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家族
母亲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广东新会外海的陈家，外祖父陈鹿宾有12个兄弟，他们的父亲（即外太祖）和大儿子（母亲称大伯父）是清末同科中举的，一家在一个考场里出了父与子两个举人，这不仅在广东，就是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外祖父年轻时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农科。我曾问过外祖母（的名字叫黄德联）：“外祖父为什么要学农科呢？”她说那时候中国的农业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最大。我又问：“出国的费用怎么解决呢？”她笑着说：“还不是靠我的嫁妆和我做的女红，他说是跟我借。”当然外祖父后来也没有真的还。外祖母也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她从小与哥哥一起在私塾旁听，因此能识字，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1966年上半年，我在四川眉山搞“四清”时给她老人家写了一封信，她用毛笔回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信中她连二十四节气都能倒背如流，还鼓励我要多了解农村和农民。当时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军队的老粗，他拿了信先拆开来看，看了后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80多岁的外祖母所写，他很是感动，从此也改变了对我的印象。
外祖母活了93岁，一共生了12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我母亲排老四），在我母亲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不久又生了一个儿子。外祖父回国后，参与了仲恺农校的创建工作。多年曾任教务长的他，因连续生下众多子女，只靠他的工资也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他跟别人一起开办银行，还把何香凝先生的钱也吸纳了进来。后来银行破产了，据说这笔糊涂账至今也未还清。因为生活所迫和民族危机，我的姨妈和舅舅们大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外出谋生，并加入共产党。
日本兵侵占广州后，外祖父曾被要求出来参加维持会（因为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但他坚决不从，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穿着睡衣和拖鞋逃到澳门避难，后来他与仲恺农校的师生一起撤到粤北韶关的大山里继续办学。据说有一次，他自己一人外出爬山旅行，在瓢泼大雨中迷了路，三天三夜之后由几个农民把他背了回来，从此就瘫痪在床，抗战胜利后没几年就去世了。
那时候我的舅舅和姨妈们都在逃难和革命活动中成长，三姨妈带着最小的七姨妈在“国难幼儿园”中到处奔波，而二舅和四舅在他们十四五岁时就已成了共产党的交通员，除二姨妈和姨父外，其他几个姨妈和姨父都是在革命的队伍中结婚的。但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都过得比较平淡，只有我的二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过新会县第一任县长，后来一直担任佛山地委宣传部部长。二舅口才极好，据说连续七小时的报告，他可以完全脱稿，并且让听众听得如醉如痴二舅母则任佛山市委副书记二十年之久。外祖母一直生活在他们家中，我的母亲每年都要带我们几个后辈去看外祖母，每次和外祖母团聚在一起，就跟过节一样快乐。
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留学前夕，曾回广州见了一次二舅，并与他进行了交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而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才体会到，父亲曾说的我的某些气质与二舅有几分相似。
我的二姨父曾留学美国13年，多次寄回钱让二姨妈去美国团聚，而这些钱都被挪作家用了。二姨父回国后一直从事民主运动，是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任该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和连续几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直到其去世。
新会外海的陈家，最出名的文化人是陈原先生，柳亚子先生在写到我母亲时提到过。在辈分上他应叫我母亲为姑姑，因为他是举人（大伯父）的孙子。我在北大读书时，母亲曾来过一封信说这位前辈去广州家里看望过她，并嘱咐我有空可以去拜访他，要买什么书也可请他帮助推荐。当时这封信被同宿舍的同学看到了，说我可以走后门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反而不去拜访他了，后来“文革”来了，就更想不起去看望这位文化名人了。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我原本有一个可以聆听他教诲的机会。后来我买了他晚年所作的散文集，特别是我每期必读的《读书》杂志，我知道这是他在“文革”后与其他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共同创办的，并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如今每当我买到新的一期《读书》，就会想起他，他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是真心希望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和繁荣的。
2019年我的最后一位舅舅（四舅）告别了人世，在他的追悼仪式上，我也发表了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您告别，您是我们新会外海陈家最后一位离世的父辈。我们的（外）祖父母生下了12人，你们都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年轻的时候就投入为祖国独立解放和建设的事业里，共和国的旗帜上留下了你们永不磨灭的印记。您波澜壮阔的人生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血管里仍流淌着您的血液，您的生命将永远在我们子孙后代中延续。今天我们兄弟姊妹30多人聚在这里，虽然可能还不能互相叫得出对方的姓名，但我们记得我们的（外）祖母都清楚地叫得出每个人的姓名，且知道我们的品性，她的大爱将永驻我们的心间！”
写到这里我也不禁想起“文革”结束后父亲嘱咐我要在北京探听一下柳亚子先生的小女儿柳无垢的情况，若有机会可以去拜访。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她的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她不久也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