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的捕手
对我来说，小说的起点不是刻意的构思，有的时候是遇到一个人，或者是突然因为什么触发了你回忆里的某一个事，或者是阅读里突然间有一个感受打动了你。有时候会赶紧拿手机或笔记下来，有时候根本就不去记，它盘旋在意识里，隐藏在记忆深处，像一颗种子，不停地提醒你应该写一下，然后可能在某个时刻就去试一试。
这种牵引并不那么具体，有时候是一个思绪。比如我写小说《跷跷板》的时候，当时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以前去采风看到过一个工厂，那个工厂人去楼空，就像一副巨大的骨架一样盘踞在那儿，但是里面的人都已经走空了。那块地可能有点问题，也没有开发，所以那些生锈的东西就一直放那儿，荒废了。
其实没有什么事件，只是提供了一个气氛、一个地点、一个场景，而且他说的时候是非常随意的，闲聊中提到。我就准备动手写，那时候我抽烟抽得很凶，和那个朋友一起住在人大的宿舍里，我抽烟形成的烟雾把他半夜呛醒了，他以为着火了，我想他应该很后悔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原来那篇小说叫做《骸骨》，就是一个枯寂的骨头的意思，不只是书里写到的人的骨头，也是这个工厂巨大的骨头，后来给改的名。这里面包含了一些指代，但是后来就发现这种指代有点粗糙，所以小说开始写的时候和完成后可能完全是两个东西。最后形成的故事是什么样呢？大家可以听一下。
主人公“我”是个开吊车的工人，通过相亲认识在银行上班的女孩刘一朵，刘一朵的父亲刘庆革病危住院，叙述者“我”去陪护。刘庆革过去是一个工厂的厂长，他弥留之际产生了某种幻觉，或者说是灵光一现，一次顿悟，人到终点时看到的过往。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作为工厂厂长的他曾经杀害了一名工人，把这位工人的尸体埋在工厂幼儿园的跷跷板下——那时候的大厂都带着自己的幼儿园和医疗所、工人俱乐部，甚至有小学。“我”于是去寻找这副骸骨，刘庆革曾说，被他勒死的工人是厂里看大门的甘沛元，但当“我”进入工厂时却发现，甘沛元并没有死，还在看大门，可是我又真实地在跷跷板底下挖到了一副骸骨。其实用自己的语言概括自己的小说是很痛苦的事情，概括出来的只是骨骼，甚至连骨骼都不是，只能算是非常模糊的X光片。
最近的一次灵感来源是有一次回沈阳的时候，觉得沈阳挺冷的。说起来是一个平淡的感受，但吓了我自己一跳。它意味着，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我对沈阳的气候更敏感了，也发现北京的色彩和沈阳的色彩那么不一样。以前没觉得沈阳是那么一个灰调子，没觉得沈阳色彩那么单一，那么少啊，没有那么绚烂，但是也很动人，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灰调子也有很多种灰法。这些观察其实都在心里产生一些东西。这个时期的想法会渗透到你写的任何故事里。所以我就想写个什么东西，这就可能是我小说的开始：S市挺冷的。对故乡的认知有了变化，也可能就试一试去写。
这个也是我觉得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它无时无刻不在反映过往的积累和现在的想法。
我想为沈阳的寒冷写个小说，因为这段时间被这样的东西感动了，或者被影响和感染了。我是一个小说挺反映我这段时间想法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说，小说就是我的日记，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但是里面也包含了一些特征。
2014年的时候，我辞职已经快两年了，还没有怎么发表作品，心里压力挺大的，一直也想写点东西，但是因为人不是机器，不能不停地写，尤其那几年我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每一个都是崭新的开始、崭新的结束，每次都需要重新调动自己，会很疲劳，所以有段时间也是放空，什么也不干，准备后面再写点什么。
有一次，我突然间想到我父亲下棋这件事，我觉得他一生为下棋付出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情感，从功利的角度看，除了下棋那点快乐之外，最后一无所获，没有因为下棋挣一分钱，没有因为下棋改变自己的命运，买房买车，没有。
我就在想我写小说是不是也会面临这样的命运。这个想法很恐怖，也许这辈子写小说出不了头，这辈子你为它付出了很多，但是你也没有被承认，或者没有被看到，没有被看到比没有被承认更可怕，心里有一种感伤。感伤的气氛弥漫了几天后，变成了一种力量或者说决心，也可以叫自我蒙骗，这种蒙骗沉淀下来，就写了《大师》这个小说。它写的是棋，但其实写的是一个人为自己爱的东西去奉献，有的时候是什么收获也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是“大师”呢？是不是胜利了呢？当时有个前辈看了这篇小说后说，题目完全错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叫“大师”，哪一点都不配啊。我就觉得他既然这么说，那这篇小说真是应该写的，因为我的想法和他完全相反。这个小说我很少回头看，确实是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完全不是通过技术和精巧的东西完成的小说，基本上是想到了什么就写什么。后来有一次因为要去清华聊关于小说的东西，我就在人大的图书馆借了一本自己的书看，因为我手边没有。那是好几年后，我第一次重读《大师》，我哭了，我想在我身边自习的同学肯定感觉到莫名其妙，如果他知道这个人在读自己的书，肯定更加会觉得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想提一下我写小说的方式还是不太构思的，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一个想法、一个情绪、一个氛围，就去试一试。今天这情绪来了，就去写，然后就以一个故事的方式去承接这些情绪，但故事具体怎么发展，怎么自我修正，是在写的过程中去发现的，当然这种方式更适合中短篇小说，因为我这几年写中短篇小说比较多，所以养成了这个习惯。
