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2009年，我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题目叫《回到我们出发的从前》。
那年的某一天中午，我做了一个梦。梦中非常离奇，许多死了的人与活着的人竟然都聚在一起，在同一个熟悉的村庄生活。接着，我突然回到村庄，回到错综复杂的人们中间，不知为什么号啕大哭。哭的时候，我还埋头坐在屋外的一个土堆下，捂着眼睛，尽量不哭出声音让别人看到——因为我发现头顶处，母亲就坐在那里，我更不能让她听见我哭。
其实，那时母亲已走多年了。
母亲走时，我儿子刚出生，北京刚好遇上“非典”，我在单位参加“抗非”。为确保儿子安全，他一个多月大就被送到山西岳父家里。母亲至死也没有见上儿子一面，只看到了儿子的大头照片。而我做这个梦时，她的坟头已长满了青草，她的孙子已开始上小学。
醒来我有些发呆，沿着长长的记忆，走入江南的雨里雾里和风里雪里。我记起了有人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常常是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出发的目的”。我在一边叹服的同时，还想加上半句，“甚至忘了出发的目的地”。
我的出发地是村庄。村庄，是我永远埋在心底的一个痛。
村庄的记忆太长，我随时能回想起每一个细节，关于人、人们，狗、牛羊，土、土地，稻谷和麦子，森林与墓地。但记忆最深的，还是我离开村庄的瞬间，出发时的那一瞬又一瞬，一次又一次。
其中，都有母亲。
母亲嫁到我们李家时，家道已经衰落。此前，母亲仅见过父亲一次。来后才知道，我们家已一贫如洗。家族里出去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而家族因为曾经开过票号，雇过长工（河南要饭来的，怕他饿死，爷爷便留他在家里赏一口饭吃），解放后为顶指标，爷爷先是被评为“地主”，后来改为“富农”，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我们家族，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母亲刚来的时候，甚至连村里人都劝她与父亲离婚，说这个家的日子苦不穿头。但母亲坚强，硬是在李家扎住了根。
我小的时候，因为害怕孤独，总是想跟在母亲身后。她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田头地里，山沟河畔，雨里雪里。母亲苦，又照顾不了我，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留在家中，比如拿绳子把我捆在树上，等她走了再让老人解开；或把我关在羊圈里，等她出去后再把我放出来。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跟在她身后，愿意和她一起出工干活，栉风沐雨。母亲实在没法儿，只有生气。直到有一次，她们去很远的山沟里挑塘泥，刚好遇上下雨，她用尼龙塑料把我裹着丢在草丛里，回去时忘了。过了很久才想起回来找我，我因此大病一场，才改了这个毛病。
虽然如此，我知道母亲爱我。从小，我便见母亲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哭。那时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直到开始上学读书，我才知道，母亲是在为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哭。那时，村里的苦活重活累活，都是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去干的，而受到的歧视，让我们整天抬不起头来。父亲一辈子忠厚老实，生产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回来对母亲服服帖帖，对我们这些孩子却动不动就发脾气。母亲常常把家里最好吃的留给父亲，说他是家里的劳动力——“他要是倒下了，全家人就都没饭吃了”。其实呢，父亲除了种庄稼内行，家里的其他活都是母亲干的。母亲在这个家里辛勤付出，偶尔也为命运长吁短叹。但更多的，却是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有一天能够从大山中走出去。
如果不读书，我理解不了母亲。回顾自己的读书之路，真是一条不堪回首而又处处充满母爱的路。
先是读小学。我们的小学不大，只是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的孩子在一起上学，学校换了好几个地方，好在每个都离村庄不太远。我们每天早中晚都必须回家吃饭，最远时也只有两里多路，沿途全是绿油油、金灿灿或雪飘飘、风萧萧的田野。每条田埂上都有人，大家一路大呼小叫，有时还难免打群架。那时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读书，一切都是大人的安排。况且各家各户目的还不一样。我母亲的话是，“伢啊，穷人不识字好伤心啊”。那时我还不懂母亲为什么伤心，除了家族还顶着阶级的帽子，除了没完没了令人特别讨厌的贫穷，除了常常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闷，我不晓得母亲要我读书做什么。但是，每到期中期末，当我以侥幸的聪明换来一张张挂在墙上的奖状时，母亲脸上就洋溢出春天般的喜悦。我那时不晓得也不理解母亲的喜乐哀愁，只要她高兴，我就拼命读。所以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在班里也始终当班长，但老实说，整个小学都上得稀里糊涂。母亲经常对着在灯下写作业的我说：“伢啊，好好学啊，不学连个账都记不会。”那时，与母亲的“记账”相比，我更喜欢她炒的为数不多的“油盐饭”。而此时，与我一同考上初中的姐姐，正面临着两难抉择，要么与我一起上初中，要么辍学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按当时家里的条件，哪怕只是一个孩子上初中，学费也掏不起！最后，姐姐主动选择了放弃，把上初中的机会给了我。那时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乡间特别严重，父亲太强势，母亲无奈，最后只好如此。姐姐为此偷偷地哭了好几天，眼睁睁看着我背着书包，手里攥着母亲跑了好几家亲戚才借到的七块钱学费，去上学。
