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若英
今年春天，在报上看到若英先生（以下略去称呼）在某地遇到不测，心里倒又添了一点儿枨触，未尝不想写篇小文纪念一下。继而又觉得这消息既非得诸目击，报上也说事情的虚实一时无从证明，深恐误于传闻，故而复掩卷作罢，唯有默祝其为海外东坡之谣。后来果然知道英公无恙，犹在人间，于是也就把此事搁在脑后了。
数月前晤到亢德先生，闲谈间曾说起我有几篇文章可以写一写，其中之一篇即指此文，盖我与若英的交谊初非泛泛也。我当时答说现在写这类文章，一方面固然平凡而容易，人人可得而为，另一方面又不无踌躇。但他的卓见，以为只要我们不趁此作恶意渲染，似也无伤大雅吧。经他这样的一鼓励，才把兴趣重复提起。渔洋山人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此文目的虽然不在谈狐说鬼，但是乘着夏天才只到了尽头，而暑意犹未全消，那也何妨将他看作豆棚瓜架下的乡愿道故，老农聊天儿，喜爱者驻足而听或有会意，否则也可掉首而去，原是悉听尊便也。
但继而又想到，在过去的刊物中，似乎也有一篇记此公的文章，这倒有点儿珠玉在前之感了。此刻印象虽已模糊，只有一点却记得很分明，是说该文作者王君与若英相见仅有席间一二面而已。然则这所记的殆为若英学问事业方面，为世人共知者。而我所说的皆侧重于私人的往还，取其细而小者，间或涉及收搜书籍与日常生活，纯以自我为中心，以回忆为主题，无格局，无层次，为文务期平铺直叙，但求征信，忆则书之，以不超过七千字为限，虽然实际还不止此，但我想也就够了。
若英的原来姓氏是钱，在文苑中则杏其名，籍贯安徽。清党后文网森严，才连姓带名易为张凤吾。这是有一时期的风气，不止他一人。其他笔名很多，最著者似为阿英，是与林语堂先生等介绍明末小品的时候。再后是写《碧血花》一名《明末遗恨》剧本，则又改名魏如晦，直至离沪。此为识者所熟稔，不过提到他时不能不有所交代，此外的生平事迹我也不甚了了，且非为他作传，故亦无此必要。
首先，我要衷诚感谢的，我今日得能与文字对面的渊源，固然原因很多，但若英勉励汲引之力，实在还得推第一人，因而也就以他为最了。（其他的师友我同样不敢忘记）而在过去的有一期间，我和他的友谊，也占掉了我生活的一大部分，其介绍者为吾家且同[1]兄。认识的年代约在民国二十五年，正值中国鼎沸之秋，出版界则显出相当的蓬勃。至月日则查了旧日日记，在二月十七日中有云：
（前略）至中国书店，遇金且同卫聚贤陈志良三君，相与研讨明代之买地券，顾未有要领。适爱好晚明文学之阿英君亦在。年约三十外，身材略低，外表望之稍落拓，有些名士气，香烟卷老是衔在嘴上不息地呼着，发披而斜分，犹如希特勒式，与郭经理絮絮谈买书。然未与寒暄。
这还在认识以前，故如是云云，唯以与此后之交往很有牵连，所以也录了出来。越二日，遇且同，他有意为我介绍，乃同至其H路S坊拜访，但未得见，日记云：
五时余，与金君共至H路访钱杏君，未值。金君引为抱歉，我亦觉怅然，何其缘之悭也。金君极推崇钱先生，谓其无作家的臭架子，如×××，×××辈，则只有令人却步了。
于是到了十三日上午，才始得见：
与且同乘车至H路，访阿英君。随便谈谈。并示我以旧小说数本，皆极名贵稀见，此亦为其年来致力通俗文学之一证也。十一时半，三人同往大世界后面青梅居，系教门馆子，召菜四，不饮酒。结果吃了一元六角，理应由我做东道也。……
这里有几点回忆中的琐事可补说。
我自小就喜欢买书，乡间交通不便，到上海方时时出入于“文化区”一带，然所买者多属洋装的新文艺书，古书只家藏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大约四史之外还有二三种经书文集，再加上自己所买的几种，合前后所得新旧二类，凡藤制的书笥四架，玻璃的一二架，离“藏”字自然是远哉遥遥。然而井蛙之见，俨然以为很丰富了。待到在若英家里，看了他的那些新旧藏书之后，才有愕然的小巫大巫之感，忆龚定庵赠人诗云，曾游五岳东道主，拥书百城南面王。若把若英所藏的围接起来，倒确可以喻作一座书城——他住的是一幢二层楼的房子，楼下除放一榻一桌，及椅子数事外，西北两壁，都叠着木制的书箱。