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确立了文学的“四分法”，即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已经被总体定位为“文学”四体之一，使它摆脱了庞杂“文章”的羁绊，这可以说是一大历史进步。当然，这里所说的散文（指现代散文）仍然停留在“文类”（而非“文体”）的宽泛概念之上，由于种种原因（如“传统”的巨大惰力、“时代”大背景的无形制约及散文自身“文体净化”的客观条件也不够成熟等注），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由“文章”而“文学”的文体规范，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当代散文在其前期阶段（即 1949 至 1966 年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仍明显地承续了现代散文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它依然把文艺通讯、特写、速写、访问记、印象记、报告文学等“新闻”与文学“杂交”而生的边缘文体包含在内，也把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等“历史”与文学“杂交”而生的边缘文体包容于其中），只有到了新时期阶段，当代散文才逐渐走上更新观念，净化文体的道路，尽管这期间存有不少的曲折、坎坷。我们在考察当代散文及散文批评的实际情形时，是应该密切关注散文概念的广泛性和发展性（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其概念、范畴是变动不居的）及在发展进程中随着某些（种）文体的成熟而不断自行分蘖、裂变的净化性等特点的。
一、中国当代散文批评界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西哲伏尔泰曾经说过，长期以来我们有九位缪斯，健康的批评是第十位缪斯。“批评”这第十位缪斯可以将议论和评判的箭矢射向九位缪斯中的任意一位，甚至还可以射向自己，可见作为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人类精神活动之一、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和学术研究的结合体，批评是何等重要，又是何等威风。文艺批评起到其效能的标志就是上述重要作用的实现，换句话说就是它既要影响作家、读者及批评家本人，又要影响文艺的生产与消费。“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它们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但它们互补生辉，共同生产意义，共同创造了灿烂华章，共同构筑着一个时代的文艺景观。好的批评不仅对文艺创作发挥解析、评价和引领作用，它本身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 30 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创作的探求与拓进、文学事业的蓬勃与繁荣，都与文学批评的鸣锣开道和热情鼓呼密切相关。
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评论工作，对文艺评论的重要作用始终都给予了充分评价和肯定，对文艺评论的原则立场、评判标准问题乃至方式方法等都有过深刻阐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注在批评标准上，他提出要坚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坚持文艺家的主观愿望与其作品的社会效果的统一。邓小平同志也曾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不可能脱离政治。江泽民同志强调：“文艺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推荐优秀作品、批评错误的文艺倾向方面，在帮助人们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的文艺评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仿佛孪生兄弟。”注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加强调查研究，不断认识和掌握文艺规律”，“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营造良好氛围。”注
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段。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双百方针”执行得很不稳定，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忽左忽右的政策倾斜，严重影响了文艺的正常发展。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和批评在与文艺创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程中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真正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取得了累累硕果。
回顾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批评的变革发展历程，应当说最显著的变化是，当代文艺批评打破了过去那种过于政治化的批评模式，从种种僵化的文艺观念与批评方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走向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当今的文艺批评界，可谓新潮迭起、新锐辈出、众声喧哗、热闹非凡，从文艺批评观念到批评方法、范式和话语，都显得异彩纷呈，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然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当代文艺批评在这种开放性、多样化、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又带来了某些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总体态势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对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新特点、新问题缺乏及时的关注和有效的引导；文艺批评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不够强；“为主流的庸俗趣味呐喊助威，为权力化的文化机构与传媒组织做应声虫，为书商做叫卖的广告，为红包唱谄媚的赞歌，为哥们义气和小圈子利益两肋插刀，甚至张牙舞爪地当文化打手”注，这些在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受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观所浸染的渗进了过多媚俗味的“有偿批评”“庸俗化批评”“酷评”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批评的公正性、权威性；报刊文艺批评阵地有所萎缩注，电视、网络等文艺批评阵地迫切需要拓展，批评队伍后继不足、人才匮乏；文艺批评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观念有些模糊，乃至于陷入某种程度的价值迷乱。