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笔
一九六八年是横扫一切的年代。
夏秋之交的一个早上，我没下地做活儿，因为头天夜里挨了打，身上七处流血，头上流的血把眼糊住了。老婆给我请了假，我就在家睡着。
其实，我并没睡，只是大睁两眼躺着。我就是个木头人，也不得不想心事了。昨天夜里的那顿打，挨得太狠，也太冤枉了。
斗争会是在下营生产队打麦场开的。人山人海，上千瓦的灯泡照得跟白天一样。我一入场，就是山呼海啸的口号声，好不威风。
我一看主持会议的人，就知道大事不好了。这是一名女将，管我叫叔，是我本家族的侄女。她二十岁多一点，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已经红得发紫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听说，她正在积极创立功勋，争取县革委常委的席位。那年头，要立功就得斗人，小斗小功，大斗大功。县革委常委在县里算得上大官，得立个特大的功才能当上。我也就成了她立功的对象。逮个大鱼才能卖个大价钱，不知为什么把我这只小虾当成了大鱼来捕捉，冤枉！
斗争会开始了，先是“打倒打倒”“灭亡灭亡”的口号声，接着我这个侄女表现了大义灭亲的浩然正气，劈头就是：“先背背党的政策！”
这我会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我的侄女又说：“不错呀，知道政策就好。坦白吧，你最大最大的罪恶是啥？”
老天爷，这可难住我了。每次斗争会上，我都能听到一些我的罪恶：杀人呀，放火呀，反党呀，反社会主义呀……太多了，哪一条算是最大最大的呢？我可真说不清楚，我只觉得每一条都够杀头的罪。我只好说：“我的罪恶都大，都最大最大！”
“放屁，还想抵赖！”我的侄女个子不高，声音却很高，她问大家：“敌人不坦白怎么办？”
“就叫他灭亡！”回声如雷震耳。
“好！”我的侄女一挥手，“来呀，叫他尝尝无产阶级革命的滋味！”
背影里窜出了几个人，三下五除二就将我五花大绑起来。我听见胳膊被扭得咯咯嘣嘣响，绳勒得钻心痛。可是我的侄女还厉声吆喝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再给我紧点！”天呀，绳子都吃肉了，还嫌恭俭让！于是，从绳缝里又揳进了几块板子，把绳绷得入肉三分。
我的侄女又问我：“坦白不坦白？”
“坦白！坦白！”痛死了，我真心实意坦白了，我说，“我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她又追问：“到底啥罪？”
啥罪？谁知道你们心里想定我啥罪？谁知道你们需要啥罪？我说：“死罪！死罪！”我想，天下的罪只有死罪算最大，我一下子说到了头，或许能开恩了。
“好呀，还搪塞哩！”我的侄女又充分发扬民主了，征求大家意见，“敌人抗拒到底怎么办？”
“就叫他灭亡！”下边的人又一阵呐喊。
于是，我又向灭亡迈进了一步。他们在我面前倒了一堆小石子，刚砸的，每颗石子都是多棱角的，每个棱角都是尖的。他们把我的裤筒卷起，露出了膝盖，然后强把我按着跪到这石刀子上，还故意提起我的双肩往下猛蹾几下，像修水渠打木夯一样。白花花的石子顿时被血染得鲜红。
“不怕你顽抗到底！”革命见了红，我的侄女扬扬得意，开始言归正传地质问：“你别以为革命群众都是睁眼瞎子！你说，《贫农代表》这本书是你写的不是？”
“是的！”我说。这本书又有了什么罪过？我是歌颂贫下中农的啊！
“只要承认就好！”我的侄女胜利了，好像攻克了敌人一个重要高地。然后，面对大家滔滔不绝地讲道：“同志们，他在这本书里说，贫农和中农吵架，吵得天昏地暗。大家想想，这多么恶毒啊，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社会主义的地，他竟敢说天是昏的，地是暗的……”
我虽然膝盖痛得入骨，却还是忍不住扑哧一下笑了。这算什么罪呀？我插嘴辩护道：“我这是形容词啊！”
“啊，你还形容哩！”我的侄女被我激怒了，冷笑几声，“你再没啥形容，形容天形容地？你也睁眼看看，天是谁家的天，地是谁家的地。不是恶毒攻击是什么？同志们，敌人猖狂反扑了，我们怎么办？”