一个小说家，他没有选择诗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也没有选择用写新闻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也没有选择用音乐、用绘画的方式表达，他用一个故事的方式表达自己，就说明这个人某种程度上具备用故事的载体去表达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至少是爱故事的，他愿意用故事这种虚构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去承揽自己的这些情感，去给出自己的疑问。
当你的情绪有了，或者是你失恋了很难受，或者就是很孤单，你想用一个故事去表达自己。但是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不是按图索骥，没有那么简单的，至少对我来说没那么简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一旦你开始了，或者有什么触发了你，就像一个开关一样，把这个房子暂时点亮了，然后你在这个房子里暂时去寻找什么东西。对我来说，一旦开始寻找，我会很珍惜这份光亮，努力把它写完，对初学者来说，写完一个故事很重要。
我小时候练毛笔字，老师经常说，字要写完，有时候左边写了一个偏旁部首，觉得写差了，就不愿意写了。但是老师说不管左边写得多么差，也要把右边写完，才能对中国字有本质的认识，因为这边写差了，你可以用右边救一救它，这是对完整性的要求和训练，或者说，一件事既然开头了，就要对它负责任。
说到小说的开头，什么样的开头是不错的小说开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小说的开头是“S君约我下午4点在星巴克喝东西，但是我来了，她还没到”，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啊，但是这句话作为小说的开头是蛮成立的，而且这句话放在小说里，你会感觉这个作者的语言是不差的。
你去感受整个长短句的错落和里面的人物状态，暗含了能够展开的东西，这些它都是具备的。你写破案的小说就可以这么写，“S君约我下午4点过来喝茶，我来了，但是他来不了了”，有点像黑色电影开头的旁白，它给出了某种结局，给了你空间去想象过程。
但这两句话也不是我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想说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小说的开头真的不一定是那么精心构思出来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有些人仔细打磨自己的开头（奥兹的那本书《故事开始了》就讲了很多小说的开头，他说开头就是一种契约，作者和读者订立的契约，里面有一篇分析卡夫卡《乡村医生》的开头的文章很有意思，讲这篇小说开头的口吻像在为自己辩护，好像站在陪审团面前写的
）。另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很自然地进入一个小说。
比如我们再举个例子，“S君约我下午4点过来喝茶，我来了之后看见了他，他戴了一顶黄帽子”，是不是就觉得这句话平庸了一点？但是说“我来了，他还没有来”，是不是可能就变得更曲折一点，这也不一定，黄帽子也很有意思，是一个小小的支点，这个帽子的颜色很有意思。有小说感的句子，要不停地练习，你就会知道，你写出来的如何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句子。
但是不用在开头就想着你整个小说的情节设置，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开头引导我走向冲突，不用这么想，开始的地方随意一些，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后面的情节要怎么发展。这个顺序不是这样的，你看契诃夫的小说开头都很舒服，但它们都是蛮日常的场景，比如说《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就是夫妻在马车上交谈开始，进入了两人的生活状态，妻子回忆过去，跟这两人的关系。信手拈来，不用那么紧绷。我刚才也说了，情节是你开始之后一步步长出来的。小说有自己的生命，你一方面要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要倾听小说的声音。这多少有点宿命论，我是相信一点写作的宿命论的，它可以减轻写作者的压力。
就像踢球，你要先颠球，先热身，它和你之后的比赛是有关系的。你要慢慢来嘛，如果一下子就进入比赛状态容易腿沉，开头得写得特别漂亮，特别紧张，一直焦虑我怎么写个好的开头，我觉得反倒会阻碍一个好的开头诞生。慢慢来，尽量自然，你在这个时候想说啥，想写谁，你就先试一试，看它最后能发展出什么东西。这是我的感受，但我刚才也说了，也有其他的作家确实是精心设计开头的，因人而异，还是要在写作中自己体会。
《谈卡夫卡〈乡村医生〉的开头》，收于［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杨振同译：《故事开始了》，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俄罗斯］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小说选》（第9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第84页。小说的开头是这样：“放开我，我要自己赶车！我要坐到车夫旁边去！”索菲雅·利沃芙娜大声说，“车夫，你等一等，我要跟你一块儿坐在赶车座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