因此，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对当代文艺批评表达的质疑、不满，感叹“批评工作丧失道德感，批评文章缺乏质量意识，批评行为失去正义感，批评家已变成有气无力的使用批评话语的无话语权者，要么就是充当商业炒作和媒体操作的帮手，要么就是‘酷评’式捧杀和骂杀的合谋者”注，甚至讥讽文艺批评的“缺席”与“失语”，这当然不是指当代文艺批评缺少言说，而实质上是指文艺批评的功能性缺失，即缺少应有的价值评判，没有担当起它所理应担当的责任。如果说新时期初的文艺批评在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 90 年代后的文艺批评的确有价值评判功能逐渐弱化，价值立场与价值观念逐渐模糊乃至迷乱的趋向，值得认真加以反思。
当文艺批评的自我价值遭到质疑、自我价值无法实现时，文艺批评出现病象、发生危机也就在所难免，有人曾从四个方面来概括、归纳文艺批评的危机根源，即：第一，旧有的理论被我们认为是过时的、不科学的，因此是应当摒弃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甚至无望找到可以依凭的、稳固的新理论，对于理论前景的绝望情绪使批评家们陷入深深的悲观之中。这样我们就不仅丧失了批评的根基———批评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无法预言自己的命运，四顾茫然。第二，在引进西方理论时，更是陷入无法选择、不能选择的境地，陷入穷于应付、疲于跟班、“跟着翻译走”的境地。除了将自己变成是西方理论新说的传译者之外，似乎无法从西方理论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自我，独创新说，强大自我。至于堆砌概念，追求时尚，耍弄文句，炫耀时髦的批评概念，其实是没有现实根基、没有文本对象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脱离批评对象之后对西方叙述文句的蹩脚模仿，不仅招致国人的冷眼———被讥为挟洋人以自重，而且还被西方人视为这不过是一种文化殖民，是缺乏原创性与独立价值的。第三，既对中国传统批评智慧心仪不已，又无法在现实批评中将它转化为批评资源和批评武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时陷入无法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凸显了综合创新能力的匮乏。对于复古的恐惧时时刻刻在困扰着广大学人，尽管创造性转化的任务已经提了出来，但是，这个艰难的行程似乎还处在起步阶段，与二十年前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情况相比并没有多少改观。第四，批评在现代转型社会中的严重异化。批评家的良知与职责应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秉持科学的态度对作品的优长和短处做出艺术的总结和概括。不能因为彼此之间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批评的要义就是要敢于批评和善于批评。如果面对作品严重的问题，而不能发现，或发现了不敢说真话，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受利益驱动，不仅只是好处说好，甚至还要坏处说好。这种根本颠倒了美丑、价值的批评充斥于各种媒体，批评的形象在受众中严重扭曲，批评的价值受到怀疑。注文艺批评的这种“贵族化”“西化”“人情化”乃至“玄化”风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文艺批评失去读者、失去效用、自动边缘化、孤独化尴尬场面的出现也就毋庸置疑了。脱下贵族的燕尾服，走出“圈子景观”，已成为文艺批评的当务之急。
文艺批评要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达到文艺批评的理想境界，“关键是批评家要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艺理想。没有社会理想，就不可能对现实做出深刻的理解。没有文艺理想，就不会有对艺术的追求，从而能对文艺作品作出深刻的评判。没有独特文艺信念的人，一味依附别人的人，不是批评家。批评家在信念的支持下，要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批评空间，要有坚定的立场。不应该看着人家（例如作家）的脸色行事。同时，他也要有自己的批评路径和专业技巧，能说人所不能说，道人所不能道。”注必须化贵族批评为平民批评，化艰涩批评为通俗批评，化复杂批评为简单批评，在关注大众和大众文化心态文化需求的同时，以明白晓畅的文字，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只有这样，批评才能脱离自我放逐的边缘地带，融入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当然，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不同，不能要求整齐划一，也不可能整齐划一，要允许个人化和小圈子化的倾向存在，但批评的主体或主导则必须是面向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批评作为对文艺现象的阐释和判断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普通读者解读文艺，为他们把握和判断文艺现象，建立阅读支点，不能人为地为他们设置阅读障碍，增加批评文字的阅读和理解难度。
为了让文艺批评更好地被读者接受，更好地发生社会效用，文艺批评还要注意文本的美感，一篇有才情，显灵气，富于美感的文艺批评，显然比那些佶屈聱牙枯燥乏味的“掉书袋批评”，学究气批评更能吸引读者，中华民族传统的体悟式思维使读者对那些感悟精微、文字优雅的批评美文天然地亲近，如果文学批评在学理中剔除枯燥，在体悟中融入理性，那么就既避免了古典批评分析的笼统和理论的苍白，又脱离了现代批评的沉闷与玄奥。
