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俭朴之道
我写作本书，或者确切点说，写作其大部分内容的时候，是独自居住在树林里，就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1]的瓦尔登湖畔，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任何邻人。我住在自己建造的一座小屋里，全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维生。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成为文明生活的寄居者了。
若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盘根究底，我还不会贸然端出自己的私事，引起读者的关注。有人会觉得如此盘根究底实属冒昧，可我完全不这么看，考虑到种种情况，我反倒觉得非常自然，而又合情合理。有人问我拿什么充饥、是否感到孤独、是否害怕，如此等等；还有人出于好奇，想知道我收入中有多少捐献给慈善事业；另有些拖家带口的人，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可怜的孩子。因此，如果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若干此类的问题，就请那些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读者见谅。在大多数书籍中，“我”，或者说第一人称，常被省略；在本书中，却要被保留；言必称“我”，这是本书的主要特点。我们通常都不记得，归根到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倘若我有个像我对自己一样了解的什么人，我就不会如此大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由于阅历尚浅，也只能局限于这个主题了。再说，就我而言，我也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要对自己的生活作一个简单诚实的描述，而不仅仅是写他道听途说来的别人的生活；这个描述就如同从遥远的国度致信给他亲属时所做的那种；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过着诚实的生活，就一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也许，本书格外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我的其他读者，则可择取适合他们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在穿衣服时把衣缝也一起撑开，因为只有衣服合身，穿的人才会感到舒适。
我乐于谈论的话题，与其说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2]的岛民有关，不如说与你们这些本书的读者有关，据说你们都生活在新英格兰；书里说的都是你们的状况，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城镇的外在条件或状况，究竟是什么状况，是否非得搞得这么糟糕，是否无法得到改善。我在康科德跑了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无论商店、办公室，还是田野，在我看来，居民们都在用千奇百怪的方式进行赎罪。我听说，婆罗门[3]置身于烈火之中，两眼直视太阳；或者身体倒悬，头垂在火焰上方；或者扭头仰望天空，“直至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自然的姿势，而由于脖颈扭曲，只有液体才能流进胃里”；或者终生用锁链拴住，在树脚下度日；或者像毛虫一般，用身体来丈量庞大帝国的疆域；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木桩顶上——甚至这些有意识的赎罪形式，也并不比我每天目睹的场景更令人难以置信、更令人吃惊。与我邻人所作的苦修相比，赫拉克勒斯[4]的十二件苦役也微不足道，因为他的苦役只有十二件，终有个尽头；可是我永远也见不到我的邻人杀死或俘获任何一个妖怪，或者完成任何一件苦役。我的邻人没有伊奥拉斯[5]这样的朋友，用烧红的烙铁烙九头蛇的头颈；他们刚把九头蛇的一颗头砍掉，又有两颗头冒出来。
我看到镇上的年轻人，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口和农具，因为这些东西得来容易去之难。倘若他们生在旷野，由狼哺育，反而更好，那样一来，他们就会用更明亮的眼睛，看清他们得在什么样的田野里劳作。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当人类命中注定只要吃一配克泥土[6]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却要吃六十英亩呢？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要动手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得推着所有这些东西来过人的生活，尽可能过得好些。我遇见多少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几乎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垮、压窒息，在生活的道路上踽踽爬行，前面推着一座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谷仓的牛棚如同奥吉亚斯王的牛棚一般，从未清扫过[7]，还有一百英亩的田地、耕地、草地、牧场和林地！那些没有遗产继承份额的人，虽然无须为没有必要继承下来的累赘而操劳，却觉得要开垦和栽培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也是够辛劳的。
但是人们是在错误观念的驱使下而辛劳的。人的大半截很快就被犁入泥土中，化作肥料。通过一种貌似的命运，通常称之为必然，人给雇用了，像一本古书所说，他们把财宝储藏起来，让蛀虫咬、铁锈腐蚀、窃贼入室来偷[8]。这是傻瓜的人生，即使他们没有早些认识到这一点，等走到生命的尽头，也会幡然醒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9]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10]
雷利[11]以铿锵有力的笔调，用诗句将其表达出来了：
从此人类硬起了心肠，忍受着痛苦和忧伤，
证明我们的身体犹如石头一般坚强。
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也不看石头落在什么地方，对于大谬不然的神谕的盲从，就到此为止吧。
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度里，仅仅由于无知和谬误，满脑子装的都是人为的烦恼，干的都是些毫无必要的粗活，结果也就无法去采摘生活的美果。他们的手指，由于劳作过度，变得过于笨拙，变得哆哆嗦嗦，以致无法采摘美果。其实，从事劳作的人没有闲情逸致去日复一日地培养一种真正的人格操守；他无法与人们保持最具有男子气概的关系；他的劳动一进入市场便会贬值。他除了当一台机器，无暇顾及其他。他的成长需要他无知，可他又不得不经常运用他的知识，那叫他怎么能牢记他的无知呢？我们有时要免费供他吃饭，供他穿衣，用我们的滋补饮料提振他的精神，然后才能评价他。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就如同水果上的粉霜，只有小心翼翼地摆弄，才能保留下来。然而，我们对待自己也好，彼此相待也好，都不这么谨慎小心。
我们都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贫困的，觉得生活艰难，有时好像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你们这些本书的读者当中，有些人吃了饭并非顿顿都能付得起钱，也付不起买衣服和鞋子的钱，现在穿的衣服和鞋子快磨坏了，或者已经磨坏了。而且是用借来的或偷来的时间才读到这一页，这就剥夺了你们的债主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的视力被经历磨炼得敏锐了，因而看得很清楚，你们中的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微低贱的生活；总是没有回旋的余地，既想做生意，又想摆脱债务，而债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拉丁人称之为aes alienum，即别人的铜币，因为他们的一些硬币是用黄铜铸造的；你们仍然靠别人的铜币活着、死去、被埋葬；总是答应偿还债务，答应明天就偿还，可又在今天死去，债务仍未偿还；尽量讨好人家，求得顾客的惠顾，用尽种种方法，只差没有犯下可进州监狱的罪行[12]；你们说谎、阿谀奉承、投票表决，把自己缩进一个谦和恭谨的硬壳里，或者让自己膨胀起来，笼罩在一种稀薄缥缈的慷慨气氛之中，这样就可以说服你们的邻人，让你们给他做鞋、制帽、做衣服、造马车，或进些杂货；你们还可以把自己折腾病，这样就需要积攒点钱物，以供生病之需；那要藏在一只旧箱子里，或者藏在灰泥墙背后的一只袜子里，或者更保险些，藏在用砖砌成的储蓄库里；不管藏在哪儿，不管藏的是多是少，反正要藏起来。
我有时感到惊奇，我们怎么能这么轻浮，我几乎可以说，轻浮得关注起那极端丑恶，而又多少是从异国引进的、被称为“黑奴制”的奴役形式，我们有这么多精明狡诈的奴隶主奴役着北方和南方。有一个南方监工已经够令人难以忍受了，再来一个北方监工就更糟糕了；但最糟糕的是，你成为你自己这个奴隶的监工。谈到人的神性！看看公路上那个赶牲畜的人吧，白天黑夜地赶往市场；难道他内心有任何神性在激荡吗？他的最高职责，是给他的牲畜喂料喂水！对他来说，与他的运送收益相比，什么是他的命运呢？难道他不是在为声名显赫的老爷赶牲畜吗？他哪里还有多么神圣、多么不朽？瞧他是多么畏畏缩缩、多么鬼鬼祟祟，整天搞不清为什么提心吊胆，哪里有什么不朽和神圣，只不过成了他本人自己看法的奴隶和囚徒，这是他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赢得的名声。与我们自己的个人看法相比，公众舆论只不过是个软弱的暴君。正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看法，决定了或者说标示了他的命运。即使在想象中的西印度群岛各省的自我解放——有哪位威尔伯福斯[13]能够使其实现呢？再想想这个国度的女士们，她们在编织梳妆坐垫以备世界末日之需，而并不对自己的命运显露出一种过于幼稚的兴趣！好像你能消磨时光，而又无损永恒似的。
大多数人过着沉寂的绝望生活。所谓的听天由命，无非是根深蒂固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进入绝望的乡下，不得不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的所谓游戏和娱乐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陈腐而又无意识的绝望。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娱乐，因为那是工作之后的事。但是智慧的一个特征，是不因绝望而胆大妄为。
用教理问答的话来说，当我们考虑什么是人类的主要目的[14]，什么是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的时候，看起来人们似乎故意选择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与别的生活方式相比，他们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然而他们又确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是清醒而健康的人总记得，太阳升起，万物皆明。什么时候抛弃我们的偏见，都不会太晚。任何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不管多么古老，未经验证就不能信赖。今天人人随声附和或默认为真的事物，明天可能被证明是虚假的，仅仅是舆论的烟幕而已，有人还相信那是一片祥云，将会化作甘霖洒落在他们的田野上。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事，你不妨试一试，倒发现你做得成。古人有古人的办法，今人有今人的招数。或许古人一度并不清楚，可以添加燃料让火继续燃烧；今人在水壶底下放进些许干柴[15]，便能以飞鸟的速度周游世界，此举正如俗话所说，“气死老年人”。老年人并不比年轻人更适合做导师，而且做得并不比年轻人好，因为他们一生中的获益也不见得比失去的更多。人们几乎可以怀疑，最聪明的人是否从生活经验中学到了任何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实际上，老年人并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提供给年轻人，而且他们应该相信，出于个人的原因，他们自身的经验是很片面的，他们的生活都是一场场悲惨的失败。他们或许还保留着几分信念，让人觉得与他们的经验不相协调，他们只不过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从未从年长者那里听到一句有价值甚至诚恳的忠告。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也许对我压根儿讲不出什么中肯的东西。这就是生活，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我从未尝试过的试验；但是他们尝试过了，却也于我无益。如果我拥有什么我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的话，我心里肯定要嘀咕：我的导师们对此却没讲过只言片语。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靠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并不能提供营养让你长骨头。”因此他每天都虔诚地花费一部分时间，为他的身体提供长骨骼的原材料；他边走边说，一直跟在牛后边，而他的牛就是吃草长出的骨头，纵使有一个个障碍，还是硬拉着他和他那笨拙移动的犁往前走。对于某些人，如对百般无助和疾病缠身的人而言，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需品，但对别的人却只是奢侈品，而对另一些人，它们又是全然闻所未闻之物。
在有些人看来，人生的所有领域，无论高山还是峡谷，都已让前人踏遍，而且一切事物尽皆料理妥当。按照伊夫林[16]的说法，“博学的所罗门制定了条例，规定了树木之间的距离；而罗马的官员则作出决定，你隔多久可以到邻人的地里去捡落下的橡果而不算盗窃，而那个邻人可以分到多少橡果”。希波克拉底[17]甚至对于如何剪指甲都留下了指示；就是说，要剪得既不长也不短，恰好与指头取齐。毫无疑问，那种悍然要把人生的多彩多姿和种种情趣耗损殆尽的单调乏味和百无聊赖，就像亚当一样古老。但是人类的能力从未得到衡量；我们也无从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能做些什么，因为这方面没有过多少尝试。不管迄今为止你有过什么样的失败，“都不要苦恼，我的孩子，有谁会指派你去做你未竟的事业呢？”[18]
我们可以用上千种简单的测试来检验我们的生活；例如，同是一个太阳，既催熟了我的豆子，又照亮了由像我们地球一样的行星组成的星系。倘若我早就记住这一点，那就会避免某些错误的发生。我为豆田锄草的时候，并没领悟到这一点。星星是多么奇异的三角形的顶点啊！在宇宙的各个星宿中，有着多少遥远而又截然不同的物类在同一时刻凝视着同一景致！大自然和人生就像我们的不同体制一样景象万千。谁能说生活会给另一个人提供什么样的前景？难道还会有比我们瞬间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发生吗？我们将在一小时之内体验这个世界的所有时光；是啊，甚至是所有世界的所有时光。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哪个人的经历，会比这更令人惊异、更增长见识。