入了初中，我开始到更远的学校上学。起初还可以回来，但四五里路的行程，还是有些远，中午常常赶不上家里的饭。考虑到来回耽误时间，学校便让我们住学，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住。我开始没住校，觉得还能跑，赤脚穿过村庄与田野也不觉得累，但多半时间花在路上行走。我得穿过三个村庄，躲过三个村庄的狗叫，扛过三个村庄的寂寞，我开始恍然觉得，通往山外的那条路，其实很漫长。但好奇心在滋长，关于山那边还有什么，一直是心头的一个结。到了初二、初三，学校要维修，经常换地方，我也开始像其他同学那样住学。起初父亲不太支持，因为干不了家务活，便意味着他更劳累，意味着他好不容易挣出的那点钱，又要流向一个遥远的未知。但母亲支持，哪怕学费常常是在她悄悄地流了一次又一次眼泪后，偷偷地借到，塞在我的手里。那钱，便在我的掌心有了温度。
住学，一般是一个星期可以回家一次。一星期里，我们带的咸菜常常发霉，煮饭时用的大米，得在学校边的河里或学校前的池塘里淘干净，再放入一个大锅里蒸。没有煤，我们还得挑柴火交给学校。离家五六里的路，起初是父亲挑着柴火送去。后来，父亲忙，便让我自己挑去，无非是每次少挑一点。在当时，挑着柴火上学，也成了一道风景。路上遇到好心的大哥大姐，便担过去，帮忙带一段。但往往到了学校，把柴火过秤，人一进教室，身体就开始散架，累得不行。
日子便像教科书中一样慌张与匆忙。那时我特别盼望每个星期回家的时刻，母亲站在一边，望了又望，仿佛不是她的儿子。终于，母亲到厨房里，围上围裙，开始弄吃的，他们平日自己舍不得吃的，却要我一顿全吃下去。我去田地里帮他们干活，母亲开始不让，父亲坚决要我帮着干。干着干着，累了之后，直起腰来，望着高入云天的群山，望着没有尽头的山路，望着不动声色疯狂生长的庄稼，我便常常失落，不知道天在哪里，希望在哪里。许多时候，我躺在山上流泪。悄悄地，不让母亲看见。村庄里失学的人渐渐多起来，许多人选择了广阔的田野，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还在读，一是母亲的坚持，二是我不相信黄土地里能生长出什么值得我去耕耘的东西。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所看到的、经历的，除了贫穷还是贫穷，除了汗水还是汗水。我对土地的失望，开始超过村庄。我不知道，村庄里除了人们一天天变老，除了鸡飞狗跳、牛出羊归，还会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父亲从早到晚莳弄他的庄稼，对庄稼的关心绝对超过了关心我们。我看到母亲眼里堆起的哀伤，便盛满她的哀伤独自去学校寻找希望。
终于，摇摇晃晃的青春开始渐行渐远。初中苦闷、自卑而又压抑的生活，在我多次想自杀但迎着母亲的目光变得没有勇气时，一下子打了一个结。
毕业了。但毕业不是一件好事。起初，乡下谣传，成绩一直很好的我，考上了中专。上中专，在当时意味着拿国家饭碗，吃商品粮。那是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啊。记得那天，我和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一个水田里薅秧。我们光着脚站在泥泞的田里，秧苗拂在腿上使我过敏，全身痒。起初父亲骂我，后来听田埂上路过的人说我考上了中专，父亲的态度就变了。他脸上立刻有了笑容，对我说：“原来你不是吃这碗饭的。”他开始设计我的未来，将来会在城里过怎样的日子。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考上，胸膛慢慢被喜悦撑满。那天父亲很早就收工，回到家，我看到母亲眼里闪烁着伴有泪光的喜悦。一家人，坐在灯下，静默许久。我低着头，父亲与母亲还有姐姐，都用特别高兴而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真的就要离开他们，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了。
但第二天，一个消息敲碎了全家的希望。我不仅没有考上中专，而且连高中都上不了。因为我们那个乡镇没有高中，其他乡镇的高中在录取我们这个乡镇的名额时，分数定得特别高。我们学校除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女同学考上了别的高中外，其他人都被排在了别人围墙的外面……
于是，我看到，仿佛有一盆冷水，在冬天泼到了家里人的脖子上，又冰，又凉。一家人围坐在那里，沉默无言。最后，母亲的叹息声从深夜传来，缥缈、飘忽而又沉痛。那个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推开窗，窗外弯月如刀，仿佛在我心头，一点点地割肉。我悄无声息地哭了出来。怕母亲听见，我把头埋在枕头里，身子激烈地抖动。这时，母亲推门进来看我，问我怎么了。我强忍着泪，说没什么。母亲说：“伢啊，明年再好些来吧。”母亲说完就坐在床头，我突然觉得愧疚溢出了胸膛。
为了我上高中，母亲开始漫无边际地找关系。像借钱、借东西、找人情这些事，父亲几乎沾不上边。何况，一个山里人家，与外界几近隔绝，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有点儿沾亲带故的硬关系，但人家的日子过得那样滋润，乡下亲戚硬着头皮凑上去，也未必倾心帮忙。我那时开始明白，“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古人留下的千古名句，原来是用血泪铸成的啊。母亲背着家里的花生和花生油去了城里。那时的乡下除此之外，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送人，而这些不像样的东西，在乡下实在是金贵，即使是自己种出来打出来的，平时都不舍得吃。有一天晚上，母亲回来了。一看她的脸色，不用问，结果已很清楚。