文艺批评发展的前提是多种声音的并存，文艺批评者可以从不同的路径走向文艺现象和文本，也可以从文艺现象和文本走向不同的结论，但批评必须在批评家道义良知的支配下，“敢于直言，敢于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敢于说出自己所看见的事实”注，担负起自己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来。批评家谢有顺曾有这样的感慨：“这是一个做真正的批评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更多的时候，批评成了一种内在的斗争———不仅是与作品斗争，也是与自己的批评良心斗争。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像专业和美学问题一样折磨着批评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这种斗争在批评界会更加强烈，因为有很多批评死结正源于此”。注
文艺批评界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窘境在中国当代散文批评界又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呢？
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散文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与之相比，20 世纪的散文理论批评却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或者说，它一直处于断裂中的痛苦与困惑之中。也就是说，尽管早在“五四”时期，散文便与小说、诗歌及戏剧并举，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散文的理论却从未获得过独立的品格，更没有形成过完备的散文理论体系。散文的观念和批评尺度为什么会长期处于混乱的断裂之中，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 20 世纪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这都是值得深思和探究的重大课题。
一个世纪以来，尽管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不能与诗歌、小说等文体相提并论，但其成就不可低估，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和辛苦更是不应忽视。这是因为，散文文体的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由来已久，散文研究缺乏成形和成熟的理论支撑，拓荒者面临荆棘遍地的困境。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者从事的是一项冒险、探索而又神圣的伟业。当今的散文研究在众多散文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较多的可喜的突破与成果。他们的研究往往从大处建构，细处落墨，旁征博引，通达古今，充分吸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现代美学、现代审美心理学、现代艺术理论的营养，以一种兼纳并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化的理论视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散文创作艺术的规律做出比较全面的透视和系统的探索。
深受中国古代文化陶冶和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化精华滋养的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林非教授曾长期担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及名誉会长，在其 20 余年漫长的散文理论研究中，就逐步形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虽说不够完美但大抵堪称完整、系统的散文理论观和创作艺术观，他集中在散文的本质特征论、创作艺术论、审美鉴赏论、作家使命论等领域做出了自己开拓创新性的理论贡献。自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了《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这部著作不仅被国内学者誉为散文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又被译成韩文，被不少韩国大学汉语专业列为必读参考教材）、《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专著，还主编了《散文大辞典》、《散文大系》、《散文精选》等多部散文权威选本，为近五十部他人散文作品、散文论著撰写《序言》，另外，还通过国内国外大学的讲学、国内国际散文研讨会讲演等多种方式阐述了他对散文创作的见解。林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承前启后者。有研究者曾断言“林非先生以其特有的‘林非精神’，为中国散文研究的突破性发展树立了旗帜、开辟了新路，从而在中国散文史上立下了一块令人瞩目的界碑”注。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徐治平教授（著有《散文美学论》《散文诗美学论》《当代散文艺术论》《中国当代散文史》等学术专著），他的研究善于从文体特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比较系统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与启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重庆工商大学的散文理论家、作家傅德岷教授（著有《散文艺术论》《中外散文纵横论》《新时期散文思潮概观》等专著），多年来一直潜心于散文艺术的教学与研究，《散文艺术论》是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历尽心血撰写的一本散文理论著作，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被认为“是大陆最富理论色彩的优秀的散文理论著作”，并被韩国的高丽大学等高校作为研究生必读书。该书在前人和同代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散文创作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或以现代观念烛照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或予以充实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散文理论。