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散文

秦汉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在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刻有长达三五百字的铭文。这些句子和铭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当时的散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散文，一种是诸子散文。

两汉的散文在许多方面继承先秦传统而有所发展，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散文家。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

卜爻辞开启古代散文之端

殷商的时候，人们的生产能力还十分落后，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很迷信，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通常令他们很害怕，认为风雨雷电是天上的神仙在大发脾气。为了事先能知道天上的神仙的旨意，他们学会了占卜。

在占卜之前，殷人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祷告并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重要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

甲骨卜辞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可有百余字，记事简略，叙事朴素。甲骨卜辞的内容博杂广泛，包括战争、狩猎、祭祀、生产、气候、疾病等，均记载在上面，可以说无所不记。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是关于风雨的占卜，是卜问今日是否降雨以及降雨将来自何方。

今夕奏舞，有从雨。

这是记录晚间在舞蹈时，遭遇了雨水。

甲骨卜辞简单、朴素，有韵有散，文字简朴，句意明确，形式规范，叙述完整周到，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思，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叙事散文。

商周时期帝王、贵族将文字镂刻在青铜器上，内容多是记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绩、赏赐策命、盟誓契约等，这就是铜器铭文。由于文字是镂刻在青铜器上，因此，铜器铭文也称金文、钟鼎文。

铜器铭文要比甲骨卜辞记载的事情要繁杂的多，但是字句简短，早期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最长的铭文也只是四五十字，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以示荣宠的记录。

进入周代，铜器铭文有了进一步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周代铭文在殷商铭文的基础上，篇幅逐渐加长，两三百字的颇为多见。

《馓匪》铭文157字，是一篇内容完整的西周法律判决书；《史墙盘》铭文284字，是一首关于家史的叙事诗；《散氏盘》铭文357字，是一篇关于外交的和约文件；《毛公鼎》497字，是一篇关于庙堂典章的记载。

周代铭文十分丰富，同时也十分复杂。记载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战事事迹等，还记载了册命，详载器主进见周王，受封官职，并得到赏赐的经过，方方面面，记载得十分广泛和详细。

周代铭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能够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叙述社会内容，许多铭文善用韵语，且喜欢用整齐的4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曶鼎》以记事为主，叙事有一定的规模；《毛公鼎》侧重记言。

铜器铭文的风格多庄重典雅、朴素简约，多为散体，少有韵文。记事记言，或者简单，或者复杂些，但同甲骨卜辞一样古奥难懂。

《周易》是一部阐释自然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著作，相传是周人所作。《周易》有《经》和《传》两部分。《经》是《周易》的经文部分，又称《易经》，集中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现象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它形成在殷商之际，大体定型于西周。

《经》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战争、祭祀、生产、商旅、风俗等都包括在内。《经》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和哲理。

《传》又称《易传》，是用来阐发义理的哲学典籍，是对《经》最严密的注释、说明和发挥。它大致形成于战国时期，内容由10篇组成，又称“十翼”，是汇集多人的写作而成。全书以散文为主，夹杂部分韵文，有些地方运用了文学描写和表现手法，有时还引用和模仿了民歌。

《周易》的卦爻辞是用一种散文形式写成的，它呈现出一种散文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即在具体的形象或意象中直接体现出抽象的普遍哲理。它不同于甲骨卜辞对某一次龟卜的过程、内容、结果的实录，而是对筮卜所得的卦象、爻象作出象征性的说明。

《周易》的卦爻辞多从一些感性、直接的物象、事象、意象中让人感悟、体验、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创造出一种从感性直观的具体形象中，直接抽象升华出普遍哲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周易》的卦爻辞是用凝练含蓄的语言对特定人物的动态、神态作生动传神的描绘，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较丰富的表现力。另外，卦爻辞的语言散韵相间，有时还运用对偶句，句式简短，变化灵活。

《周易·井》记载：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缩井。赢其瓶。凶。

这个记载语言平实，内涵深刻，能够让人深省，富有寓言特色。这个记载是周易卦爻辞中富有隽永的寓言特色的突出文字，可谓开了寓言文学的先河。

《周易》的卦爻辞多数语言简短零碎，但要比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完整，表达的意思也更明确，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是一种富于形象、富于哲理而又散韵相间的散文形态。

记述事件演化为历史散文

殷商和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十分发达，史官把很多史事记载下来，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历史散文。历史散文又叫史传散文。

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讲求史料价值。史官记载的史事，可以说无所不包，包括史实、传说、观象、占卜、典章、制度、礼乐、刑法、祭祀等。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作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原有100篇，为孔子所纂辑。

