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散文

秦汉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在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刻有长达三五百字的铭文。这些句子和铭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当时的散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散文,一种是诸子散文。

两汉的散文在许多方面继承先秦传统而有所发展,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散文家。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

卜爻辞开启古代散文之端

殷商的时候,人们的生产能力还十分落后,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很迷信,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通常令他们很害怕,认为风雨雷电是天上的神仙在大发脾气。为了事先能知道天上的神仙的旨意,他们学会了占卜。

在占卜之前,殷人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祷告并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重要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

甲骨卜辞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可有百余字,记事简略,叙事朴素。甲骨卜辞的内容博杂广泛,包括战争、狩猎、祭祀、生产、气候、疾病等,均记载在上面,可以说无所不记。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是关于风雨的占卜,是卜问今日是否降雨以及降雨将来自何方。

今夕奏舞,有从雨。

这是记录晚间在舞蹈时,遭遇了雨水。

甲骨卜辞简单、朴素,有韵有散,文字简朴,句意明确,形式规范,叙述完整周到,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思,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叙事散文。

商周时期帝王、贵族将文字镂刻在青铜器上,内容多是记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绩、赏赐策命、盟誓契约等,这就是铜器铭文。由于文字是镂刻在青铜器上,因此,铜器铭文也称金文、钟鼎文。

铜器铭文要比甲骨卜辞记载的事情要繁杂的多,但是字句简短,早期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最长的铭文也只是四五十字,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以示荣宠的记录。

进入周代,铜器铭文有了进一步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周代铭文在殷商铭文的基础上,篇幅逐渐加长,两三百字的颇为多见。

《馓匪》铭文157字,是一篇内容完整的西周法律判决书;《史墙盘》铭文284字,是一首关于家史的叙事诗;《散氏盘》铭文357字,是一篇关于外交的和约文件;《毛公鼎》497字,是一篇关于庙堂典章的记载。

周代铭文十分丰富,同时也十分复杂。记载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战事事迹等,还记载了册命,详载器主进见周王,受封官职,并得到赏赐的经过,方方面面,记载得十分广泛和详细。

周代铭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能够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叙述社会内容,许多铭文善用韵语,且喜欢用整齐的4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曶鼎》以记事为主,叙事有一定的规模;《毛公鼎》侧重记言。

铜器铭文的风格多庄重典雅、朴素简约,多为散体,少有韵文。记事记言,或者简单,或者复杂些,但同甲骨卜辞一样古奥难懂。

《周易》是一部阐释自然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著作,相传是周人所作。《周易》有《经》和《传》两部分。《经》是《周易》的经文部分,又称《易经》,集中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现象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它形成在殷商之际,大体定型于西周。

《经》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战争、祭祀、生产、商旅、风俗等都包括在内。《经》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和哲理。

《传》又称《易传》,是用来阐发义理的哲学典籍,是对《经》最严密的注释、说明和发挥。它大致形成于战国时期,内容由10篇组成,又称“十翼”,是汇集多人的写作而成。全书以散文为主,夹杂部分韵文,有些地方运用了文学描写和表现手法,有时还引用和模仿了民歌。

《周易》的卦爻辞是用一种散文形式写成的,它呈现出一种散文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即在具体的形象或意象中直接体现出抽象的普遍哲理。它不同于甲骨卜辞对某一次龟卜的过程、内容、结果的实录,而是对筮卜所得的卦象、爻象作出象征性的说明。

《周易》的卦爻辞多从一些感性、直接的物象、事象、意象中让人感悟、体验、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创造出一种从感性直观的具体形象中,直接抽象升华出普遍哲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周易》的卦爻辞是用凝练含蓄的语言对特定人物的动态、神态作生动传神的描绘,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较丰富的表现力。另外,卦爻辞的语言散韵相间,有时还运用对偶句,句式简短,变化灵活。

《周易·井》记载: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缩井。赢其瓶。凶。

这个记载语言平实,内涵深刻,能够让人深省,富有寓言特色。这个记载是周易卦爻辞中富有隽永的寓言特色的突出文字,可谓开了寓言文学的先河。

《周易》的卦爻辞多数语言简短零碎,但要比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完整,表达的意思也更明确,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是一种富于形象、富于哲理而又散韵相间的散文形态。

知识点滴

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时期。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铭文共493字。

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7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

战国中期开始,铜器铭文越来越少了,“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代开国之君秦始皇和他的儿子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