在该书中，作者鲜明地提出了“情感是散文的生命”，并进一步指出情感贵真、贵实、贵深，而且作者还明确阐明了反对“伪散文”的主张，这对于在散文创作领域树立现代观念，使散文能更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曾绍义（著有《散文论谭》、《走向崇高———中国当代散文发展论》等学术著作，并且编著了《中国散文百家谭》、《中国散文评论》等散文理论集），曾发表多篇散文研究论文，其中既有对散文现状的评论，也有对散文作家、作品的评论，并开始由单篇的赏析逐步向总体研究的宏观俯视的具有审美规律的切实把握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兆胜博士（著有《文学的命脉》《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等著作），他的散文理论触及的领域非常广阔，给人一种理论研究的纵深感，他的散文理论既具有客观性，渗透着他自己的反思与智慧，又侧重于散文理论对散文创作的指导性。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扬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周文先生（著有《散文十二家》、《散文艺术美》等著作），他对散文的研究，既有从史的角度对各类散文所做的溯源，又有从理论角度对散文创作的阐述，更有从鉴赏和修养的角度对提高读者和作者散文艺术造诣所做的分析。
苏州大学的范培松教授也长期从事散文教学及理论研究工作，著有《散文天地》（1984 年）、《中国现代散文史》（1993 年）、《中国散文通典》（1999 年）《中国散文批评史（20 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系列）》（2000 年）、《重塑“自我”灵魂的狂欢———范培松散文论集》（2005 年）、《中国散文史（20 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系列）》（2008年）等著作，其中《中国散文批评史》一书将 100 年来有关散文的理论批评史料作了系统整理，纵观 20 世纪中国散文批评的历史走向，该书富有创见性地梳理出了一条由“三足鼎立”向“政治同化”再向“多元蜕变”的发展轨迹，对于散文这种文学文体有其贴近的把握。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剑晖教授既进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学理论研究，又敏锐地参与当下的文学批评活动，在双重突进中不断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果（主要专著有《散文本体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等），不断地展示他作为优秀批评家的风格和魅力。他是从评论秦牧的散文开始其散文评论和散文理论研究的，他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发表了多篇关于散文研究的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论90 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该论文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等均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林非、孙绍振教授都对陈剑晖的散文理论研究给予高度评价注。
其他的还有刘锡庆的《散文新思维》、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佘树森的《散文创作艺术》、方遒的《散文学综论》、李晓虹的《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谢有顺的《中国散文二十讲》、王尧的《乡关何处———20 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刘思谦等人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程国君的《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创作论》、王景科的《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张国俊的《中国艺术散文论稿》及《艺术散文创作论》、喻大翔的《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 20 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及《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沈义贞的《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袁勇麟的《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李林荣的《嬗变的文体———社会历史景深中的中国现当代散文》、梁向阳的《当代散文流变研究》、张智辉的《散文美学论稿》、蔡江珍的《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等，都对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韩小蕙、王剑冰、古耜、谢大光、王聚敏、贾平凹、祝勇、林贤治等人也在对散文进行集创作、编辑、理论争鸣于一身的文体探索。
这些理论家、批评家研究的视线既有对单篇作品单个人的研究，也有对于某种文学现象或某种趋势潮流的追寻，不仅涵盖了散文理论、散文批评和散文史这三大基本领域，而且还涉及与散文相关的随笔、杂文、游记、散文诗等，不仅对整体的散文研究理论的构架进行了探讨、整理与规划，而且还在这个构架之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看法，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大抵堪称完整的散文研究体系，而且具备了形而上色彩的研究体系，它有利于促进现当代散文理论向着个性化、系统化和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台港学者也在密切关注着汉语散文的流变及发展，不过，他们不像内地学者那样侧重于宏观把握，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角度切入，而一般从艺术的角度着眼，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台湾省文学批评家、散文家郑明娳的《现代散文纵横谈》（1986）、《现代散文类型论》（1987）、《现代散文构成论》（1989）、《现代散文现象论》等著作，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教授也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进行散文理论研究，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编目》等著作。
