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繁荣工业化“下女”“女工”变“管家”

秉性虽说难改，习惯终成自然，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了。然在环境突变，习而未惯之际，总难免乎事与愿违，求非其需，留恋过去，痛苦万分的。

大而言之，春秋郑子产铸刑书，晋赵鞅铸刑鼎，斩断了秘密法时代，达人都看不惯，便以“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为说，纷纷反对；唐世初以考试取士授官，改变了九品官人之法，士子深感行来不惯，便以“投牒自荐”自取其辱为说，个个反对。但经过了相当时日，法令的公布，考试的为制，却成为天经地义了。小而言之，近多年来，政府对公文程式的不断更改，法院对诉讼书状的屡为变革，在其初期都是遭受使用者的不满，认为愈改愈坏，今不如昔。但时间久了，可说是惯而成习转变过来，也就没有什么苦恼！

说到农业社会一变而为工业社会，并且变得很快，当然是最大的一种变局，便有许多新的景象出现在眼底，而与过惯了农业社会的生活习俗，格格不入。社会环境既然变了，过惯了的生活习俗也得变，但初次连续所接触的新习未惯，就感觉许多不大方便了。最使日常家庭生活发生苦恼的事情，就是工业浪花所卷起的家庭女工问题。

本来，政府来台以前，许多人在大陆都过着农业为主的社会生活。都市雇用女工，双方彼此客气，不称之为“妈”，便称之为“嫂”，不称之为“姨”，便称之为“姐”，决不像殖民地时代的台湾，把女工称为“下女”，使她们低人一等。诚然：过去很多官宦人家摆官架子，把男女用人叫作“底下人”，但一般平民家庭，对于女工并没有“下女”这样贬低其人格的观念。政府来台以后，将“下女”改为“女工”，首从正名方面提高了女工的地位，我家请了一位女工，一用就用了十多年，然而这种情况，现在却是不可能了。

十五六年前，台湾尚在加速工业发展初期，农村没有十分繁荣，女娘大姐既须就业，但就业的机会并不见多，洁身自爱的都是以雇于都市家庭为所愿，据估计，约有四位女工争取一位雇主，当然供过于求了。从而工资平稳，条件平易，纵然是调皮捣蛋的老油条尽可将其辞退，另请他人，雇主方面从不感觉有何困扰。然而已有一个先兆，提高了雇主的警觉，那就是外国朋友纷纷带眷来台住家，把工业社会的风气也带到台湾来了。他们在其本国并无雇用女工的能力，但到中国后，利用工价低廉，而以超过当地的高价数倍为酬，并有一定的工作时间，超时加工照例加薪。采茶姑娘进得城来便都趋于外国婆子之门，而使旧习惯起了一阵波动。幸而供过于求，主妇虽对女工伤透了脑筋，却也不致落于窘境，以致有钱不能请得女工来的。

近十五六年来，工业一天一天发展，工厂一天一天增多，工作有定时，工资也不低，成千近万的黄毛丫头及农村少妇一批一批地拥进了工厂之门。而且工业发展刺激了农村繁荣，富有人家不分男女都要使其求学上进，这又减少了女工的来源，变成求过于供的现象。据估计，目前是四位雇主争取一位女工，争先恐后，高价约请，供膳宿外，月给千元者并不稀奇，可与低级的公务人员的待遇比美起来。然而她们选择雇主，却更严格：家庭人口众多者不干，家庭不常打牌者不干，家有病人在床者不干，家无电视冰箱者不干，最好只有单身男子，白天晚上多半外出，她们可以自由自在了。一位主妇为了女工问题，遍向人说因为女工难请不敢得罪，除了向女工磕头外，一切都顺从她们，好像媳妇看婆婆的脸色一样，然而仍不能买得她们的欢心，说走就一走了事，毫无情感可言。

时代诚然变了，农业社会的女工情况，当然不可有望于今后，这是雇主要反省的，当不会永留下苦恼的心情。但女工们大都是无知识的，粗丫头就不免乘势恃宠，自高身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换句话说不问女工的责任何在只求女工的奇货可居，这就无端加重了主妇的苦恼，应予矫正的，听说社会行政当局，拟办一个女工训练的机构，使其明了服务的精神及责任，并改称“女工”为“管家”，这倒是对症而下的药了。女工受训以后，或能自省，且以管家为名，自应有其责任，这或者是目前女工荒而且女工劫中的一个补救办法。

总而言之，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大不相同，不仅一个女工问题，譬如说，为整顿市容取缔三轮车但对不良于行的老年人却极不方便。就说以计程车代步，但单行道禁驶区都不用说，而且在马路上叫车要有“招呼站”，那么，不良于行的老年人只有坐在家里看电视罢！好在电视也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失之东隅也可说是收之桑榆，而其在街市上遭“禁足”的处罚，又何尝不是为时代所牺牲，只好忍受下去！家庭的女工问题算得什么。

（196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