记述事件演化为历史散文

殷商和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十分发达,史官把很多史事记载下来,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历史散文。历史散文又叫史传散文。

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讲求史料价值。史官记载的史事,可以说无所不包,包括史实、传说、观象、占卜、典章、制度、礼乐、刑法、祭祀等。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作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原有100篇,为孔子所纂辑。

《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信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

据周初文献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古奥难懂。

《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信者有20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其余各篇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

其中重要的有《牧誓》、《大诰》、《洛诰》、《多士》、《无逸》。这些文章可能均出于史官之手,同《商书》一样古奥难懂。

《无逸》一篇告诫周成王要体谅人民种地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周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谜乱酗于酒德”。

《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较以前的文章有显著进步。

《秦誓》篇是春秋时秦穆公的悔过之词。通篇始终用对比描写手法,这是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国时期224年的历史,《春秋》以“年·时·月·日记事”为体裁。年是指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时是指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月是指正月、二月、三月……;日是指甲子、乙丑、丙寅……记事指短句构成。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孔子在此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春秋》。

《春秋》的内容很丰富,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春秋224年间诸侯间攻伐、盟会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20公的世次年代,经考证完全正确。

《春秋》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的《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

《春秋》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哈雷彗星的事,而且,它还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那天“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此外,《春秋》还记载了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情况。

《春秋》时期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45个字。《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000字,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

《春秋》用字意寓褒贬,因借其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寓有褒贬而不直言,这种写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

孔子首创了这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曲笔的一面。

《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这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简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共35卷,记述的历史起自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68年,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记事年代相当,只是后面多出了17年。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

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婚丧、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历法时令等,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事都进行了记载。

《左传》一改《春秋》逐事简单记录的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的史学价值极高,是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又一部重要典籍之一。

《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不仅是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文学色彩浓厚,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

《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以及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等内容,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情发生、发展和结果。在叙述事情时,运用了很多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的手法。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散文、戏剧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时间上起公元前990年,下至公元前453年。内容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记述,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

《国语》中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

《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的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表议论。

《齐语》记录了齐国国君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载了齐国大臣管仲和国君齐桓公的话语。

《晋语》篇幅最长,共有9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是文中侧重于记述晋国国君晋文公的事情。

《郑语》则主要记西周太史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国国君楚灵王、楚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记载了吴王夫差攻打越国的事情;《越语》仅记载越国国君勾践打败吴国的事。

在文学方面,《国语》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在叙事方面,有缜密、生动之笔。很多文章写得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的名篇。还有些句子写得较精练、真切。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文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北魏史官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清代文学家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是西汉末年人刘向在前人的基础上汇编而成。《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497篇。所记载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的历史。

从史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战国时期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各诸侯国合纵连横,政权更迭,这些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战国策》就是记录纵横之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它文辞优美,语言生动,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对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开我国历史散文的先河,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知识点滴

关于《春秋》出自何人之手,一直争议不断。一种说法认为《春秋》出于大圣人孔子之手,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作为佐证。最流行的说法是:《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在68岁返回鲁国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

另一种说法则持否定意见,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虽然争议不休,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的说法,却没有大的分歧,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文史哲为一体的儒家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这就形成了诸子散文。诸子散文思想迥异,风格各异。

儒家散文是诸子散文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记录儒家学派思想言论的,对我国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家散文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荀子》。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记录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孔子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以及他思想观念的朴实表达,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

《论语》基本是口语,通俗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述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和论证,从而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论语》还带有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

《论语》中有很多言简意赅、富有哲理与启示性的语句,这些语句大多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另外,《论语》中还运用了很多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从而使语言更加含蓄、形象、生动。《论语》的语言达到了贴切、通俗、精炼的境地,形成了字稳句妥、文笔流畅的特色。

《孟子》也是一部重要的儒家散文经典著作,主要记录了战国时代邹国思想家孟子的言行。是“四书”之一。

孟子是战国中期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大师,唐代以后受到推崇,宋代以后被封为“亚圣”,意即仅次于圣人。

《孟子》由《论语》的语录体发展而来,详细地记录了孟子谈话的场合和所涉及的人和事,记录了孟子和谈话对象意见的分歧、双方展开辩论的过程和各自的情态,增加了形象描写成分,再现了孟子的性格、情感、心理活动和人格精神。