箱面镂着原主的室名，似乎是一家破落户所售出来的。箱顶上面再放着《香艳丛书》《笔记小说大观》等的小型书箱，中有几种得之于扬州苏州各地。二楼亭子间起初只供卧宿，后来则命木工缘两壁另制书架，不设门，与普通图书馆相同，而髹以黑漆，藏的皆是新文艺部分。前楼则放儿童读物二架，曰小小图书馆，由几位儿子主持。大儿子钱毅，曾在《碧血花》中饰一少年角色，后复在电影中露脸，次子也能演话剧。夫人即与胡蝶等合演三姊妹之LL女士也。但这些藏书布置，是我根据后来的印象而记，最初的渐归遗忘，——记得最牢的，要算是他当时因无多处放书，只得将洋装的竖起了脊梁，一排一排地平躺在地上，仿佛门下面的“地袱”一点，现在回想还很有情趣。这一面显出上海确是寸金地，一面也见得他藏书之繁殊。其他的空间，也多为其图书所占据。我见了之下，再想到寒斋历年之所得，即有蹄涔之与江海之感。我父亲等平日最讨厌这些白纸黑字，以为这几架书已经了不得了，所以那天回得家去，我就说我们的眼光不要太小，观于海者难为水，别人所藏的就不知要比我多出几倍！这不仅指量而言，即在质方面，较之他的几种不易获读的精刻本，愈益感到自己的伧俗浅陋。尤其是这些扫叶山房蓝布套石印本，且同兄对之毫无好感，说是偶然的买几部工具书固自不妨，如作收藏看那就还是省省吧，教我赶快移去。我虽然有此心愿，可是限于实力，每过书林唯有望望然而去之，一直到了今天，才始逐渐将石印的掉去。一方面，也幸亏由若英及且同的关系，得以在中国书店做账，每逢一年三大节结账付偿，虽然还是一五一十地拿出去，但毕竟给我一道方便之门，到了节上，再来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再说。这中间确有很大的进出，如有时看到了心爱的踏破铁鞋的书，而一时限于没有现款，只得眼巴巴地看着良书易主，假如能够暂且写在流水账上，就有一个转圜余地了。从此以后，我的眼界也从铅印本石印本，到了木刻本及抄本之类，而兴趣也跟着提高了，懂得了此中的一二诀窍，树下我日后买书的根基。有时彼此买着心爱的书，就互相在灯火高楼，随着窗外的雨声，汩汩地互道着此中的甘苦哀乐。
说到若英所收的书，约言之有下列几类。其一是晚清文学，包括俗文学在内。如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掌故，在国内实在可得而数。二年前开明书店出版的学林×辑上，即有他手编的家藏清末革命时的期刊，小说、论著、译作等目录，且其后期收藏的目标，大部分即注重这点。本拟刊百年来的国难史料，手稿曾藏寒斋多日，惜困于“战时”不及即行，而其计划中有关这类题目的似颇不少，然则唯有期诸升平的他日矣。至所藏图书，则多为学者假借做参考之资，如夏衍的《赛金花》剧本，述庚子八国联军入京事，即为其一手资借者，后又有演秋瑾事的《自由魂》，则材料更不易得，也由若英全部供给。其中有一部叫《六月霜》的，凡二编十二面，静观子著，改良小说社一九一一年印。手头恰巧有若英著赠的《晚清小说史》，在第八章“种族革命运动”中云：
《六月霜》在当时共有两种，一即小说，一为嬴宗季女之传奇。小说即据传奇作成。小说《六月霜》从秋瑾很小的时候，一直写到她在绍兴就义，以及她和徐锡麟关系的始末。这部小说，写在她死后不久，所引用的诗词文字，全都是她的原作，书名所以题《六月霜》，是由古书上的“邹衍下狱，六月飞霜，齐妇含冤，三年不雨”的前半而来。意思是说秋瑾之死，实在是冤枉的，再则，就是秋瑾就义，也在六月。全书写得并不怎样的优秀，但也算不得水平线下的著作。
这些书的搜罗，代价或不甚贵，唯时间精力之所耗，则不无可观。其次，如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生活书店出版的《晚清文选》，编者郑西谛先生，在序言之末也云：“阿英先生和吴文祺先生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都是从他家里搬来的。”总之，凡是认识他的朋友，无不知道他所藏晚清文学之弘富，凡有参考查引时候，也无不向他那边去商借。至于俗文学，虽弹词、传奇，甚至宝卷等都有庋藏，然究以小说部门为多而且精，也同样注意于最发达的晚清时期。如上述《晚清小说史》，可算这一部分业绩的代表。