我的邻人称之为好的东西，我在灵魂深处却把大部分认作坏的，而如果我对什么事心存懊悔的话，那就很可能是我的良好行为。是什么魔鬼缠住了我，让我表现得如此之好？老兄，你可以说出你能说的最明智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不能不算是一种荣耀吧——我却听见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离开这一切。一代人放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像放弃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稳妥相信的东西，比我们实际上所相信的东西要多得多。我们少为自己操几分心，便能坦诚地为别人多操几分心。大自然既能接纳我们的长处，也能宽待我们的弱点。某些人的没完没了的焦虑和紧张，可谓是一种不治之症。我们生来都喜欢夸大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没有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啊！还有，要是我们生病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是多么戒备小心啊！如果可能的话，决不靠信仰生活；整天处于警觉之中，到了晚上又不情不愿地做祷告，把自己交给变化无常的运数。我们是彻底而真诚地被迫生活，敬畏我们的人生，否认变更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唯一的途径；从一个圆心能画出多少个半径，就会有多少条途径。一切变更都是一种值得思索的奇迹；然而它又是一种时刻在发生的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9]当一个人把想象中的事情归结为他所能理解的事情时，我就可以预见，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前面提到的烦恼和焦虑大多是些什么，我们为之烦恼，或者至少说为之关切，究竟有多大的必要。尽管置身于表面上的文明社会，但是若能过上一种原始的边远地区生活，倒也会有几分好处，哪怕只是为了了解生活大体上有哪些基本必需品，人们都用些什么办法来获取它们；甚至翻阅一下商人们的陈年流水账，看看人们在商店里最常买些什么、储存些什么，也就是说，需求量最大的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的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影响甚微，就像我们的骨骼，很可能与我们祖先的骨骼没有多大区别一样。
我所谓的“生活必需品”，指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东西，或者经过长期使用而变得非常重要，以至于极少有人愿意试图舍弃的东西，即使有人舍弃，也是出于落后、贫穷或哲学的原因。对于许多生灵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生活必需品，就是食物。对于北美草原上的野牛来说，生活必需品就是几英寸长的丰美青草，加上可以饮用的水；除非它还要在森林或山阴下寻求栖息之地。没有任何一种野兽除了食物和栖息地外，还有别的需求。在本地的气候中，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准确地分为以下几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得这些必需品，我们才能自如地应对生活的实在问题，并有望获得成功。人类不仅建造了房屋，而且制作衣服和烹饪食物；还可能偶然发现了火能生暖，随着后来对火的应用，起初是一种奢侈，进而产生了如今烤火的必要性。我们观察猫狗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借助适当的住所和衣着，我们理所当然地保留住了体内的热量；但是，如果住所和衣服温度过高，或者燃料烧得过热，也就是说，外部的热量高于我们体内的热量，那岂不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我们开始烧烤我们自己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到，他们一行人虽然穿着暖和的衣服，靠近火坐着，却并未感到暖和，而他大为惊讶地注意到，那些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尽管离火要远得多，却“经不住这样的烘烤而汗流浃背”[20]。于是，我们听说，新荷兰人[21]赤身裸体倒安然无恙，而欧洲人穿着衣服却瑟瑟发抖。难道就不能把这些野蛮人的强健体魄与文明人的聪明才智结合在一起吗？按照利比希[22]的说法，人的身体是一个火炉，食物就是让肺保持内燃的燃料。天冷时我们吃得多些，天热时则吃得少些。动物的热量是一种缓慢燃烧的结果，一旦燃烧过快，便会出现疾病和死亡；燃料不足，或通风设施出现故障，火便随之熄灭。当然，不可把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与火混为一谈，类比就到此为止吧。从上面列举的情况来看，“动物的生命”几乎就成为“动物的热量”的同义词；因为虽然食物可以被视为保持我们体内热量的燃料——而且燃料只是用来准备那种食物，或者从体外来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但是住所和衣服也只是用来保持如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于是，我们身体的一大需要就是保持温暖，保持我们体内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因此我们费尽心机，不仅要获取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还要搞到床铺，床铺就是我们夜间的衣服，我们还要抢夺鸟巢，拔掉鸟儿的胸部羽毛来营造住所之中的住所，就像鼹鼠在洞穴底部用树叶和草铺成床一样！穷人常爱抱怨这是个冰冷的世界；我们也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病痛直接归因于寒冷——既有身体上的寒冷，又有社会上的寒冷。在某些气候区里，夏天能使人过上一种如在乐土[23]一般的生活。这样一来，燃料除了煮饭之外，也就没有必要了；太阳就是他的火，太阳光足以把许多水果煮熟了；而食物一般说来更加多种多样，也更容易获取，衣服和住所则根本不需要，或基本不需要。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当前，在这个国家，有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等几件工具，而勤奋好学的人能有些重要性仅次于必需品的灯光、文具，以及能读到几本书，也就足够了，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花费少许钱便可获得。然而，有的人并不明智，非要跑到地球的另一边，来到处于野蛮状态而又不讲卫生的地区，倾心做上十年、二十年的生意，为的是能够活下去——也就是说，保持着令人舒适的温暖——最终死在新英格兰。生活奢侈的富人并非仅仅要保持令人舒适的温暖，还要感受人为的炎热[24]；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他们是被烧烤了，当然是àla mode[25]。
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生活的舒适条件，不仅并非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进步的实实在在的障碍。就奢侈品和舒适条件而言，大智者往往比穷人过着更俭朴的生活。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代圣哲就属于这样一类人，身外之财谁也没有他们那样匮乏，而在内心里谁也没有他们那样富足。我们对他们所知有限。可是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居然还能了解这么多。人类较为现代的改革家和行善者们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安贫乐道的高度，才能成为一名公正睿智的人生观察者。无论在农业、商业，还是文学、艺术领域，奢侈的生活结出的总是奢侈的果实。如今有哲学教授，却没有哲人。然而当教授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活着曾经是令人羡慕的。做哲人不仅要有深奥的思想，甚至不仅要创立一个学派，而且要热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意旨生活，过一种简朴、独立、豁达而又诚信的生活。那是要解决生活的一些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解决，而且还要在实际上解决。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朝臣式的，而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豪杰式的。他们只是因循守旧，勉强地应对生活，几乎就跟他们的父辈一样，而绝非人类更高贵种族的先驱。但是人类为什么总是堕落？是什么使得一个个家族没落衰亡？那种造成国家萎靡不振，进而使之毁灭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奢侈？难道我们能确保自己的生活中就没有这样的奢侈吗？哲人甚至在他生活的外在形式上，也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的吃、住、穿和取暖，都与同时代人不同。如若不能用比别人高明的方式保持维持生命之热能，他又怎么能成为哲人呢？
一个人用我描述的几种方式获得热量之后，接下去想要什么呢？当然不会再要同一类的热量，诸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阔绰的住宅，更漂亮、更充裕的衣物，更多烧得更久、更热的炉火，等等。当他获得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而不必去寻求那些非必需品了。也就是说，他要告别卑微的劳作，踏上人生的猎奇征程。看来土壤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种子将其胚根朝下伸扎，现在又可能满怀信心地向上发芽。人若是不能相应地升入上面的天空的话，为什么又要如此牢牢地植根于大地呢？——因为较为珍贵的植物，是根据其最终在远离地面的地方，在空气和阳光里所结出的果实，来评价其价值的，而不会被当作较为低贱的食用植物来对待。低贱的食用植物，即便是两年生植物，对它们也只是培育到长好根为止，而且为了长好根还经常把顶部砍掉，因此到了开花季节大多数人都认不出它们是何物了。
我无意为天性坚强勇敢的人制定清规戒律，不管身处天堂还是地狱，他们都会管好自己的事，也许他们造起房来会比最富有的人更富丽堂皇，花起钱来比最富有的人更阔绰大方，而又不会使自己穷困潦倒，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生活的——如果说像想象的那样，真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也不会为那些人制定清规戒律，他们恰恰是从事情的当前状态中获得了鼓舞和灵感，并以恋人般的柔情和热情，对之加以珍惜——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也列入这类人之中；我这番话不是针对那些在任何境况中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而且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否在安居乐业——我所针对的，主要是那芸芸众生，他们牢骚满腹，本来可以改善的时候，却只是在徒劳地抱怨命运或时代的艰辛。有一些人，他们对什么事都抱怨得最起劲、最伤心欲绝，因为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在恪守自己的职责。我还想到那些貌似富有，实则是各阶级中最为贫穷的一类人，他们把金属融化后的浮渣积攒起来，但又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也不知道怎样处理掉，于是便为自己锻造出了金脚镣或银脚镣。
假如我试图说出在过去几年中，我渴望过怎样的生活，那么多少了解点这段历史实情的读者大概就会感到诧异；而全然不了解实情的读者则肯定会感到惊讶。在此我只是略微提示一下一直念念不忘的几桩事。
不管在任何天气里，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的任何时辰，我都迫切地想要把握好关键时刻，并且将之刻在我的手杖上；迫切地想要站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永恒的交汇点上，那恰好就是当前这一时刻；将脚尖抵住那条起跑线准备起跑。请原谅我的某些晦涩难懂之处，因为在我这个行当里有着比多数人的行当更多的秘密，虽说我也并非刻意保守秘密，但却与我的行当的性质密不可分。我倒乐意尽情道出我所了解的我这一行当的全部底细，而绝不会在我的门上写上“禁止入内”。
我很久以前失去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在寻找。我曾对许多游客说起过它们，描述了它们的踪迹，以及对什么样的呼唤有回应。我曾遇见过一两个人，他们听见过那条猎犬的吠声、那匹枣红马的蹄声，甚至还看见过那只斑鸠飞入云层后面，他们似乎也急于找回它们，好像是他们自己丢失了一样。
我所期盼的，不仅仅是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的话，简直是大自然本身！不论夏天还是冬天，有多少个清晨，邻人们都还没起身忙碌之前，我已经早就忙起自己的事情！毫无疑问，许多镇民都曾看见我忙完事情归来，黎明时分动身赶往波士顿的农夫、前去干活的伐木工人，他们都曾碰到过我。的确，我从未对太阳的升起助过一臂之力，但毋庸置疑，最最要紧的是，太阳升起时，只要我在场就行。
这么多秋日，是啊，还有这么多冬日，我是在镇外度过的，试图听听有什么传闻，一经听到便立即发布出去！我为此而拼命奔跑，几乎耗光了我的全部资本，而且连气都喘不过来。如果这传闻与两个政党有关，那一定是跟最新消息一起登在报[26]上了。在别的时候，我守望在峭壁或树顶的瞭望台上，一有什么新消息，就用电报发送出去；或者黄昏时分待在山顶上，等待夜幕降临，以便能抓到点什么，尽管总也抓不到多少，而所抓到的一点，却像吗哪[27]一样，又在阳光下融化殆尽。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杂志的记者[28]，该杂志发行量不大，主编从不认为我的大部分稿件适于刊登，于是，正如作者们习以为常的那样，我的辛劳换来的只是酸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酸楚也就是它自身的酬报。
多年来，我曾自命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察员，并且尽忠职守；如果说不是公路检查员的话，那也是林中小路和所有穿插路径的检查员，确保处处畅通，还给深谷架上桥梁，一年四季都可通行，众人的足迹已经证明了这些举措有多管用。
我照看过镇子里的野生牲畜，它们总爱翻越栅栏，给尽职尽责的牧人带来不少麻烦；我还密切注视过农场上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尽管我并非总知道约拿斯[29]或所罗门今天是否在哪块田里干活，那可不关我的事。我给红橘、沙樱和荨麻浇水，给红松和黑梣浇水，给白葡萄和黄紫罗兰浇水，在干燥季节，这些植物不浇水都会枯死。
总之，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如此这般地持续了很长时间，兢兢业业地做事情，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清楚，镇民们终究是不会接纳我为镇政府的公务员，也不会给我一个闲职，让我领取一点微薄的干薪。至于我的账目，我敢发誓说总是记得清清楚楚，然而却从未有人检查过，更没有人接纳过，更别说来付款结账了。不过，我从没把心思放在那上面。
不久前，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跑到我家附近一位著名律师家里兜销篮子。“你要买篮子吗？”他问道。“不要，我们一只也不要。”对方回答道。“什么！”印第安人走出大门时惊叫道，“难道你想把我们饿死吗？”看到他那些勤奋的白人邻居生活得那样富裕——律师只要把辩词编好，就像变魔术似的，金钱和地位就会接踵而来——印第安人对自己说：我要做买卖，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做的事。他以为他编好了篮子，就算尽到了自己的本分，接下来就轮到白人来买他的篮子了。他并没发现，他必须把篮子做得值得别人购买，或者至少使别人认为值得购买，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东西值得人家购买。我也编织了一种精致的篮子，但是我没有让人觉得值得购买。然而，就我而论，我也同样认为值得去编织，虽说我没有去研究怎样让人觉得值得购买，可我却研究了如何才能避免非得去推销。人们称赞并视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我们为什么非要夸大其中的一种，而贬低其他的生活呢？
我发现，镇上的同胞们并不想在法庭给我谋个一席之地，也不想随便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我个助理牧师的职位或生计，我只得自谋生路，因而我就越发彻底地把目光转向了树林，我对那里更熟一些。我决定立即开张，也不等凑足通常所需的资本，而是利用我手头已有的那点微薄资本。我去瓦尔登湖，既不是为了过俭朴生活，也不是为了过铺张生活，而是为了尽可能少受干扰地做点私事[30]；免得由于缺乏常识、进取心和生意头脑而导致事业失败，那不仅凄惨，而且愚蠢。