当今的散文理论研究虽说取得了较为令人瞩目的成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应看到，长期以来，散文研究步履维艰，尚存在着不少难以突破和逾越的“瓶颈”。它正像一架被人力拖拉的飞机，因为没有装上强大的发动机，所以它的翅膀就失去了灵性和活力，也就很难离开地面飞上天空。
散文研究的首要困境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就总体而言，散文研究队伍远没有诗歌和小说研究队伍整齐、壮大，其理论修养和学术功底也不可同日而语。除了少数研究者（比如俞元桂、林非、佘树森、刘锡庆、楼肇明、吴周文、傅德岷、汪文顶、姚春树、范培松、王兆胜、李晓虹、陈剑晖、喻大翔、梁向阳、蔡江珍、李林荣、袁勇麟、王剑冰等人）专心于散文基地，更多的则是来“客串”一把，至多也是作为其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有的研究者在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有所转向（比如林道立等人）。如果从文体角度来说，散文的研究队伍中“散兵游勇”最多。试想，当更多的研究者不是全力以赴而是心有旁骛时，散文这一最复杂多变的文体如何能够获得研究的根本性突破？让一支装备不良、素质低弱的“军队”去攻破散文这个坚固的“堡垒”，那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使散文研究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稳定是个基本前提。
其次，研究者多是将散文当专业而不是当成事业来做，更谈不上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这就难免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膜。可以说，当下的散文研究“不入角色”者占多数。林语堂曾将美好的读书说成是：读者选择作家是在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灵魂注。散文批评也应当如此，它“不应是作品的附庸，也不仅仅只有冷漠的技术分析，它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观念的人”注。没有心灵血脉的息息相通，一个研究者是很难有所建树的。
散文研究的第三个困境是搬弄概念、削足适履，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理论来套用中国的散文创作，于是给人牵强附会和消化不良的感觉，这在中青年博士和硕士中尤其突出。因为过于相信西方的理论体系，有人还将之奉若神明，所以他们往往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慧。也许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代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体更合适一些，而中国现代以来的散文却基本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如果研究者仍不顾实际地照本宣科，惟西方观念是从，那么会出现什么样荒唐可笑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现在，有不少散文研究者往往忽略作品阅读，更不用说细读，有的还缺乏最基本的鉴赏品位和价值判断能力，所以其研究极易给人不得要领和云山雾罩的感觉。这种批评并不是切中肯綮的“文本批评”，而往往是一种“外围战”式的“思想批评”或“文化考察”，这种“外围”论述几乎头头是道，妙笔生花，然而一旦涉及具体文本，便语焉不详，支吾其词，庶无定见。对于散文创作中的成败得失，他们也许能够发现某些外部原因，却很少也不可能从文本机制上分析其产生的内部规律。因此，这只是一种颇似盲人摸象，顾此失彼的“片面批评”，这种批评虽然有时候貌似深刻，但它同那些“鉴赏印象”式或“读后感”式的感性批评一样，并没有或并不完全能够抓住散文的“心”。这种脱离文本的凌空蹈虚式的批评、研究有徒劳无功之叹！这是非常明显的，当研究者一直在做“无米之炊”，对于鉴赏和常识浑然无觉，其散文研究也就无异于南辕北辙。
第五，当下散文研究者涵养心性的不足也是不言而喻的。与其他文体不同的是，散文这种文体与人的境界、品位、心态、灵性、趣味最为接近，很难想象一个感情虚假、心情浮躁、功名心重、目中无人的人能成为优秀的散文家和好的散文研究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缺乏散文理论建构的自觉性、雄心和能力。
散文创作与研究的发展和提升与散文理论的建构直接相关，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内动力和引擎机，什么时候散文理论有了突破，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就会面目一新，进入佳境。如周作人提出的“美文”概念，林语堂倡导幽默、闲适和性灵的小品文，杨朔主张将散文“当诗一样写”，林非强调真情实感和自由自在的散文观，贾平凹的“大散文”概念，刘锡庆的“艺术散文”观，以及余光中、刘烨园倾向于“剪掉散文的辫子”和创出新散文的思路等，都曾改变了散文的时代与命运。不过，总的说来，更多的研究者注重的是单个散文家的研究，甚至只盯着那些名声很大，或者已经有定评的散文家的作品，在他人认识的基础上，再进行自己的思想观和理论批评。他们注重散文现象的梳理，散文概念的辨析，散文发展规律的探讨及散文史的编撰，而忽略了关于散文理论的思考和建设。这既是散文研究薄弱的一个直接结果，又是散文研究（包括散文创作）难以起飞的一个根本原因。尤其在新的世纪，仍然没有形成散文理论研究和建构的整体语境与趋势，也没有出现改变当下散文观念的话语系统注，整体说来，散文仍在尘封、模糊甚至昏暗的地道中前行。既往的已经习以为常，而新的还没有定格，更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
没有理论阳光的普照，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就很难健康快速地成长，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品质与生命飞扬，这是当前散文研究和创作的关键点。这犹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更像地蛹的化蝶而飞，它需要的是巨变甚至脱胎换骨。这就要求散文的文化选择、精神气质、心灵体悟、梦想方式、时空观念和体式风姿都别有一番面貌。