“还叫他灭亡！”又一阵怒吼。
于是，死神扑向了我，拳打脚踢，棍棒交加，顿时头被打破了，血流如注，满脸满身皆是血。我成了被血染红了的人。我的侄女大概看见自己的纱帽也红了，就要胜利收兵了。她问我：“说！今天夜里武斗了没有？”
我怎么说呢？这还用说吗？我沉默不语。
“说，今天夜里到底武斗了没有？”我的侄女决心要问个水落石出，声音里充满了决心。
这还用我说吗？上千双眼睛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我被逼得无法了，就喃喃地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和党说没有武斗就是没有武斗。”
“要叫你自己说！”我的侄女发怒了，“你到底说不说？不说？好，再返返工！”她一挥手，马上又冲过来几个人，看样子要动武了。
“我说！我说！”我怕了，怕再加加工就要到那一间了。我喃喃地咕哝道，“没有武斗！”
我侄女命令道：“大声点！”
有什么办法？我嘶哑着大声叫道：“没——有——武——斗！”
“好嘛！我还当你真不会说哩！”我的侄女完全彻底胜利了，对着大家宣告：“大家都听见了，他亲口说没有武斗，以后敢翻案，敢反咬一口，我们就叫他彻底灭亡！”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是活着回来的，头上的血在滴滴答答地流。老婆马上弄了一把烟叶揉碎，捂到了我的伤口上，可是，血还是一个劲往外冒。老婆又去邻居家找来一盒痱子粉，捂到了我的伤口上，才算止住了血。
天已大明，人都下地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鸡子在逍遥地叫着。我躺在床上想着这场斗争，埋怨自己太糊涂了。如今的天地日月是圣物，能是随便形容的？挨打一点也不亏。这四个字用墨汁写到了纸上，如今得用鲜血去洗刷，可是能洗得净吗？我的贤侄女能当上县革委常委吗？（事后证明，她确实当上了，不过不是常委，大概因为我是个小虾，血不值钱，只当上了个一般委员，算个“短委”，总算我的血没白流。）人家说谎话，自己呢？明明身上七处流血，却说没有武斗，这是实话吗？骗自己吗？身上流血不止，骗群众吗？千百双眼睛看着，谁也骗不住，又非骗不可，不骗不行！这个社会真是滑稽，可又要装得万分神圣！我一边想一边翻了个身，妈呀，碰住了伤口，疼死了！我才发觉肉这玩意儿比思想具体，比思想更讲究实际！
我正在胡思乱想，忽听有人叫我，我忘了疼痛，折身坐了起来。老天爷，是不是又要“天昏地暗”了？我挣扎着正要下床迎接来人，来人已走了进来，忙上前按住我，说：“别下！别下！你还躺着吧！我知道你昨天夜里受了罪！”来人说着坐到了床沿上。
我试着睁了几次眼，都没看清他的脸和眼。他说我“受了罪”，口气好像不是来揪我的。可是，他到底是干啥的？这年头还是小心为好。对他来的目的又不敢问，只好等待了。
“伤很重吧？”他问。
我能说重吗？我在大会上已表过态，没有武斗。说重了，就是翻案，我能说轻吗？这不是看不起革命斗争吗？我没回答，只是装作翻身，“哎哟”了一声，轻重由他评定算了。
“听说你生活很困难，是吧？”他又说。
我才不上当哩！我在队里做活儿不记工分，人家说，改造不是劳动，理所当然不能按劳取酬，谁家改造还给报酬？一家六口全靠老婆的一点工分糊口，能不困难吗？可我敢说吗？谁知道他是不是大队革委会派来的探子。我要说困难，不是对改造不满吗？我又翻了个身，又“哎哟”了一声。
来人笑笑，说：“你别怕，我是专门来帮助你解决困难的！”
帮我？这人到底是干啥的呀？我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他。
“你放心，我是好人，四面净八面光的好！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来人说着从褂子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不得不接住。可是，屋里光线太暗，眼又被血糊住了，我说：“我看不见。”
