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个人的世界（代序）
我们是我们所阅读的东西
文学是一门体面的艺术，要求于它的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鉴赏和雕琢，需要的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
——［德］尼采
2019年2月25日，初春，乍暖还寒。整个晚上我都在读卡尔维诺的一本文论集《为什么读经典》，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两个小时，读完了其中的长文《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整整二十二页，像酣畅淋漓的思想与文字之酒，让人迷醉。卡尔维诺的文论写得极好，诗人黄灿然译得完美。文论也是一种创作，有时候其原创和表达并不亚于文学创作。这篇有个性有激情的文学批评，其实是在深刻地阐述卡尔维诺自己关于文学历史、宗教信仰甚至政治逻辑的观察和思考。他称自己是一个杂食性的读者，希望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
1981年，晚年的卡尔维诺将自己多年来发表的散乱文章整理成册，集成一部读书笔记出版。面对“什么是经典？”这个命题，他非常慎重，这是一个过分重大的考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案，而经典本身又如此神圣而庄严，稍有不慎，就会流于泛泛而谈。作为一名作家和热爱阅读的人，这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卡尔维诺选择了从定义入手，层层递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每一次界定都深入一层，或者每一次分析都是剖开一层，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打开，如此再三，共计定义了十四次。任何一个好的写作者都非凭空诞生，总要站在巨人的肩上，经典永远是一座宝藏，蕴含着无尽的灵感，它是激情之源，也是花香之地，它们搭建起我们的知识框架和美学根基，而谈论它们，无异于一次知识考古。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积累理想的藏书室：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这是卡尔维诺的建议，他说经典作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所到达的位置。
卡尔维诺给“经典”的第一层定义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他说，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卡尔维诺这本书以及阐释的关于经典的观点如今已深入人心，为世界读者所重视。重读，作为一种深度阅读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信仰。选自己喜欢的名著反复读，每年读一遍，这是优秀读者的一大秘籍。有人用了一个月，每天读《战争与和平》，有人每晚都和《包法利夫人》一起度过。法兰西学院院士达尼·拉费里埃提倡：读名著“不要跳过一些页码，不要听从那些阴奉阳违者，他们告诉你可以放弃阅读。你没有读完他创作的每一行，你就不会拥有托尔斯泰，大段的关于一个节日的描写，关于一种情感的描写……有的人为了完成一本书耗尽了一生，不要轻易把它读完。这不是一座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攀登顶峰的高山。这是一段贵族式的时间，一段我们并不寻求填满的时间。”帕斯捷尔纳克传记的作者说到阅读小说《日瓦戈医生》时，引用了该电影的编剧所说的话：“应当慢速，就像它被书写时那样。每天一两页，有时一段就够了，读者一整天都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会听到仿佛是帕斯捷尔纳克直接向你耳边发出的悲欣交集的声音。”这些有智慧的人在苦口婆心地表达一种近乎修行般的阅读体验。告诉我们遇到自己心仪的书，不着急，慢慢读，就像拥着自己的恋人那样，仔细打量，尽情享用。让它融进每一个白天，每一个夜晚，让每一个句子在自己的意识里飞。
2021年5月，我重读《红楼梦》。距第一次阅读已经过去三十多年。重读的契机是因为听蒋勋先生讲读《红楼梦》。蒋勋先生在大众中太时髦，我一直心有抵触，看过他一些讲稿整理的书，感觉太过浅显。而听他讲《红楼梦》则彻底改变了我的印象。蒋先生实在是把《红楼梦》读透了。善于触类旁通是最好的老师，这需要广博的学识、敏锐的艺术感悟。蒋先生二者兼备，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红楼梦》里那些幽微的语句、描写、对话都透露出人性最深层的东西，蒋先生一句句拆解，一段段讲述，话语轻柔，学养丰赡，令人如沐春风，激起了我重读《红楼梦》的极大兴趣。年过半百再读《红楼梦》，我发现了一个从未发现的世界。这次阅读，我不再跳过那些烦琐的描写，服饰、饮食、医药、禅佛、诗艺，一字一句都读得饶有趣味，并效仿古人边读边批注。读完两个版本的《红楼梦》又接着涉猎一些学者的研究。“红学”是显学，著作早已汗牛充栋，我挑了周汝昌、舒芜的著作，并特地看了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张爱玲从小痴迷《红楼梦》，声称每隔几年从头看一遍，她熟悉《红楼梦》到了什么程度呢？“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她说，《红楼梦》和《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学家周汝昌曾在晚年专门为张爱玲写了《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认为张爱玲“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老先生对她非常钦佩，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疯狂痴迷与执着世所罕见，并成就了一位点亮文学史一角的作家。“张爱玲旋风”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属于被重新发现的作家。从被屏蔽到被推崇，其实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这位后来偏居香港、移民美国的一代才女，青春时期的惊鸿一瞥，却为20世纪中国文学留下一份永恒的遗产。