我总是尽力养成严格的生意习惯；对每个人来说，严格的生意习惯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是与天朝[31]做生意，那么只要在塞勒姆港[32]的海岸上设一个小小的账房也就够了。你可以把本国出产的物品、纯粹的土特产、大量的冰块和松木，还有一点花岗岩，总用本地的货轮装载。这都是些很不错的买卖。不管多么细小的事，都要亲自处理；你既是领航员和船长，又是货主和保险商；既买进卖出，还要记账；阅读收到的每封来函，草拟、审阅要发出的每封回复；日夜监督进口货物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多处港口——往往装载量最大的货船在泽西[33]海岸卸货；充当你自己的电报机，不知疲倦地扫视着地平线，还要和沿着海岸线行驶的所有船只保持联系；对路途遥远而利润丰厚的市场要保持稳定供货；了解各地的市场行情，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见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一切探险的成果，运用新航道和所有先进的航海技术——研究海图，确定暗礁以及新的灯塔和浮标的位置，而且还要不断地校正对数表，因为计算上稍有差错，本该抵达友好码头的船只，往往会在礁石上撞得粉身碎骨——这就是拉佩鲁兹[34]难究其详的劫数；还要跟得上宇宙科学的发展，从汉诺[35]和腓尼基[36]人，再到今天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都要研究；最后，还要随时盘点存货，以便了解你的状况。这会促使一个人殚精竭虑，是对其能力的一种磨炼——诸如利润和亏损、利息、皮重和损耗，以及种种计量问题，都需要广博的知识。
我觉得瓦尔登湖将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由于铁路和冰块贸易，这里还有些有利条件，也许把它们透露出去并非明智之举；这是个好的交易场所，有一个好的基础。这里没有涅瓦河[37]那样的沼泽需要填充，虽说你必须到处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一涨潮，加上西风，再加上河中的冰块，便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表面席卷而去。
由于这种生意不需要通常的资本便可开张，于是也许不大容易猜测，将从哪里筹集到此类事业依然不可或缺的那些财力。说到衣着，便立即触及了实际问题，也许我们买衣服时，更多的是受喜新好奇和顾及别人看法的驱使，而不考虑其真正的实用性。让一个要做工的人记住，穿衣的目的，首先是保持维系生命之所需的热量，其次是在如今的社会状况下，掩盖赤裸的躯体，他进而可以判断：他可以完成多少必要的或重要的工作，而又不用给他的衣橱增添衣物。国王和王后一套衣服只穿一次，尽管都是御用裁缝为他们特制，他们却无法尝到穿一套合身衣服的舒适之感。他们不啻是挂着干净衣服的木架。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们融为一体，接受了穿衣人的个性特征，以至我们不忍将它们脱下；要丢掉它们，就像丢掉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总要经过一番求医问药、郑重对待之后，才恋恋不舍地把它们丢掉。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身上打了个补丁而被我看低；然而我又相信，人们普遍穿着入时，或者至少干干净净、没打补丁，而不讲究良心是否健全。但即使衣服上的破洞没有补上，所暴露出来的最大缺点或许就是不修边幅。我有时用这种方法测试我的熟人——谁肯穿上膝盖上打了块补丁，或只破了两条缝的裤子？从表现来看，好像大多数人认为，谁要是这样做就会自毁前程。对他们来说，拖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地进城，也比穿着一条破马裤进城好受些。往往一位绅士的腿出了事故，那腿还能治好；可他的马裤的裤管若是出了同样的事故，那可就没救了；因为他所考虑的，并非什么是真正的体面，而是什么被视为体面。我们认识的人不多，可见到的衣服和裤子却不少。把你的贴身衣服给稻草人穿上，而你则裸着身子站在一旁，谁不立刻向稻草人致敬呢？几天前，我打一块玉米田走过，在一个戴着帽子、穿着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家农场的主人。与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只是略微增加了点风吹日晒的痕迹。我听说有一条狗，每看见陌生人穿着衣服走近主人家就狂吠不已，但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却能轻而易举地让它平静下来。人要是脱掉了衣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相对的社会地位，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否在一群文明人中，确切地说出谁属于最体面的阶级？法伊弗夫人[38]自东向西作环球探险旅行，快到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要去拜访地方当局的时候，说她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身处一个文明国家，这里是以衣着取人的”。即使在我们新英格兰的民主城镇里，谁要是意外地获得了财富，仅靠在衣着和装备上有所显露，那也会使财富的拥有者几乎处处受人敬重了。但是表示敬重的人，尽管人数众多，却都是些异教徒，需要给他们派去个传教士。此外，做衣服需要缝纫，这是一种你可以称之为没完没了的工作；女人的衣服，至少，永远也做不完。
一个终于找到点事情可做的人，并不需要穿上一身新衣服去干活；对他来说，那身在阁楼上不知尘封了多久的旧衣服也就足够了。旧鞋让英雄穿起来，要比他的贴身男仆穿的时间长——要是他有贴身男仆的话——而打赤脚比穿鞋子历史更悠久，因而英雄也可以打赤脚。只有那些要去参加晚会和要去立法厅的人，才非得穿上新衣服不可，去那些场合的人经常变化，衣服也经常更换。但如果我的外套和裤子、帽子和鞋子都适合于做礼拜的时候穿戴，那就足矣，难道不是吗？有谁见到过他的旧衣服？——他的旧外套实在破烂不堪，快分解成破布条了，即使把它送给一个穷孩子，都不能称之为善举，说不定他会转送给另一个更穷的孩子，或者说，既然这另一个孩子东西再少却能照样过日子，那是不是该称他更富有呢？我说要提防所有那些要求穿新衣的职业，而不是提防新的穿衣人。如果没有新人，新衣服做出来又适合谁来穿呢？如果你面前有什么事业的话，那就穿着你的旧衣服去试试看。大家所需要的，不是借助什么，而是做什么，或者更确切点说，是成为什么。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新衣服，不管旧衣服有多破、多脏；后来我们经过努力，有了新的事业，驶向新的目标，觉得自己像是新人穿旧衣，若是继续穿旧衣的话，那就像是旧皮袋装新酒[39]。我们去旧换新的季节，就像飞禽换季一样，一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紧要关头。潜鸟退隐到偏僻的湖畔去换羽毛。蛇蜕皮、蚕破蛹，也都采取类似方式，都要通过体内的运作与扩张；而衣服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皮和尘世的烦恼[40]而已。不然的话，人们一定会发现我们在挂着假旗扬帆航行，最终不可避免地被人类和我们自己的舆论所唾弃。
我们身穿一件又一件衣服，似乎我们就像外生植物一样，通过往外增长而生长。我们穿在外面的，往往是又薄又花哨的衣服，就是我们的表皮或假皮，它跟我们的生命毫不相关，可以随意脱下而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我们常穿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可我们的衬衫则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皮，如果剥掉的话，难免不撕扯皮肉，进而把人毁掉。我认为，各物种在某些季节的穿着都相当于衬衫。一个人最好穿着简单，这样他在黑暗中一伸手就能摸到自身，而且在各方面生活得非常紧凑，随时有所准备，一旦敌人占领了镇子，他能像古代的哲人那样，空着手无牵无挂地走出城门。一件厚衣服在多数情况下顶得上三件薄衣服，而顾客也能以自己觉得合适的价钱买到便宜的衣服；五美元可以买一件厚外套，穿上五年，两美元可以买一条厚裤子，一点五美元买一双牛皮靴子，二十五美分买一顶夏天的帽子，六十二点五美分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可以在家里自制一顶更好的帽子，花费微不足道，一个人穿上一套他自己赚来的衣服，哪里还会穷得找不着有识之士对他怀有敬意呢？
当我要求做一件特别款式的衣服时，女裁缝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人家现在不做这种款式的衣服了。”她压根儿没有强调“人家”这个字眼，仿佛她是在援引三女神[41]那样的绝对权威，于是我发现我想要的款式难以做成，而这仅仅因为她不敢相信我说话当真，不相信我会如此冒昧。我听见这句神谕般的话，便沉思了一下，掂量着每一个字，以便能悟出其意思，搞清楚“人家”和“我”有多大的关系，以及在这样一件与我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人家”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权威。最后，我倒想用同样神秘的方式回答她，而又不再强调“人家”这个字眼：“不错，人家近来是没做这种款式的衣服，不过现在又在做了。”她要是不测量我的个性，而只测量我肩膀的宽度，好像那只是挂衣服的钉子似的，那么对我的测量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所崇拜的，并不是美惠三女神[42]，也不是命运三女神[43]，而是时尚女神。她纺纱、织布和剪裁，享有绝对的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一顶旅行帽，美国所有的猴子都要跟着学。我有时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借助别人的帮助办点简单而真诚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首先要让他们从强力压榨机中轧过去，把他们头脑中的各种旧观念给榨出来，搞得他们无法马上再站起来；然后，这群人中有一个人脑袋里长着一条蛆，那是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寄居其中的一只卵孵化出来的，由于连火都烧不死这些东西，你也就空忙了一场。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埃及有一种小麦就是由一具木乃伊流传下来的[44]。
总的来说，我认为不能说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衣着打扮已经提升到艺术的崇高地位。如今，人们还是勉强对付，能弄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就像船只失事的水手们，到了岸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而且不管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都隔着一点距离，互相嘲笑着彼此的装束。每一代人都在嘲笑旧款式，虔诚地追求新款式。我们一瞧见亨利八世[45]的装束，或伊丽莎白女王[46]的装束，就觉得好笑，仿佛那就是食人生番群岛的国王和王后的装束似的。一切装束一旦脱离了人身，都是可怜或怪诞的。只有穿衣者的严肃目光及其度过的真诚生活，才能抑制住嘲笑，并把任何人的装束视为神圣。如果身着五颜六色服装的丑角突然腹绞痛发作，那他的服装也得帮助他展现那副情状。当士兵被炮弹击中时，他的破烂军装就像帝王的紫袍一样得体。
男男女女对新款式所怀有的那种幼稚而又原始的趣味，使得不知多少人为之震颤，眯着眼睛看万花筒，指望可以发现这一代人今天所需要的图案。生产商已经了解到，这种趣味纯属随心所欲。两种图案的区别，无非是某种颜色多缝上几针或少缝上几针，可其中的一种马上销售一空，而另外一种则在货架上滞销，尽管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尚的款式。相比而言，文身算不得人们所谓的陋习。不能仅仅因为刺入肌肤，无法改变，就称其为野蛮。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体系是人们获取衣服的最佳模式。工人的状况正日益变得更像英国工人的状况；说来不足为奇的是，就我耳闻或目睹的情况而言，厂家的主要目标不是让人们穿得好、穿得体面，而毫无疑问是为了让公司发财。从长远来看，人们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一时难免会遭遇失败，他们还是把目标定得高些为好。
至于住所，我不否认，如今这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尽管有事例说明，在一些比美国寒冷的国家里，人们可以长期无需住所而照样生活。塞缪尔·莱恩[47]说：“拉普兰[48]人身穿皮衣，再把头和肩膀套在皮囊里，便可一夜接一夜地睡在雪地上……而那个天寒地冻劲儿，你不管穿着什么样的毛衣，待在冰天雪地里也势必会冻死。”他曾见过拉普兰人这样睡觉。然而，他又接着说：“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强悍。”不过，大概人类在地球上没生活多久，便发现房屋带来的舒适，也就是家的安逸，这个说法起初可能指房屋而不是家人带来的满足；然而在某些气候区里，房屋在我们看来主要是与冬季或雨季联系在一起，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有把遮阳伞也就够了，并不需要房屋，因而说房屋给人带来舒适纯属以偏概全，只是偶尔适用而已。在我们这个气候区，到了夏天，以前夜里几乎只要盖点东西就行。在印第安人的记录里，一座棚屋就是一天行程的象征，而在一棵树的树皮上刻出或画出一排有多少棚屋，就意味着他们宿营了多少次。人并非生来四肢发达、身强力壮，因而必须试图缩小自己的天地，用墙壁垒起一个适宜自己的空间。起初他们全都赤身裸体，生活在户外；但是，尽管遇到晴朗温和的天气，白天还是挺宜人的，可是一到雨季和冬天，人类若不是急急忙忙给自己搞了个栖身之所，那他的种族也许早就给扼杀在萌芽状态下了，更不用说在灼热的骄阳下了。照神话的说法，亚当和夏娃还没穿上衣服之前，先穿的是树叶。人类需要有个家，一个温暖或舒适的处所，首先是身体的温暖，然后是情感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人类还处于幼年期时，某个有胆魄的凡人钻进岩洞栖身。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儿童都以同样的方式踏上人世的历程，即便在雨天和冷天，也都喜欢待在户外。他们出于本能，喜欢玩过家家、骑木马。谁会不记得儿时曾带着怎样的兴致看着层叠倾斜的岩石，或通向洞穴的路径？这是我们的始祖出自本能的渴望，如今我们依然抱有这样的渴望。我们从住洞穴发展到住封顶的房屋；用料从棕榈树叶，到树皮树枝，到编织拉直的亚麻，到草芥和麦秆，到木板和木瓦，再到石头和瓦片。最后，我们不知道住在露天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还更有居家的意味。从壁炉边到田野是一段漫长的距离。倘若我们有更多的日日夜夜是在与天体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度过的，倘若诗人不是在屋脊下那样滔滔不绝，倘若圣人不是在屋里居住那么久，那该有多好。鸟儿不会在山洞里唱歌，鸽子也不会在鸽棚里珍惜它们的纯真。
然而，一个人要是打算建造一所住宅，那就有必要运用一点北方佬的精明，免得到头来发现自己住进了一家感化院、一个没有路标的迷宫、一座博物馆、一家救济院、一座监狱，或一座华丽的陵墓。首先要考虑，栖身之所其实并不是那么必不可少。我见到过本镇的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49]，住在用薄棉布搭成的帐篷里，周围的雪差不多有一英尺厚，我想他们倒情愿雪再厚一些，以便挡住风。怎样才能诚实地谋生，而又给自己留下追求正当目标的自由，这是个以前比现在还要困扰我的问题，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有些麻木了。那时我时常在铁路旁见到一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们夜里把工具锁在里面；这让我意识到，每一个生活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美元买上这么一只箱子，在上面钻几个孔，至少能透透气，在下雨天和晚上可以钻进去，盖上盖子，这样就能随心所欲，从而心灵上也获得了自由。这似乎并非最糟糕，也绝非什么可鄙的选择。你可以愿意怎么熬夜就怎么熬夜，一旦起了身，就可以走出去，也没有房东或店主追着你要租金。许多人为了给一只更大、更奢侈的箱子付租金而被折磨致死，可他若是住在这样一只箱子里，那就绝对不会冻死。我绝非在开玩笑。节俭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但处理起来却轻率不得。一个粗野强壮的种族，大部分时间住在户外，以前曾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舒适的房子，用的几乎全是大自然给他们提供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印第安人总管古金[50]，于一六七四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是用树皮封顶的，建造得非常整齐，既结实又温暖，那些树皮是在树液干枯季节从树干上脱落下来的，趁着树皮还绿的时候，又用重木将其压成大块的薄片。……简陋一些的房屋则用一种灯芯草编织的席子封顶，也还算结实温暖，但不如前者好。……我见过的一些，长六十或一百英尺，宽三十英尺。……我常在他们的棚屋里寄宿，觉得跟英国最好的房屋一样温暖。”他还说，棚屋里通常铺着编织精致的绣花席子，还配备着各种器皿。印第安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把一张席子悬挂在屋顶的通风口，用一根绳子来拉动，调节通风效果。这样的棚屋起初最多花上一两天工夫即可建成，几小时内便可拆掉再重新搭起来；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座棚屋或棚屋中的一个房间。