实在没有关系上其他的高中，母亲说：“认命吧，伢。”母亲还说，“命中只有八个米，走到天下不埋身。”母亲强装笑颜劝我，“千千万万的人，种了千千万万年的田，不一样过日子？”
就在我几乎认命的时候，收到了一所职高的通知书。那个地方离家六十多里地，父亲为此请木匠给我打了一个箱子——那是我出生以来，拥有的唯一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背着这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去了一所职业高中。职高当时也叫农高。去了之后我非常失望，那里基本上是一块没有希望耕耘的土地，所有学生的脸色都像挂了一层灰布，个个苦大仇深。偌大的学校里，上千名学生，几乎没有人觉得在那里会飞出一只金凤凰。
这时，由于离家较远，为节省车钱，我一般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每个月初回去，背上一袋大米，还得带上能管上这一个月的咸菜。那时乡下没有电话，六十多里的路，几乎完全隔断了我与家的联系。偶尔放假回家，姐姐说，母亲的眼都望大了，特别是到了月底，她总是选择在靠近村庄出口的地方劳动，直到看见我的影子，出现在村庄的那头，母亲的脸上才浮现了笑意。为了这个笑意，每次短暂相聚之后，我还得再次背起米袋和咸菜，在母亲期待的目光中，为了那遥不可及的前途继续去外地上学。
一年后，终于还是像许多人那样，我也忍不住离开了那所职高。母亲背着花生油，又找了人。那次，是我与母亲一起去的。我们坐在人家的门口等，一边等我还一边哭，因为我觉得自己带贱了母亲。母亲也想哭，但她的泪水硬硬地缩了回去。母亲说：“伢啊，人在屋檐下，就得要低头啊。”于是，我低头了。等人家回来，母亲说了一堆好话。出了门，我看到，母亲的泪溢出来了。我转过身去，装作没看到。我硬起心说：“大，我和你回去种田吧。”母亲生气了，她一路训斥我，说全家人节衣缩食，指望着我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好来改变家族的生活，现在我却先
包了。母亲骂得我心惊胆战，特别是她掉泪了之后，我顿时觉得心里翻江倒海，便答应她继续好好读书。几日后，所找的那个人的爱人，在街头见到我时，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别急，找好了，伢。”
泪水从我脸上滑落下来。好心的女人啊！我当时虽然不好意思向她鞠躬，但在我心底肯定是鞠躬过了。
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我去离家更远的地方上高中。去的那天，母亲委托在城里上班的堂兄送我。我总算是进了一所正规的学校上学，又回到了母亲希望的目光中，并在这充满希望的目光中，踏着无限的忧伤与苦闷上路。
这时，我基本上两个月才回一次家。学校离家有八十多里路，中间要经过县城。通常是我们村子里的人，把米和菜带到县城堂兄那里，我一个月去取一次。之所以一个月不回家，除了学习任务日渐加重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省钱。有时，连坐车回家的钱也没有。即使回去，车钱也是没有读书的姐姐上山挖药草卖钱后给的。我姐姐说，母亲在家常想我。我知道母亲想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可以说，高中几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种阴暗的心情中度过的。特别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学校的人基本都回家了，偌大的教室，经常只剩下我们几个外地生。我常常一个人走在镇子周围的马路上，对着天空，涌起无数无端的眼泪。再或，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集体宿舍，捂住被子哭。星期六和星期天学校不开饭，这意味着我得自己找饭吃，然而人生地不熟的，哪里去吃饭呢？镇上有餐馆，但谁能吃得起啊，买一根油条，还得犹豫再三，觉得那是一家人身上流着的汗与血，舍不得。于是，有时我就那样饿上一天，饿到头昏眼花，便躺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对前途充满了恐惧。而那时，我自尊、敏感、脆弱、自卑，多情而又多愁善感，几乎看不到一点优秀青年的影子与特质。今天翻看那时的照片，整个眼里都盛满忧愁，好像足以杀死世界上最凶猛的动物。
直到一年过去，我交了当地几个特别好的同学做朋友，他们主动帮了我许多忙，比如把我带的咸菜拿回去加工一下，或者给我带点新鲜的菜，抑或带点吃的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那时我已有严重的胃病了。一到阴天，胃部受了刺激，我痛得几乎站坐不住，严重地影响了学习。有一天，从同学的收音机里听到东北有一种治疗胃病的药，便壮胆给那个企业家写信，希望能够得到救助。但人家回信，说他们不是慈善机构，必须有钱才能买。拿着信，站在异乡的天空下，我觉得天都是阴的。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相信命运，觉得一个人的命，一定是天生就注定的。
终于，熬了两个月，我可以回家了。到了家，母亲看着我一脸菜色，开始慢慢地哭。她一哭，我的心便像沉到水底一样。我最怕的，就是她哭。所以在家待两天，干上几天的农活，我就又要走了。每次走的早上，母亲总是要把我送到村口。有时，她还一边送，一边开始抹眼泪。我说：“大，你停下来吧，别送了。”母亲不自觉地又跟着走。我又说。她终于停下来了。我告诫自己，千万别回头。等走了老长一段，回头望去，看到母亲单薄的身影还在雾中伫立，我的泪水才哗哗地流下来。村庄，也从此成了我心头永远难忘的一种痛。姐姐说，我不在家的日子，母亲常常在田岸上，在池塘边，在灶头旁，在菜园里，在山头顶，在河沟里，望着村头的路口失神。