福楼拜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为了娱乐去阅读，像孩子一样；也不要为了个人进步去阅读，像野心家一样；不，请为了生活而阅读。”他提倡无功利阅读，不紧张，不贪婪，而是悠闲地进入，温柔地相伴。真正的读者会去做“悠闲的读者”：抛弃日常事务和目的性，甚至中断自己的行程，将自身，将所有事先所想的、所计划的都搁置在一边。打开一本书，任由自己被一本书包围，远离充斥着我们，为我们所经常无法忍受的现实。远离我们个人的故事，远离社会的、情感的界定。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远离我们的身份。如果没有这份抛弃，没有这份最初的漫不经心，就不会有真正的阅读，不会有任何发现和惊奇。翻开轻盈的书页，听凭自己在文字的世界里漂浮和辗转，让作品里的一个段落、一句话、一个词都能带来一种颠覆性的快乐，令你在某个午后，在纷飞的大雪之中，或是透过树叶照射下来的斑斑驳驳的阳光中，恍悟尘世里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阅读的此刻，既属于作品本身也属于我们的此刻。我相信，沉入自己选择的阅读境界是一种极为高贵的体验。积极而投入的阅读对一本书的生命力来说是决定性的，对充实读者的生命同样是决定性的。选择你喜欢的好书，一读再读，就会发现写作大师的炼金术，让伟大的作家灵魂附体。我喜欢完整地抄一本喜欢的书，直到耳边感受到作家的气息。这时候，全世界的喧嚣、热闹也比不上书房的一灯如豆。
人人在线的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信息都被放大，人们被泥沙俱下的言说所裹挟、埋葬，众声喧哗。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需要阅读和思想的力量。对于电子时代的到来，卡尔维诺曾忧伤地说再也听不到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了。他在1984年表达这种担忧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兴盛。他承认，每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每种言语、图像与声音的传播，都能带来创造性的新发展，引出新的表达方式。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一定包含着更多的推动力、选择、可能与手段，但人类始终更需要阅读。阅读为人们打开一个提问、沉思与批判的空间，即自由的空间。阅读绝不仅仅是我们与书本的联系，而是我们与自身的联系，是通过书中的世界与我们的内心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对话。
作家埃科谈到纸质书消失的隐忧时说五百年前印刷的书籍到现在还奇迹般保留着，而磁盘只能用十年。他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那些“纸老虎”。互联网让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没有任何远近之分的虚拟空间，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人们正面临另一种风险，不知如何区分真正必要的信息和毫无价值的胡说八道。埃科说：“网络提供了所有东西，但是它没告诉你怎么查找、过滤、选择、接受或者拒绝那些信息，否则所有人都可以自学成才了。”互联网和手机正在让人广博而低能，但网络终究无法取代书籍，它只是书籍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补充，可以促使人们读更多的书。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书籍如此平等、亲和，它是最廉价的艺术品。书中，那种厚重感、质地感、油墨感让人安静、迷恋，黑色的方块字嵌在书中，仿佛手指可以触摸到。如何去读它们完全取决于你，一旦发现某个作家吸引你，你可以不停地挖掘宝藏，直到它枯竭为止。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冲刷，让人清净、体面、脱胎换骨。书和我们一样沉浸在孤独中，我们沉默地对话，私密地厮磨。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认为：“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若非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中的每个词时，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那孤独的一小部分。”
