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童年
我多想写首诗，献给我的故乡和祖父母。尽管祖父母早已回归自然，化作了习习的山风和芬芳的泥土…
我多想唱首歌，送给我亲爱的母亲。您深深的关切，永远珍藏在您为我手织的毛衣那千针万线里
我多想回到那夏夜，和父亲坐在厅堂，轻轻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点缀了寂静的夜，我还想对您诉说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经历。
故乡
（一）
越过蜿蜒的绿色群山，朝着东方，沿闪着光的白色绸带似的东江，到了这群山环抱的谷地我的故乡，我成长的地方。
我站在屋后高高的山顶上，极目四望，越过高山的阻隔，在山的遥远的那一边，一片片谷地、一个个村庄旁总有绿色的地毯依偎着，也总有发出炫目光芒的大地的眼睛在身旁——水库和池塘。
呵，布谷、山鸡、蟋蟀，轻柔的松涛声和淙淙的流水声…故乡，我永远把你思念。
那时候，屋前屋后的大山，都有着一片片茂密的森林，祖母经常带着我到那密密的森林中去扒松针、拾松子。繁密的树叶所打造出来的绿色天地使人感到格外清、格外寂静，有时甚至会让年幼的孩子心中感到一阵害怕，因为刚才才只有十几步远的祖母的影子，一会儿就消失在这片绿色之中，只好呼唤着前行。但从对面那遥远的高山所传来的清脆的山歌声和曲曲弯弯的“打溜多”，永远使人感到这世界的幽深和宽广。
我经常怀念孩提时代美好的每一天。
清晨，祖母从牛栏里牵出大水牛，领着它在田埂上吃甜嫩的青草。
祖母牵着大水牛，而我就在祖母身边雀跃着，看着那刚刚醒过来的露珠儿，听着那山涧里潺潺的流水声。这世界是那么无忧无虑，这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每到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就站在屋侧的高坎上，对着深深的山谷，呼唤在田野上劳作了一个清早的伯祖母和小祖母。伯祖母往往用一声长长的、清亮的呼声表示已接到了我的信号。回到家，祖母已经做好了每天的第一顿饭食。
每到中午，大人们都在厅里憩息乘凉，这也是我们小孩子能获得另外一番滋味的玩乐时光。在酷热的太阳下，小鱼群机灵地躲到了田埂上豆苗的阴影下或小溪的石块底下，我们就用小畚箕或小渔网捕捉它们，侦察着、追逐着让它们落网。有一种名为“盘菩萨”的小鱼，最爱打架，我们经常捕捉它们来比赛。
穿过仅容一头牛经过的羊肠小道，在长满松杉的山岭中穿行，就到了我童年时和母亲、哥哥、姐姐躲避国民党军队的鸭马坑。那屋后高高的柿子树，那山间迂回曲折的路径，那变幻莫测的别有洞天的山谷，至今仍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
那时经常吃的是脉菜粥，总也吃不够。
像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是没有的。但这一片片山谷，由勤劳的人们开辟的田园，确实创造了无限可能，正所谓“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有时候，我们会去神背岗下面一条非常清澈的溪流旁玩耍，溪水中有很多乌黑的鹅卵石，溪流的两旁有高高的芦苇遮掩着，阳光几乎照不到水中。水流很急，但有透人心肺的清澈凉爽。在潺潺溪水的高声欢唱中，小伙伴们必须提高嗓门说话才能听见彼此的声音，但有时也只能从对方的嘴型辨识出他在说些什么——我们在溪水里戏耍，加入这清澈的刚从山里来到这广阔谷地的溪流的合唱。
到了傍晚，我们就聚集在禾厅里，大伙远远地指着那山顶上空飘动的云彩，它一忽儿像大雁在飞翔，一忽儿又变成巨船在航行那船上还有白帆和若隐若现的船桨。到了太阳落到西山脚下的时候，大人们扛着锄头、挑着担子陆续从这禾厅走回家中。这时便到了祖母呼唤吃饭的时候了。