是啊，我知道村头，那是她的全部牵挂与寄托。她总是希望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家族的命运，能让她抬起头来。一想到这个，我在课堂上便走神，压力更大。特别是每次开学时，面对越来越高的学费，我几乎都被绝望笼罩。
有一年春节刚过，学校要求去报名。因为失望与绝望，因为贫穷与贫困，学校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每到开学，不得不出此举。如果不报名，就意味着不再来上学。我在过年的鞭炮声中，跑到八十里外的地方报名。结果去的那天，下起了大雪。那是我们红安城罕见的大雪，五十年不遇。出发时，雪还很小，我对母亲许诺说当天一定回来。可转了几次车到了学校，已是下午时分，报完名准备回去时，由于雪大天暗，路上已无班车。我站在无边的雪里发呆。学校老师说：“别走了，明天再回去吧。”我看着漫天的雪，想着回去那么远，也有些犹豫。但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如果我不回去，她会不会跑出来找我？那时乡村没有电话，我又不能通知母亲。再说母亲身体不好，这么大的雪，要是真的出来找我，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啊？
于是，我做出平生一个重大的决定：绝不能让母亲牵挂与担心，走着回去！
那时，无边的雪还在下着。我走着走着，雪便开始没过膝盖。最初，还有几个勇敢的外乡同学一起走，都是山里长大的伢，走起来也没感觉什么。但快到县城时，同学们都分开了，过了县城就只有我一个人走。而八十多里的路，才走了五十里。一冻一饿，腿都麻木了。我又渴又饿，这时天慢慢黑下来，雪也下得更大。出县城时，已过膝盖的雪，让我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相信母亲一定会在家等我，于是咬着牙，坚持着往前走。每走一步，我都相信，离母亲的心更近了一步。
渐渐地，天完全黑了。四野里没见一个人影。我在路过的一个村庄的柴堆前，找了一根棍子，那时我们那里还不时有狼群出没。我想，如果真的死在路上，也就应了母亲的命了；如果命不该绝，怎么也能见得到母亲。好在一路上除了风，除了雪，除了在风雪里胡思乱想的我，什么也没有遇到。过去，我是害怕走夜路的，村庄里太多关于鬼的传说，让我们从小就害怕鬼会出没。但那时，想到了母亲，我就什么也不怕。
这样一路走啊走啊，终于离村庄越来越近了。巨大的疲惫与喜悦，让我加快了步伐。一边走一边散出的热，把头上和身上的雪都融化了，感觉全身湿漉漉、汗涔涔的。
那时我还买不起表，八十里的路，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但到达村口时，已是夜半时分。
这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伢啊，是你吗？”
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高兴地大声回答：“大，是我啊……”
我看到，母亲站在雪夜里，手上提着一个马灯，无声的大雪早已覆盖了她一头一身。如果不是那个马灯，我还以为，那里站着的是一棵树，而不是一个人。
我顿时泪如泉涌，接着就倒下不省人事了。直到睡了整整两天后醒来，第一眼看到的还是母亲。
她说：“可把我吓着了，你发烧了，我生怕你出事呢。”
我握紧母亲的手，身子不停地颤抖。
从此我相信，永远守候在村头那棵树下，等我和盼我的那个人，是一个人到中年但头发渐白的女人。许多年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已远离人世，我更明白，会守候我一生的，也许只有母亲。
村头那里消失的，永远是她的牵挂；那里出现的，将会是她的希望。
我在这沉甸甸的希望中，延喘，挣扎。多少次泪与泪的交碰，多少次灰心与丧气的折磨，多少次左手握右手温暖自己的虚幻，多少次冬去与春来的重复，一切走到了希望与绝望重逢的日子。
是的，对于乡下的大多数学生来说，什么希望也没有。在经历了漫长而苦闷的三年后，我亦以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虽然那个分数放在其他的省份或地区，上个一般的大学不成问题，但我们生在分数奇高无比的黄冈，命中注定这些怀着希望的人，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巨大的气球突然破裂时的滋味，彻底冲淡了一家人的梦想。于是，全家人坐在那里，沉默，沉默，再沉默。并且好长时间变为一种习惯。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父亲，并没有指责我，而是坐在一边开始以同情的目光，不时扫在我的身上；而母亲，想装出若无其事，也已做不到了。村庄里多少句讽刺的语言，在挑战着她的神经和心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祖坟上想冒秀才烟，妄想吧！”她终于忍不住，有一天跑到外婆的坟头上，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母亲不知道，其实那个下午，我一直跟在她身后。我怕她想不开——乡下多少想不开的女人，在希望破灭的时候，都一了百了，跳河或上吊死了。那个下午母亲没发现我，我躲在离她很远的草丛中，听她哭得撕心裂肺的声音，像一根根针一样扎着我的耳鼓。风声呼啸而过，我感觉自己的内心空空荡荡，一时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没能上大学，母亲也就没了希望。
我决定去当兵。作为出了两百多个将军的黄安县，我们那里盛行当兵的传统与热潮。当兵让无数人改变了命运。我开头瞒着家里，但是当体检、政审等一切都已通过，我在一个夜里得到通知第二天将去领服装的时候，才告诉了母亲。她先是惊愕，接着是高兴，最后是忧伤。但次日，当我兴冲冲去乡里准备领服装时，突然又被告知去不了——因为我们大队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两名通过，而参军的名额只有一个。对方的亲戚在县里当领导，加之视力只是刚刚合格的原因，我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