《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信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

据周初文献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古奥难懂。

《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信者有20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其余各篇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

其中重要的有《牧誓》、《大诰》、《洛诰》、《多士》、《无逸》。这些文章可能均出于史官之手，同《商书》一样古奥难懂。

《无逸》一篇告诫周成王要体谅人民种地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周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谜乱酗于酒德”。

《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较以前的文章有显著进步。

《秦誓》篇是春秋时秦穆公的悔过之词。通篇始终用对比描写手法，这是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国时期224年的历史，《春秋》以“年·时·月·日记事”为体裁。年是指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时是指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月是指正月、二月、三月……；日是指甲子、乙丑、丙寅……记事指短句构成。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孔子在此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春秋》。

《春秋》的内容很丰富，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春秋224年间诸侯间攻伐、盟会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20公的世次年代，经考证完全正确。

《春秋》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的《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

《春秋》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哈雷彗星的事，而且，它还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那天“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此外，《春秋》还记载了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情况。

《春秋》时期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45个字。《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000字，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

《春秋》用字意寓褒贬，因借其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寓有褒贬而不直言，这种写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

孔子首创了这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曲笔的一面。

《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这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简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共35卷，记述的历史起自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68年，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记事年代相当，只是后面多出了17年。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

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婚丧、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历法时令等，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事都进行了记载。

《左传》一改《春秋》逐事简单记录的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的史学价值极高，是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又一部重要典籍之一。

《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不仅是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文学色彩浓厚，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

《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以及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等内容，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情发生、发展和结果。在叙述事情时，运用了很多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的手法。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散文、戏剧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时间上起公元前990年，下至公元前453年。内容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记述，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

《国语》中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

《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的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表议论。

《齐语》记录了齐国国君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载了齐国大臣管仲和国君齐桓公的话语。

《晋语》篇幅最长，共有9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是文中侧重于记述晋国国君晋文公的事情。

《郑语》则主要记西周太史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国国君楚灵王、楚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记载了吴王夫差攻打越国的事情；《越语》仅记载越国国君勾践打败吴国的事。

在文学方面，《国语》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在叙事方面，有缜密、生动之笔。很多文章写得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的名篇。还有些句子写得较精练、真切。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文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北魏史官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清代文学家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是西汉末年人刘向在前人的基础上汇编而成。《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497篇。所记载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的历史。

从史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战国时期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各诸侯国合纵连横，政权更迭，这些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战国策》就是记录纵横之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它文辞优美，语言生动，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对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开我国历史散文的先河，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文史哲为一体的儒家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这就形成了诸子散文。诸子散文思想迥异，风格各异。

儒家散文是诸子散文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记录儒家学派思想言论的，对我国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家散文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荀子》。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记录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孔子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以及他思想观念的朴实表达，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

《论语》基本是口语，通俗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述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和论证，从而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论语》还带有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

《论语》中有很多言简意赅、富有哲理与启示性的语句，这些语句大多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另外，《论语》中还运用了很多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从而使语言更加含蓄、形象、生动。《论语》的语言达到了贴切、通俗、精炼的境地，形成了字稳句妥、文笔流畅的特色。

《孟子》也是一部重要的儒家散文经典著作，主要记录了战国时代邹国思想家孟子的言行。是“四书”之一。

孟子是战国中期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大师，唐代以后受到推崇，宋代以后被封为“亚圣”，意即仅次于圣人。

《孟子》由《论语》的语录体发展而来，详细地记录了孟子谈话的场合和所涉及的人和事，记录了孟子和谈话对象意见的分歧、双方展开辩论的过程和各自的情态，增加了形象描写成分，再现了孟子的性格、情感、心理活动和人格精神。

从《论语》到《孟子》有逐渐向成熟的说理文过渡的趋势，代表了论说文章形式构造向前发展的过渡阶段。

《孟子》中的对话充满了论辩性，其气势雄健，书中，孟子在各诸侯国诸侯面前总是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有时犯颜诘问，有时因势利导，尤其善于掌握对方心理，从容陈词，步步紧逼有着纵横家的气概。

《孟子》中的《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滕文公》上的《陈相见孟子》章、《告子》上的《性犹杞柳也》章等，都层层深入记录了孟子同他所谈话对象的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学术思想的论辩过程，论中有辩，说中有诘，体现了《孟子》长于辩论、论战性强、言辞机敏、感情激越的风格特色。

《孟子》还善于使用比喻说理，这些比喻浅显平易而且生动活泼，灵活巧妙而又准确贴切，取材大多是人们身边常见的生活现象和直接体验。对于不同的谈话对象，孟子总是能够根据他们的不同身份、爱好，联系密切的身边事物进行比喻。