卡尔维诺临终前，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演讲稿中提出过一个命题：“我们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是由经验、资讯，我们读过的书籍，想象出来的事物组合而成的吗？否则又是什么呢？每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图书馆，一张物品清单，一系列的文体，每件事皆可不断更替互换，并依照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加重组。”世间没有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比阅读更缓慢。字里行间，有着最奇崛的路，也有着最丰富的多彩风景。阅读是一种最明智的抽身，最有营养的躲避。只有这样的慢可以让我们跑得更快。我们读的每一本书都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的气质、你的个性、你的魅力。学者布鲁姆有个说法：“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所以，他强调读书“用人性来读，用你的全部身心来读”。我们是为了找到自己而读。如何读、如何写，背后都有一个更深的勘探：如何活着？只有更深地浸入阅读中，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每一处皱褶，才会找回流亡的灵魂。这很像是一次漫长的心理疗治，一次永无止境的修行。阅读是世上最有魔力的事，只有在这个时刻人类闭上嘴巴，安静下来，听那些过世的人说的话，倾听而非制造声音，把我们从世俗的噪声里拯救出来。躲进阅读，更多的是为了屏蔽噪声，坦然接受命运赐予的一切。
写作：最接近创世的人类行为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书籍都不会带给你幸福，但是它们却秘密地把你带回自己的内心深处。那里有你需要的一切，太阳、星辰和月亮，因为你渴求的光明在你自己身上隐藏。在那成堆的书籍中你长期寻找的智慧，此时从每一页上闪光——因为它已是你自己的光芒。
——［德］黑塞
我出生于1967年，这一年小说面临困境。用自己诞生之年当坐标，是一种文学史意义的调焦，对阅读和写作空间的理解至关重要。这年最轰动的文学事件是评论家罗兰·巴特发表了《作者已死》一文，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则论断《文学的枯竭》，美国街头出现了性解放运动——“爱之夏”。这一年，美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正在写《法国中尉的女人》，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创作完成。此时的中国，街头回荡着样板戏的激昂唱腔，有限的几本小说将成为我少年的启蒙读物。
1967年，加拿大电视台播出关于萨特和波伏娃的纪录片，镜头里，两人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奋笔疾书的声音外，一切都那么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稿纸。从1929年到1980年萨特去世，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两位作家、思想家的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永远相爱但决不结婚，彼此自由而决不干涉。波伏娃酷爱爬山远足，萨特只爱烟斗和笔，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情人，但默契的爱情关系难以撼动。他们遵循着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成为人类爱情真谛的象征。
1967年，西方世界对人性的认识以及争取自由的运动正在酝酿。文学革命已经行进了半个世纪，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几乎被摧毁，新口号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被讲述的故事同样重要。”
我大概四岁记事，因为还记得母亲生妹妹的情景，那天我被赶出家门，独自在街上闲逛，应该是刚下过雨，墙上的标语被风雨刮得片纸飘零。现在想起来，1967年的家乡应该和我记事时候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一员，随着春夏秋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按时按点出工干活，挣工分。日常主食是玉米面，白面只有过年过节吃上一顿。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是《三国演义》小人书，为了凑够全部四十八本，新华书店每有上新就缠着外公要零花钱。现在我的书架上还留着当时的十二本残册，是来自故乡老屋仅存的念想。平生买的第一本书是《唐诗选》，价格是两元一角，当时对外公来说是实在过于昂贵。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我开始读小说，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李自成》，其次是《红旗渠》，《敌后武工队》是借来的，并不完整，到现在还对仅存的残页上的情节印象深刻。那应该是1978年前后的事。一个农村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一年中国走上了变革之路。
1980年上初中，那几年，我已经可以订阅《中学生》杂志了。《红楼梦》《西厢记》和“三言两拍”也是这时候囫囵吞枣读的。高中时期，第一届中国短篇小说获奖集让我对文学痴迷不已。而真正接触文学这个概念是1986年我上大学以后的事了。至此，我的十八年文学因缘就这么三言两语勾勒出来了。在此之前，我读过的小说一只手能数得过来，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复苏正好伴随我的成长。我上大学报的二十几个志愿清一水儿都是中文系，正源于那可怜的几本文学启蒙读物。我深信文学爱好源于基因，青春期的十八年文学贫瘠还是让我走进了中文系，而童子功的缺失可能需要我用一生去弥补。