这个打击，让母亲在家再度大哭起来。她终于明白，这个世界的无情与无奈。
在她的哭声里，我决定出走。而且这个决定是那样斩钉截铁。
终于，在那年九月一个细雨霏霏的夜里，我真的悄然出走，而且几乎是永远地走了。走时除了一个同学知道，其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会去哪里。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壮，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回来——为了圆母亲的一个梦，我得离开已没有任何希望的故乡，去他乡寻找我自己的人生传奇。
第二天一早，当故乡的人们起来，没有发现我的身影时，我便从那个小村庄里销声匿迹。至今，我想起母亲，都在为那个夜晚愧疚不已。因为我的自私，因为我想到远方去寻找证明，那个夜晚变得如此自私而羞愧。特别是后来母亲不在世的时候，每当想起那个复杂的夜晚，愧疚就会塞满我的胸膛。可是，不这样，我又能怎样呢？难道就待在家里，看着一家人大眼瞪小眼，无限制地悲伤，无节制地自虐？
那个有雨的夜晚，因此显得那样漫长。走时我环视整个村庄，村庄在夜雨中沉沉地睡去。母亲绵长的爱，随着我的目光，掠过高山小河，掠过菜地田野，掠过乱石残垣，掠过无尽的岁月，最后掠过我的心头，只是一阵冰凉的风。
我决计走了，到他乡去寻找自己的梦。我知道，如果告诉母亲，她肯定放心不下，不会让我走。于是，我在半夜爬起来，在大家熟睡之后，背起自己过去写的诗和文稿，背着好友写给我的信，悄然出走了。在村头，在母亲曾经站立等我的地方，我甚至没有下跪，我知道一跪我便失却了前行的勇气。我也没有回头，我知道回头便有无限的内疚与牵挂，会拉扯住我前行的脚步。
我不知道我走后母亲是怎样过的。反正就在那个无休无止的雨夜里，我就那样轻易挥别了故乡与村庄，轻易地留给了母亲一个巨大的漩涡与莫测。
我对自己说：我要到远方去，去寻找证明。
而我行囊里的东西，仅是我平日里写的一本又一本文字。我以为，我一定是个怀才不遇的能者，在流浪的生活中，我一定会写出惊世之作。
武汉、郑州、石家庄、北京……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明白生活远远不是诗歌。诗歌中曾有着一千遍号召人们“流浪”的谎言。
那时我也写诗，那是带血的诗。远在天涯的日子，饥饿、困顿，无依、无靠时时刻刻，给了我人生太多太多的启示。那是一些书上从来没有告诉过的启示。
有好些次，死神就在身边徘徊。每到那时候，我便想起了故乡可怜的父母，他们生我养我，竟然不知我流落何方。
于是，每到一个城市，我便流泪给他们写信。每封信只有简单的一行字：我还活着，一切平安，勿念。
我不知道父母收到我的信后是何种心情。我那时年轻，根本不理解“家书抵万金”的涵义。
后来，抱着对文学的狂热，我又去了陕西、青海、甘肃、新疆、西藏，一路狂奔，一路愤世嫉俗，一路长歌当哭……无论走到哪里，我给家里的，还是一封简短的信，还是那一句简单的话：我还活着，一切平安，勿念。
这样的日子，一直坚守到四年之后，我穿着一身军装，扛着军校的红牌子，在一个黑夜里再次从外地归来。
那四年中，我最初流浪了八个省，经历了万千磨难，最后到了新疆。在那个陌生而广阔的地方，我差点因疟疾死去。结果，命运就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发生奇迹，在东不拉舅舅和舅妈——那是后来我永远的亲人——等好人的帮助下，我不但当了兵，而且在守了三年之久的风雪边防后，以高分考上了天津一所军校！边防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工作之余，我常常一个人在茫茫的雪野里奔跑，让无边无际的风，吹醒我的头脑，让我记得自己是谁，在干什么……后来，我把这种感觉写在了《一个人的戈壁与荒原》中。
这些消息，当时我都没有告诉母亲。当兵，因为是异地入伍和东不拉舅舅怕自家亲戚攀比等种种原因，他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而刚上军校时，由于指挥专业是淘汰制，我害怕自己不合格被淘汰，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一直也不敢告诉家里。直到军校的第一个寒假，也就是我离家近五年之久后，带着母亲当年坚守的那个希望与心愿，我终于回家了。
是啊，回家了。回家是一种多么好的感觉啊。那天也是夜里，天很冷，与五年前我离开家乡下着小雨不同，故乡的冬天下着小雪。我到家时，已是夜半。当我在空荡荡的夜里敲自己家的门时，我几乎没有勇气。我想象，我会怎样在母亲的跟前跪着！诉说这么多年来，我是如何对不起她，又是对得住她们……
当敲动的门在夜半打开，我看到，母亲站在那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想象不到，她的儿子，那个离家五年，寄托了整个家族和全部希望的儿子，居然这样活着回来了！
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几乎白了一半，她瘦弱的身子站在门口直打哆嗦。我轻轻地弱弱地像过去那样喊了她一声“大”——结果话音刚落，我看到，那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扑了上来，紧紧地搂着我，不停地捶打着我的背，吼出了一串更撕心裂肺的长哭……
那么多年，我在外受了那么多的苦，从来未曾哭过。而那时，我已不由自主，让自己的哭声也突然高高地扬了起来，让整个沉睡的村庄，在我和母亲的哭声里，从此不这样昏沉沉地睡去；让整个村庄的人，都从夜梦中惊醒，互相传说着我归来的惊人消息——有多少人相信，那些年我已死在了外头；有多少人曾在她耳边说，我跟着外面的坏人学坏，可能加入了黑社会！
