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作

习作

那个手抄的蓝纸本上很快就写满了诗,歪歪斜斜的线,粗细不一的字,就像一个蜂巢。小诗人很快用自己的热情把封皮揉皱了,然后又把边角磨得坑坑洼洼,卷起的边像一个个爪子,似乎要把里面的诗紧紧攥在掌心。后来,不知它被扔进了哪条河,书页也被仁慈地冲走。不过,它摆脱了被印刷机碾轧的悲惨命运,也免去了评论家们的指手画脚。

不得不承认,相比诗的内容,我更热衷于到处宣扬自己在写诗。沙特戈利先生不是我所在班上的老师,却很喜欢我。他写过一本有关博物学的书——这一点,我可不希望哪位爱抖机灵的幽默家,把他对我的宠爱与那本书中的内容瞎联系。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跟前:“听说你在写诗,是吗?”我没有隐瞒。从那以后,他经常交给我一两行诗,让我把后面续完。

我们学校的戈温德老师皮肤黝黑,又矮又胖。他是督学,总爱穿一身黑色套装,坐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手里不停地在注册簿上写着什么。谁犯了事,由他负责惩罚,所以我们都很怕他。有一次,为了不挨几个同学的欺负,我躲进了他的办公室。对方是五六个大孩子,而我孤零零一个人——还有我的眼泪做证。我打赢了这场“官司”,从那以后,戈温德先生的心中为我预留了一个庇护所。

一天课间休息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战战兢兢地走进去,还没走到跟前,他就问我:“听说你写诗?”我承认了。他委托我写一首道德训诫诗,内容讲什么的,我忘了。像戈温德先生这么严肃的人,居然请求我写诗,这种亲切感,只有他的学生才能领会。第二天,我把写好的诗交给他,他把我带到高年级的教室里,让我站在同学们面前。“念吧!”他说道。于是我就大声念起来。

这首训诫诗唯一值得夸赞的地方,是它没多久就被大家遗忘了。班上同学们的反应和道德训诫完全不沾边——听完这首诗,听众非但没有对诗人表达出半点崇敬之心,反而在台下窃窃私语,断定这肯定不是我写的,有个孩子甚至说我是抄的,他连我抄的那本书都有,当然,也没人当真要他拿出那本书。对于那些相信我的人,证明起来也很麻烦。从那以后,追求诗名的人数量激增,而他们所钟爱的题材,自然与道德训诫无关了。

如今,小孩子写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诗人的头顶早已没有了光环。我记得早些年,姑娘要是会写诗,简直会被捧上天,而现在要是有人说哪个女子不会作诗,才是一件怪事。孩子们还没有升入孟加拉学堂的高年级,诗才的幼苗就破土而出了。戈温德先生要是活到现在,肯定不会对我的诗有什么惊讶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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