在野蛮的状态下，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个几乎是最好的栖身之处，足以满足其粗陋简单的需求；不过，我想我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尽管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野蛮人有棚屋，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却只有不过半数的家庭拥有住房。在文明发达的大城镇里，拥有住房的人数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余的人则要为这种冬夏都不可或缺的外罩支付年租，这笔年租本可以让他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的棚屋，但现在却导致他终身受穷。在此我并不想认定租房比不上拥有住房，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野蛮人之所以拥有自己的住所，乃是因为花费甚少，而文明人之所以租房，通常因为他买不起房；而从长远看来，他也不见得更能租得起房。可是有人回答说，寒酸的文明人只靠支付这点租金就能获得一个住所，这住所比起野蛮人的棚屋来，简直是一座宫殿。一年只需支付二十五美元到一百美元的租金（这是乡下的价格），便可获得经过世世代代的改进才得来的诸如宽敞的房间、洁净的油漆和壁纸、拉姆福德壁炉[51]、内抹灰泥的墙面、软百叶窗、铜水泵、弹簧锁、宽敞的地窖等众多好处。但据说享用这些东西的往往是寒酸的文明人，而无缘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因身为野蛮人反倒变阔气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文明是人类状况的真正改进——我想也确实是改进，尽管只有智者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那也必须指出，文明造出了更好的住房，却没有造成房价的昂贵；一件物品的代价，我欲称之为用以交换物品所需要的人生付出——即时的付出或最终的付出。在本地区，一幢普通的房子大概需要八百美元，而要攒足这笔钱，一个劳动者需要耗费十年到十五年的生命，即便他没有家室之累——据估计，每个劳动者的金钱价值按一天一美元来计算，因为虽然有的人获得的多些，还有的人却获得的少些——因此，他通常需要花费大半生的时间，才能挣得他的棚屋。如果我们认为他还是租房为好，那也不过是两害相权未必择其轻。难道野蛮人会明智一些，按照这样的条件用他的棚屋换一座宫殿吗？
有人或许会猜测，我把拥有这份多余财产的全盘好处，几乎贬低为以备不时之需的一种储备，就个人而言，主要是为了支付丧葬的费用。不过，人也许并不需要安葬自己。尽管如此，这却表明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毫无疑问，他们是煞费心机为我们的利益着想，要使文明人的生活形成一种制度，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了，以求保持和完善种族的生活。不过我要指出，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获得了当前的这点好处；我还想指出，我们本来是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获得这众多好处的。你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52]，或者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也酸倒了[53]，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54]“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55]
考虑到我的邻人，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至少也和别的阶级一样富裕，我发现他们大多已经劳作了二三十年或四十年，以便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他们通常是在带有抵押权的情况下继承下来的，不然就是用借来的钱买下的——我们可以把那辛劳的三分之一视为他们房屋的代价——但通常他们尚未偿付购房的款项。的确，那种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于是农场本身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累赘，可依然有人去继承它，因为据这位继承者说，他和农场的关系太密切了。我咨询了财产估价员，惊讶地获悉，他们居然无法立马说出镇上有一打人不折不扣地拥有自己的农场。你如果想了解这些家宅的历史，那就请到为它们办理抵押的银行里去询问。用在农场上的劳作真正还清了农场债务的人，为数微乎其微，周边的人谁都能将其指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有没有三个这样的人。据说商人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一百人中有九十七人，是肯定要亏损的，农夫的情况同样如此。不过，对于商人，他们中有一位中肯地说到，他们的大部分损失并非真正的金钱上的亏损，而仅仅因为手头不便导致未能履约；也就是说，是道德品质出了纰漏。但这却使问题糟糕透顶，而且这还意味着，说不定连那剩余的百分之三的人也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比起那些实实在在的破产者来，他们也许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破产和拒付债款是我们的文明常用来跳跃和翻跟斗的跳板，但是野蛮人却站在饥荒这块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这一年一度的米德尔塞克斯牛展[56]却大放异彩，好像农业机器各个关节都运转顺畅。
农夫试图解决生计问题，采取的是比问题本身还要复杂的方式。为了买几根鞋带，他做起牲畜的投机买卖。他以极其高超的技艺，用一根游丝设置了机关，以便能过上舒适安逸、独立自主的日子，随后他一转身，自己的一条腿给夹了进去。这就是他贫穷的原因，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尽管被奢侈品所包围，但就野蛮人的上千种舒适条件而言，我们全都赤贫如洗。正如查普曼所吟唱的——
这虚假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伟大
把天国的舒适全都化作稀薄的空气。[57]
农夫有了他的房屋，并不因此而更富，反倒因此而更穷，而且可以说是房屋拥有了他。依我看来，这是莫摩斯对密涅瓦所造的那座房子所提出的令人信服的异议[58]，说她“没有把房子建造得可以移动，只有可以移动，才可以避开糟糕的邻人”；如今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因为我们的房屋是如此不灵便的财产，我们往往不是住在里面，而是被囚禁在里面；而我们应该避开的糟糕邻人，则成为我们卑劣的自我。我在本镇至少熟悉一两家人，他们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想把他们在郊区的房子卖掉，搬到村里去住，但一直没有了却此愿，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得到解脱。
就算大多数人能够最终拥有或租用得到种种改进的现代房屋。虽然文明一直在改进我们的房屋，但却没有同样改进要住在里面的人。文明创造了宫殿，但要创造出贵胄和帝王却并不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来得更有价值，如果文明人把他的大半生仅仅用于获取基本的必需品和舒适品，那他为什么非得比野蛮人拥有更好的住宅呢？
可那贫穷的少数人又过得怎样呢？也许人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外在条件比野蛮人好，另一些人则比野蛮人差，两种人数互成正比。一个阶级的奢侈被另一个阶级的贫穷抵消了。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贫民所和“沉默的穷人”[59]。成千上万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工匠，吃的是大蒜，死后可能得不到体面的安葬。装修出宫殿飞檐的石匠，晚上可能回到一个还不如棚屋的茅舍。如果以为在一个存在着通常文明迹象的国家里，有相当多的居民的境况不像野蛮人那样落泊，那可就错了。我指的是落泊的穷人，而不是落泊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我不必往远处看，只需看一看铁路两边随处可见的简陋小屋；那铁路可是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呀。我每天在那里散步，都看见有人住在猪圈般的地方，整个冬天都门户大开，好让光线照进去，见不到任何柴堆，那只是他们经常想象得到的东西，而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由于长期受到寒冷和痛苦的折磨，总习惯于蜷缩着身子，肢体和官能的发育受到了阻碍。当然应该关注这个阶级，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劳，才使得能彰显这一代人成就的工程得以完成。在某种程度上，英国这个世界大作坊里，各种名目的技工的处境也都大抵如此。我也可以跟你说说爱尔兰的情况[60]，地图上将其标为白色，或者是未开化地区。我们可以将爱尔兰人的物质条件，与北美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诸岛的岛民，或尚未跟文明人接触而堕落的其他任何野蛮人种族做一比较。我毫不怀疑，野蛮人的头领跟文明人的一般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是证明什么样的污秽可能与文明并存。现在我无须提及那些生产出本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南方各州的劳工——他们本身就是南方的一种主要产品[61]。我还是只谈谈那些据称处于中等境况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未考虑过房屋为何物，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像邻人那样拥有一座房子，于是他们实际上毫无必要地终身受穷。好像一个人必须穿上裁缝给他剪裁的衣服，或者逐渐抛弃了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帽，抱怨时势艰难，因为他买不起一顶王冠！人们完全可以建造一种比现在更舒适、更豪华的房屋，然而大家又都承认负担不起这个费用。难道我们总是挖空心思要多捞一些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能满足于少捞一点？难道可敬的公民就该通过言传身教，一本正经地教导青年人，让他们在临终之前，务必备好一些多余的雨靴、雨伞，为虚拟的客人开几间虚设的客房？为什么我们的家具就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一样简单？我们把为人类造福的人奉为来自天国的信使，把天神的礼物带给人类，当我想起他们时，我在心目中并没看见他们有什么侍从相随，也没看见有成车的时尚家当。或者说，鉴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优于阿拉伯人，我们的家具就该比阿拉伯人家的来得繁复，我若是认可这一说法，那又会如何呢？那岂非咄咄怪事？当前我们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家具，一个利索的家庭主妇会把其大部分扫进垃圾坑，而不把她的晨活丢下不做。晨活啊！迎着奥罗拉[62]的赧颜和门农的乐声[63]，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晨活该是什么呢？我的书桌上有三块石灰石，可我却惊恐地发现，它们需要每天除尘，而我脑子里的家具还全未擦拭，于是我带着厌恶之情把它们扔出了窗外。这样一来，我还怎么能拥有一个配备着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露天里，因为灰尘是不会落在青草上的，除非有人把地掘开。
引领时尚的皆是奢侈放浪之辈，芸芸众生则锲而不舍地跟着赶时髦。在所谓最好的旅店住宿的旅人，很快就察觉了这一点，因为店主把他当成萨丹纳帕路斯[64]，假如他任凭他们将他置入温柔乡，那他很快便会丧尽阳刚之气。我认为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往往是花钱买奢华，而不是安全和便利，结果也就没有安全和方便可言，车厢反倒变成了一个现代客厅，装备着长沙发、软垫凳、遮阳篷，以及上百种别的东方器物，那些东西本是为伊斯兰教徒的女眷和天朝的女娇客而造的，乔纳森[65]听到这些名物都会害臊，而我们却把它们带到西方来。我宁可坐在一只南瓜上，一个人独自拥有它，也不愿和别人挤在一个天鹅绒坐垫上。我宁可在大地上乘坐空气自由流通的牛车，也不愿坐进观光火车的豪华车厢去天国，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在原始时代，人生活得极其简朴，赤身裸体，这起码意味着这样一个优势：这使人仍然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寄居者而已。等他吃饱睡足，消除了疲乏，就又打算重新启程。他似乎住在这世上的一个帐篷里，不是穿过峡谷，便是越过平原，要么爬上山巅。不过，瞧啊！人类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工具的工具。过去饿了就独自采摘果实的人，如今成了农夫；过去待在树下庇荫的人，如今成了管家。我们如今不再露营过夜，而是在大地上安居下来，忘记了天国。我们信奉基督教，仅仅把它当成改善农艺的良方。我们为今生建造了家族大厦，为来世建造了家族陵墓。最好的艺术品表现了人类试图从这种状态中挣脱出来所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的艺术的效果，却仅仅是使得这种低级状态变得舒适些，而将更高级的状态置于脑后。在这个村里，实际上并无精美艺术品的立锥之地，即便真有这样的作品传到我们的手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也并没有为它们提供合适的基座。没有一颗钉子可以用来挂画，也没有一个架子可以用来放置一座英雄或圣徒的半身塑像。当我考虑我们的房屋是如何建造的，如何付的款，或者如何没付款，以及其内部经济是如何管理维持的时候，我感到奇怪的是，当一位来宾赞赏壁炉台上那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时，地板并没有塌下去，让他跌进地窖里，掉到那块虽是泥土但却坚固硬实的地基上。我不能不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富裕而优雅的生活已是“跃而以求”的目标，我无法欣赏那些装饰这种生活的精美艺术品，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一“跃”上；因为我记得，单靠人的肌肉而做出的最了不起的真正跳跃记录，是由某些四处游荡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们在平地上跳出了二十五英尺的高度。在没有人为的支撑物的情况下，人跳到那个高度之后肯定要再回到地上来。我忍不住要向这种不当行为的事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你？你究竟是那九十七个失败者中的一位，还是那三个成功者中的一位？你要是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我也许就可以看看你的那些花哨的小玩意，发现它们确有装饰价值。车马倒置，既不美观，也不实用。在我们能用美丽的物品装饰房屋之前，必须先把墙壁刮干净，还得把我们的生活清理干净，而且要以美好的家务料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不过，追求美好的品味大多是在户外培养出来的，户外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66]在其《创造奇迹的上帝》一书中，谈到了本镇的首批移民，他和他们是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山坡下挖个山洞，作为最初的栖息所，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头上，在最高的一边点起冒着浓烟的火，烘烤泥土。”他说，“直到在上帝的保佑下，大地带来了供他们食用的面包之后”，他们才“为自己建造了房子”，而第一年庄稼又歉收，致使“在一个漫长的季节里，他们不得不把面包切得很薄”。一六五〇年，新尼德兰省[67]的总督用荷兰语为那些想去那里开发土地的人提供了书面信息，他特别声明：“那些在新尼德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农舍，于是便在地上挖出一个四方形的坑，就像地窖一样，六七英尺深，长宽以他们认为合适为准，然后用木材把土坑的四壁封起来，再用树皮或别的东西塞住木材的缝隙，以防泥土塌落；还要给地窖铺上地板，顶上用护壁板作天花板，在天花板上方用圆材架起屋顶，圆材上覆盖着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一家人就能在这些干燥而暖和的屋子里住上两年、三年、四年；不言而喻，这些地窖按照家庭人数的多少分成一个个隔间。在殖民地的初期，新英格兰的富人和显要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建了他们最初的住房，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建房上，也使下一个季节不至于缺少食品；二是为了不让他们从故国带来的众多贫穷劳工丧失信心。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已经适应了农业生产，他们便花费几千美元，给自己盖起了漂亮的房子。”[68]
