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爻辞开启古代散文之端

秦汉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在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刻有长达三五百字的铭文。这些句子和铭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当时的散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散文,一种是诸子散文。

两汉的散文在许多方面继承先秦传统而有所发展,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散文家。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

卜爻辞开启古代散文之端

殷商的时候,人们的生产能力还十分落后,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很迷信,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通常令他们很害怕,认为风雨雷电是天上的神仙在大发脾气。为了事先能知道天上的神仙的旨意,他们学会了占卜。

在占卜之前,殷人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祷告并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重要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

甲骨卜辞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可有百余字,记事简略,叙事朴素。甲骨卜辞的内容博杂广泛,包括战争、狩猎、祭祀、生产、气候、疾病等,均记载在上面,可以说无所不记。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是关于风雨的占卜,是卜问今日是否降雨以及降雨将来自何方。

今夕奏舞,有从雨。

这是记录晚间在舞蹈时,遭遇了雨水。

甲骨卜辞简单、朴素,有韵有散,文字简朴,句意明确,形式规范,叙述完整周到,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思,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叙事散文。

商周时期帝王、贵族将文字镂刻在青铜器上,内容多是记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绩、赏赐策命、盟誓契约等,这就是铜器铭文。由于文字是镂刻在青铜器上,因此,铜器铭文也称金文、钟鼎文。

铜器铭文要比甲骨卜辞记载的事情要繁杂的多,但是字句简短,早期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最长的铭文也只是四五十字,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以示荣宠的记录。

进入周代,铜器铭文有了进一步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周代铭文在殷商铭文的基础上,篇幅逐渐加长,两三百字的颇为多见。

《馓匪》铭文157字,是一篇内容完整的西周法律判决书;《史墙盘》铭文284字,是一首关于家史的叙事诗;《散氏盘》铭文357字,是一篇关于外交的和约文件;《毛公鼎》497字,是一篇关于庙堂典章的记载。

周代铭文十分丰富,同时也十分复杂。记载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战事事迹等,还记载了册命,详载器主进见周王,受封官职,并得到赏赐的经过,方方面面,记载得十分广泛和详细。

周代铭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能够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叙述社会内容,许多铭文善用韵语,且喜欢用整齐的4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曶鼎》以记事为主,叙事有一定的规模;《毛公鼎》侧重记言。

铜器铭文的风格多庄重典雅、朴素简约,多为散体,少有韵文。记事记言,或者简单,或者复杂些,但同甲骨卜辞一样古奥难懂。

《周易》是一部阐释自然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著作,相传是周人所作。《周易》有《经》和《传》两部分。《经》是《周易》的经文部分,又称《易经》,集中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现象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它形成在殷商之际,大体定型于西周。

《经》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战争、祭祀、生产、商旅、风俗等都包括在内。《经》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和哲理。

《传》又称《易传》,是用来阐发义理的哲学典籍,是对《经》最严密的注释、说明和发挥。它大致形成于战国时期,内容由10篇组成,又称“十翼”,是汇集多人的写作而成。全书以散文为主,夹杂部分韵文,有些地方运用了文学描写和表现手法,有时还引用和模仿了民歌。

《周易》的卦爻辞是用一种散文形式写成的,它呈现出一种散文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即在具体的形象或意象中直接体现出抽象的普遍哲理。它不同于甲骨卜辞对某一次龟卜的过程、内容、结果的实录,而是对筮卜所得的卦象、爻象作出象征性的说明。

《周易》的卦爻辞多从一些感性、直接的物象、事象、意象中让人感悟、体验、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创造出一种从感性直观的具体形象中,直接抽象升华出普遍哲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周易》的卦爻辞是用凝练含蓄的语言对特定人物的动态、神态作生动传神的描绘,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较丰富的表现力。另外,卦爻辞的语言散韵相间,有时还运用对偶句,句式简短,变化灵活。

《周易·井》记载: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缩井。赢其瓶。凶。

这个记载语言平实,内涵深刻,能够让人深省,富有寓言特色。这个记载是周易卦爻辞中富有隽永的寓言特色的突出文字,可谓开了寓言文学的先河。

《周易》的卦爻辞多数语言简短零碎,但要比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完整,表达的意思也更明确,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是一种富于形象、富于哲理而又散韵相间的散文形态。

知识点滴

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时期。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铭文共493字。

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7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

战国中期开始,铜器铭文越来越少了,“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代开国之君秦始皇和他的儿子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

记述事件演化为历史散文

殷商和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十分发达,史官把很多史事记载下来,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历史散文。历史散文又叫史传散文。

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讲求史料价值。史官记载的史事,可以说无所不包,包括史实、传说、观象、占卜、典章、制度、礼乐、刑法、祭祀等。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作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原有100篇,为孔子所纂辑。

《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信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

据周初文献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古奥难懂。

《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信者有20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其余各篇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

其中重要的有《牧誓》、《大诰》、《洛诰》、《多士》、《无逸》。这些文章可能均出于史官之手,同《商书》一样古奥难懂。

《无逸》一篇告诫周成王要体谅人民种地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周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谜乱酗于酒德”。

《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较以前的文章有显著进步。

《秦誓》篇是春秋时秦穆公的悔过之词。通篇始终用对比描写手法,这是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国时期224年的历史,《春秋》以“年·时·月·日记事”为体裁。年是指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时是指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月是指正月、二月、三月……;日是指甲子、乙丑、丙寅……记事指短句构成。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孔子在此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春秋》。

《春秋》的内容很丰富,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春秋224年间诸侯间攻伐、盟会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20公的世次年代,经考证完全正确。

《春秋》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的《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

《春秋》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哈雷彗星的事,而且,它还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那天“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此外,《春秋》还记载了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情况。

《春秋》时期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45个字。《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000字,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

《春秋》用字意寓褒贬,因借其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寓有褒贬而不直言,这种写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

孔子首创了这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曲笔的一面。

《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这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简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共35卷,记述的历史起自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68年,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记事年代相当,只是后面多出了17年。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

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婚丧、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历法时令等,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事都进行了记载。

《左传》一改《春秋》逐事简单记录的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的史学价值极高,是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又一部重要典籍之一。

《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不仅是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文学色彩浓厚,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

《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以及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等内容,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情发生、发展和结果。在叙述事情时,运用了很多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的手法。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散文、戏剧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时间上起公元前990年,下至公元前453年。内容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记述,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

《国语》中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

《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的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表议论。

《齐语》记录了齐国国君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载了齐国大臣管仲和国君齐桓公的话语。

《晋语》篇幅最长,共有9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是文中侧重于记述晋国国君晋文公的事情。

《郑语》则主要记西周太史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国国君楚灵王、楚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记载了吴王夫差攻打越国的事情;《越语》仅记载越国国君勾践打败吴国的事。

在文学方面,《国语》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在叙事方面,有缜密、生动之笔。很多文章写得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的名篇。还有些句子写得较精练、真切。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文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北魏史官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清代文学家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是西汉末年人刘向在前人的基础上汇编而成。《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497篇。所记载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的历史。

从史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战国时期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各诸侯国合纵连横,政权更迭,这些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战国策》就是记录纵横之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它文辞优美,语言生动,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对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开我国历史散文的先河,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知识点滴

关于《春秋》出自何人之手,一直争议不断。一种说法认为《春秋》出于大圣人孔子之手,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作为佐证。最流行的说法是:《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在68岁返回鲁国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

另一种说法则持否定意见,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虽然争议不休,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的说法,却没有大的分歧,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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