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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身兼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美国出版商汤姆·鲍尔斯好心地对我说，我应该写一本关于自己五十年出版生涯的书，他还说：“你得把所有数字都写进去，人们就想知道这个。”这些善意的话，导致本书差点在我提笔前就胎死腹中。
这一部分是由于家庭背景，这个我等下会解释，但我确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心理上的某个怪毛病：我记不住数字。每次我回忆起在伦敦住过的各种房子时，我能看到前门的不同颜色、通往其间的台阶被磨损的不同样子、围绕着各块土地的不同栏杆，但全然不记得任何有关的数字。我的银行账号多年来一直没变过，但我每次写支票时，还是需要查阅支票簿才能写下账号。每次需要告诉一位作者他的书籍印量时，要是手头有材料，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但要是三个月之后再来问我，到底是3000册还是5000册，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出版相关数字，是我们支付给简·里斯
的小说《藻海无边》的出版期权那令人汗颜的25英镑，以及我们为弗朗茨·冯·巴本所写回忆录的连载版权支付的30000英镑，这个数字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
我当真能研究数字吗？
不，我做不到。
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自四十多年前成立以来我一直是该出版社的董事之一）于1985年被卖给汤姆·罗森塔尔后不久，汤姆就将这家出版社的全部档案卖给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而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去塔尔萨钻那些小山一样高的纸堆。我承认我对自己这种能力欠缺还挺心存感激的，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不足，我知道优秀的研究人员都喜欢做研究，但我的确从未做过，而且我已经八十多岁，不打算再培养这种本事了。所以本书估计不会是汤姆·鲍尔斯感兴趣的那种有用的书，但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想写一本20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业的历史，而是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我离开人世，所有储存在我脑海里的经历也会消失，就像用个大橡皮一擦就没了。我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发出了尖叫：“哦，不！至少救回一部分吧！”这就像一种本能的抽搐，而非理性的意图，但具有相同的说服力。按照印刷厂的传统惯例，如果想要恢复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该文字下方打一排小点，同时在页边空白处写上“未经删节”几个字。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遗憾缺少数字）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做出了更好的描写（尤其是杰里米·刘易斯在《志趣相投》中所描述的一切，不仅风趣宜人，还尽可能叙述了出版业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及背后的原因）。而本书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个年老的前编辑的故事，她想象着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去读，也可以让自己死得不那么彻底。
故事开始于我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自己谋生。”这话从我童年时期，也就是从1917年开始，他就经常在说，但他这么说，暗示着谋生这件事并不很自然。我不记得自己曾对这个想法感到不满，但确实有点令人担忧。这是因为我外曾祖父，一位约克郡的自耕农兽医，当年赚了一笔大钱，但也可能是娶了个有钱老婆，然后在诺福克买了一幢带有1000英亩土地的漂亮房子。在我们这一代孩子们看来，这里仿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正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直让我觉得自己属于母亲这边的家人。我父亲那边则基本没赚到钱，光亏钱，所以没能拥有让我们得以扎根的土地。他们在17世纪从诺福克出发去安提瓜搞甘蔗种植园，干得倒还不错，但最后生意失败，积蓄也花完了。所以到了我那个时代，阿西尔几代男人们已经将自己谋生视为理所当然。但即便他们有着更为脚踏实地的一面，将这一法则施用于女儿身上，我也还算是第一代。女儿们如果结婚，当然用不着自己去谋生，可是——当然这话他从没说过——这个时代的婚姻取决于没有嫁妆加持的“爱情”，所以结婚已经不再是绝对靠得住的谋生手段。
直到最近，步入晚年的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出版业的职业生涯时，才意识到我的家庭背景所起到的很多决定性影响。
1952年，与安德烈·多伊奇在他的第一家出版社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和他一起成为他的第二家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这家出版社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也可以说我近五十年来都是个出版商，但实际上我并不是，而且是我自己的出身阻碍了这一点。
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
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
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
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
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一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我的日常工作，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一些有趣的人。
简·里斯（Jean Rhys，1890—1979），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克的英籍女作家，虽已逝去多年，如今仍具先锋意义。她在196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藻海无边》以夏洛蒂·勃朗特名作《简·爱》的前篇形式呈现，是她的最佳作品。——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标明，均为译者注。）
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德国政治家、外交官，曾在1932年6月至11月担任德国总理，兼任普鲁士邦总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任德国总理，巴本任副总理，意图阻止希特勒及其纳粹党行动，发表马尔堡演说，触怒希特勒后被软禁。随后离任副总理职位，受命为德国驻奥地利公使，促进了德奥合并。“二战”后，巴本成为纽伦堡审判二十四名被告之一，但最终因罪名不足被释放。
由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1917—2000）创办的出版公司，成立于1951年。
原文为“Stet”，校对用语，即表示“不删，保留原句”，这里为书名考虑，译法赋予了文学性。
杰里米·刘易斯（Jeremy Lewis，1942—2017），英国重要出版人、作家，曾供职于多家出版社，包括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威廉·柯林斯出版社等，也曾担任《伦敦杂志》的副主编，晚年撰写多部传记作品，代表作《志趣相投》（Kindred Spir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