我们的祖先所采取的这一做法，至少表现出了一种审慎，好像他们的原则是首先要满足更为迫切的需要。可是，那些更为迫切的需要现在得到满足了吗？当我想起要为自己建造一座豪华的住宅时，我又望而却步了，因为这个地区可以说尚未适应人类文化，我们仍然不得不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切得很薄，比我们的祖先把他们的全麦面包切得薄得多。即使在最原始的时代，也并非要忽视建筑上的一切装饰；不过，还是让我们的房屋从一开始就是内在美的装饰，从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做起，就像贝类动物的栖息所一样，而不是外在美的堆砌。可是，天呀！我曾走进一两幢房子，知道它们里面装饰成了什么样子。
虽然我们没有退化到今天可能还需要住山洞、棚屋，或穿兽皮，但是对于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所提供的种种好处，纵使是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当然还是接受为好。在这样一个住宅区，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头都比较便宜，而且比起适宜的山洞、整根的原木、大量的树皮，甚至回火的黏土及平整的石块来，也更容易获得。我在这个话题上倒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熟谙此事。只需略增加点智慧，我们便可以应用这些材料，从而变得比如今最富有的人还富有，并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上帝的赐福。文明人就是一种更有经验、更加睿智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快来谈谈我自己的试验吧。
一八四五年临近三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来到最靠近我打算建房的地方，动手砍伐一些高大挺拔、仍然处于茂盛期的白松，用来做木料。要是不借点东西是很难开工的，不过这也许是最豪爽的做法，可以让你的同胞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斧头的主人撒手借给我时，说那是他的宝贝；不过我还回去的时候，斧头比我借的时候还要锋利。我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令人适意的山坡，遍地覆盖着松树，透过松树可以望见瓦尔登湖和林中的一小片开阔地，那里的松树和山核桃树长势正盛。湖里的冰尚未消融，不过有几处已经开冻，黑黝黝地渗着水。我在那儿干活的那几天里，还下过几场小雪；但是我出了树林来到铁路上往家走时，在大半路程里，路边的黄沙堆一直向前延伸，在雾蒙蒙的氛围中微微泛光，而铁轨则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我还听见云雀、美洲小以及别的鸟儿已经到了，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了。这是令人愉快的春日，在这些日子里，不仅冰冻的大地，还有人们不满的冬天[69]，都在冰消冻释，蛰伏的生命开始舒展了。一天，我的斧柄脱落了，我便砍下一截青绿色的山核桃木做楔子，用石头把它敲了进去，再把斧子整个浸在湖的小水湾里，让楔子膨胀，这时我看见一条带条纹的蛇游进水中，伏在湖底，显然没有觉得受到什么惊扰，我在那儿待了多久，它就伏在湖底多久，或许不止一刻钟；这也许因为它尚未从蛰伏状态完全解脱出来。在我看来，出于类似的原因，人们仍然处于目前这种低级而又原始的状态之中；但如果人们能感到春天万物复苏在唤醒他们的话，那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种更高级、更缥缈的生活中去。我曾在霜冻的清晨，在路上见到几条蛇，它们身体的某些部分仍然是麻木而僵硬的，等着太阳来给它们解冻。四月一日下了雨，冰融化了，那天早上浓雾笼罩，我听见一只离群的鹅，在湖上四处摸索，发出呱呱的叫声，好像迷了路一样，或者像是雾的精灵。
接连好几天，我继续伐木，砍削木料，也砍削立柱和椽子，全用的是我那把窄斧头，心中没有多少值得交流的或学术性的思想，我只是对自己唱道——
人们说他们见多识广，
瞧！他们全都架起了翅膀，
什么科学与艺术，
还有上千种器具；
只有那风吹个不歇，
才是人所知晓的一切。[70]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六英寸见方，大多数立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木料只砍一边，其余各边则留着树皮，这样一来，这些木料就像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而且坚固得多。每根木料上都仔细地凿出了榫眼，在根茬处劈出了榫头，因为这时我已借到了别的工具。我白天在树林里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不过我通常把面包和黄油带去做午饭，中午就坐在我砍掉的绿松树枝当中，阅读那包着食物的报纸，我的面包就给沾上了松树枝的芳香，因为我的双手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松脂。我还没收工，松树就成了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尽管我已经砍伐了几棵，但却跟它们更熟悉了。有时林中的漫游者被我斧子的砍伐声吸引过来，于是我们就会面对着我砍下的碎木屑愉快地聊上一阵。
我的活计不是赶得很急，只想尽量做细一点，到了四月中旬，房子的框架做好了，就等着支起来。我已经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他是个爱尔兰人，在菲奇堡铁路上工作，我买他的房子是为了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好得不得了。我去看房子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起初屋里的人没有注意我，因为窗子又深又高。棚屋面积不大，屋顶是尖的，此外没有多少东西可看，四周的尘土足有五英尺高，简直是个肥料堆。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尽管被太阳晒得严重变形，脆弱不堪。没有门槛，门板下面是母鸡的常年通道。柯太太来到门口，要我进去看看。我一走近，把母鸡也赶了进去。屋里很暗，大多是泥土地面，阴冷潮湿，让人打寒战，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经不起搬动。她点着灯，让我看内部的屋顶和墙壁，还有延伸到床下的木地板，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一个两英尺深的土坑。用她的话来说，“头顶上是蛮好的木板，四周全是蛮好的木板，还有一个蛮好的窗户”——原先是两个完整的方洞，近来只有猫打那儿进出了。屋里有一个炉子、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在这间屋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镀金框的镜子，还有一台钉在一根橡木杆上的崭新别致的咖啡豆研磨机，总共就是这些。交易很快就谈妥了，因为詹姆斯这时已经回来了。我当晚要支付四美元二十五美分，而他则在明早五点把房子腾出来，在此期间不得卖给他人：我在六点钟来接收。他说我最好早点去，免得有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些不明不白又绝对不合理的要求。他向我担保，这是唯一的障碍。六点钟，我在路上碰见了他和他的家人。一个大包袱把他们所有的家当全打包进去了——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和母鸡——就是没见那只猫。它跑进树林里，成了一只野猫，后来我又听说，它踩上了一个捕捉土拨鼠的夹子，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上午，我把这座房子拆掉，拔去钉子，用小推车把木板运到湖边，摆在草地上，让阳光将其重新晒白扭正。我推着车子走过林中小路时，一只早起的画眉给我送来了一两支小曲。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诡秘地告诉我，在我推车的过程中，爱尔兰人邻居把那些还凑合的、比较直的、可以敲进去的圆钉、马钉和长钉，全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一回来，他就站在一旁跟我寒暄起来，兴致勃勃，满面春风，对这一片狼藉丝毫不以为然；如他所言，他没有多少活计可做。他要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个貌似无足轻重的事件，能与盗走特洛伊神像等量齐观[71]。
我在一个朝南的山坡上，在土拨鼠打过洞的地方挖我的地窖。刨出漆树和黑刺梅的根，清除了植被在土壤深处的残留物。地窖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都挖到细沙土了，即便冬天再冷，土豆也不会冻坏。地窖四边是逐渐倾斜的，没有用石头砌住；不过，由于永远晒不到太阳，所以沙子也不会滑落。这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活。我特别喜欢这番掘土，因为在几乎所有的纬度地区，人们往地下挖掘，都可找到气温很少变化的地方。在城市里最豪华的房屋下面，仍然可以找到地下室，他们的块根照旧储藏在那里，而且在上层建筑消失了很久以后，子孙后代仍能看到它在泥土中的凹坑。房屋仍然只不过是洞穴入口处的一种门廊而已。
终于在五月初，我在几个熟人的帮助下，把房子的框架竖立了起来，之所以要请人帮忙，与其说是出于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利用这样一个大好时机来增强邻里情谊。能请人帮忙把框架竖立起来，感到最荣幸的莫过于我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定会帮忙竖立起更高的建筑。七月四日，房子一铺好地板，盖好屋顶，我就搬了进去，因为木板的边缘已被仔细地削薄，一块搭接一块，这样也就绝对不会漏雨，不过在铺地板之前，我已在屋子的一端为烟囱打好了基础，用双手将两手推车的石头从湖边运上了山。秋天锄完地之后，我便把烟囱砌了起来，这还没到必须生火取暖的时候，与此同时我总是一大清早在户外地上烧饭：如今我仍然认为，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烧饭方式要比通常的方式来得更方便，也更惬意。逢上下大雨，而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我就拿几块木板架在火堆上，自己坐在下面看着面包，以此度过愉快的几个小时。在那些日子里，我手里的活计很多，因而很少读书，然而散落在地上的几张小纸片、我的布衬垫或桌布，都给我提供了同样多的乐趣，其实达到了像阅读《伊利亚特》[72]一样的目的。
我盖房子已经考虑得很周密了，但还是值得更周密一些。比如说，考虑一道门、一扇窗、一个地窖、一间阁楼，按照人的天性该有怎样的根基，也许在我们找到比世俗的需要更好的理由之前，决不去建造什么上层建筑。人建造自己的房屋，与鸟儿筑巢一样合情合理。如果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自己的住房，并且简朴而诚实地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了食物，那么谁晓得诗性的天赋会不会得到充分的发掘，就像鸟儿在同样情况下到处歌唱一样呢？可是，唉！我们还就喜欢牛鹂和布谷鸟，它们把蛋下在别的鸟儿筑的巢里，而且叽叽喳喳的、不悦耳的叫声绝不会让旅人为之振奋。难道我们要永远把建房的乐趣拱手交给木匠吗？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经验中算是什么呢？我在一次次的散步中，从未遇见哪个人从事像建造自己的房屋一样这么简单而又自然的职业。我们都是社会的成员。成为九分之一个人的，并非仅仅是裁缝[73]；传道士、商人和农夫也同样如此。这种劳动分工到何时才是个头？它最终服务于什么目的？毫无疑问，别人也可以替我思考；但是这并非说他替我思考就把我替自己思考排除在外，那当然也就不可取了。
的确，这个国家是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位，他抱有一个想法，要使建筑装饰拥有一个真理的内核、一种必要性，继而是一种美，仿佛这是上天对他的启示。[74]从他的观点来看，也许一切都挺好，但却比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高明不了多少。他是建筑上的一位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是从飞檐上着手，而不是从地基上着手。那只不过是如何用装饰物把真理的内核包装起来，以便使每一个球形小糖果里确实含有一粒杏仁或葛缕子籽——尽管我认为，没有包糖的杏仁最有益于健康——那并不是要让居民，也就是住在里面的人，能够真正把屋里屋外建好，而装饰则听其自然。哪个通情达理的人会认为，装饰是外在之物，仅仅加在表皮上——认为乌龟壳上之所以有斑点，贝类之所以有珍珠母的色泽，仍是像百老汇的住户一样，是通过签订这样一份合同，而得到三一教堂[75]的呢？但一个人与他房子的建筑风格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乌龟与它外壳上的风格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士兵也不必无聊地试图把他的美德的确切颜色涂在他的军旗上。[76]敌人会搞清楚的。考验临头的时候，他会吓得脸色煞白。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好像趴在飞檐上，胆怯地把他那半真半假的话，悄声说给屋里实际上比他更明白的粗野房主听。我现在见到的建筑之美，我知道那是由内向外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出自居住者的需求和个性，居住者是唯一的建筑者——出自某种无意识的纯真和高贵，而压根儿没有考虑到外表；而且不管要产生什么此类的附加之美，都会先有一种类似的无意识的生命之美。画家知道，本地最富有情趣的住所，通常是穷人的最朴实无华、最简陋的木棚和乡舍。它们是住户的外壳，正是住户的生活，而并非仅仅是其表面的任何奇特之处，才使得这些木棚和乡舍美丽如画；同样富有情趣的，是市民的郊外小屋，他们的生活就像那小屋一样简朴，令想象一样为之惬意，而且也很少刻意追求住宅风格上的影响。建筑上的大部分装饰，实际上虚有其表，九月的一阵大风就会将其一扫而光，就像吹走借来的羽毛[77]一样，却并不伤害其实质。地窖中没有橄榄和美酒的人，不讲究建筑式样也过得去。倘若人们在文学风格的装饰上同样煞费心机，而我们的《圣经》建筑师也在飞檐上花费了跟我们的教堂建筑师同样多的时间，那会怎么样呢？Belles-lettres[78]、beaux-arts[79]及其教授们，就是造就出来的。是呀，让人绞尽脑汁的，是几根木棍究竟应该斜放在他上方，还是斜放在他下方，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如果是他认真地把木棍放好了，给箱子涂上了颜色，那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若是居住者徒有虚壳而失去了精神，那就与给自己做棺材一般无二了——也就是坟墓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成了“棺材匠”的代名词。有一个人在对生活感到绝望或麻木不仁时说，捧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把你的房屋涂成那个颜色吧。难道他想起了他最终的斗室[80]吗？那就掷枚铜币来决定吧。他一定有的是闲工夫！你为什么要捧起一把泥土呢？最好把你的房屋涂成你自己的肤色；让房子替你变白或发红。这是一项改进乡舍风格的创举！等你给我准备好了装饰物，我就会佩戴起来。
冬天到来之前，我造好了烟囱，我的房子本来就不漏雨，我又给四壁贴上墙面板。这些墙面板是用原木上砍下来的第一层木料做成的，粗糙不平，还有很多树液，我不得不用刨子把边沿刨平。
