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繁荣工业化“下女”“女工”变“管家”

社会繁荣工业化“下女”“女工”变“管家”

秉性虽说难改,习惯终成自然,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了。然在环境突变,习而未惯之际,总难免乎事与愿违,求非其需,留恋过去,痛苦万分的。

大而言之,春秋郑子产铸刑书,晋赵鞅铸刑鼎,斩断了秘密法时代,达人都看不惯,便以“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为说,纷纷反对;唐世初以考试取士授官,改变了九品官人之法,士子深感行来不惯,便以“投牒自荐”自取其辱为说,个个反对。但经过了相当时日,法令的公布,考试的为制,却成为天经地义了。小而言之,近多年来,政府对公文程式的不断更改,法院对诉讼书状的屡为变革,在其初期都是遭受使用者的不满,认为愈改愈坏,今不如昔。但时间久了,可说是惯而成习转变过来,也就没有什么苦恼!

说到农业社会一变而为工业社会,并且变得很快,当然是最大的一种变局,便有许多新的景象出现在眼底,而与过惯了农业社会的生活习俗,格格不入。社会环境既然变了,过惯了的生活习俗也得变,但初次连续所接触的新习未惯,就感觉许多不大方便了。最使日常家庭生活发生苦恼的事情,就是工业浪花所卷起的家庭女工问题。

本来,政府来台以前,许多人在大陆都过着农业为主的社会生活。都市雇用女工,双方彼此客气,不称之为“妈”,便称之为“嫂”,不称之为“姨”,便称之为“姐”,决不像殖民地时代的台湾,把女工称为“下女”,使她们低人一等。诚然:过去很多官宦人家摆官架子,把男女用人叫作“底下人”,但一般平民家庭,对于女工并没有“下女”这样贬低其人格的观念。政府来台以后,将“下女”改为“女工”,首从正名方面提高了女工的地位,我家请了一位女工,一用就用了十多年,然而这种情况,现在却是不可能了。

十五六年前,台湾尚在加速工业发展初期,农村没有十分繁荣,女娘大姐既须就业,但就业的机会并不见多,洁身自爱的都是以雇于都市家庭为所愿,据估计,约有四位女工争取一位雇主,当然供过于求了。从而工资平稳,条件平易,纵然是调皮捣蛋的老油条尽可将其辞退,另请他人,雇主方面从不感觉有何困扰。然而已有一个先兆,提高了雇主的警觉,那就是外国朋友纷纷带眷来台住家,把工业社会的风气也带到台湾来了。他们在其本国并无雇用女工的能力,但到中国后,利用工价低廉,而以超过当地的高价数倍为酬,并有一定的工作时间,超时加工照例加薪。采茶姑娘进得城来便都趋于外国婆子之门,而使旧习惯起了一阵波动。幸而供过于求,主妇虽对女工伤透了脑筋,却也不致落于窘境,以致有钱不能请得女工来的。

近十五六年来,工业一天一天发展,工厂一天一天增多,工作有定时,工资也不低,成千近万的黄毛丫头及农村少妇一批一批地拥进了工厂之门。而且工业发展刺激了农村繁荣,富有人家不分男女都要使其求学上进,这又减少了女工的来源,变成求过于供的现象。据估计,目前是四位雇主争取一位女工,争先恐后,高价约请,供膳宿外,月给千元者并不稀奇,可与低级的公务人员的待遇比美起来。然而她们选择雇主,却更严格:家庭人口众多者不干,家庭不常打牌者不干,家有病人在床者不干,家无电视冰箱者不干,最好只有单身男子,白天晚上多半外出,她们可以自由自在了。一位主妇为了女工问题,遍向人说因为女工难请不敢得罪,除了向女工磕头外,一切都顺从她们,好像媳妇看婆婆的脸色一样,然而仍不能买得她们的欢心,说走就一走了事,毫无情感可言。

时代诚然变了,农业社会的女工情况,当然不可有望于今后,这是雇主要反省的,当不会永留下苦恼的心情。但女工们大都是无知识的,粗丫头就不免乘势恃宠,自高身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换句话说不问女工的责任何在只求女工的奇货可居,这就无端加重了主妇的苦恼,应予矫正的,听说社会行政当局,拟办一个女工训练的机构,使其明了服务的精神及责任,并改称“女工”为“管家”,这倒是对症而下的药了。女工受训以后,或能自省,且以管家为名,自应有其责任,这或者是目前女工荒而且女工劫中的一个补救办法。

总而言之,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大不相同,不仅一个女工问题,譬如说,为整顿市容取缔三轮车但对不良于行的老年人却极不方便。就说以计程车代步,但单行道禁驶区都不用说,而且在马路上叫车要有“招呼站”,那么,不良于行的老年人只有坐在家里看电视罢!好在电视也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失之东隅也可说是收之桑榆,而其在街市上遭“禁足”的处罚,又何尝不是为时代所牺牲,只好忍受下去!家庭的女工问题算得什么。

(196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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