而只有眼前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相信：她的儿子，载满了她希望的儿子，会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归来，只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她流尽与熬干了所有的泪水之后，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样漫长，这样快速……
从她的苍苍白发中，我才听到了人们的种种谣言与传说。
人们说：知道吗？那谁家的孩子，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在那个城市，肯定是加入了黑社会，不然他怎么活下去？
他们于是教育他们的孩子：不要学他呀，学他就学坏了！
我可怜而又自尊心特别强的母亲，听到这些消息后，心里的种种希望一下子全垮了。她整日整夜地跑到山里，偷偷地哭个不停。她的身体从此垮了下去。而我父亲，从此变得愈加沉默寡言。
我没有想到我的出走，会给一个家庭带来这样大的打击。那时我还在努力，还在对生活进行咬牙切齿地奋斗。
我更没有想到，五年后回来，我在故乡变成了传奇人物。人们又开始了这样的谣言：你知道吗？那谁家的孩子，几年前跑了的那个，竟然活着回来了，还考上了大学！
他们开始又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你看看人家，那才是你们的榜样呢！
我母亲听到人们这样说，精神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再后来，我毕业留校，留在了天津，接着又奋斗到了北京，日子开始慢慢好转。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书籍，立过大大小小的功，获过大大小小的奖。母亲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至少在金钱上，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发愁了。每当我发了工资，总是要给母亲寄一些，家里的日子也逐渐有了亮色。她所不知道的是，我在外受过的委屈；而我所不知道的是，她日益加重的病情一直瞒着我。
母亲说：“你也不小了，该结婚了。”我起初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催婚，等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时，已经晚了。
2002年，我按照母亲的愿望，终于结了婚。在北京办喜事时，我邀请母亲来京参加，但母亲说不来了，走不开。后来我从姐姐那里知道，母亲觉得自己是农村人，来了也不会讲话，怕影响我们。
我听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揪心之痛。
这一年的秋天，母亲老是说肚子疼。我与爱人商量，决定让她来京治疗。我当时在全国最好的医院工作，觉得母亲得的是个小病，没有治不好的。但母亲怕花钱，坚决不来。我做了几次思想工作也说不通，后来爱人亲自给她打电话，她才决定来。姐姐说，母亲其实是怕影响我的生活。
母亲是和弟弟一起来的。那时我虽然结了婚，在北京还没有房子，爱人住在她们的集体宿舍。我对同宿舍的同事讲了我母亲要来，他就搬到别的屋去住了。母亲和弟弟，还有我，就住在有两张高低床的单身宿舍里，我们像往日在乡间那样说着话，拉着家常。母亲很高兴，她最盼望的场景就是这样的，没想到在北京终于实现了。
起先是在医院做些检查，我们都以为没事。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要住院手术，是宫颈癌。母亲在妇产科住了几天，身体有一项指标一直很低，怎么也上不去，所以不能手术。我劝她别急，听医生的，慢慢来。母亲高兴了，她觉得好像没事，对治病有强烈的信心。这从她开始戒烟可以看得出来。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便看到母亲抽烟。那时乡间抽烟的女人很多，对此我也没有感到什么奇怪。等上了小学，看到母亲抽烟招致同学们的笑话，我感到面子上受了伤害，回家便劝母亲不要抽了。母亲只是不语，烟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老实说，这时看到母亲每天烟雾萦绕，心里有些讨厌的感觉。可故乡的传统，是小孩甭管大人的事，母亲是大人，我自然也就不敢多说。
后来上了中学，知道了烟草对人身体健康的种种危害，看到母亲还在吞云吐雾，就再次劝母亲戒烟。母亲抽的烟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都是我们当地最便宜的那种，什么红花牌、山羊牌等，六七分钱一包，家家农户抽的牌子大致差不多。贵一点的都舍不得买，可一年累积起来，对于我们山区的农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听到母亲抽烟不停地咳嗽，有时身体急剧地抖动，我们坚决反对她再抽烟了。
母亲也心疼钱，却始终戒不了。有一天，她给我们讲她为什么学会了抽烟的故事。原来，母亲十五岁多的时候，正是国家号召大修水库之时，家家户户年满十六岁的都要到工地上干活。那时男女干活别无二致，母亲虽然年纪轻轻，可不得不在工地上像一个成年男人一样，挖土、挑土、推车、打炮眼，一天下来，累得走不动，腰也直不起来。而只要工头发现有人站着休息一会儿，都按偷懒处理，一天也不算工分。但工地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抽烟的人，都可以直起腰来，站着把一根烟抽完。
母亲本来是不抽烟的，还特别怕呛。有一次，她实在是累得坚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血，于是就直起腰来站了那么一会儿。工头发现后，不但没计她一天的工分，还加大了她的劳动任务。母亲哭了，再也不敢伸腰。而工地的劳作实在是让她受不了，有时一收工她就倒下了。与她同龄的女子还累死了一个。这时有好心的成年妇女看不下去，便劝母亲她们：“孩子，不要和命过不去，学会抽烟吧，抽根烟也许能救你们的命。”
