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记

海上

将要从东京启程的那天，长野草风氏来与我话别。原来，长野氏也打算半个月后去中国旅行。当时，长野氏热心地向我推荐了一种治晕船的妙药。可我想，从门司上船，不需两日便可抵达上海，顶多不过两天两夜的航行，还要带上晕船药，长野氏的胆小由此可见一斑。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当我登上筑后号的舷梯，望着风雨中微微涌起波浪的港口，不禁再次同情起我们这位怕海的长野草风大画家来。

然而，不听老友的劝告终究是要吃亏的。船刚行至玄海，眼看着海上开始波涛汹涌起来。我与同一船舱的马杉君坐在最高层甲板的藤椅上，海浪撞击舷侧溅起的水沫，不时会落到我们头上。海面已是白浪滔天，海浪如沸水般翻腾，轰轰作响。远处有一岛屿的影子若隐若现，原来那是九州本土。只见惯于坐船的马杉君点起卷烟，吞云吐雾，悠然自得，面不改色。而我则竖起外套的衣领、双手插进口袋，嘴里不时含着几颗人丹。总之，我深深地佩服起长野氏，上船前准备晕船药，实属明智之举。

不久，身旁的马杉君不见了踪影，不知是去了酒吧还是别处。我仍悠闲地坐在藤椅上。虽说是摆出一副悠闲的神情，脑海中却掠过一丝不安。只要我稍微挪动一下身子，便会感到头晕目眩，并且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在我面前，有一名船员不断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也是饱受晕船之苦的可怜人）。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走动动作，让我感到异常不快。远处的海浪中，一艘船身几乎快要被浪涛淹没的拖网渔船，冒着细烟艰难前行着。到底有何必要，非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在这巨浪中航行？这艘船也着实让我恼火。

因此，我尽力去想一些令人愉快的事以忘却眼前的痛苦。孩子、花草、涡福钵、日本阿尔卑斯、名妓初代……之后还想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对了，还想到了瓦格纳年轻时，在乘船去英国的途中遇到了暴风雨，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写《漂泊的荷兰人》提供了巨大帮助。想着想着，却越发感到头昏脑涨，恶心想吐的症状也丝毫没有得到缓解。到最后我只想着，什么瓦格纳之类的，见鬼去吧！

大约十分钟之后，躺在床上的我，耳中传来了餐桌上的餐盘刀叉滚落到地板上的声音。而在如此剧烈的摇晃中，我仍强忍着不让自己吐出来。在这种时候还能有这样的勇气，是因为我以为晕船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想到虚荣心这种东西，在此时竟意外地成了代替武士道的精神支柱。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起码在头等舱里，除了一位美国人，所有乘客都因为晕船而没有去餐厅吃饭。不仅如此，听说那位美国人在饭后还独自去船上的客厅里打了会儿字。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同时觉得，那位美国人可真是个怪物。说实在的，遇到如此恶劣的暴风雨还能泰然自若，此人绝非凡夫俗子。如果给那位美国人做个体检，说不定会发现一些令人意外的事实，比如他有三十九颗牙齿，或者他长着小尾巴之类的。我照旧与马杉君坐在甲板的藤椅上，漫无目的地浮想联翩。而今天的大海风平浪静、一碧万顷，仿佛昨日的惊涛骇浪全然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右舷前方，依稀可见济州岛的影子横卧在海面上。

第一瞥（上）

刚一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团团围住了。“我们”指的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琼斯君和我，一共四个人。原本“车夫”这个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不是邋遢的，反倒是他们那种干劲十足的精神头儿，颇有一种江户时代的气质。而中国的车夫却全然不同。他们从前后左右簇拥着我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大声叫喊着，吓坏了刚上岸的日本妇人。就连我自己，在被他们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也不由自主地躲到身材高大的琼斯君身后去了。

我们冲破了黄包车夫们的重围，终于坐上了马车。然而马车才刚启动，那马就冒失地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车夫十分生气，提起鞭子狠狠地抽打那匹马。那马的鼻子还顶着砖墙，撅着屁股一个劲儿地蹬着后腿。马车快要翻倒，马路上立刻聚集起一群围观的人。看来，在上海，若不是抱着决心，是不敢轻易坐马车的。

不久，马车再次启动，去往架着铁桥的河边。河面上密密麻麻停满了驳船，几乎看不见河水。河边有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缓驶过。放眼望去，建筑物都是三四层的红砖房。在柏油大道上，西洋人和中国人一个个行色匆匆，飞快地朝前走去。但是，这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只要戴着红头巾的印度巡警一指挥，便立刻为马车让出路来。刚刚被勇猛的车夫和马车吓得惊慌的我，目睹此番明朗的景象，心情也逐渐愉悦起来。