在满天的星斗下，萤火虫在四周优美地穿梭着，编织着夜间美丽的帷幕。夏夜，永远是动物们合唱的好时机，它们各自按着自己的节奏，按着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那儿放开嗓子欢唱，一同形成了动听的自然界合唱曲。忽然，远远地传来了断续的犬吠声，说明人们已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听凭着自然世界按照它自己向来的规律生活我们欣赏着，或者听着大人们讲那些过去的故事，不久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美好的童年一晃而过，我们像一个个漩涡，终于被带到了这世界的巨流之中，顺着潮流，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但故乡的孩提时代，那生命之河的起点，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不能侵夺的、虽然很小但值得珍惜的世界。
（二）
我是在祖母的抚爱下长大的，才能得以避免经历旧社会生活的艰辛。而我的孩提时代，正处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我也有幸听见了使这人世从黑暗转向光明的最后几声枪响。
记得六岁的一天，我爬在屋后的树上，下面是一群同龄的伙伴。突然，我看见对面西山的脊梁上，一溜长长的军队正慢慢地蠕动过来，那是溃败下来的国民党胡谢集团。不一会儿山沟里响起了游击队的枪响，姑姑急忙领着我们绕过山背，躲藏起来。这让我想起在我刚五岁时，母亲领着我和哥哥、姐姐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弟弟躲避到密密丛林中的那一段极为有趣的生活——父亲当时正领着武装工作队打游击。
如今，我站在这山腰上，站在伯祖母静静安息的这片土地上，向着对面像伸展着宽大的臂膀的山梁———它环抱着我们可爱的村庄。山腰下面是美丽的绿色田野，这片田野是伯祖母用她近一个世纪的劳动汗水挥洒而成的。伯祖母生前指定了这块地方，希望长眠于此，守望着自己的田野和村庄。
我的伯祖母，在年轻时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起床，靠挑矿卖柴换取一家人每天的食粮。
她真是一个好劳力，一担可挑起三箩筐，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村里有哪一个年轻的男劳力可以超越她。
她为人极好，在方圆数十里都有极高的声望。正因为如此，她去世时，乡亲们都怀着悲痛的心情对她进行哀悼。
在那些社会动荡的日子里，父亲在外打游击，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伯祖母多少个风雨日夜领着母亲从这山到那岭，每当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要掉泪，她曾对我们说：“你们的伯祖母真好，她可真是《老三篇》
中的人。”
是的，伯祖母对劳动深厚的感情，那坚毅豁达、浑身都充满白求恩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以及像张思德那般为人民服务、愚公一样坚忍不拔的精神，一直坚持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永远都值得我们学习，是后代的楷模。
（三）
在她那饱经风霜、布满褶皱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这双眼睛随着她的年龄增长反而愈加明亮。每当回想起她爽朗的笑声、慈祥的面庞，我的心中就会荡起幸福的波纹，永远使我感到人生的快乐。
她就是我的祖母，“我严峻的岁月中的女伴”（普希金曾这样称呼陪伴他度过孩提时代和流放生活的奶娘）。
在清晨，黄昏，在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她带着我走在长满青草的田埂，走在绿茵的山坡，走在密密的丛林；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时，她把胆怯的我抱在怀里；在漆黑的夜晚，我在她身边安睡—我仿佛是一棵幼嫩的树苗，能受到如此的照料，是多么幸福啊！祖母就像那高高的青山，而我则在她的山坡上无忧无虑地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20年过去了，我长大了，当我从那波澜壮阔的生活海洋中又回到祖母恬静的岸边，听见了她那爽朗的笑声，看到了她对人生的满足几十年的辛勤养育，她把我们一个个抚养成人，送入社会，为人民、为国家而奋斗。她的世界也因此变得开阔了，不仅仅局限于这小小的山村。北京、广州、河南、湖北、海南，处处有她子孙的足迹，她把一生献给了新的世纪。