母亲那一拨年轻的姑娘为了活命，就这样学会了抽烟。我不知道十五岁的母亲她们当时抽烟是什么感觉，要知道那时的乡村还很封建。但在那样的环境，没有一个人觉得女孩子们抽烟是奇怪的。于是母亲她们靠着香烟，熬过了她们人生中最艰难的青春季节。
母亲讲完后我沉默了。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再反对母亲抽烟了。我那时还想，等以后有钱，就让母亲抽些好烟。
那之后又许多年过去，我们已经长大，母亲抽烟把手指都染黄了。我看着白发一天天地在她头上缠绕，看着母亲一天天地消瘦，听到母亲在深夜中的咳嗽，又不想母亲再抽了。母亲此时也不想再抽，可就是戒不了。往往是戒了几天，又旧瘾复发。一个人的习惯其实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此我毕业后开始把工资的一部分寄回家时，总是在汇款单的留言中这样写：不要再抽那些劣质的烟了，一定要买好点的抽。
母亲当然舍不得。她还是买当地那些最便宜的烟抽，一天最少也得一包两包的。我们回去探家，在给母亲买礼物时往往也选择香烟，尽量拣好的买。可母亲却把它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着待客。这时母亲由于家里家外操劳过度，已明显地瘦了下去。我说：“戒了吧。”母亲只是笑。她说：“哪有那么容易啊！都快五十年了吧。”
这次，母亲来医院治病，是她第一次进城。来到首都北京她害怕了，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生怕人多丢了。当我把中华、玉溪等名烟摆在母亲面前说：“这次你终于可以抽上好烟了。”母亲点了一根中华说：“就是不一样，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
但住院后，得知自己的病是肝硬化时，母亲的脸就愁云密布了。医生是熟人，他说：“你要想活得长一点，必须把烟戒了。”母亲听后，心情一下子低落下来。她不但得了肝硬化，还有了腹水。医生说：“这种病特别难治，保肝吧，到啥程度是啥程度。”我听后感到特别难受，心里总像有什么东西堵着，那些天也打不起精神。母亲过去生活苦，等到现在可以享福了，她却又老了。母亲看到我们脸上写满愁容，她安慰我们说：“这是命。”
没想到，在母亲住院的那一个月里，她居然创造了一个人生奇迹，竟然把烟给戒了！我弟弟后来对我说，母亲看到他在抽烟，也特别想抽，有时甚至从他的嘴里把烟抢了过去，但母亲抽了一口，又把烟还给了他。母亲说：“不抽了，我还想活长一点，替你们抱孙子呢！”
我和弟弟听到这话，感到心酸。我握住母亲那发黄的、长满了老茧和布满了皱纹的手，转过身去，一股泪水已涔涔而下。作为儿子，我多么希望母亲的生活，幸福万年长啊。
可天公不作美。母亲又住了好几天院还打了许多血红蛋白后，血小板还是升不上来。这样来来回回大约折腾了一个月，最后医生诊断说，是肝癌伴肝腹水。医生对我说：“手术做不了了，晚期了。宫颈癌是转移发现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与弟弟都蒙了。于是，我们将母亲转到了肝胆外科，还想奇迹发生。那时每天都要输一瓶白蛋白。当母亲听护士说一瓶白蛋白要几百块钱时，马上就急了。她趁我们不在时，悄悄问医生一共花了多少钱。医生说已经花了一万五千多块——而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六百多块！母亲吓了一跳，当即要求出院。医生也希望她出院，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并且医生还规定，母亲不能吃盐。
母亲说：“一个人吃饭吃菜，没有盐一点味道也没有，一点力气也没有。”
我们听了很难受，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母亲坚决要求出院。办完手续后，我和爱人带她到北京几个地方玩。母亲见到了天安门，见到了故宫，见到了毛主席的水晶棺，她说自己这一生满足了。
母亲和弟弟离开，是临时动议的。他们没有与我商量，而且当天没有买到软卧，最后是坐硬座走的。直到上了车，我弟弟才打电话告诉我。我听后一边责怪我弟弟，一边流眼泪。从此，只要我坐火车，坐在卧铺上，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
母亲回去后，先是遵照医生的要求，不吃盐，身体好像好了一些。但最后，母亲还是忍不住，吃了一点盐，腹水又有了。姐姐说，母亲慢慢地瘦下去了。
那一年，北京刚好遇上“非典”。我在单位是“抗非”人员之一，天天加班写材料。从姐姐和弟弟嘴里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时，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许多的往事，跑回来敲我的门，好像要把逝去的日子找回来。但是，找回来的只有眼泪，只有无穷无尽的伤痛与悲哀。
当眼泪终于掉下来的时刻，我一直觉得愧对母亲，特别是她后来病得卧床不起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受了一辈子苦的她，总是那样无声而又孤单地面对命运。命运没有给她一个公平的回复，因此她的一生就那样拥抱了所有的伤痛。
我最为内疚的，还是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了独自离家出走。更过分的，是我一直没有告诉她我究竟到了哪里，在干什么。整整近五年的时光啊，他乡的风风雨雨，辛酸委屈，母亲都不知道。在大山里，她无尽的思念变成了一个人深夜时的眼泪。而那时我为了功名在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开始了长期的孤军奋战。为了证明自己，我在年轻时那样轻易地选择了别离。尽管那时没有一丝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却总是相信，美好的事物一定存在于他乡。对于母亲，我觉得对她的爱就是证明自己，用成功来抚慰她的伤痕。如果不是弟弟后来出事，我想母亲也许会少了些对我的思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把一生的希望全寄托在我的身上。而当她终于病倒，天天需要吃药打针，生命渐渐衰微下去，我却无能为力。此时，我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不得不加班加点写各种文章，用挣来的稿费供她吃药。
