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江户汉诗的兴盛及其特色的形成
随着汉诗的大量传入和很快普及，日本人对汉诗的基本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表现在汉诗已从经学道德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逐渐成为人们陶冶性情和生活娱乐的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形式。正是这一重大改变，从根本上促进了汉诗创作的迅速发展，使江户汉诗呈现出全面兴盛的局面。
江户汉诗兴盛的标志首先表现在诗人辈出和创作繁荣方面。江户时代的汉诗人究竟有多少？就以有着个人的汉诗专集、并且有着全国范围影响为标准来看，江户时代著名的汉诗人至少在150人以上1。江户初年有藤原惺窝、那波活所、林罗山等人，从推重唐诗逐渐发展到吸收明代袁宗道等人的诗风；随着陈元赟、朱舜水等明代诗人学者到日本定居、讲学和从事诗歌创作，江户诗坛上的性灵诗风越来越强盛。木下顺庵、伊藤仁斋等大学者的出现，又带动起汉诗创作的新发展，像南部南山、新井白石、室鸠巢、祗园南海等人的蘐园学派名动一时，蘐园弟子中的安藤东野、山县周南、太宰春台、高野兰亭、服部南郭等人，都在汉诗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辟出汉诗创作的新天地。接着又有梁田蜕岩、龙草庐、六如上人、中井竹山、皆川淇园、市河宽斋，大洼诗佛、菊池五山、中岛棕隐等人在诗坛崭露头角，创造出江户汉诗的鼎盛与辉煌。江户后期的汉诗仍然保持着创作繁兴，如广濑淡窗、广濑旭庄兄弟、梁川星岩、安积艮斋、齐藤拙堂、草场佩川、河野铁兜，森田节斋、山田翠雨、菊池海庄、大沼枕山、铃木松塘等人的诗作，分别融合唐宋元明清诗歌的各种风格，又结合日本山川景物和风俗人情的特点，积极探索汉诗创作新途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江户汉诗的兴盛还表现在汉诗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许多文人孜孜于钻研汉诗，并非仅仅视其为陶冶性情和娱乐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将其视为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所以江户时代就开始出现终生写诗，以汉诗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专门诗家。江户初期的诗人们大多以儒业为重，写诗只是余兴之作。到了中期则风气大变，许多文人组织诗社，终日以吟诗评诗为业，充满了创造的情趣。比如在宽延、宝历年间（1748～1763），由四十多位诗人组成的“幽兰社”在京都诗坛极为活跃。他们把汉诗创作分为四种类型：儒生之诗、隐士之诗、禅者之诗和诗人之诗，其中又最推重诗人之诗。中井竹山在安永元年（1772）为《诗律兆》所作的识语中这样形容当时的诗坛盛况：“今也承文运隆盛之后，谈艺之士，四方林立，结轨乎都邑，所谓人人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谓抱荆山之玉也，乃妙解声律，悉精极详。”文化四年（1807）出生的广濑旭庄在回顾自己学习和写作汉诗的经历时说：“我年十四初学诗，尔来二十六年役神思，寝而不眠食忘味，未至强壮鬓成丝。”经过这一番苦工夫之后，他对自己的汉诗创作显然较为满意：“乐天长短三千首，我诗之数远轶之。短篇二十字，长篇一千八百字有奇。诸体无不具，然而古律殆倍数。世好趋绝句，谁观如是聱牙巨什。”2一种对身为诗人而终身写诗的满足感溢于言表。吟诗成为学者的正业，汉诗也成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和正宗形式的表现，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汉诗的兴盛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注意向明清诗歌学习不迷信传统和追求不断变革的精神，这也是江户汉诗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中国诗歌发展到明清，进入了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时期。明清诗人们对丰富多彩的诗歌传统大多能够采取较为明智的态度，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也能够秉持不分朝代、不拘门户的开明态度，从而做到兼收并蓄，推陈出新。