她的步履依然那样敏捷稳健，没有人相信她已有80岁高龄。
她晚年的生命之河，仿佛是从一座峻峭狭隘的山里汇入了一条伴有广阔谷地的溪流，在那里缓慢安静地流淌。
写于1967年12月
童年
我一直认为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儿童，他们的童年称不上真正的童年，因为我认为只有贴近大自然的童年才算得上童年。一个人的童年如果能在一个美丽的山村里度过，身边还有一位慈祥的老祖母陪伴照顾，他一定是无比幸福的。
我的故乡在广东省兴宁县石马镇的一个小山村，那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我诞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而我的父母当时正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时也在当地教育界任职。我在家里排行第三，由祖父母抚养到八岁才回到父母身边。我们的老家兴宁县是日本人未能占领的地区（日本人打到东边丰顺县后就再不能往粤东的山区里继续进攻了），当时，我们县集中了很多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当地的商业、工业生产以及文化事业相当发达，有“小南京”之称。我们县里有一所完整的高级中学，而且每个镇都有中学（主要是初中），除此之外，县里甚至还有一所培养技术人员的工业中专（称作“工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工校的许多教师都被调到广州、武汉、杭州等大学里去任教，这个工校可以说是一个工科大学的胚子。我的父母分别作为中学校长和工校的教师，和他们的关系很是密切。
我们家在离县城50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庄背靠着一座不是很高的扇形的山，在山的前面，是一片很宽阔的平地，有着大片大片的农田，大概是四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福建迁来之后不断开垦、耕作的结果。在一个相对较大的盆地边上，所有山脊下面都会有一个个的小村庄，由不同姓的客家人居住着，而我们张姓聚居的村庄名叫“占坑里”。
“占坑里”有三间大屋连排着，最老的是中间的下屋，最早是由祖先建成的；上面左侧是上屋，是由张姓的另一大支即我们的祖宗在其后所建的。经过多年发展，上屋和下屋逐渐形成了一座客家的大围屋。而下面右侧就是我们家在1944年建成的新屋，当时祖父做生意攒了一些钱，我们家逐渐兴旺发达，经风水先生几经测量选定了屋址，建成了“新屋夸”，而实际上当时上屋也已完全容纳不下我们一家人了。“新屋夸”虽然相对地势较低，视野却最为开阔。站在屋门口，不仅可以看到远方的大山，还可以看到五道岗。极目所望，山梁的颜色层层逐渐变淡，直到浅灰，直到淹没在遥远的天边！沿着那被淹没的山走下去，绕过它，就能到相对繁华的县城里。
我非常依恋祖母，自从离开母亲的襁褓，我就完全由祖母抚养。直到上学前，还常常在祖母的怀里，总被祖父骂着“没出息”。我从小就特别顽皮，虽然人长得很瘦小，但特别能惹祸。记得在五岁那年，我与姐姐一起到祖屋斜对面井头岭的一个祠堂里上学，因不满老师的训斥，与姐姐合谋，从老师的米缸里将所交的学米掏回来，便回家说“不上了”。祖父只好让我们转到稍远的镇江围小学去上学，大概仍是淘气得很，惹得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师当众惩罚我，甚至用竹鞭打（那时还有体罚）我。因那时家父已是兴宁县第一中学的校长，又兼任这所小学的校监，这位先生还是有所顾忌，鞭子只是轻轻地落下来。虽没有一点疼的感觉，我却大声地哭喊，好像是痛不可忍，示意姐姐出来打抱不平。不久我就转到日升小学，而姐姐就到县城去上学了。祖父当时常说：“占坑排有三个‘躁脚’（即淘气包），上屋是‘叨叨齐’，下屋是‘长头古’，新屋夸是你这个‘瘦瘦古’。”我马上回应道：“占坑排有三个雷公，上屋是锦玫叔公，下屋是玉祥大伯，新屋夸就是…（即祖父，我不敢喊出名字）”，一时还被传为“美谈”。