这样一来，我就拥有了一座贴上墙面板、抹上灰泥的严实房子，十五英尺长，十英尺宽，立柱八英尺高，加上一间阁楼、一个壁橱，每一边都有个大窗子，还有两个活动天窗，一端一扇门，对面是一个砖砌的壁炉。下面就是我的房子的精确造价，支付的只是我所用材料的通常价钱，不过并没把人工费计算在内，因为全是我自己完成的；我之所以把细节列出来，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说出自己房子的造价是多少；而能分门别类地说出各种造房材料价格的人，那就更微乎其微了——
①通常指马毛，用作黏合剂掺入抹灰，可增加其强度。
这就是全部材料，木料、石头和沙子除外，因为根据擅自占地者[81]的权益，我是有权取用这几样材料的。我还在附近盖了个小柴棚，主要是用盖房剩下的材料盖成的。
我还打算为自己建一座比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都要豪华和气派的房子，只要它同样令我感到适意，而且费用不超过我现在这座。
于是我发现，本想找个地方住宿的学生，却能用不超过他现在每年支付的租金，而获得一个终生的住所。如果我似乎有些言过其实的话，那我也有个开脱的理由：我是在为人类，而不是为我自己夸耀；我的诸般缺点和前后矛盾之处并不妨碍我言辞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言不由衷和矫饰之词——就像难以从我的麦子中分离出去的秕糠，对此我像任何人一样感到抱歉——在这件事上，我还将自由呼吸，挺直腰板，这对心灵体系和生理体系都是一种缓解；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恭恭谨谨地成为魔鬼的代言人[82]。我要尽力说出真相。在剑桥学院[83]，一个学生的寝室只比我的住房略大一点，单是房租就是每年三十美元，而房产公司可在一个屋檐下并排建造三十二间房屋，从中大肆牟利，可居住者却要忍受众多嘈杂邻居之不便，或许还要住在四层。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假若我们在这些方面确有真知灼见的话，那就不需要接受那么多的教育，因为毋庸置疑也早该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为受教育而付出的经费开支也可大幅节省。在剑桥或其他院校，学生为所需的那些便利，自己或他人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这种代价是双方处理得当的情况下所需花费的十倍。需要花最多的钱去买的东西，从来就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是费用清单中颇为重要的一项，而学生通过与最有教养的同时代人交往获得了远远更有价值的教育，可这却不收费。创建一所学院，其方式通常是筹集不限额度的捐赠款，然后又盲目地将劳动分工的原则推向极致——其实，这本该是一条除非从慎而为，否则切勿恪守不怠的原则——请来一位承包商，承包商又把这件事当成了投机买卖，于是便雇用爱尔兰人或别的技工当真打起地基来，与此同时，将来的学生据说要使自己适应这样的机制；为了这样的疏忽失职，一代接一代的学生都得为之付出代价。我认为，如果让学生或那些希望从中获益的人自己来打地基，那就会更好。学生通过处心积虑地逃避人类所必需从事的任何劳动，获得了他所渴望的闲暇和清静，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卑鄙无益的闲暇，因为这使他失去了唯一能使闲暇结出成果的经验。“不过，”有人会说，“你的意思不会是说学生应该用双手而不是用头脑去工作吧？”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我的意思可能跟他想的差不多。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该拿人生当儿戏，或者仅仅研究人生，而让公众在这昂贵的游戏中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认认真真地生活。青年人除了立即尝试生活实践，还会怎样更好地学会生活呢？在我看来，这既会教他们学习数学，也训练他们的大脑。比如，我若是希望一个孩子了解点科学艺术方面的知识，就不会采取通常的途径，只是把他送到某个教师那里，他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不教不练生活的艺术：让他用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世界，可就是不用肉眼去观察；让他研究化学，却不懂得面包是怎么制成的；或者让他研究力学，却不研究力学的原理；让他发现海王星的新卫星，却发现不了他自己眼里的尘埃，或者他本人是什么流浪汉的“卫星”；或者在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滴醋里的怪物时，却被成群出没在他周围的怪物吞噬。到了月底，哪一个孩子的进步会更大些——是那个用他采掘并熔炼的矿石做成了折刀，并为此阅读了大量必要资料的孩子，还是那个与此同时在学院里上冶金课，并从他父亲手里接过一把罗杰斯[84]牌折刀的孩子？哪一位更容易割破自己的手指？……令我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时被告知，我学过航海了！嗨，倘若我在港口兜上一圈，我定会掌握更多的航海知识。甚至连穷学生也学习，并且只教给他政治经济学，而与哲学同义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大学里却未曾认真教授过。其结果是，虽然他在阅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85]的著作，他却让他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
跟大学的情况一样，许许多多的“现代进步”也是如此；人们对它们抱有幻想，而又并非总是确有进步。魔鬼早就拥有了股份，后来又有不计其数的后续投资，接着便持续不断地攫取复利。我们的发明往往只是一些漂亮的玩具，分散了我们对正经事情的注意力。它们只不过是改进了的手段，用于未经改进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早就是极其容易达到的；就像铁路通向波士顿或纽约一样。我们急急忙忙地要建造一条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路；但也许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并没有什么重要消息可传送。就像一个男人急于被介绍给一位失聪的著名女士，两人都处于尴尬的境地，等男方给做了介绍，女方号角状助听器的一端也放在了他手上，这时他却无话可说了。仿佛主要目的就是说话要快，而不是言之有理。我们急于想在大西洋底下挖掘隧道，让旧世界和新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说不定泄露出来传给美国人的招风耳的头一条消息，是阿德莱德公主[86]患有百日咳。毕竟，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并不会送来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福音传教士，也不是吃着蝗虫和野蜜而来的[87]。我怀疑，飞马奇尔德斯[88]是否曾把一配克的玉米带到磨坊去。
有人对我说：“我感到纳闷，你怎么不攒钱；你喜欢旅游，你今天可以乘车去菲奇堡[89]，看看乡村风景。”不过我可没有那么傻。我晓得最快的旅行者是步行者。我对我的朋友说，让我们比试一下，看谁先到达。距离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十美分。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就是在这条马路上，工人一天的工资是六十美分。好吧，我这就迈步出发，天黑以前便可到达；一个星期以来，我都是以这个速度行走的。与此同时，你会挣到你的车费，在明天某个时候到达那里，或者可能是今晚到达，如果你能幸运地及早找到工作的话。不过你不是去菲奇堡，而是要花大半天时间在这里干活。因此，如果铁路能通往世界各地，我想我应该走在你前头；至于看看乡村风光，获得这一类的阅历，那我只好与你完全断绝来往了。
这就是谁也无法超脱的普遍法则，至于说到铁路，那我们也可以说横竖都一样。要建造一条供全人类使用的环球铁路，就相当于要筑平这个星球的整个表面。人们有一种模糊的观念，认为只要他们坚持合资经营，不停地用铁锹挖掘，持续到足够长的时间，都会最终乘车到达某个地方，几乎不用花多少时间，也不用花多少钱；可是，尽管成群结队的人奔向车站，列车员大声喊道：“大家都上车！”这时，烟被吹散，蒸汽凝结，这才发现只有少数人爬上了车，其余的人被碾过去——这将被称为，而且就是“一起可悲的事故”。毫无疑问，那些挣到车费的人，最终还是能够乘上火车的，也就是说，他们若是能活那么久的话，不过到那时他们也许早就失去了旅游的兴致和欲望。把人生的最好时光花费在赚钱上，以便在人生最没有价值的时光里享受一种值得怀疑的自由，这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跑到印度先要赚一大笔钱，为的是回到英国过诗人的生活。其实他当初真不如直接登上阁楼去写诗。“什么！”上百万个爱尔兰人从遍布全国的棚屋里冒出来，大声喊道，“难道我们建造的这条铁路不好吗？”是的，我回答说，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你们或许可能做得更糟糕；不过，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把时光花在比挖掘泥土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还没建好房子之前，我便想通过某种诚实而惬意的方式挣到十到十二美元，以便应付自己的额外开销，于是我便在房子附近大约两英亩半松软的沙土地里，主要种上了豆子，但也有少量的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整块地有十一英亩，大部分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个季节每英亩卖到八美元零八美分。有一个农夫说，这里“毫无价值，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我在这块地上没施任何肥料，因为我不是土地的主人，而只是一个擅自占有者，再说我也不期待再种这么多地，也就没有一次把地整完。我犁地的时候，挖出了几考得[90]树墩，给我提供了够烧很长时间的燃料，还留下了一小圈一小圈未开垦过的松软沃土，夏天很容易辨认出来，因为那里的豆子长得格外茂盛。在我房后的那些死掉了而且大多没有销路的树木，以及从湖里捞上来的漂浮木，为我提供了其余的燃料。我不得不雇了一头牲口和犁，还有一个帮工来犁地，尽管扶犁的是我本人。我第一季度用在购买工具、种子和付工钱等方面的农场开支，是十四点七二五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送给我的。这方面花的钱微不足道，除非你种得过多。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91]的豆子、十八蒲式耳的土豆，此外还有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没有什么收成。我农场的全部收入为：
我做这番估价时，有些产品已经消费掉了，手头上还有价值四点五美元的产品——用这笔款项来抵消我没种植的一点草，还是绰绰有余的。通盘考虑下来，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和现时的重要性，尽管我做实验所占的时间甚短，不，甚至部分就因为时间十分短暂，我相信，这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位农夫在那一年的收成都要好。
第二年我的收成还要好，因为我把自己所需要的地，大约三分之一英亩，全都翻好了，而且我丝毫没有被众多的农业名著（其中包括阿瑟·扬[92]的著作）所吓倒，而是从两年的经验中意识到，如果一个人想过简朴的生活，只吃自己种植的庄稼，而且只种植够他吃的，并不想用之换取数量不足的较为奢侈、较为昂贵的东西，那他只需耕种几杆[93]的土地，而且用锹来挖比用牛来犁来得便宜，时不时地选择一块新地也比给旧地施肥来得便宜，到了夏天的闲暇时刻，好像用左手就能做完一切必须做的农活。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像眼下这样把自己与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一头猪束缚在一起了。在这一点上，我想出言不带偏见，就像是一个对当今的经济社会体制之成败了无兴趣的人一样。我比康科德的任何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座房屋、一座农场上，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天赋意向行事，而我的天赋意向又总是时刻变幻无常。我不仅比他们生活优裕，假若我的房子被烧掉或庄稼歉收，我的生活还可以几乎像以前一样优裕。
我常想，与其说人是牲畜的饲养者，不如说牲畜是人的饲养者，牲畜比人自由得多。人和牛换了工；但如果只考虑必要的活计，那就会发现牛拥有巨大的优势，它们的农场要大得多。人在六个星期的割草翻晒过程中，完成了他那换工后的部分活计，这可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当然，没有哪个在各方面都过着简朴生活的国度，也就是说，没有哪个由哲人构成的国度，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居然会利用牲畜的劳动。的确，以前从未有过一个由哲人构成的国度，以后也不大可能很快就出现一个，即便出现一个，也未必一定就是好事。然而，我可永远也不会驯服一匹马或一头牛，饲养它为我做什么活，唯恐我由此而变成一个十足的马夫或牧人；如果社会因为这样做而似乎有所获益的话，那我们是否能确信，一个人的收益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马夫就跟他的主人有同样的理由感到满足呢？即使某些公共工程没有畜力相助也能建成，那就让人与牛马来共享这一荣光吧；是否可以由此断定，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无法完成与他自己更相配的工作了？当人在牛马的帮助下，着手做些非但不必要或装点性的工作，而且是些奢侈无聊的工作时，那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些人完全是与牛马换工，换句话说，他们变成了最强大者的奴隶。这样一来，人不但为他体内的畜生效力，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象征，他还为他身外的畜生卖命。尽管我们有许多用砖石盖成的坚实房屋，但是一个农夫的兴旺昌盛，仍然要看其牲口棚令其住房黯然失色的程度而定。这个镇子据说拥有这一带最大的牛棚和马房，而在公共建筑方面也不落后；但在这个国家，可供自由敬神和自由言论的厅堂却为数极少。一个国家不应该寻求把建筑用作自己的纪念物，可为什么甚至不拿其抽象思维的能力用作自己的纪念物呢？比起东方的所有废墟，《薄伽梵歌》[94]是多么更加令人赞叹不已啊！塔楼和庙宇是帝王的奢侈品。思想简朴而又独立的人，并不遵照帝王之命去劳作。天才并不是任何帝王的仆从，而造就天才的材料也并非银子、金子或大理石，充其量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成分。请问：敲打出这么多石头究竟为何目的？我在阿卡狄亚[95]的时候，并没看见有谁在敲打石头。有些国家怀着疯狂的野心，想借助他们所留下的敲打出来的石头的数量，来使自己永垂不朽。假如他们同样不遗余力地改善自己的举止，使之温文尔雅，那又会怎么样呢？一个真知灼见，要比像月亮一样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更加令人难忘。我更喜欢看见石头放在适得其所的位置。底比斯[96]的壮丽是一种庸俗的壮丽。它那一百座城门已经远远偏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还不如环绕着一个诚实人的田地的一杆宽的石头墙来得合理些。那些野蛮而又信奉异教的宗教和文明，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庙宇，但你所能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所敲打的石头，大多数只是奔向了坟墓。它们把自己活埋了。至于金字塔，它们本身毫无可惊叹之处，值得惊叹的倒是这个事实：居然有这么多人如此下贱，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给某个野心勃勃的笨蛋建造坟墓上，对于这样的笨蛋，若是把他丢进尼罗河里淹死，然后把他的尸体扔给狗吃，会更明智，也更勇武。也许我可以为他们和那笨蛋找个借口，可我没有那个闲工夫。至于建筑者的宗教和艺术爱好，全世界大致都一样，不管建造的是埃及庙宇还是美国银行。成本总是高于效益。主要原因是虚荣心，加上对大蒜和黄油面包的喜爱。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他在他那本维特鲁威[97]著作的背后，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出了图案，把活计交给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去做。被鄙视了三千年的东西，现在开始受人景仰了。至于你们的高塔和纪念碑，这个镇里曾经有过一个疯子，他着手挖一个直通中国的地洞，而且已经挖得很深了，据他说，都听到中国的茶壶和水壶咕噜咕噜作响了；不过我想，我可不会不辞辛劳地去欣赏他所挖出的那个洞。许多人都在关注西方和东方的纪念碑——想知道都是谁建造的。就我而言，我倒想要知道，当年是谁没有建造纪念碑——是谁超然于这种琐事之上。不过，还是接着说我的统计吧。