从《论语》到《孟子》有逐渐向成熟的说理文过渡的趋势,代表了论说文章形式构造向前发展的过渡阶段。

《孟子》中的对话充满了论辩性,其气势雄健,书中,孟子在各诸侯国诸侯面前总是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有时犯颜诘问,有时因势利导,尤其善于掌握对方心理,从容陈词,步步紧逼有着纵横家的气概。

《孟子》中的《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滕文公》上的《陈相见孟子》章、《告子》上的《性犹杞柳也》章等,都层层深入记录了孟子同他所谈话对象的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学术思想的论辩过程,论中有辩,说中有诘,体现了《孟子》长于辩论、论战性强、言辞机敏、感情激越的风格特色。

《孟子》还善于使用比喻说理,这些比喻浅显平易而且生动活泼,灵活巧妙而又准确贴切,取材大多是人们身边常见的生活现象和直接体验。对于不同的谈话对象,孟子总是能够根据他们的不同身份、爱好,联系密切的身边事物进行比喻。

《孟子》中还有数量不多,但很精彩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也多是取材于社会生活,包含着深刻的讽刺教诲意义。故事所描写的人物具有典型意义。故事情节多数不以荒诞取胜,而以描述的生动性见长。

《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赵国思想家荀况的著作,记录了荀况的自然观、认识论以及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荀子》涉及面较广,内容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学等方面。《荀子》很多文章每篇专论一个理论问题,标志着专题论文的出现。

每篇有一个揭示主旨的标题,而且围绕中心观点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这种以论为题的文章,成为后世“论”文体的鼻祖。

《荀子》的论文具有多种显著的特色,文章立意统一,体制宏伟,不但结构完整、构思绵密、论证周详、条理明晰,具有极强的逻辑性,而且气势磅礴。

《荀子》的文风平易朴实,亲切自然,讲道理不以巧辩和气势取胜,而是侃侃而谈,反复申说,有一种温文尔雅、谆谆教导的意味。《荀子》论述时特别重视运用修辞艺术,时常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呈现出一种儒雅之气。

此外,《荀子》还善用整齐对称的排比和骈偶句式。排比与骈偶结合,紧凑纤密,富于气势。有时很注意节奏感与整饰性,表达充分而畅达。有时配合以和谐的音韵,组成整齐排句,形成了具有音乐性的句法。

《荀子》代表着议论散文的成熟,从《荀子》开始,议论散文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构成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的部类。

知识点滴

《论语》朴实含蓄、雍容和雅、言简意丰,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为以后各家学派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促使了墨、道、名、法等各家风格多样、生动活泼的散文的出现。

《孟子》和《论语》来比较会觉得《孟子》所取的题材要比《论语》广泛得多,《孟子》所反映的现实面貌和社会问题要比《论语》复杂得多,《孟子》的笔调显得比《论语》更为流利、酣畅,《孟子》的语言技巧显得比《论语》更为多样、巧妙。

发展到《荀子》已形成首尾完整、层次清晰、论证严密,是较为成熟的专题论文。

汉初政论文的发展与繁荣

西汉初年,社会初定,文化方面较少限制,学术思想趋于活跃,很多文人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力图以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社会,为国家服务,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章的发展和繁荣。

政论文由先秦诸子文章发展而来,作者往往以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主题,抓住当代国家、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书中,作者饱含炽热的感情,畅所欲言,文风纵横驰骋,气势恢宏。

陆贾的《新语》是最早为巩固汉代政权而立论的政论文章之一。之后,是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紧接着是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守边对农疏》等政论文章,此外,还有邹阳、枚乘等人的上书献策文章。

《新语》是陆贾的政论文代表作,共12篇,文章大意说明治理天下应当依靠诗书,行仁义。文章多引史事,征古论今,以阐述君主治国的政策,风格晓畅明快。

贾山生活在汉文帝时期,他的政论文代表作《至言》意为极言,直谏之言,属于长篇奏疏,有2500余字。书中,贾山以宏阔的历史眼光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大加赞扬古代圣王的民主作风,并对现今君王提出希望。

《至言》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遗风,雄健疏放,善于在铺陈中交错使用短句、长句、疑问句和语气词,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流露出慷慨激昂的情绪。议论中爱把铺张性描摹和结论性判断结合起来,语言简短有力,节奏紧凑。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显露出惊人的才气,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3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该书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

《过秦论》先讲秦代自秦孝公至秦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

行文中采用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将领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从史实的分析中得出“仁义不施,攻守异势”的结论。

