱿鱼，重则被检控。
然而“人之患”理所当然地负担的忧患，和孩子们无关。看他们那高兴劲！排队进车厢，四散开来，找到座位，规规矩矩地坐下，好奇地东张西望。坐在我前面的女孩子是华裔，圆圆的脸，两只虎牙，笑起来特别可爱，忙于和坐在对面的同学用手势玩我看不懂的游戏。
我扫视一张张小脸，不同的肤色，相同的语言—英语，尽管父母可能来自别的国家，但在有“大熔炉”之称的国度，这一代将无一例外地被铸造为“美国人”。
左侧双人椅上的两个女孩，一个白种，一个黑种，紧紧地挤在一个座位，说不尽的悄悄话，不是座位不够，而是因为刚刚勾了手指，要做“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注意到，每个学生胸前，贴着纸做的名牌，上面打印的是校名和学生姓名，以及带队老师的联系电话。这是教务处的细心处，怕有人走散，找不到队伍。Sutro！校名为什么这么熟？不就是我的儿女上的小学吗？对哩，这队伍就是在第12街和加利福尼亚街交界处上来的。
二
Sutro小学，普通的公立学校，于我却有特别的意义。它负载的，不但是儿女的童年，也是家长的黄金岁月。三十年了！不满七岁的儿子，每天被妈妈送进学校，妈妈背上，是两岁的女儿。四年以后，从幼儿园毕业的女儿，也进了这所学校。那时，妻子上班，由我送儿女上学。或者牵手，或者紧张地跟在后面，目光追着奔走的身影，路旁是凶猛的车流，粉红的夹竹桃，灿烂的杜鹃花。这日常画面，也许当时一点也不在意，被生活压得喘气不赢时还抱怨。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依恋不已的就是它。最近，每天大早出门买报，一个少妇送一儿一女上教会办的暑期班。这迎面而来的三个人，我见一次注视一次，被兄妹的笑闹吸引。我的驻足，回头，当妈妈的注意到了，投来疑问的眼神。我不好意思地报以微笑。年轻的妈妈当然不理解，我神思恍惚，并非图谋不轨，而是托“人”起兴，一首颂歌从心里飞出。
年轻的家长和幼小的儿女，是人生最华美的乐段。老来未必记住“樱桃树下春衫薄”，未必记住第一首羞怯的情诗；花前月下的絮语，死去活来的爱，这些以“欲”为动力的感情，不复在夕照下的心海激起涟漪。两只被中餐馆厨房的洗洁精腐蚀过的年轻的手，各牵一个亲生骨肉，三个人霸占整条林荫道，在朝晖里欢快地走向校门，这镜头，却是终生珍藏的至宝。儿子上五年级以后，独立了，自己上学，回家，饿了，打电话到车衣厂请示妈妈：“能不能煮一个公仔面？”我仍得送女儿上学，五六个街区的一程，说了多少“狼外婆”和“大力水手”的故事。雨天，我要抱她跨过街上的水汪，她一年级上学期不抗拒，往后，得讨价还价，从“没人的地方才能抱”，到“进校门之前必须下来”。我三十七岁的生日，在日记本记下当天的一幕：儿女在吃晚饭前吵了一架，一个说“祝爸爸生日快乐”，另外一个非要废除老式称呼，叫“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