在此期间，通过在村里做勘测、木工和各种各样别的日工——因为我的手艺像手指一样多，我挣了十三点三四美元。尽管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我做出这些估算所涵盖的时间，是从7月4日到翌年3月1日，不算我所种的土豆、一点青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考虑最后一天仍在手头的东西的价值，我八个月的伙食开销是：
其中，从面粉到盐各项，全是失败的试验。
是的，我总共吃掉八点七四美元；不过，如果我不知道我的大多数读者也会跟我一样觉得有罪，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若是印刷出来也不见得比我雅观，那我也不会如此厚颜无耻地把我的罪过公之于众了。第二年，我有时会捉几条鱼来当晚餐，有一次我甚至屠宰了一只糟蹋了我豆田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所说，实现了它的转世——把它吞食了下去，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试验；不过，尽管有一股麝香味，却还是为我提供了一时的享受，可我又意识到，长期食用未必是桩好事，即便村里的屠夫似乎愿意帮你把土拨鼠收拾好。
在这期间，衣服和某些零星花销虽然微不足道，却也达到：
洗衣和缝补大多是拿到外面去做，而又不曾收到账单，除此而外的全部金钱支取列数如下——在这个地方的必要花费也就这么多了，可能还要多些：
现在我要针对我那些需要谋生的读者讲点情况。为了满足谋生的需要，我卖出的农产品的收益为：
一方面，从开支总数中减去这些钱，还差25.2175美元——这几乎就是我用来启动的资金，也是预料中打算支出的费用；另一方面，我除了因此而获得了闲暇、独立和健康之外，还得到了一幢舒适的房子，我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数字，尽管看似信手拣来，因而不足为训，但由于具备某种完整性，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价值。凡是我所得到的，我无一遗漏地全记在账上。从上述估计可以看出，单是食品每周就花费我大约二十七美分。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吃的是黑麦、不发酵的玉米粉、土豆、大米、少量的咸肉、糖蜜和盐；我喝的是水。我十分喜爱印度的哲学，因此主要靠吃大米为生，这很适合我。为了应对某些惯于吹毛求疵之辈的责怪，我还是声明一下为好：要是我偶尔外出吃饭（我总会偶尔外出吃饭，相信将来还会有机会这样做），那会经常扰乱我的家务安排。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外出吃饭是一种寻常之事，也就丝毫不会影响这样一份相对的报告单。
我从两年的经历中获悉，即使在这个纬度区，要获得人所必需的食品所造成的麻烦，真是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人可以采用跟动物一样简单的饮食，还能保持健康有力。我做过一顿令我满意的饭，在好几个意义上都令我满意，那仅仅是一盘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从我的玉米地里采来的，煮熟了，加上盐。我之所以附上拉丁语学名，是因为其俗名之中含有美味之意。请问，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和平时代，在平常的午间，除了足够数量的鲜嫩甜玉米，煮熟了再加上盐，还能希望再要什么呢？甚至我想来点小花样，也是顺从口味上的需求，而不是健康上的考虑。然而，人们却弄到这个地步：经常挨饿，不是由于缺乏必需品，而是由于缺乏奢侈品；我就认识一个善良的女士，她认为她儿子之所以丢了性命，是因为他养成了只喝水的习惯。
读者将会意识到，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不是从饮食学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人家里如果没有充足的食品储藏，是不会贸然尝试我的有节制的饮食的。
我起初是用纯玉米粉加盐制作面包，正宗的锄头玉米饼[98]，我是在户外的篝火前，用木瓦或建屋时锯下来的木料一端架着烤；不过这很容易把玉米饼熏黑，带有一股松脂味。我也试用过面粉；但最终发现，还是黑麦和玉米粉混合起来最方便，也最好吃。在寒冷天气里，接连烤上这样几块小面包，细心照料和翻动，就像埃及人照料和翻动孵化的鸡蛋一样，倒也颇有乐趣。这还真是让我鼓捣熟了的谷物成品，闻起来有一种像别的名贵果品一样的芳香，我用布把它们包起来，尽可能长久地把芳香保存住。我研究了古代不可或缺的面包制作工艺，请教了所能找到的权威，追溯到原始时代最初发明的未发酵的面包，当时人们从吃坚果、生肉的野蛮状态初次发展到吃这种温良精细的食品，我在研究中渐渐地读到了面团偶然发酸的事，据信这就让人懂得了发酵的过程，后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发酵过程，终于有了“优质、美味、健康的面包”——生命的支柱。酵母，有人视之为面包的灵魂，是充满面包细胞组织的spiritus[99]，像维斯塔[100]的圣火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了下来——我想有几瓶珍贵的酵母，起初由“五月花号”[101]运进来，为美国解决了难题，而其影响仍然在上升、膨胀、扩展，在大地上掀起了谷物的波涛[102]——我总是定期而又虔诚地跑到村里去取这种酵母，直至一天上午我忘记了规矩，用开水烫坏了我的酵母；通过这起事故，我发现就连这酵母也不是不可或缺的——要知道我的发现不是通过综合法，而是通过分析法——从此以后我便欣然不再用酵母了，尽管大多数家庭主妇都一本正经地断定，不用酵母就不可能做出安全而健康的面包，而年长的人则预言，生命的活力将迅速衰竭。然而我发现，酵母并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料，我有一年没用它，却还仍然活在世上；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已经从口袋里放一瓶子酵母的烦琐小事中解脱出来，省得它有时砰的一声炸开，里面的东西撒了出来，搞得我好生狼狈。省掉这个麻烦，就要简单些，也体面些。人是一种动物，比任何别的动物更能适应各种气候和各种环境。我也不往面包里放苏打或其他酸性物质或碱。看来我像是按照马可·波西乌斯·加图[103]在大约公元前2世纪所提供的制作法来做面包。“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b testu.”这段话我理解的意思是：“照此方法揉面。把手和揉面槽洗干净。把粗磨粉倒进揉面槽，逐渐加水，彻底搓揉。揉好以后，再捏成面包形，然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在烤锅里烘烤。只字未提酵母。不过我并非总用这种生命的支柱。有一段时间，由于囊中羞涩，我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发酵面包的影子。
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在这片长着黑麦和玉米的土地上，轻而易举地生产出他自己的制作面包的材料，而不用依赖遥远而又起伏不定的市场来提供。然而我们与简朴和独立相距太远，以至于在康科德，商店里很少销售新鲜可口的玉米粉，而还要粗糙的玉米片粥和玉米粉则几乎没有人吃了。农夫大多拿他自己生产的谷物去喂牛喂猪，而花费更高的价钱到店里购买并非更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意识到，我能轻而易举地生产出一两个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因为前者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而后者也并不要求最肥沃的土壤，我还能用手磨把它们碾碎，因此没有大米和猪肉也能将就过下去。如果我要吃些浓缩的甜食的话，我通过实验发现，不论用南瓜还是用甜菜，我都能做出优质的糖浆来；我还知道，我只需栽种几棵槭树，便能更容易地获得糖浆；等这些还在生长的时候，除了我提到的那几样之外，我还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代用品。“因为，”正如前辈们所歌唱的——
我们能用南瓜、欧洲萝卜和胡桃树的木屑
酿造出滋润我们双唇的玉液。[104]
最后，谈到盐，这是最粗杂的杂货，为了搞到盐，正好可以趁机到海边跑一趟，或者，我要是压根儿不吃盐，倒可以少喝一些水。我没听说印第安人为了追求食盐而费过神。
这样一来，就食物而论，我就可以避免一切贸易和以货易货了，而且我已经有了栖身之地，剩下来要解决的只是衣服和燃料。我现在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夫家里织出来的——谢谢上帝，人身上还有这么多美德；因为我觉得，从农夫落到技工，就像人落到农夫一样了不起，一样令人难忘；而在一个新生的国家，燃料就是一种累赘。至于栖身之地，如果还不允许我擅自占用的话，我就可以用我所耕种的那块土地的卖出价格，购买一英亩的土地——也就是，用八美元八美分购买。不过实际上，我认为由于我的擅自占用，那块土地升值了。
有一类持怀疑态度的人，有时会向我问这种问题：我是否认为我光靠素食就能生活。为了立即抓住问题的实质——因为实质就是信念——我习惯于这样回答：我靠吃木板上的钉子就能生活。如果他们理解不了这话，那他们也就理解不了我要说的好多话。就我而言，我倒乐于听说有人在做这种试验；比如有一个年轻人两个星期里试图光靠吃带穗的坚实的生玉米，把牙齿当成了石臼。松鼠族做过同样的尝试，而且获得了成功。人类对这些试验是感兴趣的，尽管有几位老妇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或者在磨坊里拥有亡夫三分之一的遗产的寡妇，可能对此感到惊恐。[105]
我的家具有一部分是我自制的，其余的没花几个钱，我也就没记账，其中包括一张床、一张餐桌、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薪架、一只水壶、一口长柄平底锅、一口油炸锅、一只长柄勺、一个脸盆、两副刀叉、三只盘子、一个杯子、一把调羹、一个油罐、一个糖浆罐，还有一台日式的漆灯。没有人穷到非得坐在南瓜上，那是碌碌无能的表现。村里的阁楼上有好多椅子我都特喜欢，想要便可以拿走。家具呀！感谢上帝，我无需家具店的帮助就能坐能站。一个人看见他的家具给装到车上，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给拉到乡下，一看就知道是些寒酸的空盒子，那么除了哲人，谁能不感到羞愧呢？那是斯波尔丁[106]的家具。查看这样一车东西，我绝对说不准它们属于一个所谓的有钱人，还是属于一个穷人；其主人似乎总是穷困潦倒。确实，你这样的东西越多，你也就越穷。每一车似乎都装载了十二个棚屋的东西；如果一个棚屋是贫穷的，那就意味着十二倍的贫穷。请问，我们若不是为了处理掉我们的家具，我们的exuviæ[107]，那为什么又要搬家呢？难道不是为了最终离开这个世界，来到一个装饰一新的天地，而将之付诸一炬吗？这就好像所有那些家当全都是拴在一个人腰带上的圈套，他走过那些撒下了绳索的崎岖不平的乡野时，势必要拽动那些套索——拽动他的圈套。把尾巴留在圈套里的狐狸真算幸运。麝鼠为了逃命，不惜咬掉它的第三条腿。难怪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性。他会多么频繁地陷入绝境啊！“先生，恕我冒昧，你说的绝境是什么意思？”你若是一位预言家，那你每逢遇见一个人，都会看到他身后拖着他所拥有的一切，唉，他还要假装有许多东西不是他的，甚至包括他的厨房家具和他积攒下来不愿烧掉的零星杂物，他似乎给拴在上面，呼哧呼哧地拖着往前走。那人穿过了木板上的一个节孔，或一道门，而他一车家具却拖不过去，这就是我认为的他陷入了绝境。一个衣着整洁、身体结实的人，看起来自由自在，一切都像是有备无患，后来听他说起自己的“家具”是否上了保险，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可我的家具该怎么办呢？”这时我那欢快的蝴蝶给缠进一个蜘蛛网里了。甚至那些长时间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家具的人，你只要细加探究就会发现，他们也有几件家具贮藏在别人的仓库里。我把今天的英国看作一个老绅士，他带着一大堆行李去旅行，那是些从长期操持家务中积累起来的零星杂物，他没有勇气把它们烧掉：大箱子、小箱子、硬纸盒和包袱。至少把头三件扔掉吧。如今即便是一个健康的人，要带着他的床铺走路也是力所难及的，我当然要劝告生病的人放下床铺去奔波。我看见过一个移民，背着一个装有他全部家当的包裹蹒跚而行——那包裹就像一个从他的颈背处长出来的大粉瘤——我觉得他怪可怜，倒不是因为那是他的全部家当，而是因为他要携带那么多东西。我要是不得不拽着我的捕捉器的话，那我一定要留心搞个轻便玩意，而且不要夹住我的要害部位。不过最明智的办法，也许是千万不要把爪子伸进去。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没花钱买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我没有什么窥视者需要挡在窗外，而我又情愿太阳和月亮往屋里照。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使我的肉腐坏，太阳也不会伤害我的家具，或使我的地毯褪色；如果有时它是个过于热情的朋友，我发觉躲到大自然提供的某种帘状物后面，要比在家用细目中再添加一个窗帘还要经济些。有一次一位女士要送我一块地垫，但因我屋里没有空余地方可放，我又没有闲暇在屋内屋外抖弄它，于是便谢绝了，我宁可在门前的草皮上擦擦脚。最好防患于未然。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位教堂执事的财物拍卖会，因为他并非一生不才：
人作的恶死后还要流传。[108]
他的大部分财物，照例是他父亲在世时就开始积累的零星杂物。其中还有一条干绦虫。如今，在他的阁楼和其他尘封的垃圾坑里存放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东西居然没给烧掉；非但没有点起一把火，或者说加以净化销毁，反倒来了一次拍卖会，或者说逐渐增值。邻人们急不可待地聚集起来观看，把它们全都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运送到他们的阁楼和其他垃圾坑里，堆放在那儿，直至清理家产时，这些东西又会再次搬出来。人死万事空，徒蹬两脚灰。
有些野蛮民族的风俗，我们若是加以仿效可能会颇有裨益，因为他们每年至少要像是蜕一次皮一样；他们有这蜕皮的观念，不管是否付诸实施。巴特拉姆[109]描述了马斯科吉印第安人[110]有一风俗，就是庆祝“巴斯克节”，或称“新果节”，倘若我们也来庆祝这样一个节日，岂不是很好吗？“一个镇子举行巴斯克时，”他说，“他们先给自己准备了新衣服、新罐子、新锅以及其他器物和家具，然后就把所有的破衣服和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收集起来，把他们的房屋、广场和整个镇子打扫干净，清除掉污物，将之连同剩余的谷物和其他陈年旧粮堆成一堆，点一把火烧掉。在吃了药并斋戒三天之后，镇上的火全熄灭了。在斋戒期间，他们戒绝了对每一种食欲和情欲的满足。大赦令颁布了，所有的罪犯都可以返回镇里。”
“第四天上午，大祭司在公共广场摩擦干柴，生起了火，镇里的每家住户都从那里得到了纯洁的新火种。”
他们接着尽情享用新玉米和新水果，一连三天载歌载舞，“在随后的四天里，他们接待来访的客人，与来自邻镇的朋友们一道欢庆，而这些朋友也用同样的方式净化了自己，做好了准备”。
墨西哥人每隔五十二年也进行一次类似的净化仪式，他们相信世界每隔这么长时间就要终结一次。
我从未听说过比这更真诚的圣礼，也就是说，像词典里所下的定义那样，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的美德之外在的、有形的表现”，我毫不怀疑，他们这样做，最初是直接从天国获得了灵感，尽管他们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这一启示。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就这样仅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我发现，一年只干大约六个星期，我就能支付全年的生活开销。我每个冬天和大多数夏天都闲着没事，可以用来学习。我极其认真地尝试过开办学校，发现收支大致平衡，确切点说，应是入不敷出，因为我得有相应的穿着和训练，更不用说要有相应的思想和信仰，而且我还损失了时间。由于我教书不是为了同胞的利益，而是纯粹为了生计，因此也就办砸了。我尝试过做生意，但我发现，做生意要花十年时间才能步入正轨，说不定到那时我已经见鬼去了。其实我所担心的是，到那时我可能正如人们所谓的生意兴隆。以前，遵从朋友们的意愿，我有过一些惨痛的经历，如今四处寻找谋生之路时，那些惨痛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让我费尽心机，便时常认真地想去采摘黑果，这我肯定干得了，有点薄利也够我生活了——因为我最大的能耐就是需求甚少——只需很少的本钱，又不偏离我的一贯心态，我就这么愚蠢地想着。当我的熟人毫不犹豫地去做生意或从事各种职业的时候，我在琢磨我这个职业与他们的职业最为相似；于是整个夏天我都在山上四处寻觅，见到黑果就摘下来，然后又随意处理掉；就这样，像是在放牧阿德墨托斯的羊群[111]。我还梦想，我可以采摘草药，或者用运干草的马车把常绿树送给惦记着森林的村民们，甚至送到城里。但后来我便认识到，商业给它经营的一切带来诅咒；即使你经营上帝的福音，商业的全部诅咒也与这生意联系在一起。