最终，马车停在了一家叫“东亚洋行”的旅馆前面，这是金玉均被暗杀的地方。村田君先下了车，给了车夫几文钱。但是车夫嫌给的不够，迟迟不愿将手收回去。不仅如此，他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着些什么。村田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大步流星地向大门走去。琼斯、友住二人，似乎也没将车夫的辩解放在心上。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中国人有点可怜。不过，这可能是上海流行的做派吧，于是我紧随村田君进了旅馆的大门。回头一看，那车夫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坐在驾驶座上休息。既然如此，刚才又何必那样大声吵嚷呢。

一进门，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灯光昏暗，但是装修华丽的会客厅里。我算是明白了，在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也有可能被不知从哪儿来的子弹击中。―—我正这么暗自想着，身着西服、脚踩拖鞋的老板昂首挺胸地急匆匆走了进来。听村田君说，安排我住在这间旅馆，是大阪每日新闻社泽村君的主意。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估计想着，要是让芥川龙之介住在这里，万一被暗杀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于是便说只剩正门前一间空房了。我们走到那间房里一看，不知为何有两张床，墙壁被炭熏得漆黑，窗帘破旧不堪，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总而言之，除了金玉均的幽灵，恐怕没人能安心住在这里吧。因此，虽说是辜负了泽村君的好意，我与其他三人商量，还是移步到离此处不远的万岁馆。

第一瞥（中）

当晚，我与琼斯君一起到一家名为“Shepherd（牧羊人）”的餐厅吃饭。这儿的墙壁也好、餐桌也好，看着都让人很舒心。服务员清一色的全是中国人，可在这儿用餐的客人中，却看不到一张东方面孔。菜品的味道，比起船上的料理，至少要高出三成。我面对着琼斯君，能说上几句“yes”“no”的简单英语，心情越发愉悦起来。

琼斯君悠闲地吃着南京米做的咖喱饭，与我讲了许多我们分别之后的事。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晚上，琼斯君—―把他称为“君”，总有点生疏之感。他是英国人，在日本前前后后住了五年。在这五年间，我与他关系一直很亲密（虽说我曾与他吵过一次架）。我们一起站着看过歌舞伎，一起去镰仓游过泳，一起彻夜在上野的饭馆里喝到杯盘狼藉。那时，他穿着久米正雄唯一一件上好的和服，突然跳进了那儿的池塘里。把他尊称为“君”，可真是对不起他。顺带再说明一下，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密友，不是因为我英语好，而是因为他日语讲得好。―—言归正传，有一天晚上，琼斯君一个人去酒吧喝酒，整家店只有一个日本女服务员，坐在椅子上发呆。他平日里有句口头禅：中国是他的hobby，日本是他的passion。特别是当时他刚到上海，对日本一定格外怀念。他立马用日语与那位服务员搭话。“你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昨天刚来的。”“那你想回日本吗？”被他这么一问，女服务员突然流下了眼泪，说道：“我真想回去啊！”琼斯用英语讲这段故事，但是其间不断用日语重复着这句“我真想回去啊！”，然后他默默地笑起来，说：“我当时听她这么说时，也awfully sentimental（异常伤感）起来。”

用餐完毕，我们一起在热闹的四马路上散步。然后去了一家叫“巴黎人”的咖啡厅看别人跳舞。

舞厅很宽敞。灯光随着管弦乐的声音，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绿，让人有一种梦回浅草之感。但是，说到这管弦乐演奏水平之高超，到底是浅草比不了的。这儿虽说是上海，可舞厅不愧是洋人开的。

我们在墙角的桌边坐下，一边品尝着茴香酒，一边欣赏着身着红装的菲律宾少女和身着西服的美国青年欢快的舞蹈。记得是在惠特曼还是谁的诗里，有这样一句话：年轻的男女固然美丽，但是上了年纪的男女也别有一番韵味。当一对肥胖的英国老年夫妇舞到我面前时，我想起了这句诗。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琼斯时，他却只对我的咏叹付之一笑。他说，当他看到这对老年夫妇跳舞时，总有一种想笑的冲动，而这无关他们的胖瘦。

第一瞥（下）

从“巴黎人”咖啡厅里出来，宽阔的马路上已经行人稀少。拿出手表一看，还不到十一点，上海这座城市，竟意外地睡得早。

然而，几个黄包车夫还在街上徘徊着拉客。他们看到我们，是一定要过来搭话的。我早上从村田那里学了句中国话“不要”，不要当然是不需要的意思。于是，我只要一看到黄包车夫，便像念着驱魔咒语般，嘴里连连说着“不要不要”。这是从我口中说出的第一句中文，值得纪念。我是如何欣欣然地向车夫抛出这句话的，不晓其中快意的读者，一定没有学过外语。