《孟子》中还有数量不多，但很精彩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也多是取材于社会生活，包含着深刻的讽刺教诲意义。故事所描写的人物具有典型意义。故事情节多数不以荒诞取胜，而以描述的生动性见长。

《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赵国思想家荀况的著作，记录了荀况的自然观、认识论以及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荀子》涉及面较广，内容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学等方面。《荀子》很多文章每篇专论一个理论问题，标志着专题论文的出现。

每篇有一个揭示主旨的标题，而且围绕中心观点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这种以论为题的文章，成为后世“论”文体的鼻祖。

《荀子》的论文具有多种显著的特色，文章立意统一，体制宏伟，不但结构完整、构思绵密、论证周详、条理明晰，具有极强的逻辑性，而且气势磅礴。

《荀子》的文风平易朴实，亲切自然，讲道理不以巧辩和气势取胜，而是侃侃而谈，反复申说，有一种温文尔雅、谆谆教导的意味。《荀子》论述时特别重视运用修辞艺术，时常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呈现出一种儒雅之气。

此外，《荀子》还善用整齐对称的排比和骈偶句式。排比与骈偶结合，紧凑纤密，富于气势。有时很注意节奏感与整饰性，表达充分而畅达。有时配合以和谐的音韵，组成整齐排句，形成了具有音乐性的句法。

《荀子》代表着议论散文的成熟，从《荀子》开始，议论散文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构成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的部类。

汉初政论文的发展与繁荣

西汉初年，社会初定，文化方面较少限制，学术思想趋于活跃，很多文人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力图以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社会，为国家服务，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章的发展和繁荣。

政论文由先秦诸子文章发展而来，作者往往以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主题，抓住当代国家、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书中，作者饱含炽热的感情，畅所欲言，文风纵横驰骋，气势恢宏。

陆贾的《新语》是最早为巩固汉代政权而立论的政论文章之一。之后，是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紧接着是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守边对农疏》等政论文章，此外，还有邹阳、枚乘等人的上书献策文章。

《新语》是陆贾的政论文代表作，共12篇，文章大意说明治理天下应当依靠诗书，行仁义。文章多引史事，征古论今，以阐述君主治国的政策，风格晓畅明快。

贾山生活在汉文帝时期，他的政论文代表作《至言》意为极言，直谏之言，属于长篇奏疏，有2500余字。书中，贾山以宏阔的历史眼光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大加赞扬古代圣王的民主作风，并对现今君王提出希望。

《至言》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遗风，雄健疏放，善于在铺陈中交错使用短句、长句、疑问句和语气词，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流露出慷慨激昂的情绪。议论中爱把铺张性描摹和结论性判断结合起来，语言简短有力，节奏紧凑。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显露出惊人的才气，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3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该书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

《过秦论》先讲秦代自秦孝公至秦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

行文中采用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将领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从史实的分析中得出“仁义不施，攻守异势”的结论。

在《过秦论》有着极佳的美学效果，通篇翻腾激荡，笔势纵放，运用了大量排比、对偶和夸张等渲染手法，使全文充满了不可阻挡的气势。

《陈政事疏》又叫《治安策》，文章没有总结历史经验，而是直指汉初朝廷现实政治的缺点和弊端，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其他政治思想。

这些文章篇幅长，气势盛大；观察敏锐，笔锋犀利；纵横驰说，言辞激切；结构严密，富于辞采，有纵横家文章的特点。因此，《治安策》不仅以其政治思想被后人称赞，更以其文调势雅而被后人推崇。

《论积贮疏》中的“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让人深省。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对比，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订，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晁错是西汉汉文帝的谋臣，先因文才出众任汉文帝时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贤文学等。因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尊为“智囊”。

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他向汉文帝献言献策，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疏》、《贤良文学对策》、《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

《论贵粟疏》文章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

《言兵事疏》将古代兵法推向了一个新的峰巅。文中见解独到，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汉朝的边防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后来历代军事思想家所借鉴和应用。

晁错的文章被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中《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晁错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代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晁错文章的文学性不如贾谊的文章耐读，美感强，但由于这些文章均善于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时政的利弊得失，见解深刻，尽其所言，因此，不失为优秀的政论文章。

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以及邹阳、枚乘等人的上书献策文章把汉初的政论文推向了高潮，这些书中进言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诸侯之国，而是统一的大汉王朝，因此，书中的视野、见识、气魄均远远超过战国纵横家。