正如散文批评家、苏州大学范培松教授所说，中国散文批评理论经历了相当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当代散文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散文批评）更是经受了太多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太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注。按照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观点，“学术领域反思自身的一个方法是回顾自己的历史”注。回顾是为了变革，为了突破与跨越。在回顾中国 20 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散文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历程时，我深切地感到：在新的世纪，我们不仅要对以往的散文研究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总结，更主要的是，要强化学科研究的规范，建立以当代意识为基点的散文理论批评视野；同时要敢于破除各种既定的散文观念和模式，大胆引进现代的批评概念和方法，寻找散文研究中新的立足点和生长点，这是散文研究、散文批评能否在新的世纪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和有所跨越的关键。
二、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散文批评是整个当代散文发展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它不仅直接引领创作与接受，而且是构建作者———创作主体与读者———接受主体互动的桥梁。散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中介性与协调性，能够促进创作、接受、批评三方面的良性互动与活性循环。当代散文批评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各种理论性批评及实用性批评（或曰应用性批评）是一种已然的文学历史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者不应轻视，更不应回避。问题越复杂，对研究者来说就越有挑战性，越应迎难而上，努力把问题弄清楚。
研究中国当代散文批评理论，“还原”其历史原生态，弄清历史真实，总结出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出经验和教训。认清历史，有利于认清现实，认清未来。
这一研究对于散文理论研究、散文理论史研究及推动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皆有不小的理论意义。
研究中国当代散文批评理论，要注意克服自闭症，避免“象牙塔”式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沉湎于历史，发“思古之幽情”，而应有现实关怀、当下关怀和人文关怀，研究要为当下及今后散文理论建设及散文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或借鉴。
三、本课题材料来源及运用
本课题注重材料的挖掘、整理和运用，尽最大努力“竭泽而渔”式地全面占有原始资料。在耐心、细致地搜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材料进行考证辨析，去伪存真。注重材料的取舍，选取典型，留下一般，舍弃细枝末节、无关宏旨的材料。
材料是著述的坚实基础，一切要靠材料说话，言必有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由材料自然得出结论，注重实证研究。尽量靠一手材料去接近历史真实，进行历史还原研究，不做凌空蹈虚之论，不做无根之游谈。尽量避免观念先行、先入之见，或搬来一套理论，然后拿材料来填充说明，努力实践严谨学风。
当然，仅有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要靠材料出观点、出新见，绝不能只是堆积材料，把论文写成资料汇编。要善于运用材料，进得去又出得来，避免陷入材料不能自拔，要明白是我用材料，而不是材料用我，我被材料牵着鼻子走。重要的是要利用材料做有根据的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还要做到观点鲜明，尽量避免被材料湮没；避免片面利用材料，不顾史实，只是随意抽取几则材料做点评式的主观发挥。
四、本课题所用理论及方法
本课题将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艺术传播学、阐释学、文艺社会学、文体学等理论方法，取其长，舍其短，竭力做到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不生搬硬套，玩弄新名词、新概念。
既注重宏观把握，站在历史高度、理论高度做整体性的把握和概括，以梳理、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拘泥于琐碎的材料和细枝末节，也要避免大而化之的空泛之论。又注重微观研究，进行更具体、更细致的分析。
重视时代及社会背景分析。这是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庸俗化，近年来更是遭到为数不少的研究者的质疑和冷落。我认为，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文学史，固然有其片面性，但作为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要运用恰当，若片面强调，完全摈弃，则又会走向另一极端。社会学方法注重文学背景和原因分析，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研究，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怀疑的，也是其他理论方法替代不了的。任何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都有其内、外部原因，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有大背景，有小背景，更有具体的背景。文学虽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性，但不可能在完全封闭自足的体系内发展，它必然会与时代、社会、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纯就文学论文学，许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五、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及总体框架