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小说概念源自西方，它的成熟也只有二百来年，以20世纪为界，之前属于古典范畴，之后进入现代主义。1605年《堂吉诃德》问世，这是西方现代小说公认的源头，塞万提斯向人们示范了“书写的可能”。中国的曹雪芹出生于1715年前后，《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晚期，大约是1746—1754年之间，康熙雍正在位时期。《鲁滨孙漂流记》出版于1719年，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小说的兴起和现代世界探险、发现、发明、发展、压迫、工业化、剥削、征服几乎同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创作于1829—1849年，司汤达的《红与黑》发表于1830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诞生于1831年，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出版于1844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于1857年，《悲惨世界》1862年问世。我们许多人的书架上摆满了这些庄重严肃的名著，它们从遥远的19世纪望着我们。卡尔维诺在《关于小说的九个问题》中指出：19世纪的小说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繁荣、丰富、充实，以至于小说当时的成就足够之后十个世纪享用不尽。
19世纪之后的文学面临向何处去的焦灼。V.S.奈保尔有个观点，他说，现代小说的模式已经确立，它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我们这些后来者都是在沿袭前人。我们不可能成为第一人，我们可以从远方带来新素材，但我们要遵循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我们不可能成为写作上的鲁滨逊·克鲁索：一个人在岛上打响“开天辟地的第一枪”。他认为写随笔的蒙田是设计写作程序的人，他们发现的兴奋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在写作中拥有无法复制的能量。他以狄更斯为例，提出“狄更斯的凝望”写作方法：“写作一直都要求新，每一种天赋都在燃尽自己。”文学是其发现的总和。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人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弗洛伊德、尼采、詹姆斯、柏格森、马克思、爱因斯坦都在1910年前提出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开创性理论。当时间（柏格森）、意识（弗洛伊德和荣格）、现实（爱因斯坦、波尔），甚至伦理（尼采）都全然改变。当人类开始飞行，画面开始活动，声音在空气中遥遥传递，文学会发生什么？一场文学革命。伍尔夫说，1910年12月前后，人性改变了。小说家和意识活动的关系也由此改变了，在科学和哲学上，对心理活动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弗洛伊德、荣格、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伯格森等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
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意识流的兴盛期很短暂，仅维持了三十年左右，但是它帮助界定了现代小说，改变了从此以往的作家塑造人物的途径。“新”小说实验的中心是记忆。20世纪开始，现代小说得以诞生。打开现代之门的小说家公认的有三位：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从这三位开始，小说的样态、形式、主题、语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停在对现实世界的重现、描摹，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法发生了改变。甚至对故事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出现了多样性，所谓淡化情节，成为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到1920年止，许多主要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瑟夫·康拉德、福特，美国的斯泰因、德国的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以及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等已经把小说中的传统彻底颠覆了。在谈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海明威说，他的作品的影响在于他把一切都改变了。
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口著名的“小马德莱娜蛋糕”引出了七大卷回忆录，这就是《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实在太庞大了，翻译它成为许多人毕生的事业。这个著名的段落是这样的：
我对阴郁的今天和烦恼的明天感到心灰意懒，就下意识地舀了一勺茶水，把一块马德莱娜蛋糕泡在茶水里，送到嘴边。这口带蛋糕屑的茶水刚触及我的上腭，我立刻浑身一震，发觉我身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感觉。一种舒适的快感传遍了我的全身，使我感到超脱，却不知其原因所在。这快感立刻使我对人生的沧桑感到冷漠，对人生的挫折泰然自若，把生命的短暂看做虚幻的错觉，它的作用如同爱情，使我充满一种宝贵的本质：确切地说，这种本质不在我身上，而是我本人。我不再感到自己碌碌无为、可有可无、生命短促。
