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似人君

不似人君

“不似人君,何见所畏。”这话出自《孟子》,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

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猝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用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

孟子

“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

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又上门来了,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你跟他说得嘴出血,他只当耳旁风。虽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绝非白痴,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统,南辕而北辙,那怎么行?如司马迁所说:“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当然不很开心。

此时此刻,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冷眼在一边看着,不禁莞尔。在《秋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对这位“不似人君”的家伙,苦口婆心,大费唾沫吗?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

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

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务实,更功利的人君,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不讲道义公正的,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家”统治术。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时抬举的那些名公,他们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连网及,不论无辜,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君(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觉睡得安稳,立刻赏给他们“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史记》)的优厚待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这些,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所以,砖画像上的孟夫子,脸很长,像犯了痔疮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不似人君”的论断,这等于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够不够格?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气,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话说回来,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有这点勇气,或者,没有这点勇气,能改变“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吗?

李存勖

这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为例了。

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龙椅,就不是那东西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这个“不似人君”的后唐庄宗,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二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在中国,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别看坐在龙椅上,像模像样,人五人六。一下朝,晋惠帝是个白痴,隋炀帝是个色鬼,东昏侯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而刘宋苍梧王,齐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则是制造灾难的祸乱之源,但在扮演皇帝这个角色的时候,都是很尽职的演员,该念该唱,一点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说,不具备戏子的本领,是当不了皇帝的。

然而,铁定了要当一个专业戏子,把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献艺舞台,真正下海,定为自己终极目标者,恐怕就只有李存勖一位。旧时,梨园行供祖师爷牌位,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其实,李存勖才是最适当的人选。他是真正的皇帝级演员,惟一能与他媲美的,也许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罗纳德·里根那位总统级的演员了。但是,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就跟好莱坞一刀两断,很不乐意别人说他曾经当过戏子。李存勖进了洛阳,却把戏台子搭到了皇宫里来,以做一名戏子而感到无上光荣。

这国家可就够糟了。

应该说,他确有表演才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客串的欲望。“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最为滑稽突梯的,一次,“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

“李天下”,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就是抓住“李”“理”同音的误会,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而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真是可笑透顶。

这样的二百五,当上最高统治者,能“似人君”吗?

“然时诸伶,独新磨最善俳,其语最着,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殿,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最后,戏子当政,国事日非,胡作非为,大势已去,“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优刀下。他的尸体,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聚乐器而焚之”。

欧阳修总结道:“《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

如果,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

所以,无独有偶,明代后期,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肯定不成问题,冲他这份专长,倘不是模型工程师,也该是水利工程师,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

“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李逊之《三朝野记》)。

“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

“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

这样一个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却绝对是一流的,据说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识多少,那么,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

让一个最擅长,也最投入,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来治理偌大的帝国,要不被他整得稀里哗啦才怪?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盖,应该是经这个“不似人君”的家伙合拢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检,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宣布彻底灭亡而已。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似人君”者之列中,一个优秀杂技演员皇帝,也是不能忘怀的。齐东昏侯萧宝卷:“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会无愧色。”他若活到现在,肯定是哪家杂技团的团长,凭他铁嘴钢牙这一项绝活,谁也盖不了他,他要参加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献艺的话,金小丑奖非他莫属。

而那位“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亲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的汉灵帝刘宏,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说实在的,他应该是在秀水街大显身手的个体商贩,或者在郊区找块地方,开一个游乐园,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坐在那儿收钞票。是一位绝对的赚钱能手,让他当皇帝,真是委屈了他。

至于“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毯,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毯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的唐僖宗李儇,就更“不似人君”了。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上海话里的“白相人”,或者到足球俱乐部里当个老大,吹吹黑哨什么的,准比让他去治理国家强得多多。(以上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

而宋徽宗赵佶的蹴鞠,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儇又瞠乎其后了。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球王贝利,不算夸张。当他最后成为俘虏,押解北上,还被胜利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传授诀窍。这场面使我想起德国法西斯从集中营里,组织死亡足球比赛一样的残酷和痛苦。然而由此也可见他的鞠技,必有高明之处。读《水浒传》,我们看到那个高俅,“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功夫,凭这一手,这个混混,混到政权中枢,获得太尉高位,那么赏识他的赵佶,必定技压群芳,球艺高超,才能与他沆瀣一气。所以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宋史》的《徽宗记》后,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谈》)

宋徽宗

赵佶,做皇帝,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诗、词、书法、绘画,无不出色。2002年4月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昆仑饭店,宋徽宗的一幅《写生珍禽图》长卷,以23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中国画拍卖的最高值。然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北宋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中。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高唐云雨之际,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

宋徽宗书法

所以,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坐上了王位,当上了皇帝,但是,摊上这样“不似人君”的戏子、木匠、杂技演员、小商贩、球星……可想而知,中国人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中国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而从来不敢对那些“不似人君”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孟子见了梁襄王后,深感其不是一个东西后,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遗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不似人君”了,你还要那个“所畏”干什么?这大概也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遗憾和无奈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孟夫子,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他在齐宣王那里,被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商汤流放了桀,武王姬发讨伐了纣,发生过这样以下犯上的事情吗?)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在历史的传记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

曰:“臣弑其君可乎?”(难道臣下可以做出杀掉君王这种大不敬的举动吗?)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伤仁害义的人,叫做残贼。残贼的人,就是独夫。我们只是听说把那个独夫民贼的纣王杀掉了,没有人认为那是弑君,那是大不敬。)

孟子的说法,很清楚,皇帝不怎么样,他就不是皇帝了,杀掉他,是可以的。

今天,这是一句脱口而出,不用顾忌的话。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要这样说出来,大有掉脑袋的可能。于是,那个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居然敢具有这等见解,倒令我从心眼里对他多了些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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