若英在文化界认识的人很多，除知己外，有时往往被其“挡驾”。其所以不装电话的理由，据云即是为了怕烦闹缘故，省得别人打电话来扰他。著这本小说史时则另外向同里某号中借得一间客堂，租费与且同各负一半。这时的生活指数很低，大约每星期由友人A君凑助若干，故得以摒绝写作，专意写去，心无他属，且同则研究其甲骨学。我这时正在忻老师处读书，散学后，辄驱车往新居坐谈，无分宾主，也不招待，如逢其构思执笔，则随意向壁间取书浏览，有时即在其寓所进午餐。而《晚清小说史》的原稿还是由内人誊清由C先生转交商务。其中最末（第十四章）“翻译小说”一章，商务未将他的版税算入，故出版前曾在《大晚报·火炬》上全章刊载。待到全稿告成，校样来日，约我在大东茶室晤面，据云拟作一序文，欲用文言体写，恐自己没有把握，托我照原文加以斟酌，但最后不知为什么却未见刊出。沿着小说史这一路的发展，进而又欲提倡通俗文学，遂于每星期三日在《火炬》上辟一园地。这最初提议的地方写出来倒也有趣，记得好像是在恩派亚看白玉霜《马寡妇开店》座上，这时蹦蹦戏在上海很红，作家中欣赏的也很多，洪深教授且誉之为东方的梅蕙丝，而若英考证点缀尤起劲。（但是我却不大赞同那种做法。）那天他大约从蹦蹦戏上面，联想到了戏曲小说，随即和且同说，“何妨跟万秋（崔）去说说看呢”。到了第二天，先和崔先生说妥，再经曾虚白先生的同意，由西谛先生作一发刊缘起，《通俗文学周刊》便这样出版了。于是他一面鼓励我写歌谣，一面再借我以郑西谛先生的《中国文学论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以及日本铃木虎雄著，汪馥泉译的《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可惜我始终有名无实滥竽充数，除那些不成气候的歌谣外，于俗文学一道至今依然一无所得也。
除了《晚清小说史》外，还有一本必须提到的，就是良友版的《小说闲谈》。这册书当作专门的著作看，或者显得不够精深，但对小说研究者的查索参考不无好处。其中所记录的，有为世间不可多得之书。记得他曾借给我看一部《玉妃媚史》，当时以数十元钱买进，似乎算得相当昂贵了。然而直白的说来，除版本少见外，别无意义，而唯一的“名贵”处不过是“淫书”而已。《小说闲谈》一四一中有云：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媚史”条云：“未见。《在园杂志》卷二引丁日昌禁书目有《玉妃媚史》，不知是此书否？”按《玉妃媚史》，确系猥亵小说，凡二卷，古杭艳艳生著，古杭清痴生批，刊于乾隆。艳艳生不知为谁，即《昭阳趣史》之作者。
书中也写贵妃之荒淫，除序所说“私其叔，私其兄，私其继子”外，更写其为窃笛私宁王。安禄山献春药，明皇与杨氏三妹日夜宣淫，以高力士作宣淫垫褥甚至私力士，写得穷形极至。艳艳生笔墨尚有可观，但专向此方面发展，大概也是穷极无聊，以应市场的要求罢。
《媚史》材料的根据，大半是敷衍《太平广记》中所记之杨贵妃故事，及《绿窗新语》中所载者而成……所征引诗歌，大都从李杜等唐人集中来。书凡三万余言，近百十页。余所得者，讹误极多，当系翻印，然即此现亦极难得矣。
末后并附有原书的序，兹不录。其中略有残缺，但在坊间却不易得，即藏者也不多。如周越然先生于此类书之庋藏向负盛名，我曾经询他有无此书，却以茫然答之。其他的章回小说，凡在著《闲谈》之前而又经若英认为名贵者，大抵已在《闲谈》中有交代的了。
还有一点，则是他的收藏以及提倡晚明小品。但这以晚明文学白热化的时代为限——自《人间世》而至上海杂志公司出珍本丛书的一个过程中，因为自这窝风吹过后，他似乎不再有兴趣了。这里要说的是，若英在其学问的努力方面，无论文艺理论，通俗文学，晚清史料，剧本等，深浅是另一回事，但都有其特色。不过于晚明小品方面，依我的管窥，恐要算成就最少了。其实，那时提倡晚明文学的人，除知堂先生等一二人确有其心得外，其余的用忠恕一点说法，或者都是为了应付生计吧。所以，他到后来便将钟袁的著述卖去了几种。有一次，他欲往浙东访书，川费无所出，曾将一部明文卖给一位谢君。谢是银行界前辈，每日必至中国书店或来青阁，唯识力不甚精锐，凡有人转卖给他的书，必待中国的郭经理一言始作定夺，如郭认为可买，即不还价不赊账如数付讫。若英遇窘迫或欲购新书时，往往托郭持书乞灵于谢君云。
