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的园地》
止庵
《自己的园地》有两个版本。其一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北京晨报社出版，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该年八月一日周作人日记所说，“编杂文集至下午大致完了”，即指此书；其二一九二七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如小引所云，系作者“重加编订”的本子。晨报本包括三部分，除“自己的园地”和“绿洲”外，还有杂文二十篇，即《文艺批评杂话》，《地方与文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诗人席烈的百年忌》，《森鸥外博士》，《有岛武郎》，《日本的讽刺诗》，《希腊的小诗》，《儿童的文学》，《吕坤的演小儿语》，《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送爱罗先珂君》，《怀爱罗先珂君》，《再送爱罗先珂君》，《怀旧》，《怀旧之二》，《学校生活的一页》，《山中杂信》，《夏夜梦》，《娱园》和《寻路的人》（此篇并作为“代跋”）。北新本删去杂文部分，另加入“茶话”一辑。所删杂文除已选进《雨天的书》者外，后分别编入《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艺术与生活》和《过去的生命》等集子中。北新本新添一篇小引，所删去之旧序后收入《苦雨斋序跋文》。较之晨报本，北新本更其整齐。其中“自己的园地”和“绿洲”原系作者在《晨报副镌》所开专栏，前者作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十月；后者作于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七月，均是《雨天的书》主要部分之前的作品。“茶话”（除原不在此辑中的《永乐的圣旨》、《抱犊固的传说》、《蛮女的情歌》和《约翰巴耳》外）则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语丝》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写在《雨天的书》编订之后。
以内容论，“自己的园地”和“绿洲”更接近于文艺批评（虽然作者在旧序中说，“并不是什么批评，”但这主要是从行文态度和文体上来强调的），“茶话”则与《雨天的书》仿佛，似应算作那一类“杂感随笔”。也可以把“绿洲”视为向《雨天的书》写法的一种过渡，其中趣味的分子似乎偏重一些，而“自己的园地”则更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此一阶段的文艺思想。《绿洲小引》有云，“偶然也有一两小时可以闲散的看书，而且所看的书里也偶然有一两种觉得颇惬心目，”实际上代表一种特殊的切入点，为周氏此后的随笔创作多所沿袭。
作者后来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说一共可以分作三节，“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书房一角原序》）大概即从写“自己的园地”算起。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则如阿英《周作人的小品文》所说：“‘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此辑问世于《艺术与生活》主要部分之后，周氏后来在《艺术与生活自序》中所强调的思想变化情况，在这里已经显现出来。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到此时遂告完善。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一是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一是承认创作的个人价值。二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因为文学是独立的，所以才是文学的；因为创作是个人的，所以才是人类的。这与从前在《艺术与生活》中所提倡的“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不无出入。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他建立起一种宽容的批评观，其要旨又包括尊重创作自由和反对思想统一两个方面。针对有关《沉沦》和《蕙的风》的批评的批评，即是具体的应用范例。从前在《艺术与生活》中宣传过“平民的文学”，现在也有所修正，提出“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意义同样重大。周氏不仅看到社会心理或群众心理庸俗的一面，更发觉了其危险的一面。他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诗的效用》）后一方面乃是作者独具慧眼之处。后来虽然“文学小店”关门，上述宽容思想和自由意识（对任何统一思想倾向的抵制），周氏却几乎保持了一生。
文学批评对周作人来说只是一个阶段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写《元旦试笔》有云：“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即是针对“自己的园地”而言。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关于文学的迷信，自己以为是懂得文艺的，这在‘自己的园地’的时代正是顶热闹，一直等到自己觉悟对于文学的无知，宣告文学店关门，这才告一结束。”（《文学与宗教》）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三月第十版整理出版。原书目录七页，小引一页，正文二百七十八页，其中包括插画五页，即日本铁镡，竹久梦二画小孩，克路轩克画“小妖与鞋匠”，塞文狄斯画像和萨福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