当“非典”终于控制住，我从北京回去看她时，母亲已经躺在床上。那时她已不再像往日那样对我谈起往事与家常，她呆呆地坐在床头，身子瘦得只剩下骨头。有时她拉着我的手，却什么也不说，有时她只是呆呆地看我一眼，迅速地把眼帘低下去。从母亲的眼里，我知道她不想死，我们也不愿她死，但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她的头上，仿佛要她把家里的一切苦难一个人全部承受下来。也许生活无所谓公与不公，我不明白，善良而又富有智慧的她，在有条不紊地安顿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同时，为什么上苍就不给她一个平安的机会。一夜之间，从她的身上，从我的身上，从我姐姐和弟弟以及父亲等家人的身上，我仿佛读懂了命运。我晓得了命运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完全没有道理，完全没有章法，完全没有原则，随随便便地安排了生活的一切。记忆之门訇然顿开，于是我想起了小时候，每天夜里醒来，母亲还在纳鞋底，还在哼着赶走瞌睡的小曲，更多的是三更半夜中，被她凄苦的哭声惊醒。那时候，虽然我还小，却明白了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不可测的东西在左右着我们，在安排着一切。有些人一辈子一帆风顺，衣食无忧；而有的人，从出生起便注定了受苦受难，注定了悲悲戚戚。于母亲一生而言，沉重的劳作压在了她的身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悲哀，都是她一个人默默地忍受。如果没有她，我相信我们的家庭早就沉入水底，我相信我们的命运也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永远生活在困苦之中而无声无息。虽然家里穷，母亲却说：“伢呀，穷人不识字好伤心，一定要读书！”于是即使没有钱，即使母亲很爱面子，她也硬着头皮把我送到学校里去，对着老师说一声“对不起”，说能不能让娃先把书读着，学费有了马上送还。母亲领着我上学的情形，至今仍是我梦醒后落泪的原因之一。
在老家的那些日子，当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痛苦地翻身时，我脑子里过电影一般地闪现母亲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因此这些东西后来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长大后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吃亏，学会了脚踏实地。我最对不住母亲的是，在她还健康的时候，我没有如愿考上大学，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年落榜对她的打击。在我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听说下着那么大的雨，她跑到外面的山沟里捡树上散落的木籽卖。为了获得区区的几块钱，她常常被雨打得全身湿透。而我弟弟出事的时候，我考上了军校，却由于怕淘汰没有告诉她，那时我们都音讯全无，她只有天天跑到山沟里哭。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因此所有的委屈与无奈，都在那哭声中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身心。那时，她在村子里低着头走路，倔强地支撑着，在困难与困境面前，却又显得那样坚强。后来，随着我们的奋斗，随着我在城里安家，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从来没有主动向我伸手，从来不说家中的困难，从来不说那些怕我们在外担心的事。每次我给家里钱时，母亲总是显出愧疚的样子，好像为拖了我的后腿而感到不安。每每讲起过去时，母亲总认为没有帮过我什么，为我在外“做过贱人”而一脸的愧疚之色。其实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我肯定读不了书，读不了书肯定也不会改变命运。而在那失学严重的乡下，即使母亲不让我读书，我也不能责怪她什么。因为整个故乡都是那样，一代又一代读不起书的比比皆是，至今如此，把我撒在故乡的人们中间，可以说毫不起眼。乡下人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命运，除了自我奋斗，除了个人的努力，我们很难摆脱现实的束缚，很难不走入苦难的樊篱。现在，每当无数的兄弟姐妹在过了春节跑到外面打工时，我在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同情的时候，就对母亲当初没有钱也送我去读书而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激。无论我在学校的考试曾多么令她失望，她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她相信命运，苦难的生活在没有希望时她变得越来越相信命运。因此，当我在一次又一次让她失望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不要怕失败，实在不行了就回来种田。“多少人在种田啊！你要是不行了就回来！”母亲每次越是这样说，我便越是惭愧，因此也更加努力。在我没有考上的时候，哪怕她打我一个耳光我也会好受些，但她总是反过来安慰我。