我们在安静的马路上行走，脚步声回荡在四周。道路两旁，常有三四层的楼房，挡住了满天繁星。我们走着走着，看到街灯照在当铺的白墙上，墙上用粗体写着一个大大的“当”字。我们穿过人行横道，正上方挂着“某某女医生”的招牌。再往前走，又经过了一道油漆剥落的围墙，上面写着南洋烟草的广告。但是，无论怎么走，就是走不到我住的旅馆。过了一会儿，不知是不是方才喝的茴香酒作祟，我开始口渴难耐。

“喂，有没有什么可以喝东西的地方，我口渴得厉害。”

“再往前走一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坚持一下吧。”

五分钟后，我俩已经坐在小桌边，喝上凉凉的苏打水了。

这家咖啡厅看起来比“巴黎人”要低档得多。粉色墙壁的旁边，一位梳着大分头的中国少年正在一架硕大的钢琴前弹奏。咖啡馆的正中，三四个英国海军与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拙劣的舞蹈。在入口处的玻璃门边，一个卖玫瑰花的老太太，在我向她说了几句“不要”之后，正茫然地看着舞池中央的舞蹈。我突然有一种在看报纸上插图的错觉，图的名字无疑就叫作“上海”。

这时，门外有五六个英国海军一拥而入。这下最遭殃的是门口站着的那个老太太。那些喝醉的海军粗暴地推门而入时，老太太手中的花篮被撞翻在地。可那些醉醺醺的海军们哪顾得了这些，他们马上和舞池中央的同伴们会合，疯了似的扭动起来。老太太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一边俯下身去捡落在地板上的玫瑰。还没等她捡完，地上的花就被那些士兵们踩得粉碎……

“走吗？”

琼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高大的身体突然站起。

“走吧。”

我也立刻站了起来。不过，在我们的脚下，散落着零零碎碎的玫瑰花瓣。在向门口走去时，我想起了杜米埃的一幅画。

“喂，我说人生啊。”

琼斯朝老太太的花篮里抛了一枚银币，转头向我说道。

“人生―—怎么了？”

“人生就像这撒满玫瑰的路啊。”

我们走出了咖啡厅，那里照旧有几个黄包车夫在等着拉客。见我们出来了，几个黄包车夫从四周涌上来。黄包车原本就是“不要”的。只是，这时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位不速之客。那位卖花的老太太，不知何时走到了我俩身边。嘴里一边絮叨着什么，一边乞丐似的向我们伸出手。看来她得了枚银币还不够，还惦记着能从我们的钱包里掏出点什么。想到这些玫瑰花是被这样的老太太卖出的，我不禁可怜起那些玫瑰来。这个颇为顽固的老太太，还有白天乘坐的马车的车夫，―—这绝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的确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

医院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便住进了里见医生开的医院。病名好像是叫什么“干性胸膜炎”。若真是患了胸膜炎，早已计划好的中国旅行恐怕只好暂时搁浅。想到这儿，我心中开始不安起来。我赶紧给大阪总社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其我住进了医院。不久，便收到了薄田氏发来的回电，内容是“请安心静养”。话虽这么说，可是如果一住院就是一两个月，报社方面也会很为难吧。收到薄田氏的回电，虽说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想到我还有撰写《中国游记》的重任，心里不免更加不安起来。

所幸在上海，除了报社的村田君和友住君，还有琼斯、西村贞吉等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友人。这些友人知己，不论自己多忙，总是来探望我。再加上，我多少背负着点作家的虚名，时不时也会收到未曾谋面的客人送来的花和水果。那些饼干罐子曾一度堆在我床头，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有我所敬爱的朋友知己们帮我消灭它们。这些朋友们在生病的我看来，胃口都出奇的好）住院期间收到了许多探视的礼品，我对此不胜感激。不仅如此，在起先素未谋面的客人中，我还交到了两三位好友。其中一人是俳人四十起君，一位是石黑政吉君，还有一位是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君。

只是这三十七度五的低烧迟迟不肯轻易退去，不安依旧缠绕着我。即便是在白天，我也会害怕在床上躺着躺着就突然死去。为了摆脱这种神经质的想法，白天我便尽量读书。一口气读完了满铁公司的井川氏和琼斯借给我的二十多本书。拉・莫特的短篇，蒂金斯的诗，翟理斯的评论，都是在这时候读的。到了夜里（这里要对里见医生保密），因过度担心会失眠，我每晚都会服用安眠药。即便如此，我仍常常在天亮前就醒来。记得王次回的《疑雨集》中写道，“药饵无征怪梦频”。这描写的不是诗人自己得病，而是咏叹其夫人重病的情状。但当时的我却能深切地体会到诗中之意。“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病床上，不知将它吟咏了多少遍。