由于我偏爱某些事物，尤其珍惜我的自由，又由于我能艰苦营生，还能取得成功，我也就不愿意把我的时光耗费在挣钱购买华丽的地毯，或其他漂亮的家具，或雅致的厨房，或希腊式或哥特式的房屋上。如果有人能毫无妨碍地获得这些东西，得到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用，那我就会把这追求拱手让给他们。有些人很“勤劳”，似乎喜欢为劳动而劳动，也许是为了使自己别去干出更糟糕的恶作剧来；对这种人我眼下无话可说。对那些比现在享有更多闲暇就不知如何是好的人，我倒要奉劝他们加倍努力——直干到他们可以养活自己，并取得他们的自由证书[112]。就我本人而言，我发现临时工是所有职业中最独立的职业，尤其在于一年中只需干三四十天活便能养活自己。临时工一天只干到太阳落山，然后就可以自由地投身于他所爱干的事情，独立于他的差事之外；而他的雇主总要一个月一个月地算计，一年到头连个喘息的时机都没有。
总之，我相信，不论基于信念还是基于经验，如果我们能过着简朴而明智的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谋生并非一桩苦事，而是一种消遣；因为那些较为淳朴的民族所追求的，仍然是较为做作的民族的娱乐。人没有必要非得靠汗流浃背来谋生，除非他比我更容易出汗。
我所认识的一个年轻人，继承了几英亩地，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应该像我一样生活，假若他有办法的话。我可决不愿意让任何人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还没等他学会我的生活方式，我可能就为自己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了，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世界上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人；我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小心翼翼地找到和追求他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走他父亲、他母亲或他邻人的老路。年轻人可以从事建筑、种地或航海，只是不要妨碍他从事他告诉我他想做的事情就行。只有从数学的观点来看，我们才是聪明的，正如水手和逃亡的奴隶都把眼睛盯住北极星那样；但这就足以指引我们一生了。或许我们在可预计的期间内还到达不了港口，但我们会坚持正确的航线。
无疑，既然是这样，适合于一个人的情况，也应该更适合于一千人，正如一座大房子按比例计算并不比一座小房子贵，因为一个屋顶可以覆盖几个房间，一个地下室可以位于几个房间底下，一堵墙可以把几个房间隔开。但就我而言，我更喜欢独门独户。而且，与其劝说别人与你共用一堵墙，通常还不如你自己全建起来花费更少些；你若是与人共用一堵墙，虽然花费少得多，但那墙一定很薄，而且对方可能是个糟糕的邻人，也就不会把他那边的墙维护好。通常可能达成的合作极其有限而又流于表面；而那点微不足道的真正合作，好像并不存在似的，那仅仅是一种人们听不见的和谐。人若是有了信念，就会抱着同样的信念处处与人合作；如果没有信念，他就会继续像世界上其他人那样生活，不管他与什么人结伴。不论在最高意义上还是在最低意义上，合作都意味着我们一起生活。最近我听说有人提议，让两个年轻人一起环球旅行，一个没有钱，一路上要靠做水手或做农夫来赚钱，另一个则口袋里揣着一张支票。显而易见，他们不可能长期结伴或合作，因为有一位压根儿不用做事。他们在冒险途中的头一个有趣的关头就会分道扬镳。首要的是，正如我所指出的，独自上路的人今天就能动身；但是与另一个人结伴而行的话，却必须等到另一个人准备好，或许要等很久才能成行。
但我听到镇里的一些人说，这就太自私了。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从事慈善事业。我曾为责任感做出了某些牺牲，其中就包括牺牲了行善这种快乐。有些人使出浑身的解数，劝说我支持镇里的某个贫困家庭；倘若我无事可做——因为魔鬼专爱给游手好闲的人找事做——我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一类的消遣。然而，就在我想在这方面出点力，让穷人的天国负起责任，把某些穷人养活起来，各方面都能像我养活自己一样舒适，我甚至冒昧地表示愿意帮助他们时，他们却一个个全都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们宁可继续穷下去。当我镇上的男男女女都在以种种方式投身于为自己的同胞行善时，我相信至少可以省出一个人去干点别的较少慈善意味的事情。慈善事业与别的任何事业一样，必须有天赋才能做好。至于行善，那可是个业已满员的行当。再说，我也正儿八经地尝试过，说来似乎很奇怪，这一行并不投合我的个性，我反倒感到很高兴。也许我不该明知故犯，蓄意放弃了我这个特殊的行业，来做社会要求我做的善事，拯救宇宙免于毁灭；我相信，如今使宇宙得以保全的，正是别处的一种与慈善相类似，而又无比强大的坚忍不拔的力量。但我不会阻碍任何人去施展他的天赋；我谢绝了这项工作，而对于终生全身心地来做这项工作的人，我还是会说：坚持下去，即使世人将之称为作恶，而世人极有可能这么做。
我绝非认为我的情况是个特例；毫无疑问，我的许多读者会做同样的辩护。在做某件事时——我不敢担保我的邻人一定会说那是桩好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可以雇用的顶呱呱的人；但究竟是不是顶呱呱，还得由我的雇主来断定。我所行的善，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一定偏离我的主要轨道，而且大多完全是无意为之。实际上，人们常说：就从你的足下，以你的本色开始吧，而不要把目标主要定在使自己更有价值上，要怀着仁慈之心去行善。倘若我以这种口吻来说教的话，我倒要说：开始做个好人吧。这就仿佛太阳燃起了火焰，达到月亮或六等星的亮度之后便该停下来，像罗宾·古德费洛[113]一样四处走动，往每个村舍的窗里窥视，令人发疯，让肉腐坏，使黑暗可见，而不是逐渐增加其和煦的热量和恩泽，直至变得光芒万丈，凡人无法直视。与此同时，它又按照自己的轨道绕着世界运行，为之带来恩惠，确切点说，正如一位真正的哲人所发现的那样，是让绕它运行的世界为之受益。法厄同[114]想用他的恩惠来证明自己出身天国，驾驶着太阳车不过一天，便驶出了轨道，把天国较低街道上的几个街区的房子烧掉，烧焦了大地的表面，烤干了每一处泉水，造就了撒哈拉大沙漠，直至最终朱庇特一个霹雳把他击倒在地；太阳对他的死感到悲伤，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发光。
善行一旦被玷污，便会臭不可闻，如同人的腐肉、神的腐肉。倘若我确知有个人朝我家走来，存心要向我行善，那我非要逃命不可，就像躲避非洲沙漠刮来的那种干热的西蒙风，把你的嘴巴、鼻孔、耳朵和眼睛全都塞满沙土，直至使你窒息，我还真怕他把善事做到我身上——让其中的某些病毒混入我的血液中。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顺其自然地承受祸害。若是我挨饿，他给我饭吃；我受冻，他给我温暖；我跌进沟里，他把我拉上来：这样的人对我来说并非好人。我能为你找到一只纽芬兰[115]狗，这些事它全能做得到。慈善不是最广义上的对同胞的爱。霍华德[116]按其本人的方式行善，无疑是一个极其慈善、极其可敬的人，而且也得到了报偿；但是，相对而言，即使有一百个霍华德在行善，可如果他们的善行不能在我们处于最佳状态而又最值得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那他们对我们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从未听说在哪个慈善会议上有人真诚地提议为我或我这样的人做点善事。
印第安人被处火刑的时候，居然向行刑者推荐新的折磨方式，耶稣会会士给搞得百般无奈。这些人不为肉体上的折磨所屈服，有时也可能不为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安慰所打动；待人如待己的法则，在那些不在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的人听来，并不那么有说服力，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爱他们的敌人，几乎自愿地原谅了他们所做的一切。
请务必给予穷人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尽管是你的榜样让他们远远落在后面。如果你给钱，那就跟着一起花，而不是把钱扔给他们了事。我们有时会犯下莫名其妙的错误。穷人往往与其说是挨冻受饿，不如说是肮脏、褴褛和粗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癖好所致，而不仅仅是命运不济。你若是给他钱，他也许会用来买更多的破烂衣服。我以前总爱怜悯那些笨拙的爱尔兰工人，他们穿着又难看又破烂的衣服，在湖上凿冰，而我则穿着比较整洁，也算比较时尚的衣服，却冻得直打哆嗦。后来在一个严寒的日子，一个落水的工人来我屋里取暖，我眼看着他脱掉三条裤子和两双长筒袜才露出身子来，尽管他那些衣物确实又脏又破烂，他还可以拒不接受我给他提供的外衣，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内衣。看来他还正需要扎进水里泡一泡。接着，我开始怜悯自己了，依我看，送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衣，比送给他一整个廉价成衣店来得更仁慈。有上千人在砍伐邪恶的枝条，但却只有一人在砍伐邪恶的根基，而且很有可能，那个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赠送给贫困者的人，正在以他的生活方式竭尽全力制造他徒然想要消除的苦难。正是虔诚的奴隶主，把从奴隶身上获得的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献出来，为其余的奴隶购买了星期日的自由[117]。有些人雇用穷人到他们的厨房里干活，以此表现他们对穷人的仁慈之心。假若他把自己雇用在厨房里，岂不是更仁慈吗？你吹嘘说你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也许你应该把那十分之九也用在这上面，然后一了百了。否则，社会回收的只是百分之十的财产。这究竟是出于财产拥有者的慷慨，还是由于法官们的玩忽职守？
慈善几乎是受到人类充分赞赏的唯一美德。非但如此，它还被大大地高估了；而正是我们的自私把它给高估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康科德这里，有一个身强力壮的穷汉向我夸奖起他的同乡，因为照他的说法，那人对穷人很仁慈；意思是说对他本人很仁慈。人类仁慈的叔叔阿姨们，比人类真正的精神父母更受人敬重。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以英国为题做演讲，此人既有学问又聪颖。他先列举了英国在科学、文学和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如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接着谈起了英国的基督教英雄，仿佛他的职业要求他这样做似的，他把他们远远地拔高到其他人物之上，成为伟人中至高无上的佼佼者。他们是佩恩、霍华德和弗赖夫人[118]。人人都会感到这其中的虚假和伪善。最后这几个人并不是英国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也许只是英国最优秀的慈善家。
我决不想贬损慈善事业理应受到的赞扬，而只是要求公正对待所有那些用其生命和业绩给人类带来福泽的人。我所看重的，主要不是一个人的正直和仁慈，那可以说是他的枝叶。我们用植物枯萎的绿叶为病人制作草药茶，这些植物只给派上了低级用场，而且大多为冒牌医生所利用。我想要的是一个人的花与果；以便他能向我传来几分花儿的芬芳，为我们的交往增添几分硕果的馨香。他的善行绝不是一种偏狭而短暂的举动，而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充盈，他可以分文不花，也毫无察觉。这是一种掩盖了众多罪孽的慈善。慈善家总是让人类置身于他自己所抛弃的凄惨氛围中，并将其称之为同情。我们要传授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绝望；是我们的健康和安适，而不是疾病，并且留心不要引起传染。从南方的哪个平原[119]传来了恸哭之声？在哪个纬度地区居住着我们应该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是我们想要救赎的放纵粗暴之徒？一个人如果生了什么病，他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便是肚肠疼痛——那可是同情的所在之处[120]——他就应该立即着手改造——这个世界。他本人就是一个微观世界，他发现——这也是个真实的发现，他就是那发现者——世人一直在吃青苹果；其实，在他看来，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一想到还没等苹果长熟，人类的孩子就啃起来了，真令人可怕至极；他那强烈的慈善思想驱使他立即去寻找因纽特人和巴塔哥尼亚人[121]，去拥抱人口稠密的印度村庄和中国村庄；于是，通过几年的慈善活动，有权有势的人在此期间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无疑也治愈了他的消化不良，地球一边或两边的面颊上也泛出了淡淡的红晕，好像开始成熟了，生活失去了其粗陋的一面，再次变得甜蜜，有益于健康。我做梦都没想到还有比我犯下的更严重的罪行。我过去从未见过，将来也绝不会见到比我更罪孽深重的人。
我认为令改革家伤心的，并非来自他对穷苦同胞的怜悯，而是来自他个人的苦恼，尽管他是上帝最圣洁的儿子。假如他能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假如春天能来到他的身边，晨曦升起在他的卧榻前，那他就会毫无愧疚地抛弃他那些慷慨的同伴。我之所以不反对抽烟，是因为我从未嚼过烟草，而嚼过烟草的人即便改过自新了，也自会因为嚼过烟草而受到惩罚；不过我也嚼过不少东西，我倒可以加以反对。倘若你被引入歧途，参与了这样的慈善活动，那就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了什么[122]，因为那并不值得知道。救起溺水的人，系好你的鞋带。从从容容地去做点自由自在的事情吧。
我们与圣徒的交往败坏了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赞美诗里回荡着优美的旋律，是对上帝的诅咒和永远的容忍。可以说，即使先知和救世主也只能抚慰人的恐惧，而不能坚定人的希望。没有什么地方记载过对生命的馈赠所表现出的纯朴而又压抑不住的满足，也没有记载过对上帝的令人难忘的赞美。健康和成功全都有益于我，不管那益处显得多么遥远、多么渺茫；疾病和失败全都促使我悲伤，给我带来不幸，不管我们彼此之间怀有多少同情。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确实想通过真正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性的或自然的手段来使人类复原的话，那我们自己首先应该像大自然一样简朴健康，驱散挂在我们眉宇间的阴云，并向我们的毛孔注入一点活力。不要再充当教会执事济贫助理，而要努力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
我从设拉子[123]的诗人萨迪[124]的《蔷薇园》中读到：“他们问一位智者，在至高无上的上帝所创造的众多高大成荫的名树当中，除了不结果实的柏树之外，没有一种被称作阿扎德，或者说是自由之树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智者回答说：每一种树都有其相应的果实、相应的季节。当季时则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过季后则枝叶枯萎，花朵凋谢；柏树并不存在当季过季的问题，因而始终生长茂盛；而阿扎德，或独立派教徒，就具有这种天性。不要把你的心拴定在转瞬即逝的事情上；因为在哈里发[125]的部落灭绝之后，迪亚拉河[126]，或称底格里斯河，仍将奔流不息地穿过巴格达；如果你手头宽裕的话，那就像枣树那样慷慨大方吧；但如果没有条件施与的话，那就像柏树那样，做个阿扎德，或者说自由人吧。”
补充诗篇
贫穷的抱负
可怜的穷光蛋，你真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要在苍穹索取一个立身之地，
因为你那座寒舍，或者说木桶，
在廉价的阳光里，阴凉的泉水边，
用树根和野菜哺育出慵懒或迂腐的德性；
在那儿，你用右手将仁慈的激情从心灵中攫走，
而在那里绽放的美德之花已是花团锦簇；
你使人性堕落，感官麻木，
就像戈尔工[127]一样，把活人变成石头。
我们并不要求与你那迫不得已的克制
进行乏味的交往，
也不与那不合人情的愚蠢交往，
那种愚蠢既无欢乐又无悲伤；
我们也不需要你把那故作崇高的消极坚毅
置于积极的坚毅之上。
这一伙卑劣怯懦的家伙，
全都把自己的位置锁定在平庸之中，
变成了你奴性的心灵；但我们只推崇
这样的美德，它容许无度、
勇敢、慷慨的行为，以及帝王的威严，
洞察一切的审慎，无限宽广的胸怀，
这种崇高的美德古人并没留下名目，
而只留下了典范，诸如赫丘利、
阿喀琉斯、忒修斯[128]。回到你讨厌的陋室吧；
当你看到这个光明的新天空时，
研究一下他们是何方精英。
T.卡鲁[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