至此我就记起杂志公司校印《晚明小品》时，有几种集子的标点，还是我和且同所作。标点的法子很好：将要断句的一部集子先拆散线脚，复以玻璃纸套在每页上面而标点之，事毕再由书匠装订复原。这方法似乎知者不多，因为我曾经在襟霞阁看到有几部很好的刻本，由章衣萍先生标句，却在原书上抹得很糊涂，看了倒代为痛惜不置。
后来因为写《碧血花》而享了盛名，于是又把兴趣放在南明史料方面，陆续的收了不少，再加以羿楼主人之所赠。依我看，这比他之收晚明小品的意义要高出得多了。
在这些以外，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一门，若英搜藏的也可观。他在上海时，我们两人都想把五四后创作及翻译的作品搜集完备。大概因若英和文坛接触较早，故九一八以前的以他为多，尤其是初期一些绝版的书籍期刊之类。但九一八以后的恐以我为多。他本来打算将其“家藏目录”编完，新文艺方面统统割爱于我，合起来就可把五四以来的书籍，得到一个相当丰富的数目了，然后再致力于“史”的工作。这计划虽然终未实行，但我从他手里，已经获得不鲜优惠。例如我在沪西一家旧书摊上，曾买得全部的《语丝》合订本，但独缺第一卷，补配多日，没有结果。这时忽然想到他那边常常有重复的本子发现，便跑了去向他询问，过了几日，果然有了好消息给我。这种愉快和宝贵，非纸舌所能递传，而只有爱书如命的人才能理解其妙处。原来他为了编排史料索引，中国新文坛秘录，名家日记及其他有关新文艺部分的掌故文选之故，有时不能不多买几种重复的本子，或者在外面看到了这本书，忘记自己是否藏有此书，这时因书价低廉，索性将它买了回来，久而久之，也就多出不少重复本了。后来他看到我所藏适巧没有其中某几本书，便送了我以补所阙，而将我已有的售诸冷摊。他并且告诉我，一样的一本新文艺书，也有讲究版本之必要，如鲁迅的《呐喊》，在后出本子上已删去了《不周山》，其令弟知堂的《自己的园地》，今出的也未见原版时《阿Q正传》之评文，以及郭沫若的《橄榄》等，当作文坛的史料看，皆很可重视。鄙见以为在这方面，举凡关于五四以来掌故文献的搜罗之勤，用力之深，到目前为止，在私人方面，殆以他为最多。其用阮无名笔名所编，南强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坛秘录》一书，对于新文坛的故实佚闻，尤其钩稽甚详，后来的要想参考研究的人，多得之于其资助，如前述晚清文学一般。
他除了为我配全《语丝》合订本，和几本新文艺书之外，还有一种，也是寒斋藏书中所未敢忘却的，即世界名著《十日谈》，意大利薄伽丘著，中国由黄石、胡簪云译出，开明书店出版。因为我很喜欢散文随笔一类书，所以搜罗的范围，不但限于国内，而且旁及海外。我先将《生活全国总书目》中西洋散文一栏查出，复一一设法收藏。这本《十日谈》也曾向开明询问，答云已售完了，而且又在沪战后，各书店正感于排印添纸之不易，像这样八百余页的书一时自不会再印了。没有办法，只好老着脸向若英乞取，私意未必允许，不料第二天果然将《十日谈》送给我了。当时我在书的封里上写了一段小记：
近来家居寂寞，欲搜求五四以来中西文学作品。此书虽为西洋名著，唯绝版已久，遂付阙如矣。此次承杏先生将家藏一册转以贶我，其慷慨割爱之忱，自与纸墨同芳。外此，先生又惠我文艺读物，期刊及四部丛刊另本多种，云情稠叠，将永为寒斋之光也。
廿九年七月七日，星屋记于灯下。
这所说的自信绝非浮泛的门面话，且衷心感谢者尤不足以语什一。现在，我和他不相见已二年许，最令我惦记的，实在还是他的这大批藏书。虽然中间曾卖去了一部分（听说离沪前的川资即取之于此），但许多名贵的刻本史料，总还存在吧。尤其是他的小说弹词等俗文学，其物质的代价即慢论，精力与心血的所耗已至可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