感觉淹没了他，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言传的情绪、快感，然后是关于这情绪的缘起和意义的追问。一个人的生活流随着一小口温软的蛋糕滚滚涌来。还有一本更难读的小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花了十七年时间写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被誉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天书”。它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河水流淌，经过夏娃与亚当教堂，从凸出的河岸到凹进的海湾，沿着宽敞的循环大道，把我们带回霍斯堡和郊外。”破解这部最奇特的书成为世界文坛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写的是一个梦。这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内在的追问。它强调的是对意识的揭示，人物在最私密的层面上，对周遭环境的刺激是如何感知、处理和反应的，而当你走到意识最深处，再也不能往前一步时，将会发生什么？
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中，一大批现代文学经典产生了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颠覆的世纪。19世纪小说中的很多东西被遗忘或刻意被回避，如情节、人物、主题、行为和叙事，而替代它们的通常是客观物体和感觉，不同视角下的相同场景。小说减少了对传统叙事构成元素的依赖，而越来越多地依赖意识和感知的瞬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反复冲刷、挣扎、沉淀，现在人们大概已经探索出一条更为有魅力的小说之路。文学史上那些眼花缭乱的主义、风格，有的如烟散去，有的成为历史术语，但他们强调的美学观念则留存下来，融化为文学的养分，流淌在文学的血液中。无论怎样革命、探索、颠覆，小说最本质的特征还是需要一个故事，改变的只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而已。在20世纪文学经典中，有一些被遗忘的作品最近重放光彩，如《斯通纳》《革命之路》等，它们的被发现很能说明当今小说的潮流或者读者的真实口味。
198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典礼上，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表示：“我坚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布罗茨基认为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是阅读诗歌。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文学是“一针解毒剂”。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和读者的交谈，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加可靠。文学的阅读是一种逃遁，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把他晚年的收官之作取名《影响的剖析》，并用“文学作为生活方式”为副标题。这是他对自己诗学精髓最完整的一次说明，也是一种最深意义上的灵魂自传。他每年都要在课堂内外通读一遍莎士比亚，对许多诗人的诗都能背诵。文学是他的生活方式。
写作这部关于文学的书，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和爱好的回归，也是一种知识网络的搭建，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往前延伸到最原初的萌动，往后铺就一条灵魂的归途。一幅欧美19世纪至20世纪的文学图景，在阅读和写作这一双重主题下得以呈现。同时对于写作技巧的自觉，让我有了一种职业敏感和审美选择。通过广泛涉猎作家们的文论、访问、讲座串起了一种关于文字与文学的知识谱系。我想回归文学得有一部书来承担过渡性使命，于是就有了这部关于文学和阅读的书。剧本写作、诗歌写作、小说写作、虚构与非虚构写作，构成了我这几年的私人实践。一个完整的自我逐渐清晰。卡尔维诺说每本书都是从另一本已经写成的书中诞生的，就像生物繁殖一样。所以，也许并不是我们在写书，而是书在写我们。我追着买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一本本读完，用自己的文字描述每一个作家，仿佛真的坐在他们面前聆听唠叨，我对他们充满仰慕。
《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是一个魅力无穷的专栏，如果说1925年创刊的《纽约客》是文化人的地盘，那么，《巴黎评论》堪称是作家之间的秘密聚会。《巴黎评论》的访谈有着迷人的纪实性，严格保留着现场的气氛和真实的节奏与细节，比如其中某个环节上会在括号里写上（上饮料），有人说，《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最为诱人之处在于很多时候它关心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写作，甚至更准确的表述，是文学写作与写作者生命之间的关系。1953年春天，《巴黎评论》创刊于美国，《作家访谈》为其中最持久且最著名的专栏，很快成为杂志的招牌，并一举树立了访谈的文体典范，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持久的文化对谈”。作家都以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为荣，编辑苏珊娜将之称为“我们的魔力世界”。