在《过秦论》有着极佳的美学效果,通篇翻腾激荡,笔势纵放,运用了大量排比、对偶和夸张等渲染手法,使全文充满了不可阻挡的气势。

《陈政事疏》又叫《治安策》,文章没有总结历史经验,而是直指汉初朝廷现实政治的缺点和弊端,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其他政治思想。

这些文章篇幅长,气势盛大;观察敏锐,笔锋犀利;纵横驰说,言辞激切;结构严密,富于辞采,有纵横家文章的特点。因此,《治安策》不仅以其政治思想被后人称赞,更以其文调势雅而被后人推崇。

《论积贮疏》中的“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让人深省。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对比,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订,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晁错是西汉汉文帝的谋臣,先因文才出众任汉文帝时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贤文学等。因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尊为“智囊”。

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他向汉文帝献言献策,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疏》、《贤良文学对策》、《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

《论贵粟疏》文章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

《言兵事疏》将古代兵法推向了一个新的峰巅。文中见解独到,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汉朝的边防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后来历代军事思想家所借鉴和应用。

晁错的文章被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中《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晁错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代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晁错文章的文学性不如贾谊的文章耐读,美感强,但由于这些文章均善于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时政的利弊得失,见解深刻,尽其所言,因此,不失为优秀的政论文章。

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以及邹阳、枚乘等人的上书献策文章把汉初的政论文推向了高潮,这些书中进言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诸侯之国,而是统一的大汉王朝,因此,书中的视野、见识、气魄均远远超过战国纵横家。

知识点滴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汉高祖刘邦为了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决定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

陆贾是一位辩才超群的人,他曾经随着刘邦开创事业。刘邦在当上皇帝后,陆贾经常在他跟前说诗书。刘邦开始对这些没有兴趣。

一次,在陆贾再一次说诗书以后,刘邦发起火来,说如今的天下是我骑在马上得来的,跟诗书有什么关系呢?陆贾马上说,天下能从马上得来,但怎么可能在马上统治呢?

聪明的刘邦很快明白过来,他叫陆贾把秦朝失去天下,汉朝得到天下以及各诸侯国成败的事情写些奏折给他看。陆贾很快写好了一些奏折,呈给刘邦看。刘邦看过,高声称赞,决定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汉赋的起源形成与兴盛

汉代有很多君臣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于文学时,总是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汉赋。

赋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与“辞”性质相通,可统称为“辞赋”。赋的起源最远可追溯到《诗经》。赋从《诗经》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营养,它采用了《诗经》的四言句式,继承了《诗经》押韵和对偶的语言形式,发展了《诗经》中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

《楚辞》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诗体,对汉赋的形成影响巨大,汉赋从楚辞中的《离骚》借鉴了很多东西,包括较长的篇幅、华美的辞藻,问答的结构,描写的句式、感情的抒发等。

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在楚辞的基础上,汲取散文的一些形式特点和表现手法,创作了《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赋体作品,这些赋体作品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另外,儒学大师荀子的咏物赋对汉赋的形成也有较大的影响。

汉赋是韵文与散文相结合的新文体,它像诗,又不是诗,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是一种特殊的散文方式,它以铺陈叙事和描写见长,富有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点。

汉初期的赋文主要是继承了《楚辞》的传统,称为骚体赋,这类赋体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西汉文学家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代表。

《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了对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深深的尊重和同情。

《吊屈原赋》在结构上由赋和“讯”辞两部分组成,在表现方法上综合运用了带有楚辞特色的铺叙和比兴,在句式上以四言、六言为主,句末多带“兮”字,文辞清丽。

《招隐士》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淮南小山所作,这篇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溪谷的凄凉幽险。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极高的美学价值。

骚体赋之后,汉大赋开始形成。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正式形成。汉大赋的流行代表了汉赋的兴盛时期。

汉大赋的文章一般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在千言以上,它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方式,韵文与散文混用,散文的成分居多,又称为“散体大赋”。

汉大赋的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等,这些赋作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子虚赋》是汉代散体赋的巅峰之作,它代表了散体赋的最高成就。通过楚国的使者子虚先生讲述自己随齐王出猎,向齐王极力铺排楚国的广大丰饶。而齐国的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国的大海名山、珍奇异宝,来显现齐国的博大富有。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作品描绘了上林苑宏大的规模,进而描写汉朝天子率众臣在上林狩猎的场面。作者在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构造了具有恢宏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表现了盛世王朝的宏伟气象。