汉赋的起源形成与兴盛

汉代有很多君臣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于文学时，总是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汉赋。

赋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与“辞”性质相通，可统称为“辞赋”。赋的起源最远可追溯到《诗经》。赋从《诗经》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营养，它采用了《诗经》的四言句式，继承了《诗经》押韵和对偶的语言形式，发展了《诗经》中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

《楚辞》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诗体，对汉赋的形成影响巨大，汉赋从楚辞中的《离骚》借鉴了很多东西，包括较长的篇幅、华美的辞藻，问答的结构，描写的句式、感情的抒发等。

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在楚辞的基础上，汲取散文的一些形式特点和表现手法，创作了《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赋体作品，这些赋体作品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另外，儒学大师荀子的咏物赋对汉赋的形成也有较大的影响。

汉赋是韵文与散文相结合的新文体，它像诗，又不是诗，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是一种特殊的散文方式，它以铺陈叙事和描写见长，富有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点。

汉初期的赋文主要是继承了《楚辞》的传统，称为骚体赋，这类赋体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西汉文学家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代表。

《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了对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深深的尊重和同情。

《吊屈原赋》在结构上由赋和“讯”辞两部分组成，在表现方法上综合运用了带有楚辞特色的铺叙和比兴，在句式上以四言、六言为主，句末多带“兮”字，文辞清丽。

《招隐士》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淮南小山所作，这篇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溪谷的凄凉幽险。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极高的美学价值。

骚体赋之后，汉大赋开始形成。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正式形成。汉大赋的流行代表了汉赋的兴盛时期。

汉大赋的文章一般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在千言以上，它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方式，韵文与散文混用，散文的成分居多，又称为“散体大赋”。

汉大赋的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等，这些赋作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子虚赋》是汉代散体赋的巅峰之作，它代表了散体赋的最高成就。通过楚国的使者子虚先生讲述自己随齐王出猎，向齐王极力铺排楚国的广大丰饶。而齐国的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国的大海名山、珍奇异宝，来显现齐国的博大富有。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作品描绘了上林苑宏大的规模，进而描写汉朝天子率众臣在上林狩猎的场面。作者在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构造了具有恢宏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表现了盛世王朝的宏伟气象。

《子虚赋》和《上林赋》结构宏大，现象丰富，辞藻华丽，描写的场面雄伟壮观，气势磅礴，运用了大量的夸张和比喻的手法，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句式上，这两篇大赋句法灵活，多用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主要以四六言为主，音韵和谐。

东方朔的《答客难》属于赋的对答体，在文章中多用对照、引证、对偶和设喻，使内容上有较强的思辨色彩。风格上具有了汪洋恣肆的纵横家之风，气势酣畅。

扬雄的《甘泉赋》由远及近，多层次地夸张铺饰甘泉宫的建筑，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形象生动，景物绮丽，境界深远，富有气势。扬雄的其他三篇大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也具有和《甘泉赋》相似的特点。

班固的《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篇只写西都，《东都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合理。

《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都具有宏伟的体制，谋篇布局构思严谨，气势磅礴，遣词造句夸张而不失实，华丽而不过度，形成一种典雅庄重的新风格，风格与其所描写的内容切合紧密。

《西都赋》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盈字里行间；《东都赋》以平正典实见长，同时，两篇赋中都大量运用了骈偶句，大大增加了文章的美感。

汉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汉代文学最主要的代表，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汉赋的写作，汉赋因而盛极一时。

司马迁著作开创传记文学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夏阳，即今陕西韩城。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精通天文、历史，也精通《易经》和道家思想。他对司马迁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

司马迁六七岁时，跟随父亲来到都城长安，并开始了学习。司马迁勤奋好学，聪慧过人，10岁即能诵读古书，他读了大量的古书。

后来，他拜了文学家董仲舒、古文学家孔安国为师，研究了《春秋公羊传》、《古文尚书》，深刻了解了先秦和汉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历史。

20岁时，司马迁已经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饱学之士，开始了第一次全国各地漫游的生活。在漫游全国各地的过程中，司马迁仔细观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认真探寻了历史遗迹，了解各地的经济生活及民风民情，并搜集各种传说和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30岁时，司马迁担任了汉武帝的侍卫官，开始了仕途生涯。他经常跟随汉武帝出巡，游历了很多地方。35岁时，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地区，从而对西南地区又增进了了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见闻。36岁时，司马迁又一次有机会游历了北方，增进了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开始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资料、图籍和档案，并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作《史记》。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已经42岁，他开始正式写作《史记》。公元前91年，历经13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创作。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130篇，其中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