关于《巴黎评论》，奥尔罕·帕慕克在后来的一篇序中坦诚、真挚地讲述了三十年来阅读作家访谈的感受，充满感激，心怀崇敬：“1977年，在伊斯坦布尔我第一次在《巴黎评论》上读到福克纳的访谈。我就像无意中发现了宗教典籍一样高兴。”当时他二十五岁，和母亲住在一套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寓。那时候，他坐拥一间“密室”，被周围的书包围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弥漫在四周，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了成为小说家，他从建筑学院退学，闭门不出，沉浸在一个梦里：用词汇和句子表达的梦。刚开始写作的岁月，每当失去信心，对作家生涯的未来产生怀疑，帕慕克都会重读这些访谈，以支撑自己的决心，“努力找回对写作的信念，找回自己的路”。他记得那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一卷《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他专注而愉快地阅读着。日复一日，他给自己立下一个纪律，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工作一整天，孤独地在同一个房间里享受纸墨的气味，这个习惯他保持到现在。他说最初读这些访谈，是因为热爱这些作家的书，想知道他们的秘密，了解他们是如何创造虚构世界的。他不但模仿他们的作品，连他们形形色色的习惯、状态、爱好和小怪癖也模仿，比如书桌上始终得有一杯咖啡。每次坐下来，读这些访谈，孤独感便会消退。多年以后，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享誉世界的大作家，他自己也出现在《巴黎评论》上，但仍然会重读这些访谈，他说这是为了唤醒自己写作初期的希望和焦虑。“三十年过去了，读这些访谈的我仍然带着当初的热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引入歧途，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带来的欢乐和苦恼。”我们喜欢的东西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心灵的品质取决于我们的凝视和思考。文学是我的宗教，每个人都需要拯救，特别是当生活之水将你淹没的时候。
写作是一种疗法
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征服死亡：抢在死亡之前改变世界。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另一个共和国——写作的共和国。在那里，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些权利：诗歌、艺术、思想和文学的权利。
——［以色列］耶胡达·阿米亥
五十岁来临的时候，一种天命感让我对时间变得越来越敏感：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从八岁上学到二十九岁博士毕业，二十一年全在学校读书。抬头望远，职业生涯的尽头已然历历在目，我需要重新安排自己。人生的晚年还有二三十年，足以作为一个长时间段来规划。
从四十不惑到五十知天命，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年危机。事业的、家庭的、情感的、心理的，驯服自己的过程异常艰苦。你得忍着，经常无可奈何地感知自己的某种崩溃。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似乎稳固与自信的道德秩序、内心格局以及生活城堡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坍塌。可能遭遇爱与背叛，可能遭遇社会巨变，可能震惊于人性的贪婪，中年的我们经常身陷重围，四面楚歌，几乎毫无还手之力，面对自己的怯懦和苏醒，徒唤奈何。走过来，你会发现，其实用不着惊慌，时间总会慢慢平息一切，前提是你还有时间。那些无所遁逃的爱和恨是你生命最繁盛季节的花朵。诗人菲利普·拉金写过一句存在主义色彩很浓的诗——生活就是慢慢死去。人到中年，阅人无数教会了我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思考角度和方法，三观恒定，思维定式固化。苍茫中，对终极世界的思考，像夜幕一样降临，我们多么需要安静、广阔、深邃和悲悯。心宇澄明——天命之年最好的境界大概就是这四个字了。谦逊让你目光深远，无论成败你都容易接受。天命有轨迹，不是人力所为。此刻，你知道了世界大势应该是什么，知道了中国现实的本质是什么，知道了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社会，从人性到人生，年逾五十应该想明白了大半。烦恼当然一直会有，因为你身处尘世，因为你是血肉之躯。但你至少领悟到这些烦恼源自什么，其本质又是何物，至于平复的方法却可以千差万别，知其因，懂其果。无论哪个年龄段，找到自己的永久驱动力，是一个人立身处世、勇往直前最重要的事。在人生最后的二三十年，我开始问自己一个永恒的问题：你准备写一个什么样的剧本，你的人物设定是什么？将以什么生活方式走向死亡？
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文学爱好者，我平生所学大半于此。三十多年前，中文系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打碎了我的作家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从那以后，我们就自觉地与这个梦想刻意保持着距离。中文系也有写作课，但那严格地讲应该叫公文写作，不是教文学——虚构与非虚构写作，而是枯燥乏味、工具性极强的照本宣科。多少年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的老师错了。我注意到欧美最好的大学都有受人欢迎的创意写作课——培养作家。作家当然是培养出来的，与工程师、医生、音乐家、画家一样，没有人天生就是作家，现代教育体系下，再提倡自学成才，显然愚蠢之极，西方现代作家正从著名大学源源不断地产生。重返文学或者说重返写作，对于我来说与其意味着一种人到中年的个人志趣的回归，还不如说是一种觉醒，一种反抗，一种认识生活和人性之后的自我拯救。我们挣扎于自己的暗黑，不祭出拯救自己的纾解方式，将难以安稳自己的内心。