直到后来有一件事让祖父从此对我刮目相看在我六岁时我们家发生了一次火灾，我当时立马跑到厨房一看，发现大火苗已窜到屋顶，情况非常危急。祖母显然是到池塘边洗刷去了，我一个机灵，赶紧边跑边喊：“新屋夸发大火了，快来救啊！”从下屋直喊到上屋，全村的人都来救火了。得于我的及时呼救，只厨房屋顶烧掉了一个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一生都很怕蛇，大概是因为有几次令人后怕的经历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一次是祖母上山砍柴时被竹叶青蛇咬伤了腿，腿肿得很大，恰逢父亲从县城回来，作了非常紧急的处理才转危为安；一次是我和姐姐有一天午饭后去镇江围上学，当时我们走在一条较宽的田埂上，突然，我看见了一堆牛粪似的东西，就一步跨了过去，想不到是一条乌墨蛇，它一下子就窜到旁边的稻田里，把走在后面的姐姐吓得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大哭，两人被吓得赶忙向前奔跑，直到学校，心里都无法平息下来。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到广州上中学时还发生过一次，有一次下乡劳动，那是在珠三角水网地带，每个人都划着一条小船去田里出工。当我到了地里刚要下船时，一扭头，发现一条蛇正在我身后的小船舱里爬，吓得我当即从船上滚翻到水田里，弄得满身泥巴。
我的姐姐从小就喜欢唱歌，当那遥远的高山传来清脆的山歌和曲曲弯弯的“打溜多”时，我和姐姐就会坐在“横河栏”和他们对歌，直到把他们唱罢手为止。“横河栏”也是我们每逢埘日，等待祖父母、伯祖母他们赶埘回来带回“等路”（即小点心）的地方。
那时，我觉得最美好的时候是春节。客家过年的习俗很能体现汉族几千年的传统，年前一个多月就要开始蒸酒，做腊味，“踏米”做年糕、煎堆等，记忆最深的莫过于伯祖母、祖母在除夕的凌晨三四点把我叫起来，递给我一碗香喷喷、热烫烫的煎堆，至今回想起来，嘴边好似还残留着那香甜的气味。我们年初一就会跟着长辈去上下屋各家拜年，走一家吃一家，尝遍各家所有的腊味、年糕、煎堆，那热闹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永远让人留恋。
我还亲历过土改，第一次评完成分时，我们家被评为“上中农”，后来改为“模糊阶级”。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被划为“富农”或“地主”。虽然我们家人口多，按人均土地只能算作贫农，但有一所村里最大的独门独户的房子。土改政策上有一条是“照顾贫下中农”，如果贫下中农有要求，就可以评为地主，那么我们家就要被扫地出门了。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当时非常紧张，怕违反政策，思想压力非常大。三十多年后，我回兴宁见到了当时的土改队领导人之一他后来也接替我父亲当过一中校长），他说当时很多县里的干部都递条子来要求照顾，而我父亲是唯一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或递过一张条子的人。他还说，他因此一生都很敬重我父亲。当时村里有个五人贫农团，其中三个人坚决地维护我们家，一人是中间派，只有一人坚决要把我们家打成地主（此人是烈士的寡妇，而这位著名的革命烈士当年是由我父亲领到革命队伍中的，当过我母亲在龙川的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她受人挑唆，认为是我父亲把她的丈夫害死了）。这都是因为我的伯祖母、祖母和祖父对所有的乡亲都抱有善心，扬善除恶，宽厚待人，他们的善行也保护了我们，正所谓“善有善报”。在我们家被打成“模糊阶级”的一年里，每天晚上都会有民兵过来查夜，看看我家有没有趁夜晚埋藏和转移财产，民兵的火把和犬吠声总会把我从梦中惊醒，因受到惊吓，经常导致小便失禁（客家话叫“濑尿”），直到我八岁时去了县城之后才好。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我曾经在村公所的窗户外看到一名囚犯正在小屋里踱来踱去，人们说那是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叫陈师。他好不容易逃到了香港，偷偷回到老家就立马被抓了，不久被枪决，他家的房子也被分走了。后来听人们说，他是一位抗日将领，曾和叶剑英是朋友。他如果在香港躲过土改的年头，或者待在广州，最后都会成为统战的对象，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他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后又被落实政策，返还给了他的家族后代）。