《史记》体系完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分类明确，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史文学，它所描写的历史人物传记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的篇章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

司马迁将历史人物形象化，并通过对其具体生动的描写，使之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典型人物。《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多达4000多个，涉及各行各业。

司马迁十分精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善于抓住人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突出每个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增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司马迁还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等手段多个角度来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司马迁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善于把某些历史故事写得富有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又在合适的地方故意制造假象和悬念，极力渲染场景，让人惊心动魄。有些故事来自于民间，着重写人的心理，并指出形成某种心理变化的原因，增加了文章的厚度。

《史记》中有很多抒情段落，具有很强的语言节奏感。某些篇章或某些段落是押韵的，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史记》中还大量引入了诗赋和民间谚语歌谣，这也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

司马迁还特别善于运用语言，他吸收融合并改造了先秦和汉代的书面语及民间口语，形成了活泼、朴实、自如的语言风格。无论是陈述、议论、抒情，司马迁从不讲究华饰，从不刻意雕琢，全凭客观表达的需要和人物情绪的发展而写，该简则简，该繁则繁。

《史记》中人物的语言个性化，每个人性格不同，每个人物所说的话也就不同，这些话要和他们的性格、身份、地位以及心理状况相吻合。

《史记》的叙述语言准确精练，生动传神，富于感情和表现力。

司马迁没有采用汉朝时流行的辞赋骈偶形式，而是大量采用了长短相错的散文句式，在先秦散文和汉散文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干净利落、优美独特的语言形式，形成了表达通畅自然的散文体裁。

《史记》是我国史传文学的最高峰，开创了传记文学新体裁，它是古代散文的最高峰，其技巧、文章风格，还有精炼、通俗、准确鲜明、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汉书》和其他汉代散文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初年间，之后的历史没有记录，此后的汉代的许多学者都试图续补《史记》，积累了大量的史料。西汉史学家班彪认为这些学者写得不好，于是亲自采集前史遗事逸闻，著《史记后传》100余篇。

班彪有个儿子叫班固，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认为父亲的《史记后传》所描述的前朝历史不够详尽，而且有些该写的历史没有补充进去。

于是，他决定完善这本书。班固以《史记后传》为基础，开始写作《汉书》。公元58年，27岁的班固开始写作《汉书》。

班固借用了《史记》的汉初部分，再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写下了武帝以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的部分。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写作，到公元82年，班固初步完成了《汉书》的撰写工作，但还有部分《表》、《志》尚未完成。班固的妹妹班昭续作8表，东汉人马续补做天文志，至此，《汉书》才全部完成。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共230年西汉一代的史事。《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共80余万字。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它基本沿用《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它改书为志，去掉世家并入传，由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全书以纪、传为中心，各部分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全面集中地反映了西汉王朝的历史。

《汉书》的史料价值很高，对《史记》有所补充、调整和发展，表现了自己独有的成就。它开拓了更为广泛的史学领域，保存了更多的古代社会、历史人物以及文化典籍的史料。

《汉书》的人物传记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练、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种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避免平铺直叙，尽量用人物的言语、行动和细节来表现其人物个性和品格。

《汉书》的语言有骈俪化的倾向，《汉书》中的人物传中多采取文人辞藻，行文喜欢用古字古义，文字近于骈体，显示出东汉散文骈体化的倾向。除政论文和史传文学之外，汉朝的奏疏之文、书信之文以及其他杂文均各有特色。

西汉文学家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列举大量历史事实，借古喻今，反复说明偏信谗言危害国家，信任忠直大臣利于国家的道理。在说明的手法上，反复引经据典，层层论证。句式多用排比，气势酣畅淋漓，有辞赋之风。文章紧扣主题，衔接自然，意思表达流畅。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感情充沛，叙事明白，字里行间包含着深情，气势恢宏。行文前后一致，措辞委婉，而柔中见刚。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自幼好学，后来到京城洛阳入太学，拜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论衡》批评各种虚妄之论时，总是先把被批判的论点置于文章之首，然后展开分析，紧紧抓住对方矛盾与谬误，反复辩驳，层层说理，常常援引大量事实，或同类相证，或巧设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后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能性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符，生活于东汉，幼时好学，终身没有做官，隐居著述《潜夫论》。《潜夫论》分题论证行政、边防、用人等内外策略和时政弊端，对官场腐败黑暗现象抨击不遗余力。

《潜夫论》每篇独立成章，内容切实，论点突出。总是先提出论题，继而从理论原则上说明论证，然后引入时事，列举现象，进行批评，最后得出结论。《潜夫论》语言明快，句式整饬，具有概括力。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华丽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