书房因为越来越多的书而变得拥挤和狭小，但我还是塞进了一张民国时期的旧书案，我需要那种古旧木头的气味和时间感，并摆上文房四宝装点我的古典时光。四周堆满了我喜欢的书，桌上是几支不错的钢笔，我在一些精致的笔记本上写字，能听到整个房间都响着笔尖在纸上滑动的声音。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私有空间就是我们找到入口后再也不会被赶出来的地方。”而伍尔夫干脆把“自己的房间”作为一个概念，送给被生活奴役的女性。这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时光，神圣的孤独、滚热的咖啡和自由自在的烟雾，这种消磨是一种幸福。
几年来，我读了许多诗集，陆续写了二百多首诗，看起来像一个勤奋的诗人，并对这个角色暗自欣喜而不是自顾羞愧。我也开始尝试写小说，写到十万字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把电脑中的手稿加密封存，如果是手稿我一定会扔进废纸篓的，因为它实在写得太烂了。于是，我回过头去读名著。蹩脚的写作体验教会了我如何读小说，年过半百，我正式成了一位“文学学徒”，真真做回到一个文学中年。我去认识一个个渊博、睿智的作家，和他们一起领略读过的书、见过的人、说过的言语、造访过的国度。在阅读与写作之间隔着一条迷人的文字之河，我喜欢在此畅游。我正在向我的后半生开放，希望过一段文学人生、写作人生。我想到了一句话，并把它作为一句台词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中年这口气总算喘匀了。
法兰西学院院士达尼·拉费里埃写过一本随笔集《穿睡衣的作家》，他是著名小说《还乡之谜》的作者。读《穿睡衣的作家》的间隙，我偶然发现书架上有他另一本书《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很多外国作家的书会在我的书架上碰面，因为你实在不熟悉这些长长的名字。达尼·拉费里埃是一个著名的生活家，一个“世界级的午睡专家”，可以“喝出每一口红酒里的阳光”。有一天，他在旧货商那买了一台旧的雷明顿22型打字机，开始写下第一句话。这是一个“用一根手指敲字写作的夏天”，像一个写作运动员。虽然空间狭小，天气奇热，但感觉自己像神仙一般，仿佛一台打字机给他许诺了全世界，肚子里装满了他小说的所有句子，他要做的就是从机器里一句句拽出来。这是世界上最棒的玩具，睡衣是他的工作服。“在沉睡的城市里写作，内心满是愉悦。我的头脑里只有它：写作。对我而言，这是永恒的节目。”这个与金钱保持距离的穷光蛋过着貌似不堪的生活：他勾引房东的女儿，为了减免房租；他和超市的女收银员上床，为了少付一点货款；他听从一位老人的话，去女人们身边，为了她们的帮助。这个“流氓”青年就是这样毫无后顾之忧地开始了他第一部小说的创作。“口袋里的全部家当，就是字母表的二十六个字母。从句子到段落，从段落到篇章，最终垒成一座大山，山下涌动着的是感官、感受和感情。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诗，他都喜欢说自己在写书。”
“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奖赏”，这是美国作家安·拉莫特在《关于写作》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她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在一所大学教写作，这本书是她的讲稿。在这本书里，作家回顾了一个有写作天分的女孩儿如何热爱着阅读和写作。她一直对写作充满敬畏，你能感觉到她行文中的小心翼翼和异常谦卑的心。从小胆小，长得不好看，远离人群，沉浸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从小到大，时不时因为写作获得一些奖赏，但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地写，她从大学选择了退学，打零工挣钱，生活看起来并不如意。后来父母离婚，父亲早逝，但作家父亲给她遗传了阅读的习惯和写作的天分。她一直传达的不是因为写作得到的心满意足、怡然自得的光芒，而是写作过程中的犯错、低潮、崩溃等等。她发现那些伟大的人物、卓越的作家内心，竟然也是“一座欲望的动物园、野心的疯人院、恐惧的温床、盲目仇恨的深闺”。她听从父亲的劝告，每天腾出一段时间写作，就像练钢琴一样。事先排出时间。把它当成一种道义上必须偿还的债，并且要求自己一定要写完。这是一件关于坚持、信念和辛勤耕耘的工作。她相信成为写作者能彻底改变阅读方式，让你在更深入地品味并全神贯注于阅读的同时，也感悟到写作有多艰辛。从写作者的角度阅读，你关注的焦点和过去截然不同。你会研究别的作者如何运用新奇、大胆、独创的方式描写事物，留意作者如何在不提供大量相关细节的情况下，具体呈现一个迷人角色和时代。写作者属于辉煌传统的一部分——将自己过去所见所闻写下来，依然是一种高贵之举。为什么要写？为了灵魂。写作和阅读减轻我们的孤独感。它们能为我们的人生增添深度和广度，扩大视野，滋养心灵。我们要跟人生的荒谬共舞或鼓掌，而非被它一次又一次地击溃。书的结尾，安·拉莫特讲了“最后一堂课”，宣言般致敬写作行为：“写下自己内心拥有的一切，如果可能，每天都写，而且持续一辈子。从中找出慰藉、方向、真相、智慧和骄傲。它令智力更机敏，也带来挑战、喜悦、痛苦和许诺。”