江户汉诗人们十分重视明清诗歌这一传统，许多有出息的江户诗人也像明清诗人那样，在广泛学习古人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自己独特的诗歌创作途径。比如赖山阳就宣称：“近体自经宋元明清，莫不可学也。”3广濑淡窗则主张“诗无唐宋明清，而有巧拙雅俗”，与袁枚的主张完全相同。他还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的实际情况，提出初学者应该先学清代人之诗、特别是清人绝句的主张。安积艮斋标举清代的吴伟业、王士禛、袁枚，特别是把王士禛作为唐诗中王孟韦柳一派的真传而加以推重。此外，清代的钱谦益、朱彝尊、蒋士铨、赵翼等人在江户诗坛上也都颇有影响，乃至于日本的一些研究者把江户后期汉诗称为“清诗时代”的汉诗。
江户诗人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兼学并蓄之后还能够独辟蹊径，创造出具有日本民族风格并为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汉诗作品，从赖山阳等人创作日本本乐府诗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赖山阳的乐府诗中，咏史之作极为成功，这与他深受明代诗人李东阳的作品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东阳《怀麓堂集》中的拟古乐府诗，借古喻今，展现了有明一代朝政的盛衰荣枯，显示出苍劲的笔力和开阔的视野。正是这一点，使年轻时的赖山阳读后深受感动，也非常喜欢，视为学习的楷模。
中国的咏史诗有着悠久的传统，传入日本的时间也比较早，像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杨维祯等人的咏史诗集在日本一直很流行。特别是清代人王元慎选编的《咏史集》八册在江户书肆非常畅销。赖山阳在广泛涉及中国历代咏史诗的基础上，对李东阳的诗作特别倾心，他私淑其人，模仿其作，继承其精神，开始了创作日本咏史诗的尝试。
日本的和歌传统中没有咏史诗的专门分类，但在别集和选集中早就有咏史的内容，比如《万叶集》卷二、卷三、卷九、卷十六中就收录了怀古和咏史的作品，其特点是把传说故事与创造想象交错结合，构成了日本上古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局面，但总的说来，日本诗歌中的咏史诗并不发达。咏史诗的兴起是在江户时代汉诗创作进入隆盛期之后才普遍出现的，其中赖山阳的《日本乐府》就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山阳借鉴了李东阳咏史诗的体例笔法，从日本历史中汲取材料，创作了六十六首咏史诗作，并于文政十三年（1830）冬天刊行，这是赖山阳生前刊行的唯一作品集。
此书一出，风靡诗坛，影响极大，之后咏史诗专集便络绎不绝地出现，比如守田敬斋编的《咏史绝句》、大槻盘溪的《国史史略》、中岛子玉的《日本咏史新乐府》、大沼枕山的《日本咏史百律》、秋月古香的《诗史》、菊地晚香的《瀛史百永》等等，都受到了赖山阳乐府诗的影响。赖山阳对和汉两方面的历史典籍都长期钻研，深下工夫，他所创作的《日本乐府》和《日本外史》等诗文集能够融合中日文化传统，是具有“和臭”特色的汉诗文，因而受到了日本读者的广泛欢迎。比如其乐府中《截蜻蜒》一首：“骏州远州草皆腥，北军杀人势建瓴。一骑殿后万骑却，马上梨花截蜻蜒。蜻蜒之洲为君截，佳名开兆一丈铁，北军之锋何足折。”这首诗是讲元龟三年（1572）十一月武田信玄率领三万余骑的大军征讨德川家康之事，“截蜻蜒”是当时年青战将本多平八郎手中长予的别称，他在这次战役中建立了奇功。再比如《赤夜叉》诗云：“赤夜叉，公爪牙，西军破胆东军夸。靺韦跗注朱绦甲，日下已开太平色。东军西军见臣甲，臣甲在心赤最赤。”这是讲天正十二年（1584）四月，丰臣秀吉进攻尾张国，受到井伊直政率领的赤旗、赤标武装两千余人的顽强抵抗，使秀吉损兵折将。诗中歌颂了不畏强敌，尽忠尚武的抗争精神，这是日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赖山阳在十八世纪后期从回顾历史中呼唤民族优秀传统，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新时代精神。通观日本近代的咏史诗，表现出诗人们对民族传统极感兴趣、并急于想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民族振兴之途的迫切心情。在日本近代振兴实业快速前进的社会氛围中，汉诗人们的创作中感伤悲观的情调较少，而慷慨激进的情绪较多，这或许是日本汉诗既源于中国诗歌文化传统又不同于中国诗歌基调之处。
1 见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第13～30页，明治书院（日本）1972年版。
2 广濑旭庄《梅墩诗抄》三编卷三＜除夜祭诗＞。
3 见《赖山阳全集·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