《子虚赋》和《上林赋》结构宏大,现象丰富,辞藻华丽,描写的场面雄伟壮观,气势磅礴,运用了大量的夸张和比喻的手法,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句式上,这两篇大赋句法灵活,多用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主要以四六言为主,音韵和谐。

东方朔的《答客难》属于赋的对答体,在文章中多用对照、引证、对偶和设喻,使内容上有较强的思辨色彩。风格上具有了汪洋恣肆的纵横家之风,气势酣畅。

扬雄的《甘泉赋》由远及近,多层次地夸张铺饰甘泉宫的建筑,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形象生动,景物绮丽,境界深远,富有气势。扬雄的其他三篇大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也具有和《甘泉赋》相似的特点。

班固的《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篇只写西都,《东都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合理。

《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都具有宏伟的体制,谋篇布局构思严谨,气势磅礴,遣词造句夸张而不失实,华丽而不过度,形成一种典雅庄重的新风格,风格与其所描写的内容切合紧密。

《西都赋》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盈字里行间;《东都赋》以平正典实见长,同时,两篇赋中都大量运用了骈偶句,大大增加了文章的美感。

汉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汉代文学最主要的代表,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汉赋的写作,汉赋因而盛极一时。

知识点滴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成都人。西汉著名文学家,初名犬子,因为十分仰慕战国时楚国丞相蔺相如,便改名为相如。

汉景帝时,司马相如做了汉景帝的官。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司马相如辞了官,前往梁地与一些辞赋家相交,期间作《子虚赋》。

县城内有两位富豪,其中有一位是全国的首富卓王孙。两位富豪闻听司马相如的大名后,千方百计请司马相如来家里赴宴。宴席间,司马相如弹了一曲琴曲《凤求凰》。卓王孙之女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人和琴曲所打动,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

《子虚赋》被汉武帝读到,汉武帝非常欣赏司马相如的文采,他马上命令人将司马相如请来。司马相如又作了《上林赋》。《子虚赋》和《上林赋》最终成为汉赋的顶峰作品,流传青史。

司马迁著作开创传记文学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夏阳,即今陕西韩城。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精通天文、历史,也精通《易经》和道家思想。他对司马迁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

司马迁六七岁时,跟随父亲来到都城长安,并开始了学习。司马迁勤奋好学,聪慧过人,10岁即能诵读古书,他读了大量的古书。

后来,他拜了文学家董仲舒、古文学家孔安国为师,研究了《春秋公羊传》、《古文尚书》,深刻了解了先秦和汉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历史。

20岁时,司马迁已经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饱学之士,开始了第一次全国各地漫游的生活。在漫游全国各地的过程中,司马迁仔细观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认真探寻了历史遗迹,了解各地的经济生活及民风民情,并搜集各种传说和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30岁时,司马迁担任了汉武帝的侍卫官,开始了仕途生涯。他经常跟随汉武帝出巡,游历了很多地方。35岁时,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地区,从而对西南地区又增进了了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见闻。36岁时,司马迁又一次有机会游历了北方,增进了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开始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资料、图籍和档案,并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作《史记》。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已经42岁,他开始正式写作《史记》。公元前91年,历经13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创作。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130篇,其中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

《史记》体系完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分类明确,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史文学,它所描写的历史人物传记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的篇章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

司马迁将历史人物形象化,并通过对其具体生动的描写,使之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典型人物。《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多达4000多个,涉及各行各业。

司马迁十分精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善于抓住人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突出每个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增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司马迁还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等手段多个角度来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司马迁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善于把某些历史故事写得富有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又在合适的地方故意制造假象和悬念,极力渲染场景,让人惊心动魄。有些故事来自于民间,着重写人的心理,并指出形成某种心理变化的原因,增加了文章的厚度。

《史记》中有很多抒情段落,具有很强的语言节奏感。某些篇章或某些段落是押韵的,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史记》中还大量引入了诗赋和民间谚语歌谣,这也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

司马迁还特别善于运用语言,他吸收融合并改造了先秦和汉代的书面语及民间口语,形成了活泼、朴实、自如的语言风格。无论是陈述、议论、抒情,司马迁从不讲究华饰,从不刻意雕琢,全凭客观表达的需要和人物情绪的发展而写,该简则简,该繁则繁。