小说《华氏451》的作者雷·布雷德伯里是一位科幻作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课讲稿《写作的禅机》像一首长诗，被美国《作家》杂志选入“十大最佳写作指导书”。他告诉听他课的学生们，终其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与生活搏斗，我们的世界，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喜悦和我们的绝望。每一个动容的瞬间都值得记录，每一个梦想都闪闪发光，那是你的灵感，你的冰山，你的花园，你的深井。如果你低头向内心的深井呐喊，一定会听到这声音。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抓住，让它存活，用我的感官去感受它、凝视它、抚摸它、聆听它、闻嗅它、品尝它，并且希望别人和我一起跑，用思想和创意追求。就像夜深人静的日记本，那是你自己的世界，回到内心的伟大时刻。一旦你拿起笔，那都是你灵魂出窍的美妙时刻，生命正平静地流逝。这是一个作家的伟大的献祭时刻，独自一人，转向自己的内心。在内心的阴影里，用词语建立起一个世界。
赖声川写过一本关于创意写作的书，是他在大学的授课讲稿，我读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本哲学书，其中的思考和探讨发人深省。赖声川此书的真正价值在于整体性智慧的阐发。在他看来，创意不是技巧，而是智慧。艺术，或者创意，源于对爱的执着，对美的感受。赖声川引用了文艺复兴评论家瓦萨里提到安吉利科修士时说的一句话：“他从未提笔画画之前而不祷告，从未画十字架而不哭泣的。”这就是“把虔诚之心注入到作品中的伟大心灵力量”。所有前所未有的创作都是灵魂的燃烧。赖声川是这样定义创意的：“创意是一种跨越界限的能力，智慧是看到更多可能性的能力。”所有创造性工作都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渠道和办法，写一个剧本，拍一部电影，经营一个项目，形成自己的审美风格，都需要善于跨界寻找。创意就是一种将似乎不连贯的事物连结在一起的能力。寻找边界和联系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寻找创意就像暴风季中你行走在旷野上，很长时间你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皑皑的白雪，有时候，远处出现了什么东西，一棵树或者一个人影或一缕烟。你竭尽全力想看清前面的东西。每个人都会碰到生命中的特殊情境，那一刻将触发一种神秘的源泉，灵感由此诞生，仿佛大脑中的机关被击中，一个概念、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个故事，闪电般地出现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打通神秘的任督二脉。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眼深井，每个人都要珍视自己的内在的财富，珍视内心的空间与想象力的激越，重要的是要有表达的欲望。
互联网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暂时的，而是结构性的。我们时刻要想的是：优化生活还是应付生活？我们的内心经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这是一种阻塞。人们如何清空这些废物，让自己变得澄明？我们经历生活，我们行走世间，每天都在接收信息、累积信息、处理信息，不断地累积，像双脚走过泥泞，鞋上沾满泥巴，野心、欲望、怒气，也有感动、善念、美德，这些成为我们的习性、气质和整个人。只有经常清理拥塞的内心空间，给思考以呼吸的空间，新生的叶子才会发芽。学会看自己的动机是累积智慧最快的方式。这是一把尖刀，可以剖开自己的心。释放自己内心的空间就是面对自己最赤裸的习性和欲望。“放下”是一种让自己“回来”的方式。放下什么？标签、偏见、好恶、执着。回到哪里？回归到更单纯的境界，回到原点，去发现一种更纯净的连结世界方式。安静的心灵能绽放出火花。赖声川说：“拥有一颗宁静的心，我们会加深和世界的连结。”他声称每隔一段时间会去闭关，那是他的创意中心。“闭关”，藏语是限制的意思。我们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和万物“互为彼此”。这是一种对关系的思考，“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看到一切的相关性”。赖声川的感悟是：“每一位木匠，每一位大理石的雕塑家，每一位芭蕾舞演员，都在遵循禅宗所讲的一切，即使他一生从没有听过这个词。”
书写是一种古老的、笨拙的爬行方式。作家苏珊·桑塔格说：“我喜欢用笔写作时那种特有的缓慢之感。阅读和听音乐就是我的磨蹭方式。”阅读和写作提醒我们，我们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件礼物或者特权，因为生命赋予我们生机，也要求我们回馈。写作是一种疗法，这是我读上海译文出版社两本格林的自传《生活曾经这样》和《逃避之路》记住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写作，教会你睁开“作家的眼”，用作家的眼光来欣赏作品的卓越之处。他们是如何运用他们的智慧，让作品充满生命、真理和美的光辉的。写作，是一场私人庆典。穿针引线缝合自己的裂缝，让自己变得完整而系统，并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降低噪声的强度。文字和语言是心理重建的结构方式。安静，冥想，回忆，凝视，我手写我心，将内心与世界连接起来，将冥想与行动融为一体。这是手的舞蹈，笔画的拆解与组合是对天地人文的描摹与书写，将思绪变为符号，用符号建立缜密的王国，抒发与虚构层层被黑的字白的纸固化下来。
“写作乃祈祷的形式”，卡夫卡说。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僧侣吧，让我们行走在通往开悟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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