就在我卧病期间，春意渐浓。西村向我谈起龙华桃花盛开的美景，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席卷着黄沙，遮天蔽日。友人带着杧果来探病。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游历苏杭最好的时节。而我，却只能躺在病床上，等着里见医生每隔一天来给我注射一针强壮剂，这种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啊。

附记：要写住院的事，我还有许多可以写。只是这些与上海都无大联系，我决定点到为止。我只想补充一点，里见医生是一个具有新思潮的俳人，在这里附上其近作一首：炭火熊熊烧，围炉话胎动。

城内（上）

俳人四十起氏带着我游览了上海城内的风光。

那是一个将要下雨的昏暗午后。马车载着我们俩，飞快地跑在热闹的马路上。

有的店铺里挂满了像染了朱砂一般的烧鸡，有的店铺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西式吊灯，看得令人害怕。还有摆满了精巧的银器、富丽堂皇的银楼，而一旁是一家挂着“太白遗风”的招牌、看上去十分寒酸的酒楼。就在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中国的这些店铺门面的时候，马车已穿过宽广的马路，猛然减速，拐进了一条可以看得到头的弄堂。听四十起氏说，刚才那条宽广的马路上，原本是有城墙的。

我们下了马车，拐进了一条弄堂。这里与其说是弄堂，不如说是露天地面更为合适。这条狭窄的小路两旁，挤满了卖麻将牌的店、卖红木家具的店，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在这些小店的屋檐下，又杂乱地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招牌。抬头几乎看不见天空。路上人山人海，稍微多看几眼店门口摆着的廉价印材，就会被过往的行人撞到。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人，大多是中国的平民。我跟着四十起氏的脚步，目不斜视，小心翼翼地踏着脚下的石子路往前走。

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便是声名远播的“湖心亭”了。湖心亭，听着挺气派，其实是一个残破不堪的茶馆。在亭外的池子里，水面上漂浮着墨绿色的水垢，几乎看不见湖水的颜色。池的四周围着一圈用石头砌成的栏杆，形状古怪。我们走到那儿时，看到一个身着浅绿色棉服、梳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下，据菊池宽说，我在小说里经常使用“茅厕”一类不雅的词语。如果是创作俳句的话，自然可以说是受到芜村马粪的影响，或是芭蕉马尿的影响。我不想听菊池先生的高见。不过倘若是写中国纪行的话，如若不能打破礼节的束缚，是无法生动地描写眼下的景象的。若有谁觉得我在撒谎，不妨自己来写写看）言归正传，这时那个人正在悠然地向池中小便。仿佛陈树藩叛变，白话诗走下坡路，日英续盟的缔结，对他而言都毫无影响。起码从这个男人的脸上，有一种只能让人读出此感的悠闲。我朝那人注视了好久，但这在四十起氏看来，并不是什么值得感慨的罕见光景。

四十起氏快速地绕着池边拐过去了。我踮着脚，匆匆追上四十起氏的步伐。现在可不是沉浸在胡乱咏叹中的时候。

城内（中）

再往前走一点儿，便看见一个盲眼的老乞丐坐在地上。—说起乞丐，本来是具有浪漫气息的。要说这浪漫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本是一个难以得出结论的问题。但是至少，其一大特色就是，它总是带着一种对中世纪、幽灵、非洲大陆、女性等的憧憬。这么看来，乞丐的确比上班族更具浪漫色彩。可是此地的乞丐，可不是一般的令人不可思议。他们或是躺在下着雨的路上，或是身上只盖着旧报纸，或是用舌头舔着自己烂得像石榴一样的膝盖。―—总之，他们浪漫得让人觉得有些恐怖。读中国的小说，会发现有许多道士仙人化身成乞丐的故事。那是从中国的乞丐身上，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一种浪漫。而日本的乞丐不如中国的乞丐那般，所以生不出那样的故事来。充其量不过是向将军的轿子开枪，或是以山中茶水款待柳里恭这样的故事。―—闲话休提。要说这眼前的瞎眼老乞丐，倒像是赤脚仙人或是铁拐李变的。特别是在他面前的石板路上，用白粉笔书写了他悲惨的一生。那字比我的还要更胜一筹。我想，这老乞丐面前的字，到底是谁为他代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