《史记》中人物的语言个性化,每个人性格不同,每个人物所说的话也就不同,这些话要和他们的性格、身份、地位以及心理状况相吻合。

《史记》的叙述语言准确精练,生动传神,富于感情和表现力。

司马迁没有采用汉朝时流行的辞赋骈偶形式,而是大量采用了长短相错的散文句式,在先秦散文和汉散文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干净利落、优美独特的语言形式,形成了表达通畅自然的散文体裁。

《史记》是我国史传文学的最高峰,开创了传记文学新体裁,它是古代散文的最高峰,其技巧、文章风格,还有精炼、通俗、准确鲜明、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知识点滴

公元前99年,48岁的司马迁正在埋头史学巨著《史记》创作中,这时候,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汉大将李陵带兵出击匈奴,却兵败被俘。

消息传来,汉武帝十分生气,朝中大臣也纷纷谴责李陵。唯独司马迁勇敢站出来为李陵说话,说李陵与匈奴相与,是出于无奈,应给予谅解。

司马迁的话令汉武帝十分生气,汉武帝下令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宫刑是一种令人感到屈辱的刑罚。司马迁遭受了屈辱的宫刑,却没有令他萎靡不振,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奋发写作。

司马迁勇敢地坚持了五六年,最终他把想法变成现实,完成了旷世巨作《史记》,司马迁的故事和他的巨著永远地被留在了人类史册。

《汉书》和其他汉代散文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初年间,之后的历史没有记录,此后的汉代的许多学者都试图续补《史记》,积累了大量的史料。西汉史学家班彪认为这些学者写得不好,于是亲自采集前史遗事逸闻,著《史记后传》100余篇。

班彪有个儿子叫班固,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认为父亲的《史记后传》所描述的前朝历史不够详尽,而且有些该写的历史没有补充进去。

于是,他决定完善这本书。班固以《史记后传》为基础,开始写作《汉书》。公元58年,27岁的班固开始写作《汉书》。

班固借用了《史记》的汉初部分,再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写下了武帝以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的部分。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写作,到公元82年,班固初步完成了《汉书》的撰写工作,但还有部分《表》、《志》尚未完成。班固的妹妹班昭续作8表,东汉人马续补做天文志,至此,《汉书》才全部完成。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共230年西汉一代的史事。《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共80余万字。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它基本沿用《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它改书为志,去掉世家并入传,由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全书以纪、传为中心,各部分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全面集中地反映了西汉王朝的历史。

《汉书》的史料价值很高,对《史记》有所补充、调整和发展,表现了自己独有的成就。它开拓了更为广泛的史学领域,保存了更多的古代社会、历史人物以及文化典籍的史料。

《汉书》的人物传记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练、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种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避免平铺直叙,尽量用人物的言语、行动和细节来表现其人物个性和品格。

《汉书》的语言有骈俪化的倾向,《汉书》中的人物传中多采取文人辞藻,行文喜欢用古字古义,文字近于骈体,显示出东汉散文骈体化的倾向。除政论文和史传文学之外,汉朝的奏疏之文、书信之文以及其他杂文均各有特色。

西汉文学家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列举大量历史事实,借古喻今,反复说明偏信谗言危害国家,信任忠直大臣利于国家的道理。在说明的手法上,反复引经据典,层层论证。句式多用排比,气势酣畅淋漓,有辞赋之风。文章紧扣主题,衔接自然,意思表达流畅。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感情充沛,叙事明白,字里行间包含着深情,气势恢宏。行文前后一致,措辞委婉,而柔中见刚。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自幼好学,后来到京城洛阳入太学,拜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论衡》批评各种虚妄之论时,总是先把被批判的论点置于文章之首,然后展开分析,紧紧抓住对方矛盾与谬误,反复辩驳,层层说理,常常援引大量事实,或同类相证,或巧设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后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能性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符,生活于东汉,幼时好学,终身没有做官,隐居著述《潜夫论》。《潜夫论》分题论证行政、边防、用人等内外策略和时政弊端,对官场腐败黑暗现象抨击不遗余力。

《潜夫论》每篇独立成章,内容切实,论点突出。总是先提出论题,继而从理论原则上说明论证,然后引入时事,列举现象,进行批评,最后得出结论。《潜夫论》语言明快,句式整饬,具有概括力。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华丽壮观。

知识点滴

班固认为父亲的《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赶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除却冤枉。

班超将父亲和哥哥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大汉功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汉明帝又看了班固被查抄的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他立即下令立即释放班固,并加以劝慰。

汉明帝非常器重班固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完成这部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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