我因小时候常常惹祸，被祖父训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被他打过），惹得祖父祖母之间就我的教育问题经常产生矛盾。祖父认为我的闹，都是祖母所惯坏。一次祖父母吵架后，祖母一气之下就把我送到县城（我家距离县城50里山路，走了整整一天路），那年我八岁，从此就在城镇第一小学读书，只有在假期才能回到老家。
被祖母送回父母身边后，我与母亲、兄弟姐妹一起在兴宁一中青眼塘校区生活。每天清晨，父亲就要骑单车到城中心的南院校区主持校长工作，我们几个小孩则要走3里路到城镇第一小学上学。青眼塘校区是初中部，过去可能被用作兵营，附近可能还有简易飞机场，因为我们家就住在美国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的别墅里。校园环境很好，道路两边满是花草树木，特别是美人蕉，在怒放的季节里是那样红艳。从别墅到水井有一个斜坡，我们经常骑着三轮车，一溜烟地飞驰到井边，水井的打水工具仍然是《天工开物》中描绘的那种杠杆。这条道路一直通到学校的礼堂，接着可以看到一排排西式房舍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外边都有可以避雨的长廊。学校外围是一片无垠的草地，被一丛丛的竹林包裹着，许多人还在草地上晾晒染过的布（兴宁当时是纺织业非常发达的县城）。在远远的草地的尽头，还有一座地主的大院，但已经被政府没收，我们也从未去过。
不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会去踩高跷，之后沿着这条道路走到礼堂后再返回，或在草地上嬉戏奔跑。看中学生们打球也是我们的休闲内容之一，是一件让人赏心悦目的事。
我们每天清早都是由大哥领着一起出发走三四里路到城镇第一小学去读书，路上要路过很多竹林和墓地。每个竹林下面都会有所谓的金瓮（客家人死后在正式找到永久下葬的墓穴前，都会先从埋葬地将骨头挖出来，存放在这个金瓮里），每次路过，我们都会感到害怕，特别是冬天的早晨，天空尚未敞亮之时，总担心黑黑的丛林中，会跑出鬼来，这时我们会高声歌唱、尖叫着给自己壮胆。终于有一天，我们又怕又恨的心情不可遏止，就拿起大石块朝一个罐子扔去，将它打破，只见里面的头盖骨滚了下来。我们因此被吓得一溜烟跑出去很远都不敢回头。
在青眼塘居住时，我曾亲历大妹妹的夭折我的大妹妹比大弟弟小，当时还不到三岁，她活泼可爱，特别爱笑，我们就称她为“笑妹”。笑妹深受长辈的喜爱。我也很喜欢逗她玩（六岁那年我摔断胳膊，就是为了到橱柜上拿红药水抹在她的脸上逗她玩）。但那年春天，她连续多天高烧不退，据说是得了脑膜炎。那时药物奇缺，无法挽救。我亲眼看见她最后的抽搐力竭，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不能磨灭的创伤。我的这个妹妹，六十多年前就已回归大自然，化作了最原始的元素。你的灵魂在天上还好吗？你会俯瞰着你的兄弟姐妹后来的生命旅程吗？母亲一共生了十胎，最后长成的五男二女，现在都健康幸福地生活在人间。我常常会思念这早逝的可爱的妹妹！
大概由于父亲是一中的校长，我的班主任又曾是我母亲的学生的缘故，我颇受他的关爱。我仍是那么顽皮，成绩总是上下波动（考不好时，母亲说一顿后成绩就上去了，然后又急速下降），但我在满九岁时成了班上第一批加入少年先锋队的队员。1954年春，我和妈妈、哥姐和两个弟弟一起来了广州，与父亲团聚。而小弟和小妹，他们在一两岁的时候就留在了祖母的身边，1960年后才到广州与我们一起生活。
随妈妈坐上前往省城广州的木炭汽车的那一刻起，我就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