本课题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散文批评（既包括纯理论研究又包括具体的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努力对其做全面、动态、综合的研究。
本课题结合以作者为对象的个案研究模式和以时代为经、作者及问题为纬的史的研究模式，以中国当代散文批评为研究对象，对其做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以问题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既重史的动态描述，又重静态的理论分析；既重微观、个案分析，又重宏观、整体考察；既重客观描述，又重主观创造性评价。把政治、文化背景分析贯穿其中，点线面兼顾，努力做到视野开阔。
本课题主要分四大章具体审视、考察了当代散文批评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并着重分析了每一时期的散文批评所具有的明显特点，并指出其利弊得失，总结经验教训。
注：刘锡庆：《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原载《文学世界》1996 年第 4 期，见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第 73 页。
注：转引自《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倡议书〉》，载《光明日报》2008 年 5 月 24 日，第 4 版。
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第 311 页。
注：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见《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
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文艺报》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1 版。
注：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文艺报》2006 年 11 月 11 日，第 1 版。
注：黄发有：《影子批评》，载《文艺争鸣》2005 年第 5 期，第 20 页。
注：新时期以来已有为数不少的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期刊、报纸由于种种原因相继停刊，如《当代文艺探索》（福建省文联主办，1987 年停刊）、《当代文艺思潮》（甘肃省文联主办，1987年停刊）、《批评家》（山西省作协主办，1989 年停刊）、《文学评论家》（山东省文联主办）、《文艺理论家》（江西省文艺研究所主办，1988 年停刊）、《作家报》（山东省作协主办，1998年停刊）、《文论报》（河北省作协主办，2002 年停刊）等。
注：胡良桂：《批评家的责任与使命》，载《光明日报》2008 年 8 月 29 日，第 11 版。
注：唐应龙：《走出文艺批评的困境》，载《文艺报》2005 年 11 月 10 日，第 5 版。
注：童庆炳：《文艺批评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文艺报》2008 年 1 月 5 日，第 3 版。
注：谢有顺：《文学批评应“挟着风暴和闪电”》，载《南方都市报》2005 年 9 月 13 日，B15 版。
注：谢有顺：《文学批评应“挟着风暴和闪电”》，载《南方都市报》2005 年 9 月 13 日，B15 版。
注：曾绍义：《从“林非现象”到“林非理论”———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之一》，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
注：林非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散文本体的深入探索———读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载《文艺争鸣》2006 年第 6 期）和孙绍振的《评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载《文学评论》2006 年第 5 期）等文章均对陈剑晖的散文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突破给予很高的评价。
注：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全集》第 21 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3页。
注：谢有顺：《文学批评应“挟着风暴和闪电”》，载《南方都市报》2005 年 9 月 13 日，B15 版。
注：直到 2008 年 3 月，以周闻道为首的散文作家发表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旗帜鲜明地宣言“在场主义”，锋芒指向几千年汉语散文写作。他们有完整的理论建构（主要由周伦佑负责理论建构）、清晰的探索路线、明确的写作方向以及一大批较为成熟的散文文本，标志着“中国当代第一个自觉的汉语散文写作流派”诞生。在场主义散文，可以看作是汉语散文在经历世纪之交一系列前赴后继的先锋实验之后，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革命性事件。此举对汉语散文，尤其是 21 世纪汉语散文的走向，无疑具有深远的流变意义。在场主义散文已蔚然成为当下汉语散文写作活跃的流派和有影响的事件。到目前为止，以“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自由性”为重要维度的在场主义散文奖（被誉为“华语散文民间第一大奖”）已经举办了四届，著名散文家林贤治、刘亮程、高尔泰等先后获得该奖项。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把在场主义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新课题加以研究，花城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也相继推出在场主义散文选集及作家丛书。同时，也有不少作家、评论家对该理论提出质疑并展开争论。
注：范培松：《20 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期，第 76 页。
注：［美］海登·怀特著，张京媛译：《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第 16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