来人划了根火柴，点着了床头上的煤油灯，我强睁着眼看去。原来是一纸证明，上边写着他是 × × 公社 × × 大队的贫农社员，历史清白，政治可靠，有一手阉猪的好手艺，出来给生产队搞副业，下面盖着一颗公社革委的大印。我开口了：“我家喂的猪七八十斤，早就阉了！”
“我知道，我在你家的猪圈里看过了。我不是来帮你阉猪的。”来人说着收回了证明，还深知“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意义，随口吹灭了灯，又说：“我是想帮你个大忙。”
阉猪的能帮我个什么大忙？我好生奇怪，又不敢随便问。
“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会写稿。”来人胸有成竹地讲，“你现在成反革命了，再写人家也不登了。我想啦，这个手艺丢了怪可惜，笔尖绕绕都是钱嘛。我有个好办法，你还写，写了以后给我，用我的名登了，稿费咱俩平半砍，这个办法不错吧？”
来人讲这话时脸红了没有，我看不见；可是说话这样流畅，竟没一点点口羞吞吐的样子，真使我大吃一惊。帮我？原来如此帮我！心里不禁涌上了一股直到如今还说不清的滋味。我冷冷地笑道：“稿费？你想稿费，稿费可不想你，早就取消了！”
“啊，取消了？”来人失望地叫了一声。
我想，他知道无望了就该走了。谁知他不走，坐着不动，一直发呆。我也不敢撵他走，人家总算是个革命群众，惹人家生气了可没好果子吃。他愣了一会儿，突然笑了，笑得很怪，笑罢了说：“不给稿费也没关系。公鸡头母鸡头总要占一头，你只管写，写了用我的名发了，总要大小给弄个官当当。只要我当了官，不怕没油水，到时少不了你的好处，再咋说我吃肉也不会没有你啃的骨头。我只要上去，先把你的反革命帽摘了，咋样？”他回过头，我第一次看见了他的眼睛，那里装满了希望和欲望的光。
“我要写了毒草，反革命是你当呀还是我当？”我憋不住了，反问道。我只觉着血往头上冲，我怕血会冲破刚刚捂住的伤口流个没完没了。这算哪一国哪一朝的怪事呀，天下竟有这样的人。
来人并没发觉我的话是冷的，又笑道：“笑话，我不相信你再会写出毒草……”
这时，我老婆放工回来。她看看他，又看看我，我给她使了个眼色，让她快请他离开。我说：“他是阉猪的。”
“俺家不阉猪！”我老婆遵从我的眼色，可怜巴巴地对来人请求道，“你快走吧，我们家里不准来人。叫大队知道了，我们不得了，你也不得了！”老婆为了加重紧张害怕的气氛，还忙伸头往外看看，急切地说：“现在没人，赶紧走。谁来我们家要挨斗哩！”
来人无可奈何地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再考虑考虑，早晚同意了言一声！”
来人走了，我忽然哭了，长道短道流着眼泪。老婆忙走到床前问我：“又出啥大事了？”
我摇摇头说：“没有。”
“不会没有！”老婆看着我，担心地说，“昨天夜里挨打挨成那样，回来都没掉眼泪。一定出啥事了，你别瞒着我……”
我想给她说说我心里的苦，可是说不清楚。昨天夜里是要我的血，今天早上是要我的心。我的血和心都是人家拿去换官的礼品，我自己还剩下了什么？这一切都怨写稿！写稿！写稿！我后悔死了，伤心死了！我说：“把钢笔拿来！”
老婆迷惑地问：“还要写啥呀？”
我发狠了，命令道：“叫你拿来就拿来！”
老婆看看我，叹了口气，搬个凳子放到山墙根，站上去，从半墙上老鼠洞里掏出了钢笔，然后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手抖着把钢笔递给了我。
我接过钢笔放到桌上，顺手拿起桌上的钳子，狠狠地砸了下去，钢笔顿时粉碎了。
老婆一惊一乍：“你……”
我哭了，老婆也哭了，当然都是低声抽泣，因为那年代不准哭，只准笑！
家里的书早抄走了，连一张纸也没留下，如今笔又砸了，从此，我完全地彻底地干净地和字绝交了。
…………
这一切都过去了，也永远不会再来了。可是，至今我每提起笔写稿时，就不由得想起那支被砸的钢笔，因为那支笔是在一次作家会议上上级奖的笔！
一九八九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